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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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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出三个主要原因推导出弹性专殊化的诞生。首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初，劳动力不稳定的状态鼓励公司分散它们的生产活动，比如，增加它们的转包合同并从公司内部生产脱离出来，此一转变刺激了那些技术成熟的小型公司发展。这些小型的公司通常是由大公司重建，被置换出来的人力另行计划而创建的，它们渴求工作、先进技术和适应性。其次，市场需求明显地变化了，消费者的口味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这为那些小众的高质量的细分市场提供了机会，在那些细分市场中，弹性专殊化有更好的适应性。最后，新技术让小型公司更具竞争力，因为经济规模的优势削弱了，而由于现代电脑的灵活性，技术型的机构开始最大化它们的多功能性。除此以外，新技术通过合适的程序会变得更具延展性，它能马上为那些发展迅速的小型企业提高竞争优势和固有技术升级，因为这些新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恢复了人力操控”(Piore and Sabel,1984，p.261)。

这是对弹性专殊化理论的简要概括，在某些版本中，弹性专殊化与日本的看板(kanban)系统(准时制，just-in-time)和全面质量检验相一致。本书就弹性专殊化的两个主要层面来论述。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有关弹性专殊化的各种不同观点。布雷弗曼·哈里(HarryBraverman，1974)曾经提出，资本主义的进步导致了劳动力技能的逐步丧失。虽然哈里的论点在过去很流行，但相当多的学者也驳斥他的观点，现在许多思想家反其道而论称弹性专殊化已经来临，这是一个以提升职员技能为重点的时代。在英国，支持弹性专业主义的思想家，包括经济学家约翰·艾金森(John Atkin-son，1984)，他早期的研究显示政治和商业领导者急需弹性的劳动力以应对竞争压力和经济衰退，“弹性公司”正好适应了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Atkinson and Meager，1986)；还有保罗·赫斯特(PaulHirst)和乔纳森·菜特林(Jonathan Zeitlin)等人，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指出，只要人们接受“互相合作”与“互相协调”的生产模式，并且劳动者和雇主之间存在着必要的“最小限度信任”(p.447)，弹性专殊化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在大西洋以外的地方也有许多相应的代表人物，如激进的批评家弗雷德·布洛克(FredBlock，1990)，他发现“后工业机会”会带来“更高的技术水平”(p. 103);还有哈佛商学院的肖沙娜·朱伯夫(Soshana Zuboff)，他提出“意义深远的再技能化(reskilling)”(p.57)会得到不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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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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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要阐释信息在弹性专殊化中的关键作用。信息作用的一个面向是生产工作，正如许多论著集中论述的一样，信息传播科技是弹性的表达形式和促进者。新科技是“智能的”，因为它们聚合了大量复杂的信息。操纵程序是它们的基本构成而不是它们执行的任何特殊功能。因此，输入的信息决定了新科技的弹性和工作能力。比如，具有成本效益的小批量生产运转、专用化生产和制造程序的迅速变化。此外，信息元素也为劳动过程提供了弹性，为了操纵信息，劳动力必须掌握多种技能和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因此，劳动也变得更具弹性了(劳动本身也促进了信息的作用)。在以前，雇主只需要掌握一整套生活管理方案，而在信息科技时代，当新科技出现时(甚至程序改编)，雇主必须尽快地更新自己的技能。这种“信息广度”(Block，1990，p.96)意味着，按照信息作业的要求，雇员必须定期地进行训练和再训练。

