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福特主义的经济积累体制，1945一1973

调节学派理论主张1945—1973年期间的特征—归结为“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Fordist-Keynesian)的时代，在此时期，许多相互联系的社会特征确保社会系统的总体平衡。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急剧扩张的时代，批量生产和消费都得到合理的平衡，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涉维持着社会和谐，政府福利政策支持着社会的稳定。

福特是技术生产的先驱，他以较低的成本制造商品，再以较低的价格售出以鼓励大众消费。同时他还首先支付工人(相对)高工资以刺激商品购买欲。因此，人们用他的名字命名整个系统。然而，福特的方法并不能以相同的方式适用于任何地方(Meyer，1981)。更确切地说，该术语源出于福特公司，特别是在二战后到达事业最高峰的时期，代表了其他发达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特征。与此类似，虽然凯恩斯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方针提倡政府对产业的干预以更好地管理事务，但“凯恩斯主义”在此的意义应以其典范性来理解，而不是建议不同国家的政府都用统一的方式处理国内事务。

“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时代有不少显著特征，本书将逐一讨论它们的意义。

批量生产

批量生产商品乃常规的生产方式。在诸如工程设计、电子商品和汽车等生产领域，作为当时以标准化生产为特征的产品，其制造都使用着同样的流程(流水线系统)，它们以相同的模样被批量制造(电冰箱、吸尘器、电视、衣服等等)。典型的制造车间规模都很大，处于较高水平的美国底特律福特公司拥有4万名雇员，即使是在1960年代后期的英格兰，牛津(Cowley)和伯明翰(Longbridge)的机动车车间也有大约2.5万名工人。既然各地具有经济效益的批量生产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经济力量，因此典型的工厂一般拥有几百甚至几千个工人。在英国，在1963年以前，私人制造部门整体劳动力的1/3都在一个至少有一万人以上的组织工作，超过七成的人在多于500人的公司工作(Westergaard and Resler,1975，pp. 151—152)。如此生产模式必然造就了一些以工业生产为特色的地区的形成(通常是一整座城镇或者一些特别的区域)：比如，德贝的铁路职业和劳斯莱斯工厂，肖登、柯尔贝和康塞特的钢铁工业，考文垂的摩托车和伯明翰的工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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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工人

在这个时期里，产业工人是主流的工作群体。男性蓝领工人占据工人群体的大多数，集中于制造业和采掘产业，体现出鲜明的地域和阶级成分，并对应于他们的政治联盟和政治态度。在1951年，男性体力劳动者组成英国70%的劳动力，二十年以后，它依然保持占总体的 60%(Harrison,1984，p. 381)。在 20世纪60年代初，从矿业到化学生产，大范围的工业活动覆盖了几乎60%的职业部门，但只有43%的工作属于制造业(Gershuny and Miles,1983,p. 20)。

各行各业的职员都加入工会组织，很多雇主意识到工会的力量，于是他们刻意将工会引导为制度上的管理，以控制劳动力和管理工人关系。就具体层面而言，工会的基本表述是劳资双方经过协议而达成一致的协商程序，而从高屋建瓴的层面来说，工会迈向企业主义(Middlemass,1979)，雇主代表、工会领导和政客会定期会面讨论劳工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此一浪潮登峰造极，首相和工会代表会在唐宁街10号定期召开“牛肉和三文治”会议，形成一致的社会契约。

首先，这可能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长的兴盛时期，它意味着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充分的就业。除了少量的人以外，失业人口在英国基本消失了，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英国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2%左右。其中大部分属于“摩擦性失业”，这主要说明了那些失业的人只是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去选择另一份职业，对大部分市民来说，也同时意味着社会稳定、可靠和令人充满信心。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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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消费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大众消费也成为一种常规模式，工资的(相对)提高、生活消费品的成本降低、充分的就业、分期付款业务和信用卡设备的飞速发展、广告的欲望刺激、时尚、电视或同类形式的展示和说服等因素都推动着大众消费。在1945年以后的英国，一个稍落后于美国的国家，普通的居民就能接触到过去社会缺乏甚至无法想象的生活消费品：如化妆品、个人卫生产品、时髦流行的服饰、真空吸尘器、合适的地毯、冷气机、收音机、电视和摩托车、汽车等等。到了1970年，九成的家庭拥有电视机，七成拥有冰箱，超过六成拥有洗衣机，而拥有私家车的人从1950年的230万人上升到1970年的1180 万，超过一半家庭拥有汽车(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1983，Table 15.4)。

最重要的是，大众消费依赖于工人阶级对市场商品的购买，因为他们是社会上压倒性的多数群体，构成了商品销售的最大市场。当工人阶级进入商场时，他们就证明了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Macmillan)的竞争口号—“人们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过得这么好”。他们的生活确实今非昔比，因为过去高不可及的生活消费品已经降到了大多数人可以承受的价格(主要的消费还是“牛肉和烟草”)。

