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301189559" library_document_id: "09704571-8786-4559-8834-09ba7e197fc0" source_sha256: "fe7e8ef26783d5d6874aac769ea590d12b8493265d22b6029ce65fcd7d371497"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409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23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9704571-8786-4559-8834-09ba7e197fc0?start=23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9704571-8786-4559-8834-09ba7e197fc0.md?start=23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9704571-8786-4559-8834-09ba7e197fc0.md?start=22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9704571-8786-4559-8834-09ba7e197fc0.md?start=240&limit=10" --- # 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30 | PRINTED_PAGE=214 公共领域和信息变革 上文简要追溯了哈贝马斯的论著，特别洞察了作者对公共领域力量消长的阐述。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承认哈贝马斯也受到了批评(Johnson，2001)。部分学者对其诠释保持强烈的反对意见，质疑哈贝马斯为了阐明公共理念而采用的史料编纂法(historiogra-phy)的适当性：有些学者反对他研究中所隐含的“大衰落”(grandfall);另一些学者则质问公共领域是不是真正存在过(Schudson，1992)。另外，还有学者指出哈贝马斯把妇女排斥于历史的公共领域之外(Lander，1995)，且对号召工人阶级群体为了争取它们的代表权而进行斗争的“平民的公共领域”(plebeian public sphere,Keane，1991)只字不提。此外，也有学者指责他在阐述维持公共领域的专业人士群体的私人利益时，似乎避重就轻，但哈氏对此谴责避而不谈(Callhoun，1992)。另外，作者强调理性对于公共领域的运行非常重要，许多学者也质疑理性的地位，下文将涉猎此争论。 尽管存在种种局限性，公共领域的理念还是阐明了信息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强劲有力的功能与醒目之图景(Curran，1991，p. 33)。公共舆论形成于公开辩论的竞技场，若是从此前提看问题，那么是否可以达成公共舆论真正在透明的辩论中提炼而成，则关键要仰赖信息的质量、可获得性和传播途径等因素。开门见山地说，可靠而充分的信息会促进健全的讨论的发生，而有所保留、误导的信息，甚至于污染过的信息，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决定有失公正、辩论无力。正因为如此，一些评论家们，最引人注目的是尼古拉斯·伽汉姆，都把公共领域理念作为探究信息领域发生变化的途径之一。他们利用哈贝马斯的概念评估以往存在什么类型的信息，如何发生转型，其间交织何种权力关系达成转型。 214 信息社会理论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31 | PRINTED_PAGE=215 更具体地说，对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的探索来自于公共领域概念的引入。第一个问题围绕公共服务机构如BBC和图书馆网络。相关学者认为，上述机构的信息职能正在遭到剥夺，或者说尚不彻底的剥蚀，尤其是(国家)的市场导向和组织化运作力图改变它们的公共属性。第二个问题涉及人们对信息商品化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深度关切，这也是第六章所讨论的批判理论家们所挂怀的重要主题。一旦信息成为交易商品且可牟利，评论家们便预料到了公共领域将深受信息商业化的侵蚀，政治讨论质量和参与水平必然下滑(Boggs，2000)。第三个问题论及当代的传播环境。许多评论家们认为，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当代传播环境中，信息生产和传播日渐离谱，误导与扭曲的信息铺天盖地。在此，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强调市场原则的新传播系统，唯市场利益优先，逃避现实的娱乐信息充斥媒介，罕有其他信息的流通；其次，符合赞助商、广告和公共关系的利害关系的信息得到传播；最后，政党、商业企业以及其他利益集团广泛使用信息管理，宣传之风的熏陶并制约当今的信息环境。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这几种情形。 公共服务机构 广播和电视 毋庸置疑，公共服务广播机构是英国最重要的信息机构之一，实际上它们在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如此。