信息的另一个关键作用源于对编程技术的深度依赖。为了应付操作中不可避免的短暂中断，机器生产需要工人全面掌握系统的信息/知识。因而，信息科技不仅激发了例行的工人再培训，而且它还需要工人了解内部的工作原理。正是如此，生产工人成为一定程度上的信息工作者。如果用拉里·赫希霍恩(Larry Hirschhorn,1984)的术语表示，生产工人是“后工业工人”，他们“必须调查和理解完整的生产过程以处理那些不可预知的错误”(p.2)。在车间中的信息科技就是“后工业科技”(p.15)，它减少了大量的体力劳动需求和枯燥的装配工作，但同时它需要“更高的流动性和警惕性以应付不完善和不连续的控制科技”。因此，“教育训练必须创建起来，使工人更好地应对不可预知的系统错误”，这需要一个对系统整体的全面理解和“准备与学习”的持续过程。此种境遇里，我们可以预见“工人性质的转变，从生产过程的被控制元件，变成操作控制元件，进而执行操纵整个组织系统”(pp.72—73)。因此，工人成为“受教育劳动力”的一部分(Block and Hirschhorn，1979，p. 369)，由信息科技驱使走上一条“流动、弹性的生活道路”(p.379)。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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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更鼓舞人心的是弹性专殊化还激励职员参与到工作设计当中。计算机化生产提供了“反馈线路”和“自动化控制的回馈”(Hirshhorn，1984，p.40)，这使他(她)只要用恰当步骤改编程序就能运行程序。在此，工人对信息十分敏感，通过先进科技的帮助，他们清楚整个生产流程且能够快捷地改进整个系统，这就是肖沙娜·朱伯夫所说的自反性(reflexivity)，其源于工人在工作中运用信息传播科技，而她相信，信息化(informating)过程将激发“智力技能”(intellec-tive skill).

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尔里(1994)对自反性能力推崇备至，将其提升到新的高度，他们对信息传播科技的重视转移到信息本身，并对工作领域作了更广阔的思考而不仅仅局限于生产过程。在他们看来，我们生活在“自反性积累(reflexive accumulation)”的时代，经济活动以雇员(和雇主)日渐提高的自我监控意识为前提。经济活动不仅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功效顺应消费者和市场的需求，还能迅速地开展技术革新。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占据着中心地位，因为至关紧要的反思进程，其构成元件就是信息，反思本身实际上是以连续监控程序、产品和销量为基础，持续地进行决策和改进。

另外，现在的物品生产中注入了琳琅满目的符号，以至于设计(design)元素成为制造过程的核心；同时，以符号为基础的工作得到了爆炸性的扩张(比如文化产业)。拉什和厄里(1994)表示，上述变化同样出现在汽车制造业(在汽车业中，大量的革新主要针对设计进行而不是追求狭义的技术改进)，但设计元素渗透最深的还是在音乐产业、电视节目制作、出版等快速发展的文化产业，信息浸透在这些工作的每一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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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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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时髦”的服装和家居制造业，还是在旅游和娱乐领域，各种职业渐渐以“设计强度(design intensity)”作为其信息层面的标志。为了反对工作是程序化生产的观点，拉什和厄里强调即使是商品生产也受到了其他事物的影响。比如，产品生产中融合了文化的主题(经过“唯美化”的文化主题)，甚至在生产关系中也进入了新的元素，大学里的风气和道德精神不断被灌输到IT产业等前沿领域。

斯科特·拉什(2002)把这种趋势定位于从“制造逻辑”转变到“信息逻辑”的广阔背景之中，“信息逻辑”提高了不可预知性，围绕着知识密集改革而转动的不稳定经济周期和不安全的文化环境迫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组织”的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提供假情报的信息社会”中，它以剧变和短暂为特征。我们所做的事情都缺乏固定性，一切瞬息万变，马上会受到信息刺激或者破坏。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工作可以有两种形式：新科技可以进入车间，那么熟练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以Hir-schhorn的方式)，或者新技术绕过车间发展，那么它的功能就会被“专业管理人员”所取得(p.122)，比如发明经常在高科技和先进的生产者或者消费者服务业中出现。拉什设想在这个环境中会出现的两种社会选择，传统文化是“平淡地带(tamezones)”，因为它一直保持着合理的秩序，在生活方式上一直保持着传统的观点。但是当我们紧抓着传统文化，工业生产能力的衰减让我们进入“死亡地带(deadzones)”，导致社会不能适应信息经济的需要，失业率一直高居不下。在另一个极端，拉什察觉到了“活跃地带(live zones)”，在那里，知识密集型经济和创意性工作兴旺发达，而且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文化“平淡地带”的建立(例如，保守的律师、会计师从郡迁移到伦敦市)。拉什还看到，“活跃地带”在商业上是活跃的，其沉浸在各种信息活动中，比如流行、音乐和媒体，并采用激进的文化观点，因此人们可以生活在充满创新和挑战的“疯狂地带(wild zone)”(它们作为主要城市伦敦的一部分而建立起来，比如卡姆登和伊思林顿)。但是，有人会以一些分裂而好斗的“疯狂地带”为反例推翻此观点。这些“疯狂地带”的经济并不发达，随着公共价值和行为规范体制的崩溃，这里的工作不仅收入低而且不稳定。在当今新兴的世界中，无论将要出现的文化形式如何，最好的前景必然是出现在拥有“弹性专殊化”的高技能信息行业中。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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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关系