除此以外，大众消费成为维持批量生产稳定发展的轴心。在这个时代，稳定而持续的大众消费是生产发展的必要基础，同时它还能保证人们的充分就业。在福特主义时代，经济的兴旺日渐取决于消费者的购买力(以及借贷和信用关系)，特别表现在汽车和大型家用电器市场上，并延伸至其他非主流市场的销售。坦白说，消费已经成为一股力量。

大众消费和批量生产之间的相互平衡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两者达到平衡时会出现一个有效的循环—持续的消费增长保证了充分的就业率，足够的工作推进了消费的膨胀。为了保证持续的发展，市场的整体规划和科学设计都必须与时俱进(每年调整汽车、新型广告工业、商场规划、折扣买卖和便捷购买方式的模式)，但最重要的是保证人们充分就业和持续的收入提高。只要消费者需求旺盛(政府定期于预以确保消费者的需求增加)，那么经济就能保持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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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和国家寡占(national oligopolies)

在这段时期内，民族国家是经济活动的场所，经济活动通常由国家垄断所支配。在工业范围内的调查表明，无论是在电器、服饰、零售还是工程制造业等任何一个领域中，每个领域都明显存在支配该领域的三到四个龙头企业。在1963年，领导英国制造业的前五名企业就占了该领域全部销售额的 60%(Westergaard and Resler,1975，p.152)。在1960年，英国制造业的百强企业完成了该领域1/3的产量，这些例子都显示了大型企业的控制力。此外，本土的公司对国内市场拥有坚定的控制力，到了1968年，英国制造业的87%产量来自于本国企业。

事后方知英国的产业雄居世界，它控制了大部分的国内市场，鲜有竞争对手可以与之抗衡，其在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市场中运作，而且不断凭借纵向和横向的兼并手段拓展市场，以最大程度地控制市场，运筹帷幄，获利满满。

计划

计划(planning)在社会运作中的必要性已获认同(Addison，1975)，福利国家的发展生动地证明了计划的重要性，而且体现为国家合理干预经济的正当性(凯恩斯政策)所得到的广泛共识。二战后，英国出现了国有化的浪潮，国家接管了大部分的能源和通讯业务，直到20世纪50年代，保守党只交出了钢铁工业的私有权，其他如煤、石油、电力等工业领域，则不分党派，均获得所有权。调节学派理论认为这种协定推动了计划在生活各领域的广泛发展，同时也会赢得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因为民众受益于政府提供的教育和医疗设施，这有利于维持福特主义系统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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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关福特主义经济积累体制的阐述涉及了太多概括性的思想，难逃评论家的诟病。比如，这一阐述把英国战后几十年的社会描述得太稳定和繁荣，低估了贫穷、冲突和经济不稳定等棘手问题的严重性。生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都觉得费解，这个时期被描述得太美好了，反对贷款的禁忌消失了，而英国的工业也似乎不会受到来自外国的竞争。再进一步看，对于北美和西欧的战后特殊发展经验来说，福特主义的叙述概括过于简单抽象，对于马来西亚、日本甚至意大利和希腊而言，对其应用价值的争论悬而未决。

而且，时代的划分也令人疑惑，我们并不清楚福特主义出现的准确时间。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建立了他的工厂，到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他的论文里原创性地运用了福特主义概念(Gramsci,1971，pp.277—318)。而我们也清楚，英国落后于福特主义的领先国家一美国，但是为英国贴上政府干预这一标志性标签的固定时间—为什么不是1945年以前？对此，我们感到迷惑不解(例如，比较一下英国和美国的放任政策的分量)。

在本章的后面会介绍更多有关调节学派理论的批判思想，但在此，我们还是需要更好地理解福特主义经济积累体制，并把它与20世纪70年代的主要社会经济趋势进行关联性考量。在1973年，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经济衰退和大范围石油价格的飙升，人们已经意识到，动荡发生了，福特主义体制难以为继。后福特主义体制，以逐渐侵蚀福特主义的趋势为标志，应运而生。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变化的中心是操纵、存储和运用信息的方式。

全球化

全球化是导致福特主义衰落的最主要原因，同时它也被视为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决定性特征。在近几年，全球化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家、政治和企业领导人控制变化时最常用的术语之一(Held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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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Steger,2003)。全球化是一项长期的发展，正在漫漫长路的进程之中，远远没有达到其终极的状态，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加快。全球化不仅涉及数量增加的国际化事务，同时它也意味着自治国家间的互动增多。全球化还有更多的含义—伴随着世界社会经济生活的融合，人类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互相依赖(interdependence)与相互渗透(interpenetration)。人们倾向于把全球化视为经济事务的根本元素，它表明了市场、流通和社会组织的紧密联系。事实的确如此，但全球化同时也出现在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中，比如，移民和旅游活动的爆发性增长、混合的音乐形式和为了应对生存的挑战而提高对全球政治战略的注意力。