例如，英国广播公司是庞大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传播的神经中枢，它的信息能够到达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 公共服务广播在其日常运作中，应免受外在的政治和商业压力，甚至是观众需求而造成的压力；脱离商业运作的原则驱使；服务于普遍公众的利益，而非服务于能够支付收视费的人的利益，或者满足能够吸引广告商和赞助者的利益需要；广播电视节目理应竭力为由众多少数群体组成的公众提供品质上乘、报道全面的服务，不但满足各类群体之所需，而且不危及整个受众群体的节目生产与播放，无论是新闻、时事、戏剧或者纪录片等类型的节目。在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从业者们努力为公共服务尽力，对生产节目的动机毫不隐瞒，从政治事务到居家日常生活都能发挥作用，以引导公众为宗旨。当然，这不过是公共服务广播的理想定义。虽然BBC多年以来执著于强调公共服务，但距离理想的定义仍然任重道远。笔者以为一目了然的是如此公共广播的服务特征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描述相呼应，彼此共鸣。最值得赘笔的，或许是所谓公共媒介服务的组织要同时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操控；强调非扭曲传播的信息公共服务精神；不论收入和财富多寡，其服务应一视同仁。 第七章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21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32 | PRINTED_PAGE=216 BBC创建于20世纪初，其运作一开始就有意识地与商界保持距离，原因是当年在营运问题上，激进分子与保守分子罕见地联袂行动，不费吹灰之力就达成了共识—BBC理应属于国家性机构，脱离私人资本利益。观察家们已经目睹了美国推行自由市场，就广播电视业而言，不仅强制性售卖推销节目，而且市场混乱，如此糟糕的局势，在英国国内却产生了诡异的联手打造BBC。正如历史学家泰勒(A. J. P. Taylor,1965)所指出的，“保守党(Conservatives)崇尚权威，而工党(Labour)憎恶私有企业”(p.233)。此一联合致使双方两相情愿维护“广播电视服务应该由一家公共企业来提供，该企业作为国家利益的受托者(Trustee)，其地位和职责应该与一个公共服务部门的地位和职责相一致”(Smith，1974，p.53)。 这样，BBC“从在英国创建之初，就是议会的产物，是在国家之内的民族文化使馆”(Smith，1973，p.54)。BBC获得了垄断广播电视业的授权，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对收音机听众(后来是电视观众)征收的税金(执照费)(the licence fee)，不论听众是否愿意 BBC由议会建立以及它与商界保持距离。此一举措意义深远，该机构的操作尊重了立法委员们的呼吁，即广播电视既是娱乐的工具，也必须强调其教育功能。多年以来，这种“资讯、教育和娱乐”的精神融会贯通于BBC生产的新闻节目和为少数群体提供的音乐、文学、戏剧以及兴趣类节目，此一理念在BBC逐步得到巩固。 216 信息社会理论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33 | PRINTED_PAGE=217 上述情况并非等同于哈贝马斯的术语公共领域，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哈贝马斯论述的公共领域着重于推进“理性辩论”，BBC还未到达此一理性辩论之境界。但毫无疑问，BBC扩大了公众对超出其个人体验之外的某些议题和事件的关注。从此程度上说，不管是国外报道，还是描述英国社会中长期以来不为人知的生活报道，BBC都履行了重要的民主功能。帕迪·斯堪纳尔(PaddyScannell)和大卫·卡迪夫(David Cardiff，1991)认为，因民众视野得到拓展，导致“合理性”(reasonableness)深入人心，人们从而能够对他们所做的是何事、他们怎样生活以及他们拥有何种信仰的原因了然于胸。即使上述原因并非决然代表“理性”(因为理性暗示着“正确”的描述)，但他们却丰富了公共生活，民众的视野得以扩展，BBC还同时促进了多种群体的英国共同文化的形成。 作为议会的创造物，BBC在它的运作和理念上都受到了议会模式的深刻影响。在政治事务的再现上可见一斑，BBC对政治事务的报道整体上不逾越既有政党政治的格局(在工党和保守党之间调整的“平衡”)——偶尔在戏剧和纪录片方面稍微冒险—但至少BBC对待政治的态度严肃而审慎。也就是说，英国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始终以公共事务的告知者(informer)身份秉持自已的职责，为了达成此愿，其克服低俗廉价节目诱惑，仍然以公共事务的报道为趋向。新闻和时事类节目占据了BBC所生产的节目总量的25%，与英国的商业竞争对手相比，后者所生产的同类节目总量不足其1/2，与美国的电视网络相比，后者的新闻时事节目就更屈指可数了（Annan，1977)。而且，BBC的信息服务因党派内部和党派之间存在的分歧而开辟出广阔空间，游刃有余，不用担当某些政党路线的代言人，反而能提供大量的分析和广泛的政治辩论(Smith，1979，pp.1—40)。 公共服务精神之所以落地英国并扎根结果，其重要因素在于BBC 创立之初的总裁瑞斯勋爵(Lord Reith)赋予 BBC 以公信力的决定性影响。此一精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报道中声名鹊起，并且30年以来它都无可争议地作为支配性理念没有经受挑战(Briggs，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21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34 | PRINTED_PAGE=218 1985)。