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1991)的著作曾经提出，“符号分析者(symbolic analysts)”成为经济的主要驱动者、把改革与弹性专殊化相联系的组织者。赖克认为，那些在信息时代思考、分析和计划的“符号分析者”依赖于工作方式的改进，工作方式不能只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合作层级，而是要立足于“地球网络”之中。该观点受益于其他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比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本书在下一章节介绍他。

学者们论战的焦点集中于工作日渐是一种横向关系而不是纵向关系。在福特主义时代中，大多数人几年来一直在同一个公司工作，并为挤进更高的阶级而努力，而对他们忠诚的回报就是每年一度的年终奖和工作生涯结束后的养老保险金。然而，在今天，为了节俭开支(信息传播科技允许他们这样做)和提高竞争力，公司已经削减了许多组织等级。但公司这样做之前，必须先授权给一个人，让他带领和发动改革(同时也能提高市场竞争优势)，而此人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高级技能，但通常与他的官僚政治才能并不相关。他们的忠诚并不是指向公司(为了追求效率和竞争力，对忠诚的要求已经降到最低了)，而是对他们进行的项目负责。他们的身份显示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他们最大的驱动力是奖金，而不是年终薪水奖或者离开公司后的补贴。

此外，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他们十分依赖于可能远隔千山万水的同事网络，只要他们有“网络”相互联系，他们共事也就游刃有余。在现在的世界，弹性已经成为竞争优势的必备条件。虽然公司不能为信息专家提供一个长期的基地，但他们不仅能够迅速地行动而且拥有辉煌的成就，而且这一系列成功的项目换来了比钱更珍贵的骄人记录。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一个高级软件工程师、学术研究员和记者的工作实践，那么我们对此就能一目了然。这些人最先考虑的不是效忠于某个公司、大学或者报社，而是对同行的尊重，他们主要考虑的是某款软件的运行，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或者故事报道，他们会定期吸收个人网络中的专家意见。此类雇员定期地对自己进行再培训，从同行中学习并渴望寻求新的项目，他们从一个项目跳到另一个项目，简直易如反掌。简而言之，他们是最超群的弹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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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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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专殊化的理念，以及所谓未来工作将会倾向于信息密集型，并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平的说法，往往引人入胜。坚持不懈、勤奋学习的工人开创了有卓越信誉的“弹性”形象，更吸引人的是，我们可以从文化产业中识别出专业化的职员，这些专业人士热切地留意着新的“想法”和“潮流”，以便随时充电，他们一直用自反性的方式处理信息，同时依赖持续的创新寻找细分的市场。自助书籍的作者、旅行导游、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的合约制作商、管理部门的咨询者都属于这种类型，此类从业者让我们回想起清教徒运动的道德规范，金钱奖励或许并不能激励他们(Himanen,2001)。

然而，“弹性专殊化”的理论也遭遇若干抨击。主要集中于下述几个方面：第一，有一部分“弹性专殊化”的提倡者，不顾外界的强烈反对，明显带有科技决定论的烙印。比如赫希霍恩之类的学者，他对电脑自动化的强调，令人觉得此说有传统可循，他的假定在于先进的科技带来高级的技能需求。在赫希霍恩的观点中，“工业科技”是“跨文化的”，它不可避免地“以雷同的模式无处不在地塑造社会生活”，而这一切都会被“后工业科技”破坏(和解放)，“后工业科技”让生活变得更富弹性。

