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2006)，不过全球化确实带来了全球人类共享的符号环境。

虽然全球化传播对全球经济系统的运作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渴望洞察全球化传播对个人或者某个地方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电视肥皂剧使观众倾向于它所描绘的生活方式，广告具有极大的说服力，电影情节的安排会令观众向往，起源于洛杉矶和伦敦的摇滚音乐鼓励世界的年轻人寻找与表演者风格类似的服饰与食物，但这些都不能准确地回答上述问题。此外，这些全球映象总是会混合不同文化的不同元素进行传播，比如乌尔夫·汉纳斯(UlfHan-nerz)所说的“尼日利亚功夫”，因此它们的传播并不是单向的。可是，如果没有这种符号环境的支持，全球经济的力量便无法持续。虽然可能符号环境自身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不过对于大部分贸易事务来说，它的确是必需的。因此有人可能会说，全球化传播起着支援的作用，但这种说法不仅不能完全适用而且自相矛盾，全球化传播在全球市场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便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无法再找出别的东西取代“品牌”在当代市场的核心影响力。品牌通过媒体宣传成为产品的联想和公司的形象，请考虑，像耐克、卡尔文·克莱恩、维珍等知名品牌符号的影响力，品牌的形象可能会被世界媒体的传播内容破坏或搅乱，但无可置疑，如果没有品牌，跨国公司根本不可能成功。

信息基础结构

全球化的各个维度都需要促成信息基础结构的建立，以应对变化的压力和世界性的运作。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继续，控制信息(in-formation)和信息流(informationflows)的方式也必须发展到位。我们可以指出信息基础结构几个主要元素：

一、银行、金融、保险和广告等服务业的世界性拓展是全球化的基础构成。失去这些服务业的支撑，跨国公司不可能运作。信息(有关市场、消费者、区域、经济、风险、投资模式、税收系统等等的信息）则是商业、工作的关键成分。这些服务业储存信息的同时，生产和分配信息，它们通过分析、及时反应和整理为信息添加新的价值。

94

信息社会理论

二、全球化需要建设和提高电脑和传播科技。在近几年，从传真机到国际化电脑网络，我们已经见证了信息科技的快速安装和创新，信息科技是协调全球企业的必要元素。

三、信息基础结构导致了信息流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据商业杂志《财富》(1993年12月13日，p.37)报道，连通美国或从美国打出的国际长途通话次数在1981到1991年间增长了500倍(从5000万到25亿)。到了2002年，全世界的电话(全球超过10亿台电话)一直占线工作 4 万亿分钟(Lyman and Varian,2003)，这意味着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使用了10小时的无线电通讯(当然大部分的通讯量都集中在富裕的地区，实际上，世界上的大多数居民从来没有在生活中使用过电话)。另外，随着国际化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金融交易也得到了令人惊骇的扩张(不过它们都明显集中在发达地区的主要城市）。外汇兑换买卖、直接投资国外的模式和债券、证券市场都快速地发展，这一切都显示了金融信息的流通对国际市场的重要性。

福特主义的死亡？

全球化意味着福特主义已难以为继。当福特主义组织的前提—民族国家的力量，已被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发展和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流通所削弱，那么福特主义的其他元素还能发挥作用吗？福特主义依靠主权国家的权力和政府的能力在领土范围内颁布和执行政策，保护本土公司免受来自国外的竞争并区别对待国有企业，但这一局势已为全球化的市场所吞噬。目前，外汇交易和公司的全球扩张依然方兴未艾，生意蒸蒸日上。

