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301189559" library_document_id: "09704571-8786-4559-8834-09ba7e197fc0" source_sha256: "fe7e8ef26783d5d6874aac769ea590d12b8493265d22b6029ce65fcd7d371497"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409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25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9704571-8786-4559-8834-09ba7e197fc0?start=25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9704571-8786-4559-8834-09ba7e197fc0.md?start=25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9704571-8786-4559-8834-09ba7e197fc0.md?start=24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9704571-8786-4559-8834-09ba7e197fc0.md?start=260&limit=10" --- # 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0 | PRINTED_PAGE=234 休森对博物馆和美术馆长期以来所持有的原则演变为“遗产工业”(heritageindustry)的论述，与笔者追溯公共领域在广播业和图书馆领域的衰落主题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我们就此可能参照公共领域的概念来理解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变化吗？虽然我并不认为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论述这些机构是一个完整形式的公共领域(如此之多的此类机构具有排斥性、精英主义的趋向，令人望而生畏)，但在某些重要方面，我们也觉得此类机构接近公共领域理想。近来发生的一些趋势，就它们挑战公共领域的基础的程度而言，必定对在国家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中的信息获取以及能获取到的信息类型产生重要影响。 现存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包含了公共领域的关键特征： 首先，免费进馆以接受“启蒙的宫殿”熏陶(正如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创立时的宣言)长期以来都是英国博物馆和美术馆运行的轴心原则。启蒙的宫殿秉持一视同仁的理念——这些机构必须履行一些重要的文化和教育功能，因此它们必须向所有人开放，而不论贵贱贫富。 可以确定的是，许多批评者们会争论什么算是“文化”和“教育”（英国过去的皇权统治、帝国的庆典、大量的战争史、一流的肖像)，但我们不应忘记，所有这些都是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深刻启蒙运动根源(deep Enlightenment roots)，如此根基不可随便抛弃。它们强调对知识进行搜集和展示，民众从而能够通过知识洞察自身和所处情境，转而作用于生活世界。当时的大英博物馆馆长大卫·M. 威尔森(David M. Wilson)(1989)指出，在大英博物馆根据《1753年议会法案》(Act of Parliament in 1753)创立之时，他渴望囊括“所有的人类知识”(p.13)的收藏品。现在看来，他当年的抱负与热望非常荒唐愚昧，但我们不应忘记，与此热望相一致的是收藏品对所有人免费开放的原则，从而人们浏览藏品而启蒙受益。威尔森继续说：“我们的收藏品会同时向学者和外行完全开放……只有举止轻佻的访问者，才会遭到婉言拒绝”(p.69)。 其次，如果说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初期经费来源于名门贵胄，那么现在的经费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公共预算。正因为如此，收藏品才会独立于党派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之外。 234 信息社会理论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1 | PRINTED_PAGE=235 最后，博物馆和美术馆洋溢着公共服务的精神，馆长和其他工作人员秉持崇高的职业理念—为了普遍公众的利益提供和保护收藏品。需要承认此刻所说的“普遍公众”可能与日常实践中的意义有些差别，它可能作为实现雄心抱负的托词，也就是希望收集一切对“人类境况”和民族历史有价值物品的壮志宏愿。但不论此一解释是否行得通，我们不可否认不以金钱利益作为馆藏取舍的高风亮节是他们崇高的理想志向，既竭力服务于公正无私的学术研究，也陶冶大众而捍卫馆藏品质。 虽然从原则上讲，博物馆可以成为批评论辩的竞技场，但在实践中，博物馆却难以成就辩论的发生(Walsh，1992)。博物馆反而经常反映创立者们和赞助者们的阶级偏见。例如，就英国历史的图像展览而言，充斥偏见，甚至歪曲事实。此外，许多美术馆总是展示一些属于排外的“高级文化”的艺术和展品，此类展品曲高和寡，难以为一般素养者“欣赏”。正因如此，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参观者不可能是公众的代表，大英博物馆的参观者中有60%拥有大学学位或与此相当的学位，在四名博物馆和美术馆参观者中，有三名来自于最上端的三个社会阶层(A、B和C1)。 