引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已经证明了自身的卓越成就——在全球范围内延伸，同时深入了生活的私密领域。例如，资本主义的活动现在已经世界化了(它能马上到达过去孤立于资本主义阵营之外的国家，如苏联和中国)，同时，资本主义很好地进入了儿童保护、个人卫生和日常食品供应的领域。此外，资本主义创造了覆盖整个地球的关系网络，我们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购买咖啡，然后再从另外一个地方获得葡萄酒，而我们从当地购买电视，从完全不同的国家购买衣服，对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管理使世界融合为一体。简单地说，世界正成为管理各种关系的环境，即使是地方化和特别的个人生活也要融入其中(Wolf,2005;Bhagwati,2004)。

另外，作为全球化现象的关键基础是形形色色的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其全球扩张是全球化运作的核心，跨国公司已经成为20世纪的特征之一—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它在二战以前已经成为了国际化企业，但是，在近几十年公司跨国化飞速发展，国外子公司不断增多和拓展。到了今天，福特汽车在全球有超过5万家跨国公司。在1950年，北美跨国公司的子公司覆盖范围大都少于六个城市，不过，此一时，彼一时，至今只有极少的跨国公司以如此小的规模运作(Dicken,2003，p. 50)。

我们很难全面掌握跨国公司的规模和范围，但可以用一个方法大概进行计算——当我们测量各个国家和企业所占的财富份额时，跨国公司的资源占据了前100名实体的50%。实际上，以经济实力来看，只有24个国家的资金比最大的跨国公司雄厚。商业周刊《财富》发表的数据证明，像大众汽车(2004一2005年的收入是1940亿美元)、IBM(960亿美元)、荷兰皇家壳牌公司(2690亿美元)、英国石油公司(2850亿美元)、花旗集团(1080亿美元)和通用电气(1530亿美元)等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Dicken，1992，p.49)，跨国公司占据了25%的全球生产总量和绝大多数的世界交易份额(Held et al.，1999，p. 282)。而且，它们内部有很高的凝聚力，最大的跨国公司在任何领域都能分到红利。例如，迪肯(Dicken，1992)指出，所谓的“十亿美元俱乐部”是为600家大型跨国公司而设的，它们为全球农业和工业产品总量提供了超过20%的份额，在巨无霸型跨国公司中，“仅仅74家的跨国公司就占据了其中一半以上的销售额”(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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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作为关键角色操控着全球化的运作和建构，致使全球化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特征，以下内容将会谈到其中最突出的特征。

全球化市场

全球化市场意味着经济活动的主体将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市场，它们将与所有的经济企业竞争市场和资源。不过，即使是在今天，以纯粹的全球战略运作的跨国公司较为少见(迪肯估计只有4%—5%的公司采用纯粹的全球战略)，但毋庸置疑，这将是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全球化意味着今天的市场比以前广阔，为了维持全球化现状，市场的拓展会将日渐受制于巨大的资源需求。然而，现在的市场比以前更崇尚激烈的竞争，因为达到国际化规模的大型公司会在全球市场中争夺资源。在过去，国内的市场可能会被本地垄断公司支配，但是过几年，国内市场渐渐被外来者侵占(当然，实力雄厚的本土公司会主动离开国土到外地抢夺市场)。这些建立全球化活动的新竞争者，将会比以前更具实力，且雄心勃勃、势在必得。时局的发展已一目了然汽车公司正在全球规模中运作，销售活动触及全球。显然，过去国内市场的赢家不可能永远稳坐太师椅。2005年初，英国最后一家主要汽车制造商的崩溃便是最好的例证，十年挣扎，罗孚汽车集团(Rover)不断地精简机构和拼命寻找合作伙伴以维持公司正常的经济状态。一开始，罗孚汽车是英国航天工业的附属机构，接着它与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合作，最后被德国宝马汽车公司收购了。但是，这些举措都失败了，罗孚汽车在宝马汽车公司撤资后不久就正式停止生产。在20世纪60年代末，罗孚的前身英国利兰公司(British Leyland Motor Corporation)曾经是世界排名第四的汽车制造厂商。同样的情势出现在石油、制药、计算机、通讯设备和消费电子产品等各领域。事实上，今天各地的市场正日渐成为一个全球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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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市场大概可以划分为三大块—北美、欧洲和远东地区。而世界市场的其余部分在投资收益上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主要的跨国公司已经广泛地操纵着三大领域。此外，这三大区域的划分会让我们联想起全球化市场的另一种含义。在此，笔者稍微谈一下全球化企业的原型，也就是日本联合企业，它们通常缺乏国内根基(除了它们投资的国家以外)。就像本田汽车(2004年收入800亿美元)、松下集团(810亿美元)、丰田汽车(1730亿美元)和索尼集团(670亿美元)这类联合企业为了拓宽销路，都拥有清晰的全球战略。经过几年打拼后，这类日本联合企业在汽车、消费性电子产品、最新信息和通讯科技领域威胁着原本统治市场的西方企业。在汽车、办公室设备、电视机、摄影机和计算机等产品生产方面，来自日本的挑战动摇了在一段时期内比较稳固的经济秩序。笔者需要补充一下，虽然跨国公司在本国内拥有更高比例的资产和雇员，但是跨国公司是超越国界的，它们的发展不会固定在同一个地点。