国家对于生活的许多方面来说还是十分重要的，比如法律和社会秩序、教育和福利等，国家依然是人民身份的核心成分，但至少在经济方面，它的重要性已经消减了。首先，跨国公司的突飞猛进遮掩了原本由某个国家拥有的成就。比如，有人会把通用电气公司和日立公司看作是某个国家的财产吗？这些公司往往被赋予国家的标签，但是当它们拥有在国外大量的产品和投资时，我们就很难明确地把它们指定为英国的或日本的公司。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超过五成的制造业拥有较高的科技水平(电脑、电子产品等等)和大量的生活消费品(剃刀、咖啡、谷类食品等)，但它们都属于国外公司的附属机构(Pollard，1983)。而那些在英国落户的工业，比如日产(桑德兰)、IBM(朴次茅斯)或者吉列(伦敦)，它们到底属于英国、日本，还是美国？而英国50强的制造公司大约有一半的产量在海外，这个事实肯定打乱了政府支持“国内”工业的战略。通用电气公司对英国政府在1998年建立欧洲航空防务与空间公司(Euroco)的回应，生动地说明了确认跨国公司国家身份的困难。通用电气公司的发言人反对这个建议，他说：“通用电气公司乃跨国企业，同时也是美国的第六大公司。我们并不希望被视为英国的公司，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会听见我们谈论欧洲公司的原因”(Guardian,1 June1998)。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95

有鉴于此，我们不禁困扰丛生了。这些跨国公司应该对谁负责？如果它们在“原来国家”的权限以外进行实质性的投资，那么他们应该对谁负责？这需要解决所有权的问题，可所有权恰恰是一个相当模糊的问题，但我们应该知道，在全球股票市场交易中，跨国公司不可能由单独一个国家的居民拥有。私人公司依然需要对它们的股东负责，这个国际化的所有权摧毁了“国家利益”的概念和某些国家发展的战略。

而另一个破坏主权国家权力的方式来自于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运作所产生的压力(Sklair，1990)。如果主权国家渐渐远离作为投资者的商业决策而跨国企业则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大的资本回报，那么单独一个国家要加入或者与全球系统保持一致时，必然会遭遇巨大的压力。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Blair，2005)坦率地说：“我听到人们说，我们要停止全球化，并要争论全球化现象的正确与否，其实，你就像在争论秋天是否跟着夏天一样。”没有其他什么地方比金融流通领域更能尖锐地反映上述问题，当某个国家的政府尝试对纸币流通和投资作出任何不协调的行为时，马上就会遭受谴责批评。全球经济互相融合和渗透导致各国不得不改造自身以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结果“面对资本主义的国际化事实，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很难保持自己的完整性”(Scott and Storper,1986,p. 7)。

96

信息社会理论

大部分国家现在或多或少地都在热心地向跨国公司寻求投资，但其必要前提则是国家必须服从于按照市场运行的企业利益(也就是最大化企业的利益)，同时市场也不再局限在某个特定的国土内。因此，某个政府决定自己本国政策的自由往往被国外投资者的需求所限制。

此外，世界金融市场的统一削弱了单一国家的货币主权，无论何时投资者和商人都能感觉到国家货币主权的岌岌可危，此一局势就意味着政策的选择权和政府的权威已荡然无存，因为：

匿名的全球资本市场规则是政府信用价值和稳定性的最后仲裁者，它比国家选举人的意见要重要得多。在全球资本市场的面前，许多政府都感到彷徨恐惧。如果他们不遵守……市场批准的政策，那么他们的债务和纸币就会被出售，为此，他们不得不面对一次可怕的紧缩政策。

(Hutton,1994,p.13)

在20世纪60年代中，来自工党的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抱怨那些炒卖英国货币的神秘“苏黎世侏儒”(gnomes of Zurich)。他们的行为迫使英国政府贬值英镑以降低公众的消费水平。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了金融家的力量制约了国家的政策，国家与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整合程度决定了此类约束力的规模。

后福特主义

19世纪70年代曾经先进的资本主义饱受经济衰败之苦，再加之发展全球性公司战略的必要性，跨国巨头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全球金融事务对国家主权的侵害等趋势的联合作用，刺激了一个新积累制度的诞生，这也就暗示着在25年的平稳期后，福特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企业希望维持它们的长期扩张，同时又要与它们所处的新环境达成妥协，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组织结构重组，而是一个根本的转型。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97

重组(再结构)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对劳工组织发动攻击，最初从工会开始，接着渐渐扩展到集体主义的思维。劳工运动的传统是任何深层变迁的障碍，必然遭受攻击；另一方面，这些劳工结构象征着笨拙和固守陈规的福特主义时代。全球化和持续的经济不稳定需要迅速和全面的回应，但福特主义系统及其迟钝的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要求。