我们对上述问题也不否认，但肯定也不能做如此推断—博物馆和美术馆中除了阶级偏见之外，一无是处。阶级偏见的确存在，但博物馆的贡献远非于此。博物馆乃展示一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特别重要(很可能是核心的)方式；其通过展示我们的过去而使我们更了解自身，甚至只有通过“我们曾经如何”的暗示，我们才能够了解我们在将来的可能性。另外，马修·阿诺德所关注的“最好的知识和思想”，并不完全是特权阶级的自负。我们对什么具有“最好的”藏品资格，也许意见纷呈，难以达成共识，但对理想的追求可以确保值得普遍尊敬的高品质艺术作品得以馆藏。而且，那些大型博物馆，尽管它们刻记着特定社会背景的收藏品及其捐赠人的烙印，但展品也令参观者耳目一新，震撼心灵。总之，大型博物馆和美术馆是意义深远的教育机构，疏阔于“意识形态宣传”，许多成年人对他们童年时期的访问经历记忆犹新，甚至个人觉得如此参观体验是自己人生转折的关键。著名作家H. G. 威尔斯(H. G. Wells)出身贫寒，他在他的自传中就描述了年轻时代访问肯星顿(Kensington)及其附近的博物馆的阅历与感悟。我们只要回想2003年有550万人访问了位于南肯星顿的国家历史科学博物馆，必然会确信无数人通过访问博物馆或美术馆.既开阔了视野、探索了问题，也增进了知识。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23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2 | PRINTED_PAGE=236 如果说从我们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中可以发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某些特征，那么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来，博物馆和美术馆也遭遇威胁。最古怪的攻击来自于那些顽固的反对者们，一些激进分子和“企业”狂热者们联袂指责这些机构贵族气味浓厚，曲高和寡，这些变化可以从一些流行用语上体现出来——参观者被称为“消费者”，“企业商业计划”被日常地制定，可测量的“业绩指标”成为重中之重。另外，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经济不景气的责难促使有些人反对公共补助的理念，这意味着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预算每况愈下、捉襟见肘。 对此情况，通常的回应都包括两个方面一收取入场费以及寻求赞助。前者对于参观者有着直接影响(对展品有间接影响)，而后者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博物馆和美术馆馆长的自主权。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末期，一些国家级博物馆和美术馆开始收取入场费，比如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科学博物馆(the ScienceMuseum)、帝国战争博物馆(the Imperial War Museum)以及自然历史博物馆(theNaturalHistoryMuseum)。自从它们开始收取入场费之后，参观这些博物馆和美术馆的人数显著下降，与1980年的数据相比(当时是免费开放的），参观者人数下降了50%。与此相反，访问依旧保持免费开放原则的主要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人数却稳步上升。截至1996年，参观者总数达到670万，大英博物馆无疑依旧是大不列颠王国被访问最多的博物馆。一个人无需是社会学家，都明白访问量的下滑主要来自于穷人或者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顺便提一句，他们最迫切需要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因为贫寒处境与边缘气氛让他们感到不快)。幸运的是，经过唇枪舌剑，以及一些富有同情心的政府部长们的关键性支持，在2001年，博物馆和美术馆收取的入场费降低了。在随后的几年，英国这些重新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访问量增长了75%(Kennedy，2004)。 236 信息社会理论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3 | PRINTED_PAGE=237 赞助商们是另一个受欢迎的资金来源，以弥补来自政府资金的不足。但不幸的是，与那些现场艺术(live arts)(现场艺术获得的赞助与流向体育运动的赞助经费相比，后者数额庞大)相比，博物馆和美术馆对赞助商们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与赞助牛津艾希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的一场展览相比，支持格林德博恩(Glynde-bourne)剧院才是声望显赫。更为严重的是——赞助商们的介入从来都不是出于利他的目的，而是出于商业目的而做出支持某项展览和/或某个机构的决定。直言不讳地说，赞助是广告的翻版，“一种商业工具……赞助商希望从他们的支持中获得某种回报”(Turner，1987，p.11)。现在，企业赞助商们(最受到追捧的)的确有非常多的原因去推进它们的商业策略，而当涉及博物馆或美术馆展览的内容时，不过是“轻描淡写”，酌情应付而已。尽管如此，无论心意轻重，如此轻描淡写的应付显然地依赖于赞助商的意愿—在接受资助之后，如果赞助商们希望在展览中能够出现一些诱惑消费者的展品，那些寻求资助的人必须要精心筹划展览，以达成双方的默契（Shaw，1990)。 略微思考，就会发现此等状况相当危险，虽然渴求资金的机构往往忽略了此情此境的危险。