第二，“弹性专殊化”作为批量生产的对立，在某些方面与占支配地位的大型公司组织背道而驰。因此，出于多重原因，令我们对“弹性专殊化”产生质疑。首先，本书之前也提到，“弹性专殊化”低估了大型公司的弹性，它们能够成功地引入新的工作模式和新科技，这些新元素同时促进着生产多样化和产品模块化，一方面允许重要产品的分化生产，而另一方面则继续批量生产。如迈克尔·萨贝尔(Michael Sabel，1982)也承认：“现存的福特主义企业只要不牺牲根本的运行原则，仍能够适应变化着的需求”(p.194)。大型汽车制造公司的案例证实了这种可能性；例如日产(Nissan)，它在新德里建立了新的弹性生产计划，可是它的生产关系依旧保持不变，对下属劳工依然实施严密的监控(Garrahan andStewart，1992)。此外，耐克的研究表明，耐克70%的运动鞋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制造，其生产依旧是彻底的福特主义形式，但它的组织和销售，也就是鞋子生产过程中核心的信息工作和“增值”方式，则集中在美国。基思·格林特(KeithGrint，1991)认为，将变化概念化为如此彻底的区别是不明智的作为，其糊涂之处犹如把弹性与批量生产对立起来一样。而事实可能是，“我们现在…不是用另一种生产方式代替一种生产方式，而是平行而并列的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市场同时发展起来”(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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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反对观点是，不管我们是否能找到证实弹性专殊化的确切证据，批量生产依旧在先进的经济模式中保持支配性地位。因此，所有有关市场变革的意见在经验观察上都不能立足。不过仍有学者坚持，弹性的说法，了无新意，因为在资本主义公司成立之初，弹性就已经成为其特征了(Pollert，1988，pp.45—46)。在19世纪，许多专门的公司针对市场某部分的需求而建立，但没有人觉得这种状态是被迫形成的，直到晚近，也没有人非说服装业和玩具制造商(cf.Mayhew，1971)就是证明弹性专殊化的最好例子。

与上述批判弹性专殊化相关的说法——当支持者们积极推崇弹性专殊化时，它可以被解释为“劳动区隔”(segmentedlabour)的再现。也就是说，弹性专殊化不仅对于那些自信、熟练且具有才华的工人来说是十分关键的元素，对于那些脆弱(因此更弹性）的“边陲(peripheral)”人员，也就是兼职工人或者短期合约的临时工来说，弹性专殊化也同样重要(Gordon et al.，1982)。在近几年，“边陲”人群不断增长，虽然没有人确切知道此趋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是他们早已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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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反对意见是，后福特主义显示出自发性、强适应性和劳动力的易处理性等特征，但是在现今社会，工作的任期并没有减少。虽然有相当多的道听途说证明“临时”员工和短期合约的存在，但是更多的系统数据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人的实际工作任期都在增加(Bowers and Martin,2000)。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在某段时期习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也可能他们正在某个特定组织内晋升。公平地说，弹性专殊化的理论夸大了事实，记者(似乎很少工作保障)和学术企业家把他们个人的经验扩大到广阔的社会去理解。

最后，安娜·波勒特（AnnaPollert)对弹性专殊化理论给予了猛烈回击，她批评“弹性”理论的含糊不清与包罗万象的特征。当弹性专殊化被拆解为不同成分(如工作、技能、时间和生产的弹性)，以便易于验证时，弹性专殊化就会失去力量和创新，黯然失色了。

结论

本章以冗长的篇幅回顾了从福特主义转型到后福特主义经济积累体制的理论和有关批量生产让位于弹性专殊化的相关论点。笔者难以对此论争作一总结，若于论点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论点并不直接慷慨陈词，开门见山地明确表明我们究竟是经历着一个系统的变更，或是既有资本主义关系的延伸。