公共服务扎根 BBC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尽管政府一直尝试着干涉BBC的运作，但BBC却始终名副其实地与政治命令保持了距离，使自身成为一个与政府相关的机构而不是一个由政府支配的机构，如果在政府统治的机构中，广播电视媒介普遍沦落为政府政策的工具。BBC的执著追求在1926年的大罢工中发挥得淋漓尽致(Tracy，1978，pp.142—156)。无疑，公共服务的理念是广播企业在坚持政治上不偏不倚并尽可能地致力于一种准确客观的报道企业的生命之光。 克里夏·库马(Krishan Kumar，1977)认为，BBC独立于商业和政府控制乃是“秉持中间立场”以维护自主，正因此，“BBC在英国具有非常不同寻常的文化重要性”(p.234)，并且吸引了一批才俊之辈投入广播电视业，从业者普遍认同公共服务的价值观，为之鞠躬尽瘁，不屑于美国之流的在彻底商业广播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移动墙纸”(moving wallpaper)模式。“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广播系统不是被政府管制，就是被商业垄断”，但“从某些重要的方面，BBC成功地抵制了政府与商业的侵蚀”(Kumar，1977，p.234)，创造了独领风骚、与众不同的自主、组织气氛和行为模式(Burns，1977)。 此外，BBC的公共服务精神对英国的商业广播电视也有着显著的影响。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经过一些密集的游说而开播的独立电视，从一开始就浸润着公共服务理念。正如詹姆斯·卡伦(James Curran)和吉恩·瑟顿(Jean Seaton)(1988)的洞察，“BBC 以身作则成为公共服务精神的典范，公共服务的传统被新的权威机构继承”(p.179)。此精神彰显于独立电视的宪章，独立电视应竭尽全力公正无私；新闻服务部门应该正式独立于商业活动之外。独立电视所签署的合同包含如下条款：每周在黄金时段至少要放映两次30分钟的时事节目；对第四频道进行财政资助，使第四频道幸免于广告商的侵蚀而能捍卫自主的使命(第四频道服务于以往频道不曾针对的观众）。美国历史学家伯顿·保罗(BurtonPaulu）（1981)的诠释显得入木三分，从一开始，“(独立电视)权威机构的职责就是作为一个传播信息、教育和娱乐的公共服务机构，提供……电视和健全的地 218 信息社会理论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35 | PRINTED_PAGE=219 区性广播电视服务””(p. 66)。 如果说广播的公共服务角色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商业原则(由于“账本底线”的原因，廉价与通俗娱乐节目往往诱惑商业原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避开了外界压力，能够如从前那样作为公正无私、自由的信息提供者来运作，这绝对不可能做到，因为公共机构也处于商业利益支配的社会环境之中。同时，BBC(在很大程度上独立电视也是如此)是政府创立的机构，因此容易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或者政府遭遇的压力的影响。此外，BBC的员工招募也主要来自于狭隘的社会类型(牛津剑桥的文科毕业生)，他们持有先进的价值观和时代感，但难以代表多样化的英国民众。此等压力与员工结构及其职志追求的优势地位必然地制约了广播电视业的发展。 尽管来自某些左翼和右翼的批评家们讨伐广播电视是权力集团(对于左翼人士来说，权力集团指“统治阶级”；对于右翼人士来说，权力集团指半贵族化的“当权者”)的某种支配渠道，但我们不能人云亦云、信口雌黄。虽然广播电视独立的特征已转型，但其拥有独立于商业和政治的自主权，此自主权是多年奋斗之成果。在瑞斯早期的领导下，BBC远离政府官员，对商界不屑一顾，但该机构精英当道，运营相当专制化。当时的公共服务就是播放管理者们认为有价值的节目，如今看来已相当过时。从本质上说，这些管理者们所持有的哲学不过是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信条“在世最好的知识和思想”①。在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中，公共服务的空间包容胆识过人或是偶尔的激进冒险与嘲讽，而组织的独立性依然得到维护。在修·格林(Hugh Greene)爵士的管理任期(Tracey，1983)，伴随英国经济繁荣、电视机数量增加，BBC每年都可以通过收取额外的许可费来充实财力，政治氛围相对包容、宽松，公共服务得到充分发挥，BBC不时播放富有挑战性和革新精神的节目，令受众的体验耳目一新，但又倍感忐忑不安。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219 ① 考虑到雷斯为老公司“强辩到底”，我们意识到管理工作赋予我们持续贡献与累积智识、增加社群道德幸福的职责。我们已经广播体系化的、日渐增加的善的音乐；我们已发展为孩子与成人的教育课程；我们也广播基督教且尝试反映我们信仰的必要的公民与文化成分的、取得共识的基督伦理精神；我们也致力排除那些可能直接或间接有害的事情……我们试图建立公共服务的传统，且力图以最大努力来奉献服务人文的广播电视节目。