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信息社会理论

(第三版)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ird Edition)

〔英〕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著

曹晋 梁静 李哲 曹茂 译

D

未名社科·新闻媒介与信息社会译丛

Routledge Francis Group

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坚持从梳理资本主义的历史脉络中洞察信息社会的本质，借助勾勒贝尔、吉登斯、哈贝马斯、卡斯特等重要信息社会理论家的论述优劣，敏锐揭示了信息社会成为当下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展示出商业文明覆盖全球的所向披靡之势，而政治压力与商业、技术迷思经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整合，严重削弱了公共服务与民主基础。

Theories ormation Society (Third Editi

定价：26.00元

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Theorie Informa (Third Ed

[英〕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 著

曹晋 梁静 李哲 曹茂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522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英)韦伯斯特(Webster，F.)著；曹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未名社科·新闻媒介与信息社会译丛)ISBN 978-7-301-18955-9

I. ①信…Ⅱ.①韦…②曹…Ⅲ.①信息化社会一理论研究ⅣV.①G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2377号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3rd Edition/by Frank Webster/ISNB:0-415-40633-1 Copyright © 2006 by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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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著作责任者：〔英〕弗兰克·韦伯斯特著曹晋梁静李哲曹茂译

责任编辑：卢旖旎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8955-9/C·067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电子信箱：ss@pup.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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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者：河北滦县鑫华书刊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2.75 印张 352 千字2011年6月第1版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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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丛总序

笔者一直渴望梳理出美国传播研究的知识地图，以便为选修硕士课程《大众传播与当代社会》的学生准备必读文献。但在翻阅若干美国传播研究文献之后，甚感困惑，因为处于绝对优势的实证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和笔者课程设计的媒介社会学路径相去甚远。在疑虑重重之际，幸获李金铨教授的教诲，他多次推荐了不同于实证传统的若于传播研究论著，本套译丛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诞生的。数年之后，笔者仍然对李教授的引路感念至深，而且对他关于译丛所选著作的社会学论述的赞誉和他对美国传播研究的评论记忆犹新。他认为前者的遗憾之处是缺少国际视野；而后者则在积极为行政与市场的权力机制提供合理化阐释中陷入了统计技术的泥淖，研究旨趣和社会脉络脱节，缺少社会批判与弱势关怀(李金铨，2004：8一12)。

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提出的“媒介场域”(media field)概念为中心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新范式引领了媒介社会学的典范研究。①同时，在西方学术界，“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基本分析范畴，也成为传播研究讨论大众传播产业与传播制度中建构社会权力关系的三个轴心，对深入探索阶级、社会性别与种族等范畴的权力关系如何镶嵌在媒介机构和媒介产品中，以及受众收讯的物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进程甚有助益(曹晋，2008)。这大大有别于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中增进社会控制的行政导向(administrative orientation)研究和扩大媒介影响消费效果的市场导向(marketing orientation)研究。本土媒介社会学的研究也应该由更加广阔的，交织着国家、阶级、社会性别、城乡、区域、公民、性存在等范畴的权力等级关系的分析的研究路径来建构中国媒介制度、媒介产业与媒介技术领域的社会学研究理论。因此，本套译丛乃抛砖引玉之举，仅仅是我们认识国际传播学界成果的一个步骤，并不是研究目的所在。作为本土传播学的研究者，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回到中国的社会情境来提炼本土的媒介社会学理论。但笔者以为了解国际传播学界的多种图貌是追求上述建树的必要之旅，因为其对建构中国自己的东方社会情境中的媒介社会学理论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① 本套译丛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曹晋主持的“复旦大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创新基地全球媒介化社会研究”项目和上海市2007届“曙光”计划项目的系列成果之一，也作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国际出版研究中心系列读本和硕士课程“大众传播与当代社会”的配套阅读资料。

尽管甘斯(Herbert J. Gans)、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的论著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作品，但时至今日，其经典的洞见与其开创的研究方法仍然为学者们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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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① 1994 年 3 月，皮埃尔·布尔迪厄和他的合作者 Alain Accardo、Patrick Cham-pagne、Rémi Lenoir、Dominique Marchetti 及 Louis Pinto 编写的以“新闻的影响”为题的“社会科学研究”专集，发展了一种以“媒介场域”(mediafield)概念为中心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新范式，其中心论点是面对经济场域已然增强的影响和渗透性，新闻的自主(autonomous)性减弱了。新闻媒介，作为统治权力的代言人(agent)，正在削弱其他文化生产领域的自主性(autonomy)，因此也损害了科学知识生产和艺术创新的最佳社会条件(罗德尼·本森文，韩纲译，2003)。布尔迪厄两年后出版的《关于电视》(法文原著出版于1996年，简体中文版许均翻译，2000)与上述研究保持一致的内在逻辑；该书作为媒介社会学的新范式，深刻地揭示了新闻生产如何被高度的商业化所侵蚀。作者敏锐地感悟到，伴随西方媒体机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的彻底私有化，新闻场域的生产过程与市场竞争、商业利润密切纠葛。因此，布尔迪厄认为，一个传播机构的“内部自主性”与广告的进账或是国家补助的多寡成反比关系；换句话说，传播机构愈是依赖于政府的补助与广告代理商所提供的广告收益，其内在自主化的程度就愈低(参见舒嘉兴，2001:18)。