非常清晰的是我们应该质疑那些鼓吹我们的社会关系已经历了突变的观点。资本主义连续性的特征明确地揭示了此一言论的错误市场标准的优先性、商品生产、劳动力工资、私人所有权和企业组织依然流行，甚至与过去的形式仍有着联系。不过，从资本主义是经济构成和社会安排的动力前提出发，毋庸置疑，二战以后，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如工作组织的新形式、职业模式的变化等等。但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这些变化就代表着系统的断裂，如奴隶制被封建主义所取代，显然后面这些转变都比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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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意义深远得多。

先把这个限制条件放一边，笔者以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组合的几个主要变化应该记录在案：

一、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遭遇严重的经济衰退，促使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建构，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剧变和动荡。

二、全球化的进程在各种层面上持续和加速进行，让公司不能以过去的方式继续发展。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全球化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三、在这个时期，跨国公司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扩展着自己的规模、范围和影响，它们成为全球经济的最主要参与者。

这些发展的融合促成了资本主义活动的关键变革，不仅是自身变化的速度加快，它还鼓励更弹性的生产、销售和一定程度上的消费战略。而信息是掌控这些发展以及自身变化的轴心，无论是在工厂和办公室，还是在跨国公司的运行中，信息都占据着绝对核心的地位。

信息可能不会引发这些变化，但毫无疑问，信息在维持资本主义利益和资本主义活动适应性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信息的核心贡献如下所述：

一、信息流通是全球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尤其是在那些金融和服务网络中，信息流通就更为重要了，因为这些网络联系紧密，而且支持着散布全球的活动。

二、信息在跨国公司的管理和控制中处于核心地位，无论是在公司内部还是外部都是重中之重。

三、信息对“全球化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或者可以称为全球地方化(glocalisation)的出现中尤为紧要，这就是国际和地方事务与利益得以紧密联系和管理的原因所在。

四、计算机化的普遍深入和信息密集型公司的显著增加，使得信息在工作实践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组织、计划、活动的实施都需要专门的信息专家，赖克的“符号分析者”的活动对社会活动的其他方面影响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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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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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第五章

从1996年到1998 年，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论著——《信息时代》(The Information Age)。作为卡斯特长达25年研究的集大成者，《信息时代》对当代社会科学家的思想影响卓越，该书堪称巨著。《信息时代》三部曲被译成20多种语言，在原书刚出版后不久，就出现了修订本，并重印了多次。就在世的对当代社会特质进行思考的思想家而言，卡斯特无疑是一位学术旗手。他经常在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报纸上也有他的高见。卡斯特这部一千多页的三部曲，对信息在当代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最全面深人的分析。实际上，《信息时代》的出版，使得一些评论家把卡斯特与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等人相提并论。笔者认同这种评价，因为在所有关于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和主要动力的论述中，卡斯特的作品的确最富有启发性和想象力，且相当严谨。如果我们尝试去了解信息的角色和特性(这必然涉及努力去理解社会生活的主要推动力)及其如何介入变化和正在加速的变化本身，那么曼纽尔·卡斯特的作品非读不可。

卡斯特1942年出生于巴塞罗那的一个佛朗科(Francoist)家庭。作为一名左翼激进分子，他在20岁的时候逃离了佛朗科的独裁统治，开始了流亡生涯。他去了巴黎，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巴黎大学那充满动乱的南特尔校区(NanterreCampus)任教，期间，涉足了1968年的学生运动。1972年，他出版了一本富有革新精神和影响力的教科书—《城市问题：一种马克思主义路径》(The Urban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此书受到了当时盛行的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结构马克思主义(struc-turalMarxism)的熏陶。1979年，卡斯特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城市和地区规划与社会学教授，他在此教书育人20年。近来，他搬回了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Catalonia)的开放大学(OpenUni-versity)担任教授，与此同时他在美国西海岸的南加州大学和东海岸的麻省理工学院兼职。他尤其热衷旅行，从俄罗斯到新加坡，从台湾地区到智利，他在世界上将近20所大学中荣获访问教授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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