数字经济：内涵与路径

数字金融不是简单的P2P（点对点网络借款）等互联网金融模式，而是人类发展到数字经济阶段所产生的，它不仅是传统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还包括应用数字技术对传统金融基础理论的延展，是对工业社会所形成的整套金融秩序的数字化再思考。

为此，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数字金融本质上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结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的金融认知是和产业革命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工业相关产业快速发展，随着制造速度的加快，需要更大量和快速的资金流动，但当时社会存在的服务于慢节奏农业生产体系的钱庄根本满足不了工业企业的需要。于是，以苏格兰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开始在1770年前后出现，并极大地促进了工业企业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工业科技高速发展，证券市场逐渐成熟，企业融资发展需求越来越迫切，为进一步加速企业融资，出现了投资银行这种新的金融业态。摩根大通、高盛等投资银行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的上市进程，形成了优质企业与社会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电子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新技术企业得到空前重视，这些企业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性，传统银行和投行都很难满足它们的金融需要，于是出现了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私募基金等金融形式。这些模式通过不同风险偏好资金的汇集，分担了创业企业的高风险，推动了电子信息时代的大发展。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数字技术开始改变存续百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秩序，人类开始进入数据要素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产品的基本形态、企业盈利的方式以及产业组织的模式。产业生态中的数据确权、透明、穿透，改变了传统金融中的信用、杠杆、风险的内涵，并急需一种基于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产业生态的金融模式，也就是我们讲的数字金融。

需要注意的是，每次工业革命产生的新金融概念绝不会简单否定原来的金融概念。比如，投行所带来的直接融资、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并没有替代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最初形成的基本原则一直得到延续，但是在原有银行体系外增加了一个直接金融体系，弥补了间接金融的不足，形成了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并存的新秩序。再如，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风投并没有改变商业银行的规则，当然也没有改变传统的上市公司资本市场融资的规则，而是在这些规则基础上，建立了能够包容技术企业更高风险的新规则体系。这样即使一家企业三年、五年都是亏损的，也能够上市，形成巨额的增值。所以，每一次的金融创新一定不是以否定旧有的金融形式为前提的，银行在经营存贷业务时要遵循《巴塞尔协议》；虽然没有针对传统资本市场的专门协议，但资本市场也建立了大量新规则；创投、风投也通过多年实践，形成了自己的规则体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金融模式本身是从不同角度服务实体经济的，是从不同时代的技术出发，完善对发展实体经济的杠杆计算、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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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数字金融同样不是对前面三种金融服务模式的否定，并不是有了数字金融就不需要商业银行的基本规则了。这是前几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陷入的一个误区：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需要而单独发展。那么，从实体经济出发，数字时代最需要补充的金融体系是什么？从全球的实践中不难发现，现有的金融体系难以服务缺乏主体信用的广大中小微企业。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小企业数量、规模都不是很大的时候，社会只要解决好主体企业的金融需要，就可以稳定发展；而数字时代中小微企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任何一个产业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忽视它们的金融需要，将会动摇整个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各国政府、金融机构都在力图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是成效都不太明显。也就是说，第四次工业革命要补上的金融短板，就是如何用数字技术发展数字金融，满足中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这是对以主体信用为核心的传统金融理论体系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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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还原论到系统论：东西方哲学中的数字逻辑

2500年前，西方的毕达哥拉斯以“万物皆数”为基础，开始了对自然规律的揭示；而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东方哲学家老子、孔子以人的“德行”为开始，力图发现人类社会的系统性规律。于是我们看到，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西方社会的发展大多源于对自然认知的不断细化，是一种近似于“分解”的思维模式，而东方社会的发展却围绕人和社会自身，是一种“系统”的思维模式。

（一）西方哲学指导下的工业革命

如前所述，到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彻底颠覆了封建时代的农耕文明，由古希腊哲学逐渐衍生出的欧洲逻辑主义哲学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成为工业文明的指导。在工业时代，借助于机器，人类似乎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此时西方哲学思想的应用达到了顶峰。

进入21世纪，人类开始进入网络文明阶段，互联网的诞生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世界存在的意义在于人自身而不是机器。当我们将“人”用互联网连接起来时，人类社会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群居形态——“社交网络”，并在这种社会组织模式中，孕育出了在工业时代从来没有的生产力和创造力。

在这样的“人的网络”的基础上，诞生了以谷歌、脸书（Facebook，已更名为Meta）、爱彼迎、微信、天猫等为代表的新经济业态，而由于人群的改变，传承百年的传统工业经济也面临巨大挑战。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指导这些新经济发展的已经不再是原来西方哲学的“分解”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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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换一个维度重新审视人类文明进程的指导思想。

（二）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思维

从工业思维上看，效率就是一切，集中居住、谋求方便、分工协作即基础。于是，在西方严谨的逻辑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分工模式下，出现了GE（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等大批以精细化制造与分工明确闻名的企业。在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寻找到了最适合的生长土壤。