有鉴于此，深刻的变迁前提是劳资关系的政策必须使工会运动丧失作用。在美国达成这一目标相对简单，尤其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里根总统摧毁航空交通管制工会之后，就鲜有抵制改革的运动了。在英国有一次颇为强大的劳工运动，但也遭遇政府名目繁多的手段的回击，如立法管治工会纠察员，并在法律上增加工会的资金依赖性；政府对空前增高的失业率熟视无睹，1979年到1981年间失业率飙升200%，政府依然无动于衷；对工人阶级组织性最高的制造业削减资助；最后，政府坚定地击败了各种以激进的方式来反对工业改革的尝试，其中最著名的1984年到1985年间矿工们进行的一次长期而艰苦的罢工，也遭受政府的坚决打击。

与打击工会政策相联系的是裁减劳动力，这是企业针对市场不景气所做出的必要措施。裁减劳动力从长期来讲主要有两方面内容。其一被资方委婉称为“精简规模”，它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至今，许多成功的企业都证明它们能够实现“不增加就业机会的增长”(jobless growth)。后福特主义体制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通过工人的额外工作或者新科技的应用达成资本的增长，有时甚至通过两者结合来实现。因此，许多公司的经济扩张往往伴随着裁员政策，这绝不是一种全球趋势，但是在世界上可以找到许多例子，例如，IBM在1983年到2001年期间虽然收入翻倍，但依然裁掉了400万员工中的25%，英国电信在十年收入飙升期间裁掉了一半的员工。

第二方面常被视为后福特主义组织的显著特征，也就是企业渐渐开始被纵向分解(vertical disintegration)，企业倾向于通过与外部组织签订合约来尽可能多地满足公司的需求，而不是靠扩大企业内部的生产规模(也就是努力地实现纵向一体化)。外包(outsourcing)战略很好地与精简规模相适应，因为它只需要在中心企业中留下较少的员工，而且当企业裁员生产量也不会降低(不解除合作合约以代替解雇员工)。意大利时装生产商 Benetton 是最好的例子(Murry，1985)：它利用12万工人生产服饰，但只有1500人是直接雇佣关系。Benetton的特约经销商(在57 个国家里有 3000家)是外包的另外一个表现，如此经营帮助企业从担负编制中大量的长期固定职工的责任中解放出来。类似的战略被大多数主要品牌所应用，从麦克和西潘斯到麦当劳，无不利用这一战略获取利润。

98

信息社会理论

只有当公司拥有足够的通讯基础结构和庞大的电脑设备以协调和控制分散的活动时，纵向解体才会切实可行。Benetton大约有140个代理商，每个都被指派负责一个地理区域，它们之间应该怎样协调业务呢？因此通讯基础结构(除了科技以外，同时也需要一些员工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服务)是后福特主义的一个根本组成部分，它强调着信息的重要地位。在之前的讨论中，笔者已经关注到信息基础结构的几个方面，但现在容我再强调一下它的几个特点：

1. 信息基础结构允许全球化生产和市场战略的和谐结合。一些评论家认为我们见证了“新国际劳动分工”(Frobel et al.,1980)的扩展，这是由分配人手管理生产、分销、国际性销售，并可在众多国际区域中进行协调的跨国公司所运作。例如，跨国公司的外部采办依赖电脑化交流，因为电脑化交流让组织能不间断地观察供应者和分销者，而不需要在组织内聘用大量的员工，也只有在一个复杂的信息网络的基础上，全球企业计划才能实行。更进一步说，在我们上面提到的重组过程中，它所有的层面，特别是它的“全球选择”(把产品运到马尼拉，补给到布拉格，进入莫斯科市场并在科克获得一些设备)，“如果离开了信息技术特别是电信的发展，会变得无计可施”(Henderson,1989.p.3)。

1. 信息基础结构在处理全球金融贸易和同类的信息服务上是至关紧要的，这些都是全球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离开了可靠和健全的信息网络、巨大的产量和迅速的贸易共享、股票市场的交易、银行内部和银行与客户间的沟通，以及相关活动，会变得无法进行下去，也因此，信息网络成为后福特主义的经济积累体制。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99