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36 | PRINTED_PAGE=220 时光流转，我们现在有可能去追溯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概念变迁（Briggs，1985)。强调家长制责任作为早期瑞斯执政的模式(Rei-thian mode)已经被专业主义精神(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理应生产充满智慧的思考、品质上乘的公正无私、情趣盎然并富有挑战性的节目)逐渐取代了。正如我们所见，虽然专业伦理对当今的节目制作者们来说非常重要，但其并没有为从业者提供一种公共广播电视的哲学，以至于BBC笃守专业志向的业界人士难以对外界的强烈抨击应对自如。此外，以一种后见之明，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依赖(至少是部分依赖)如此假设：并非多样，但至少潜在地统一受众。自20世纪年代末以来，不论好坏，受众的分化相当清晰，很难定论什么是“一般社会大众”，广播电视从业者们对此也心存悬疑、举棋不定(到底谁是公共服务广播与之打交道的受众？谁不是？)。由此，批评家们对广播电视的抨击易如反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变化更为深远。例如，BBC2的前任总经理以及第四频道即将离职的负责人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Jackson，2001)竟然认为，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公共服务性电视犹如“一种多余的伏都教(voodoo)……丧失了所有的目的和意义”。原因在于现在的观众今非昔比，不容易教化了，他们在当今的“多样化的文化”(versatile culture)中变得更加善于讽刺(i-ronic)和更加互动。最重要的是，杰克逊觉察后现代文化的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派节目如今成为主流，从而粉碎了公共服务广播“家长式作风的”的设想，即存在着所有观众都应该拥有的电视节目类型。 笔者会在下文中深人回顾上述变化的各个方面，但在此我想强调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尽管对此概念的解释并非一成不变—但至少其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理念有一点融合。首先，广播电视机构担当独立于政府和商业以及采取公正无私立场的责任，并且受众能够无限制地观看和收听节目。这个原则的核心是信息应该充分地向公众公开，从而有助于公众对纷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了然于 信息社会理论 22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37 | PRINTED_PAGE=221 胸，世事洞明。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们在英国(同时世界其他地方也不乏公共服务精神的其他版本)经历了一种所谓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危机”(稍微有些过分和夸大)。许多人认为此一危机可以通过削弱广播电视的公共领域功能而得以解决。对抗这个危机需要从政治和经济两个阵线开战。一方面，广播电视从业者们遭受猛烈抨击，被认为是新的特权阶级，享受政府支持的自鸣得意的精英分子，一群“左派分子”，动辄叫嚷保护大众(以一种反市场的意识形态、居高临下的方式来训斥公众)，然而，他们对谁都不负责任，无论政府，还是私有资本，甚至是缴纳执照费支持了BBC的运作的受众。另一方面，一些经济上的批评声称BBC恣意挥霍了公共资金，从来不对贡献资金的纳税人公开财务支出。此类批评主张“消费者”有主权，即他们应该可以“自由选择”想要观看的节目(Barnett and Curry，1994)。 各路对BBC的批评和攻击合流，导致其预算减少。还有许多外来力量(他们抱怨BBC的“偏见”和不称职)干预其运营，市场原则逐步渗透进机构内部。当然，隐藏于深处的市场狂热席卷广播电视行业，而市场在近一段时期是一个如此重要的特征。所以，伴随司空见惯的“竞争”和“选择”(自由化和解除管制)以及“私有化”(停止政府资助，赞同私人股权)等市场挂帅的辞令呼啸而至，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已经遭遇市场利润优先的旋风而江河日下。 虽然BBC处于时代风云变化的前沿焦点，但英国商业电视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前所述，英国的独立电视履行了公共服务的要求，尤其体现为新闻和时事节目的类型、质量和播放时间的结构安排。传统上，这些节目在黄金时段播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晚间新闻节目《10点新闻》(News at Ten)。为了不妨碍吸引眼球的大众化的电视节目，比如电影、肥皂剧以及游戏秀等节目的播放，《10点新闻》只好让路，移到后一个时段播放了，不过，后因竞争激烈，该节目又回到黄金时段播放。 另一个损害公共广播电视的措施来自于公共服务广播机构被新的节目传输方式，尤其人造卫星以及有线电视服务所侵蚀。鲁伯特·默多克的天空电视台以及它所提供的“娱乐”(体育、电影和“家庭”节目)大餐，风头正足，完全掩盖了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机构水深火热的处境。我们无不忧虑重重，如果公共服务性频道的受众份额持续减少，那么以服务于“一般社会大众”的辞令为由去征收非自愿纳税的执照费也就是沽名钓誉了。