作为一名艺术批评家，雅努茨扎克(Januszczak)对20世纪80年代赞助之风的盛行，感到义愤填膺，他直接抨击“伦敦的公共美术馆…变成了武器生产商和金融推销员们的橱窗和豪华的广告商场”(Januszczak，1986)，他观察到： 赞助商们把美术馆看成是一个相对便宜的、高级的广告牌，它们可以去美术馆漂白自己的名声。他们一般都会支持粉饰他们声望的艺术；于是，他们美名远扬，同时他们的监督审查力量也会增强。 (Januszczak,1985)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23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4 | PRINTED_PAGE=238 笔者在前文提到了入场费的引入所带来的非直接影响。本文想说明的是，对商业原则的效忠非常容易导致博物馆和美术馆与彻底商业化的企业，比如杜莎夫人蜡像馆(MadameTussaud's)争夺消费者。如果要赢得顾客的青睐，需要不断地寻找具有异国情调的、非凡的、能抓住观众注意力的展品；于是大势所趋，“娱乐秀”挺进到主要放置艺术珍品和历史遗迹的场所。当然，还存在一个区分开放展品和使艺术和文化作品琐细化的灰色地带，但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他们已看出矛盾的景观一商业博物馆的繁荣昌盛与政府资助的博物馆江河日下形成鲜明对比。 当把商业化的博物馆视作是“休闲产业”的表现时，这种矛盾便容易理解。“博物馆”洋溢着迪斯尼风格和不假思索、不具挑战性的怀旧情调(nostalgia)—精心设计的音响效果、吸引眼球的风景、吸引物(attraction)的快速改变、视频游戏、机器人、再创造的气味和符号，还有最重要的是“参与”其间的消费者，他们付费“享受”、从中找乐。罗伯特·休森(1987)认为所有这些——从蓬勃发展的商业化的向公众开放的宏伟房屋建筑到各类主题公园，比如诺丁汉(Nottingham)的“罗宾汉的传说”(Tales of Robin Hood)———都显示出了“遗产工业”的优势地位。“遗产工业”扬言要支配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领域(并且极大地延伸该领域)，向观众展示一个安逸舒适且神秘的“昔日英格兰的浓情蜜意”。 政府信息服务 我们往往误解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知识大部分都来自于那些在大学各系科中工作的学术研究者们，他们开展实地调查，并且公布调查结果。实际上，我们获得作为一个社会的我们自身的知识—关于家庭、学校教育、工作和闲暇的知识绝大多数来自于政府信息服务(Bulmer，1980)。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是通过一些二手来源，比如报纸和电视(甚至偶尔通过那些依赖于官方统计数据的学术著作)来获得大部分信息，但这并不能否认这些信息来自政府机构。 这是因为政府是能够系统地和日常地搜集和处理任何信息的唯一机构，从离婚模式到婴儿发病率，从职业转换到犯罪趋势；因为这令人生畏的任务需要大量的金钱，同样重要的是还需要一个合乎宪法的政府合法性。例如，只要想想通过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所获得的详尽而个人化的信息，你不得不叹服这个说法。此外，政府还是能够收集与一些敏感问题关联的信息的唯一机构，比如移民模式、收入和财富的分布等，所以它作为一个重要信息来源的重要性是尤为显著的。 238 信息社会理论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5 | PRINTED_PAGE=239 如果把政府视为向我们提供信息的主要机构，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种特别的需求，即此类信息必须可靠。政府向我们提供的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自身我们如何发生变化、健康模式如何分布、家庭如何组织、房屋是如何装备的等等。如果政府政策要达到有效，更重要的是，如果公民们要具备评价能力并且有意义地参与社会生活，那么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要相信他们所获得的信息。如果我们不能相信那些告诉我们预期寿命、出生率以及出生率的地区差异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如果我们不能相信教育趋势的数据，这些教育趋势包括识字水平、普通初级中学毕业文凭(GCSE，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在不同学校、地区、课堂规模上的不同通过率；如果我们不能相信失业率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想象一下，会是什么结果呢？ 由此而论，政府信息服务与公共领域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缺乏可靠的知识基础①，合乎逻辑的讨论，更不用说理性辩论，简直匪夷所思。实际上，如果缺乏充分的统计信息，很难去想象一种有意义的政治，一种超出了交换各种口号的政治。正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贯穿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已达成一致的理念——无论怎样复杂的政治商议(political deliberation)，必要前提是政府应该生产准确的、系统搜集的信息。正如前任保守党内阁大臣艾恩·吉尔默(IanGilmour)爵士所说，长期以来所持有的理念和实践是“统计的精准应该超越于政治的权术”(cited in Lawson，1989)。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那些搜集和发布这些信息的政府统计学家们所持有的公共服务伦理，即强调应该谨慎而无偏见地搜集和分析信息。