1. 信息基础结构在改进产品和生产过程中是关键，它不但能够通过提供精确的检测和有效的控制来提高生产效力和效率，还能经常地引进一些新技术。这些新技术不仅具有成本效应：有的还能提高生产质量(比如正在进行的自动化和机械化、计算机数字控制和办公室的计算机化）。

1. 信息基础结构是在一个更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提高竞争力的一个必要条件。企业要在竞争中处于更领先的地位，拥有前沿的技术是关键。过去的工业大王帕特里克·詹金(PatrickJenkin)说过，现在的选择是“自动化或破产”。但是改进竞争优势的压力远不止是在车间中拥有尖端的计算机技术。企业网络的发展和运用同样重要：企业内部或者企业之间的网络可以提高效率，企业子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网络可以根除劣势建立优势，企业的市场网络可以抓住机遇。成功的企业在车间中实现高度的自动化并生产着最好的产品，它同时拥有一流的提供出色数据库的网络(其中包括了内部运作、真实和潜在顾客以及其他可能与业务密切相关的资料)，并且能够快速地处理它所拥有的信息。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89b)把这些作用看作是“时间一空间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结果(p. 284)。几个世纪以前，变化已经开始发生了。但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起，转变进入了特别活跃的时期，从前约束空间的限制已大大降低(信息网络使企业可以跨越遥远距离协调它们的利益)，时间的限制也开始松动(实时交易在全球网络时代中渐渐成为一种规范)。过去遥远的异域，需要耗费很多时间才能到达的地方(只要想想一个世纪以前到达美国需要多少时间，或甚至从伦敦到巴黎)，现在通过传播与信息科技就能立刻连通两地并能持续不断。理所当然，快捷运输方式的拓展成为时空压缩的一个重要元素，尤其是航空业的发展，只不过是十多年的时间，飞机航线已经使大陆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除此以外，复杂而全面的信息网络日新月异，这些网络能够细致和持续地精细化管理而不需要过多地担心时间的限制。在21世纪早期，人们开始思考“时间一空间压缩”在生活上的意义。比方说，人们会想，如果超级市场供应全球各地容易腐烂的水果和蔬菜，那么人们全年都能吃到各种蔬菜。相同的想象可以应用到微芯片、冰箱、衣服甚至书本的生产和供应上。最不可思议的是，大量的电话呼叫中心落户在像苏格兰、巴哈马群岛和班加罗尔如此偏远的地方，虽然呼叫中心远离了公司总部和顾客，但是依然具有成本效益和快捷的活动监控优势。

100

信息社会理论

上述特征都暗示着一个在所有有关后福特主义的描述中都强调的性质——弹性(flexibility)。虽然大部分独立思考者在理论阐述的细节上会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在定义的范畴中，弹性很快成为标准。弹性作为一种规则，与臃肿的、结构化和标准化的福特主义体制截然不同。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弹性的一些普遍性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它与福特主义的特征正好相反。

对于受到调节学派理论影响的思想者来说，“弹性积累”制度与之前的制度在如下三个方面有所不同。

1. 一个新的雇员弹性制度(flexibility of employee)。也就是说，后福特主义的工人不会受到工作类型的束缚，同时他们也不希望某一职业就书写了人生所有的工作生涯，与“分工争议”和就业“从一而终”的时代不同，今天我们把适应性看作是核心品质，与“多技能”一起成为员工的就业常规。由于新时代变化的不断持续和“终身培训”计划的实施，弹性成为职员的首要原则（Mcgregor&Spoull，1992)。工作和培训的方向只是弹性的一个方面，还有收入的弹性(wage flexibility)(根据个人干了什么来付工资，而不是固定在双方同意的协议或统一的国家薪酬标准上)、劳动力的弹性(labourflexi-bility，准备每隔几年就改变工作，根据确定期限的合同聘用员工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以及时间弹性(timeflexibility，为了充分利用“弹性时间”、减轻转换工作的压力以及消磨周末时光，兼职性职位数量在快速地增长)。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101