笔者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邀，遵循学术前辈的文献阅读路径，组织了“新闻媒介与信息社会译丛”，译丛所收书目是理解西方新闻生产和信息社会的基础研究。甘斯所著《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是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实地调查研究，李立峰学者的译本导读对该书的原创价值有丰富的钩沉，笔者不再赘述，仅借用莫斯可在其《传播政治经济学》(Mosco，1996)中的评论来深刻解读甘斯论著的光芒和局限性。莫斯可认为，塔克曼(Tuchman，1978)、费什曼(Fishman，1980)和甘斯(Gans,1979)等人的著作考察了官僚主义控制的系统如何经营管理复杂的生产过程，特别是新闻生产过程。他们的研究阐释了那些简化的机械流程，包括突发新闻如何报道、繁琐的分工、程式化的特写文章等等，说明新闻机构运用大量的组织计划和预先处理，通过机械流程来收集、整理并发布新闻与信息。这项研究对政治经济学很重要，它强调的是劳动过程，用丰富的经验性细节描述了有助于建构生产过程的社会一技术进程。然而，这类研究虽然涉及政治和经济因素对新闻过程的影响，却没有把它们纳入理论中进行探讨；研究者们更喜欢以官僚机构和组织为基础建立理论框架，强调的是抽象的行政上的需要和职能(Mosco,1996)。

舒德森的《发掘新闻》原本是想成为论述新闻行业历史和专业意识形态发端的案例研究，但其围绕新闻的客观性问题所展开的论述却成为全书的核心思考。可以说，他在探索新闻客观性的生产机制。作者认为，在当代各专业、行业将知识和权威正规化的过程中，客观性是一种主导性理念。该书绪论部分指出：“显然同其他专业一样，新闻业对客观性的信念不仅关乎我们应信赖何种知识，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观，关乎我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应遵从何种标准。它同时还是一种政治承诺，指导人们应该选择哪些人来评判我们的言行。评判者的选择是由社会机制来决定的。通常认为，有两种社会控制机制在不同领域内保障着客观性。第一是高级教育和职业培训，用科学知识和客观的态度，使受教育者放下个人的喜好和情绪。比如，医学培训能使医生冷静超然，从而可以面对一般人无法面对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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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学生在培训中要区别法律’问题(通常是技术性的)和道德’问题(通常在法律教育和法律实践之外)。第二种社会控制的基本形式是与公众绝缘。科技语言、行话术语等等就是这样的一种绝缘机制。其他的还有制度性的机制。譬如，法律学者认为法庭能比立法机构更加客观，因为从体制上来看，法官比议员要更加远离选举政治的压力。这样一来，自主的专业团体就保证了业内客观性的存在，因为它摆脱了市场和大众意愿的束缚，而独立的职业个体通过业内培训，也不会受自身价值取向的影响。”(中译本第5—6页)舒德森发现新闻的客观性与上述原则相违背，记者也不掌握高深的技术和语言。报纸直接依赖市场生存，直接面对着民意取向，新闻业无法与大众绝缘。新闻业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法律界和医学界确保客观性的种种条件，那为什么客观性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不干脆放弃对客观性的追求？作者没有一味纠结于关于新闻客观性的论辩，而是将重点放在对现代新闻机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互动关系的阐释之中。关于新闻从业者之所以如此信奉客观性，尾声的总结如是：“一方面是因为想要这样做、必须这样做；另一方面，在大众深深怀疑和无所适从的情况下，他们需要一种逃避。托马斯·曼(ThomasMann)曾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就为什么’、目的何在’等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席话不得不让人正视。当然，客观性作为一种理想，在过去，乃至今天，都常被用来作为权力的掩饰，有时甚至是用不诚实的方式去掩饰。但客观性的根源并没有那么肤浅，它不是用来为权威、特权提供掩饰，而是用来遮掩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中译本第145页)。