也就是说，统计学家们必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并且衷心地效忠此专业价值：精确性、谨慎的方法论实践、客观性以及坚决拒绝扭曲或者隐瞒证据(Phillips，1991)。尤为重要的是“事实的管理者们”(Phillips，1988)必须让他们的守护职责超越政治党派性、政治压力以及对利润的追逐。他们还要以身作则，迅速而无条件地向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发布他们所负责的信息。克劳斯·莫瑟(ClausMoser)爵士(1980)曾担任过政府统计服务方面的负责人，他在皇家统计学会(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发表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经典的公共服务哲学：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239 ① 英国关键的组织是国际统计办公室，作为中央统计办公室与人口办公室的巨无霸，1996年其进行了人口普查。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6 | PRINTED_PAGE=240 政府统计学家掌握了大量的国家信息，他有责任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发布此类信息……由政府搜集的信息必须为人所用，并且提供必要的信息来源指南，这些信息不应因为一些秘密约束而被阻止向公众开放……这些不是一些边缘职责，而应被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不同用户群不仅对这些受到公共资助而收集和提供的信息拥有“权利”；而且，一个民主社会和开放政府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信息必须广泛地流通并如人们所愿，且为人所用。 (Moser, 1980, p.4) 最后，信息的传播因作为一项核心的公共服务，长期以来都获得了大量的补助—实际上它通常是完全独立于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以保证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公众都能够支付信息公开出版物的费用。英国著名的出版署(the Stationery Office，TSO，从前是皇家出版署[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HMSO])作为显著范例，就直接受到议会资助，它会出版一份简报以广泛发布政府信息。皇家出版署成立于1786年，在公开发布关于议会辩论、报告和立法的信息方面，闻名遐迩。直到最近，如果TSO认为“一份文件符合公共利益’，那么这就是出版它的充分理由”(Butcher，1983，p.17)。虽然大家对由什么构成“公共利益”尚存争议，但在此重要的是，如果一项信息被同意向公众发布，那么就应假定它值得获得支持，需此信息者就可以不受到严重的经济限制地使用信息。 240 5 信息社会理论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7 | PRINTED_PAGE=241 在此，并不是说政府统计服务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个公共领域，而是如此服务具有任何有意义的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比如统计上的公正、公共服务以及公众对政府信息的方便使用等原则都巩固了政府统计服务的支持性角色。但目前有两种趋势削弱了政府信息服务的上述功能，其延伸影响剥夺了公共领域本身。首先是信息的商品化趋势；另外就是政府——更一般地说是政客们——干预统计数据的倾向，从而危及服务的诚实性，由此导致“知识的政治化”(politi-cisation of knowledge,Phillips，1989)。本来统计数据长期以来都不曾作为政治论战的对象，不过，今非昔比，过去被各种政治(和其他)观点所信赖的信息数据，如今因“知识的政治化”流风所及而不可避免地令人怀疑信息的可靠性和公正性。 转变的踪迹，首先可追溯至1980年，德雷克·雷纳（DerekRayner)爵士(1981)向首相提出政府统计服务的报告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雷纳支持削减政府信息的成本(使服务和人员成本降低了25%)，并且通过信息服务来收取商业费用而不是提供公共服务，从而转嫁了公共服务的负担。雷纳的建议是：“支持统计发布的津贴必须迅速削减”，对商业机构信息服务需要“商业性地收费”，并且，“应该开发出能使公众……获取政府数据的弹性便利的方式……提供这些设施所需的成本必须通过享用服务的个人收取适当的费用来支付”(Privy Council Office，1981，Annex 2)。与此相一致，英国决定皇家出版署成为一个“贸易基金”(tradingfund)，而不再专门为议会服务的决定，此一改变促使皇家出版署的宗旨更加以市场为导向(Levitas, 1996)。 上述以市场原则考量信息的举措，其造成的结果是政府资助的削减以及向公众信息服务成本的迅速增加。正如伯纳德·本雅明(Bernard Benjamin,1988)简明指出的，“一个普遍的指责是……政府希望出版品尽可能少，但售价尽可能贵”(p.2)。或许，最著名的一次政府削减案例，即政府在运作了26年之后，于1997年终止了每年一次的《综合住户统计调查》(General Household Survey)，虽然该调查访问10000个住户，涉及从避孕到儿童照料的非常广泛的问题，提供了许多关于英国社会生活的资料，但因费用问题不得不把调查束之高阁。