然而，时至今日，GE不仅被那些具有互联网基因的老牌科技公司如微软、苹果、谷歌甩在了身后，更是被2004年才上线的脸书以及来自中国的后起之秀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超越。

不得不承认，统治世界多年的西方工业文明，正遭受来自互联网的挑战。理论上讲，工业时代遵循的是生产型规模经济理论，即通过增加产量降低单位产品的价格，从而获取更大利润。而在互联网时代，经济发展所遵循的不仅是供给方的规模经济效应，还应该充分考虑信息互联之后的需求方规模效应。

当人类被社交网络连接为一个整体的时候，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需求可以在社交网络上轻易聚集，从而出现了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效应。在这一经济模式中，产品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一件传统的工业品不仅要具有物质功能，还要有其文化和信息内涵、具有连接的属性。也就是说，企业每卖出一件产品，所带来的收益不只是这件商品的销售收入，还包括产品的互联以及购买产品的人的互联所带来的附加价值。

在西方工业文明背景下，企业内部的逻辑分工是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协作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对外则是绝对竞争的关系，是零和博弈，市场中的“二八效应”决定了只有行业寡头才能够实现价值最大化。但“互联网+”的实质则是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的深度融合，进而深刻而持续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面——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和消费方式，重塑传统产业，创新经济模式，引导人类进入真正的数字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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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工业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能发现，后者取代前者是一种必然：工业时代，我们更关注的是物质生产，是商品的物质属性，这就使得传统的工业商业模式注重的是如何传输商品、怎样满足大家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于是产量便成为工业生产的最大目的。

不过，这种生产—销售关系是单边的，在信息传播不畅、需求简单直接的时候，这种单边关系可以促进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但到了信息产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单边经济效益显然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三）数字思维与东方哲学的融合

时至今日，数字经济大潮中的参与者追求的是降低边际成本、拓展多边连接，以获得更高的边际收益。尤其在今天，全世界都开始考虑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属性，并以文化、社群的方式加以体现。这是因为以信息为载体的文化更适合于网络传播，因此如何促进信息高效率、可信流动就变成了企业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

早期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让零售从线下转到了线上，让信息传播从实体空间转到了网络空间，这一阶段的数字经济发展受益最大的行业是信息聚合平台，传统产业中的物流业也得到了大发展。但现在，人类积累了海量数据，依托于这些数据的文化与思想可以在数字空间中低成本传输，这样需求的自我扩散能力就会变得非常强。企业的经营将不再单纯以销售产品为目的，而是借助产品的数字属性，把需求方连成网络，并借助于这种需求网络规模效益，一方面提升服务市场的效率，另一方面不断创新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满足海量需求，并形成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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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数字经济思维的核心，不是一种商业模式，更不是一次产业革命，而是一种创造和满足市场数字需求的过程，是市场的“形”与“神”的有机结合，契合了中国《易传》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一物两体”“分一为二，合二以一”的观点。

通俗来说，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并不是数字技术和传统产业的简单叠加，而是利用数字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数字市场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用数字思维引领人类产业的创新发展。数字思维代表了新社会形态下对世界的再认识，即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数字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社会经济系统的各个领域，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数字经济刚开始起步，未来存在着发展的不确定性。但长期来看，数字思维对经济基础如何重塑和促进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指导当下和未来社会的发展，以及如何有效利用数字思维来创新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型、构建创新型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已经远远超越了“技术”的范畴，上升到了思想领域，变成了哲学命题。

与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德国的“工业4.0”相比，中国所倡导的数字经济与它们有着共同的技术特质，但同时又拥有独一无二的中国哲学智慧，因此拥有更高的指导意义和更丰富的内涵。因为继承了五千年源远流长的系统哲学思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的指引、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领域的建设经验，所以中国必将能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数字思维、创造数字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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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经济的新思维：面向二维人群的发展模式

在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富论》《资本论》等一系列伟大的著作，在理论制高点上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从而使人类走出了文明更迭时的迷茫。时至今日，我们又一次面临着文明更迭，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基础转变更是历史上从未遇到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数字文明下的人类社会？数字文明下的数字经济有什么基本特征？

（一）网状人群：数字经济的社会基础

数字化时代，当人群开始向数字空间（Cyber space）聚集时，人类文明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方法、社会的治理模式，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和归纳，数字经济理论体系正呼之欲出。