毕竟，如果BBC的频道受众规模严重缩水，怎么能使每一个电视机拥有者都交纳非自愿性的税收去支持 BBC 呢？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22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38 | PRINTED_PAGE=222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处境的显著恶化。其他媒体的志向似乎不是告知公众，而是销售娱乐，而且他们支持市场原则的决定性转型已回天乏力。实际上，此一趋势意味着由广告或赞助支付的，或者由个人收视所支付的节目才有播放的市场。如果选择政府管制广播电视，那么意识形态的限制不言而喻；如果选择商业化运营，那么商业赞助者青睐的以娱乐为导向的产品必然泛滥荧屏，没有能力支付收视费的人则被排除在节目受众之外，毋庸置疑，政府管制或是商业化运营都会造成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衰落。 如果想辨明广播电视业发展的方向，那么一定要看看美国的情况(Barnouw，1978)，因为从一些核心的方面来说，美国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引导政府信息政策的模型。在此环境中，收视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媒体的内容，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必定难以生存。迈克尔·萃西(Michael Tracy，1998)竟然把 20世纪 80 年代描述为“公共广播电视企业的巴雪戴尔(Passchendaele)战役”(p. 192)，因为公共广播电视被新自由主义政策清扫出局。不言而喻，最终结果(Bour-dieu，1998)——肥皂剧、情节冒险剧、聊天秀、杂志新闻以及竞猜节目空前绝后地泛滥荧屏。与此同时，新闻和时事节目严重缩水(在市场化压力之下转向了“快报”和耸人听闻的题材)，提供信息娱乐、电影以及最重要的体育节目(尤其是足球)的有线电视服务迅猛扩展。 另一可展望的现实情境是广播电视业将更多地获得来自私人资金(不管是广告、赞助还是收视费或收听费)的支持，而公共资金囊中羞涩，不断压缩支持力度。此一转型导致商业标准在节目制作中的长驱直入，于是，受众规模和/或购买力(偶尔一些赞助商会支持一些有声望的项目以寻求更好的社会地位)成为首要的考量要素。节目内容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上述市场化力量的强调，往往带来娱乐导向的节目增多。与此相反，是那些“严肃的”和/或少数人关注的节目比如新闻和时事类节目(但这些节目也可能被制作得更具“娱乐性”)以及发人深省的戏剧节目的减少。 222 5 信息社会理论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39 | PRINTED_PAGE=223 从英国广播电视的历史可见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每况愈下，其公共领域角色日渐式微。虽然，未来的广播电视节目会纷纷跟风效仿美国电视那种“文化荒漠”(cultural wasteland)，但或许通过一些新的传输形式，甚至是实行订阅制，也许能够提供一些高质量的节目。鼓吹商业化的变革者们津津乐道于如《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绝望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和《六英尺下》(Six Feet Un-der)等富有革新性的节目，以此强词夺理，执意认为商业化运营可以传输高质量的节目内容。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肯定有附带条件，商业利益驱动的电视节目难免流于低俗浅薄、婆婆妈妈，那几个革新性的节目不过是特例。但是，事实上，广播电视产业可能会有小众市场，打造竭力逃避现实的冒险系列剧以及体育和电影节目为那些极少数的受众服务，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类体育和电影节目并不能有效地告知受众知识(Schudson，1991)；或者广播电视服务就局限在有支付能力的群体之中，无论是效劳于小众市场，还是服务于有钱支付的受众，这两种运营都有损公共领域的原则——无论人们收入多寡，信息服务应该一视同仁。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既然媒体要仰赖政府的财政资助，那么必然得听命于政府的发号施令，如此一来，公共财政资助的机构很容易被看作是政府的工具。正是该假设促使批评家们对公共领域理论持怀疑态度。对于许多人，尤其是那些高度警惕广播电视遭遇政治干预的批评人士来说，广播电视既能够分享政府的资助，但同时却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这等黄粱美梦简直匪夷所思。因此，反对政府资助媒体的人士于是很容易地转向支持私人资助的媒体，他们为此争辩—在当今时代，政府理应接受敏锐警觉的媒体的舆论监督，只有独立的新闻机构(不受制于政府的管制)才能够有此担当。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223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9704571-8786-4559-8834-09ba7e197fc0.md?start=24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