大卫·克罗图(David Croteau)与威廉·霍伊尼斯(WilliamHoynes)的著作《媒介·社会》以作者建立的“媒介与社会世界的模型”为基本框架，分析了媒介产业、媒介内容、媒介技术、积极的受众以及媒介外的社会世界诸多要素之间的关联，为我们勾勒出媒介与社会世界关系的生动图景。该书共分为十章：第一部分以作者所构建的“媒介与社会世界”模型为基础(第一章)；第二部分以“新闻生产的视角”考察经济、政治和组织性因素对媒介决策和产品的影响(第二、三、四章)；第三部分侧重于讨论媒介产品的内容以及媒介是如何表现社会世界的(第五、六章)；第四部分描述了受众与媒介的关系，研究了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方式和人类活动对媒介的解读及运用(第七、八章)；第五部分则将重点转向媒介技术的作用，研究了在不同的媒介形式推动下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技术间的交互作用(第九章);最后探究大众媒介全球化的本质及可能的结果(第十章)。《媒介·社会》以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大众媒介，高屋建瓴，尤其强调大众媒介与社会因素的关系中的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不失为一本综合性的基础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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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Webster)的《信息社会理论》的英文第一版曾经由台湾的冯建三教授翻译为中文(繁体版，《资讯社会理论》，台湾远流，1999)。韦伯斯特发现，当下社会中所有与创意产业相关的生意人、管理人员、软件工程师和媒体创作者等等，都被视为信息社会的核心。在大众对信息的持续关注的过程中，分析家的注意力已逐渐从科技转移到人的身上，这种转变鼓励韦伯斯特修订出《信息社会理论》的第三版。为了细察人们对信息的共同关注，韦氏关注了不同学者对信息内涵大相径庭的定义与论证。而为了研究有关信息社会的各种图景，该书细察了现代世界中几种对于信息概念的主要理解方式。之后，该书每章集中讨论一个特定的理论和它突出的代表人物，并根据另一种理论分析和经验观察来评估它的优点与不足。当中有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概念；在后工业社会中，贝尔特别强调信息的重要性(第三章)。接着，读者会了解到主张社会正从福特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的论点，这些思想家也认为在这个过渡过程中产生了信息，同时也必须依靠信息才能取得成功(第四章)。读者还会接触到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理论，他提出了“信息资本主义”操纵着“网络社会”这个有影响力的观点(第五章)。除此以外，读者还能读到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观点。前者主张，先进的资本主义必须依靠对信息的控制(第六章)；后者则认为，随着信息的整合，“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正在不断被削弱(第七章)。另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现代化自反性”论述，他聚焦于信息所发挥的监督和控制功能(第八章)。最后，该书为读者介绍了吉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论点，他们两位都特别关注现代的符号爆炸(第九章)：韦伯斯特确信现代全球化经济象征着资本主义行为方式的蔓延和发展，见证着市场机制的增加、私人而不是公共财产的膨胀、收益性成为各种组织存在的理由、工资劳动的出现以及支付能力支配着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等现象。简而言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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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于其中的“全球网络社会”延续(有人喜欢用“转变”)着长久以来的资本主义原则(第十章)。韦伯斯特不主张运用测量的方法来统计信息社会，而是强调那些以历史发展解释信息化趋势的理论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信息在现今世界的意义。因为“一方面，他们抵制了用人为的测量方法观察信息社会和信息本身。另一方面，虽然这些思想家承认信息科技、信息流通和信息网络等在量上出现了巨大的增长，但是他们厌恶这些去社会化的孤立的概念，他们喜欢回到现实社会中寻找解释。利用大量的历史知识，他们能够准确地定位信息膨胀的意义，辨析出每种信息都有一个确定的起源和背景：这种类型的信息是为了某个目的，为吸引拥有某种共同兴趣的群体而设的”(第十章)。韦伯斯特坚持从梳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中考察信息社会的本质，他敏锐地洞察到全球化使我们所说的“商业文明”(business civilisation)压倒性地覆盖全世界，全球化使美国成为引领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同质化意味着世界上其余的国家必须接受美国化，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全球推进正是捍卫了美国霸权世界范围内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赫伯特·席勒提出的“我们能够对信息做什么？”的问题，就能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需求上，使我们认识到全球化资本主义需要利用广告、信息与通讯科技、公司计划和有效销售等手段。

的确，迈入21世纪，西方传媒产业的彻底商业化、去管制化、集中化不是被削弱，而是更加剧烈。詹森(Jansen，2002)发现，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结构性变化，在西方已有长期的酝酿过程，且在近二十年中明显加速，已经被新保守主义理论视为向后工业主义的转变，被左派视为向后福特主义的前进，被所有意识形态阶层中的许多人视为信息或后现代时代的来临。她还指出：从新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将这种资本扩张中的转变描述为牵涉到一种他称之为“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新布局(Harvey，1989:123)，它“以消费行为中地理流动性和快速变化引发的更具弹性的劳动过程及市场为特征”。在这种布局中，对准确及时的信息和即时的数据分析能力的把握变成了高价值商品。科学知识的价值上升了，对信息流和“流行品味、大众文化传播工具的控制……成为竞争中的致命武器”(Harvey，1989：160，quoted fromJansen,2002:170)。詹森又引雅克·安塔里（Jacques Attali)指出：“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单一意识形态的市场，生命被围绕着普通消费需求加以安排，不管这些需求是否可以得到满足。”(Attali,1992)在这种崭新的后工业，或者后福特世界秩序中，政治候选人、立场和节目就像音乐影带、华夫饼干模子和去头屑香波那样被推向市场(Jans-en，2002:180)。也就是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营造的世界秩序中，处于新全球市场结构中的新闻和超市商品一样被推向全球意识形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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