全球化生产

当公司不断被卷入全球化市场，它们一定会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公司事务，全球生产战略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主要特征。比如，某跨国公司把总部设在纽约城，在维吉利亚设计产品，在远东地区制造产品，接着可能会在都柏林进行装配，最后在伦敦办公室寻找销售伙伴。此例稍微有些夸张，但跨国公司必须设计出这样的战略以最大化他们的收益，这是适应全球化趋势的一条不可以动摇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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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的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生产的发展再次把信息主题浮现于我们的眼帘。如果没有精妙的信息服务的帮助，我们又该怎样设定市场战略和组织全球性制造机构？本书稍后讨论这个问题。除此以外，全球化生产还会活跃迪肯(1992)所说的“流通活动”(circula-tion activities)，使“生产系统的各个部分连接在一起”(p. 5)。全球性的信息服务业(globalization of information)的建立是全球化生产发展的基本条件，比如广告业、银行业、保险业和资讯服务业等行业为全球化生产提供了“一个新近出现的基础架构”(Dicken，1992，p.5)。例如，美国万国宝通银行、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劳埃德保险和美林资产管理集团都跨越国界，为跨国公司提供全套产业装备，它们的职业结构和策略取向都十分类似。

全球化金融

因此，银行、保险等世界性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是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内容。银行、保险行业的发展也就是全球化金融的发展，其内涵广泛，至少包括日益加剧的全球金融市场的整合。随着信息与传播科技系统的成熟，加上股票市场管制的解除和交易控制的废除，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进行持续不断的实时货币信息流通，进行全天候的股票、债券和货币交易。这些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国际金融交易的数量和速度，致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易受货币市场的牵制和影响。

金融交易中的信息流通规模和速度相当惊人。在十年以前，威尔·哈顿(WillHutton，1994)已经提出，国内经济规模和贸易流通(用进口和出口量来测量国内经济活动的传统方法)与外汇交易的成交量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在1993年，世界商品贸易总额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但是外汇市场的成交量不到两个星期就达到同样的水平，而且还不算由此衍生的债券和证券市场”(p.13)。乔易斯·科尔科(Joyce Kolko,1988)早已对此作出历史的展望，他曾描绘出外汇交易在20世纪下半叶的线性增长。在1993年，《财富》杂志(7月26日)报道，美国票据交换所银行间支付系统每日平均交易额高达8500亿美元，有时甚至超过1万亿(p.26)。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每日1.5万亿美元，对于许多人来说，如此巨资的金额，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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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传播

横跨地球的传播网络是全球化的另一个层面，它与其他特征紧密联系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化传播明显涉及科技的层面，像卫星系统、无线电通讯设备等等，本书后面有涉猎。但现在笔者集中讨论之前章节谈到的现象，也就是“符号环境”(symbolic environment)的构建。“符号环境”覆盖着全世界，并在很大程度上由跨国的媒体组织操纵。

“符号环境”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但在此笔者仅仅强调它所带来的信息宰制，也就是让人们产生一致的想象。例如，美国拍摄的电影，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放映，都肯定座无虚席，无论何时，世界电影票房的前20位肯定都是美国生产的电影，如《泰坦尼克号》(Titanic,1997)、《指环王：王者归来》(The Lord of theRings,2003)、《哈利·波特与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2001)、《星球大战 i》(Star War i,1999)和《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2003)等票房最高的电影，紧接着还有《阿甘正传》(Forrest Gump,1994)、《黑超特警组》(Men in Black,1997)、《阿拉丁》(Aladdin,1992)和《圣战奇兵》(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Crusade，1989)。每一部电影的总票房都超过5亿美元，而《泰坦尼克号》甚至高达20亿美元。在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美国，准确来说是在任何有电影院的地方，这些电影都是票房成绩的领军人物。尽管观众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和意向，但他们都共享着同一个符号环境，看着同一部电影。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电视节目、新闻媒介或者时尚产业。笔者并不是要过分夸大此类现象，因为国内主流媒体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Tu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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