1.从物理聚集到网络聚集

首先从规模上看，数字经济时代人类聚集的规模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随着网络渗入每个个体的日常行为之中，人类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转而可以在数字空间中聚集在一起。随着这个聚集规模不断扩大、影响深度不断加深，人群形成了一种新的聚集形态：虚拟社会（VirtualSociety）。虚拟社会中的人群聚集规模是工业时代无法比拟的。比如，2019年，微信的活跃用户数就已经超过10亿，脸书的活跃用户数超过15亿，WhatsApp（瓦次普）的活跃用户数超过15亿，淘宝的活跃用户数超过10亿。这些用户就如同生活在同一座现实城市中的人，生活在同一个网络空间里，用一种不同于城市生活的方式沟通、交易、学习、成长，从而在这个空间中形成新的文化、新的共同价值取向、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等。于是，新的市场在虚拟社会中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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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树状结构到网状结构

工业社会中工业分工的扩大，使人群逐渐演化出了一种职能化、层级化的树状结构，这种结构在工业生产的分工协作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随着社交网络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网状结构（见图2-1）。区块链等点到点（P2P）计算技术的应用，更使得在数字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有了一定的技术保障。尤其对年轻群体来说，他们就是在物理和数字两个空间中成长起来的，更习惯于数字空间里面的新特征。当社会主流人群逐渐习惯了数字空间中的网状结构后，以下两个效应就会出现。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一是六度效应。六度效应是基于哈佛大学心理系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教授在1967年提出的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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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ion）理论，是数字空间内的一种传播效应。米尔格拉姆教授提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如果人类社会在数字空间里面形成的网状人群已经足够大、信息传递的成本足够低，那么从网上任何一点出发，信息通过最多六次传播，就可以覆盖到网络上所有节点，这就是信息传播在网状人群中的六度效应。这种信息传播的方式不同于工业时代针对树状人群结构的传播模式，面向树状人群结构最有效的传播方式是广播、电视等公共媒体，它们借助机器的力量，实现对人群的快速覆盖，是截至工业时代人类最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但成本相对比较高昂。针对网状人群，六度效应可以依靠人的力量在网络上形成自传播，一旦网络人群的自组织信息成本足够低、可信度足够高，这种传播将会以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方式达成人群共识，也就是依靠数字口碑效应实现人群的共性认知，也可以说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市场营销渠道。

二是挤出效应。在数字空间的网状人群结构中，每一个节点都有自己周边的子网络，因此每个节点都更倾向于相信自己邻近节点所传递来的信息，而对于间隔较远的节点信息吸收有限。至于来自网络外部的信息，也就是传统公共媒体所发出的信息，虽然仍然会广覆盖到很多节点，但因为节点信息来源变得多元化，公共媒体对它的影响力变弱。我们把这种网状人群对网络之外的信息输入依赖降低的现象称作挤出效应。一方面，挤出效应对传统媒体行业提出了挑战，要求媒体宣传必须同时重视大规模覆盖和六度传播。现在大量传统媒体走融媒体的道路，就是主动适应这种变化的表现。另一方面，挤出效应为数字市场建立提供了机遇，也就是加速了人类社会市场建立模式的变革，因此要善于利用信息传播的新特性低成本建立高可信的市场。

随着人类在网络空间里的聚集规模不断扩大、聚集形式日益多元化，人类已经开始从最初在网络上的自然聚集，逐渐走向在数字空间中的规范聚集，数字空间随着治理结构的完善，正在变成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将不只是聚集于以城乡为主体的实体空间之中，还开始聚集于以网络社区（游戏、论坛、兴趣组等）为主体的数字空间中，并形成了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人与人之间的二维（实体+数字）关系网络，这种二维的人群关系以及由此演化出的数字消费、数字化生产关系，是孕育未来数字经济的重要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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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消费：数字经济的根本推动力

与工业时代相比，网状人群的消费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已经不是仅满足于实体商品的消费，而是更多地关注数字技术和基于数据的数字服务类的消费。这些消费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从人类数字经济迄今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数字消费已经开始逐渐成为社会总体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消费是指消费市场针对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内涵而发生的消费。随着数据成为新要素，生产单一的工业品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消费市场的需要，无论是2B（面向企业）还是2C（面向用户），都需要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备数字内涵、文化内涵。当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被赋予这些数字特性之后，就可以充分利用数据要素来改变其消费方式，而这些数字消费方式会给市场注入新的活力，给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与工业时代的消费不同，数字消费产生了如下变化。

一是从功能型消费到数据型消费。随着消费者逐渐习惯对数据的消费，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不仅要具有某些物理功能，更要具备基于数据的服务功能。数据使得产品服务的能力在不断延展、便利性在逐渐增加，因而无论是企业还是民众都开始愿意为产品所提供的数据能力买单，从而形成了大量与数据相关的消费市场。

二是从一次性消费到持续性消费。产品的数字化创新提高了产品与客户交互的频次和黏度，从而与客户形成了基于数据和连接的持续性服务模式。以互联网电视为例，客户不再只是一次性购买电视机，而是为联网的各种内容持续性付费。这种持续性消费模式改变了传统企业基于产品的商业模式，是传统企业必须重点考虑的数字化转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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