在那些持续公开发布统计数据的部门，政府资料的成本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趋势，即内阁部门开始向以前免费传播的信息收费。对于许多公民来说，不言而喻，获取信息的难度增大。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24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8 | PRINTED_PAGE=242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统计数据的市场化趋势并非千篇一律，它会随着政治决定的变化而改变。倘若一个人拥有一台能够接上互联网的个人电脑，那么对于他来说，通过电子途径获取政府信息便捷快速，例如 www. statistics. gov. uk就是一个获取官方信息的非常方便的入口。近期，许多行政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促进统计数据的电子可获取性，从而免费开放了大量的数据。所以《社会趋势35周年》(Social Trends 35,March 2005)在网上免费发表，虽然它的一份硬拷贝本需要41英镑。同样，这份摘要包括大量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统计数据，其过期刊物也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社会趋势35周年》提供关键信息的服务，信息领域宽泛，从老龄化的人口，到普通从业者的家庭访问、同居率、度假者们的目的地。上述信息服务是民众辩论的无价辅助，对于大部分公民来说，这些出版物的硬拷贝本价格昂贵无比，令人望而却步，但电子化途径方便民众稍微点击就可以索取—这是自1992以来一些跨越了党派界限的政治家们支持“电子政府”政策的直接结果。可以确定的是，用户需要一个网络连接以获取信息，不容否认，一些较穷的社会成员没有电脑。但是，公共图书馆为那些缺乏技术的人提供了终端，并且如果公民们希望寻找更多的生活信息，他们可以在图书馆中获得专业帮助。硬拷贝本的价格高涨，但政府统计(和更多)信息的电子可获取性是近几年来一个未被赞颂的成功故事。 虽然政府信息服务的商业化备受谴责，但第二个趋势——政府以一种危及信息诚实性的方式干预信息——却在近年来造成了许多令人沮丧的结果。我们可以说这是对公共领域的攻击，因为一些图谋不轨的部门操纵甚至是生产扭曲的信息以实现其自身目的。所以，如今统计数据已丧失公正性，堕落为政府政策的工具。对公共领域的重创，没有比这更深远的了。 242 信息社会理论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9 | PRINTED_PAGE=243 《编造事实》（Lawson，1989)的作者断言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干涉政府信息服务，波及整个信息服务系统的腐败。该书阐述第四频道的纪录片掌握了政府统计数据生产的三个阶段—委托、编撰和出版，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政治操纵的介入。新闻记者梅兰妮·菲利普斯(MelaniePhillips)揭露弊案，用功甚勤，她推论说“敏感性统计信息如今已经被操纵和滥用，这几乎是例行公事”(Phillips，1990)。就政府对官方信息干预的批评超出了撒切尔时代，一直持续，并包括1997年以来的布莱尔时代。因此，在2004年至2005年间，涌现出了许多对移民数据准确性的怀疑、关于未被检查的“避难者们”的流言、对英国的非法移民数量的胡乱猜测以及对波兰加人欧盟时波兰移民的预计数量的困惑等等。毋庸赘言，就政客们为了自身利益而掩盖真相的批评声浪，此起彼伏。 一些非正式的证据显示了公众对于官方统计数据可靠性的怀疑，由此，但凡政府信息，民众几乎不予信任。一些小报和民粹主义媒体以政治干预的例子为由，培养了质疑政府信息的风气，伪装深入洞察力的陈词滥调充斥报纸媒介—如“你不能相信他们所说的任何话”，“存在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上述司空见惯的辞令拒绝接受任何试图展示量化证据的尝试，更不用说要与收集紧要问题比如收入分布、就业以及移民模式的信息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真正困难作斗争了。对政府信息的不信任造成了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的衰竭，并严重地威胁到了公共辩论的品质(Levitas and Guy，1996)。如果把国家统计局(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ONS)看作对英国的统计数据负责的机构，担当政府臂膀的关键部门，那么民主本身的核心环节已经遭受破坏。 信息管理 讨论到此，我们已经涉猎了更加广泛的信息管理领域。对公共领域的公共服务功能的攻击，不仅侵蚀了公共领域的核心，而且信息“包装”的遍地开花也损害了公共领域。在此，我们需要开始考虑“政治化妆师”(spindoctor)、“媒体顾问”、“图像管理”以及当代政治事务中一些相关活动的粉墨登场。与此相关的是“劝服”人们的手段的爆炸性增长，这在政治活动中非常明显，不过也深入地扩展至消费领域。此外，“娱乐”产业大规模蒸蒸日上，不仅是提供娱乐的方式增多，而且“娱乐”精神扩散到一些以前排斥它的领域，如赫伯特·席勒的不屑之语—“垃圾信息”过度饱和了。在此，我们讨论的主题不外乎现代社会信息海量般增长，但其价值令人怀疑。让我们稍微深入论述此看法的几个维度。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243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9704571-8786-4559-8834-09ba7e197fc0.md?start=26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