1. 弹性生产(flexibility of production)。支持弹性的主张认为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已过时，多亏了信息网络，更全面的、成本效益更高的生产方式如“即时生产”(JIT)系统产生了，该系统使工厂可以在拿到订单后才开始生产，节省了很多库存空间，当然还减少了待售产品。顾客不会为想要的商品等太久，为了快速响应顾客要求，系统的运行必须具有足够的弹性。因此，市场竞争者十分重视弹性，并促使公司投资构建可以传递弹性的信息系统。弹性生产的另一方式是前文所述的纵向分解趋势。显然，转包合同的广泛使用让公司可以轻松做出更换提供者和产品的决定而无需承担解雇自己员工的压力。

1. 弹性消费(flexibility of consumption)。与批量生产、批量消费的福特主义时代相比，现代的电子科技允许工厂提供更多元化的产品。现在短期运作成本效率更高，因为电脑技术给生产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功能。此外，消费者排斥福特主义产品的统一模式，寻求多样化的产品，来表达他们个性化的生活风格和倾向。多亏了信息和传播模式，在后福特主义的新纪元，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产品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最起码的满足。

我们需要明白，弹性的元素实际上或多或少相互交织。一个典型的后福特主义企业组织在接到顾客的订单后，就会将其特殊的要求发送到工厂，机器设置好生产程序，配备复合性人力资源到需要适应性的快速生产中以满足个人独特的要求进行组织计划。我们同时要注意，在每一阶段，信息处理、设备和配送方面是衔接在一起的。从下订单到供应的整个过程中，一个全面和复杂精密的信息网络是所有工作的前提。

伴随着这些趋势，在后福特主义时代中，批量生产不断式微。集中化的大型工厂逐渐隐退，出现了分散在全球的(拥有高科技的)子公司，这些子公司最多只聘用几百个员工，不过母公司则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更多的据点。在大城市中心，跨国公司不断进行国际性重组，促使产品流通到国外和市郊。同时银行、保险和商务服务公司的职位迅速增加(在英国，它们的数目是1970年的两倍)，它们在关键的市区商圈提供着不可或缺的信息服务。

102

信息社会理论

这些趋势也就预示着在诸如英国这样的国家，职业类型将发生深远的转变。男性产业工人已失去往昔的资源配置优势而显得落伍，工厂工作模式开始成为博物馆中的展览，取而代之的是短期合同契约雇用的女性兼职员工在服务行业中兴起，她们没有终身保障。约从1970年开始，尤其当女性进入了“弹性劳动力”的行列后，制造业工作似乎不可避免地逐步衰退(Hakim，1987)。到20世纪90年代，只有1/4左右的工作是属于工业的，同时现在服务业占据了70%以上的工作职位，其中大多数的职位由女性来担任。相应地，我们感觉到联合劳动力在大幅度衰落，这是因为社会正试图组织一种新型的雇员模式。此外，在许多公司开始裁员，只留下一组核心的永久员工，并利用外围劳动力增加组织的弹性(任期不定的兼职者)，就是所谓的“临时劳工”(contingency labour)(聘用仰赖于经济环境的好坏，一旦时局不稳，立即解雇)。据统计，“临时劳工”占美国劳动力市场的25%。在工作中，全才越来越受重视，以信息为导向的员工、管理群中的上层阶级的数量正随着企业结构重组和全球化趋势而增加，甚至较底层的“信息工作”在牧师、售货员、秘书等范畴中也持续扩充。

后福特主义的出现也改变了地理区域，打破了人们在工作、阶级、政治面貌中原来截然不同的领域界限。制造业的衰退和服务业的发展已成为职业性别转变的契机，也为北方的居民提供了流动机会。这种形式在美国更为显著，人口从铁锈地带(Rustbelt)向阳光地带(Sunbelt)稳定地转移。即便在英联邦，我们也能看到就业机会和公司在南部增长，而其他区域的就业则遭受重挫。

紧随而来的是政治和社会态度的急剧转变。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其团结的工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情怀，对于后福特主义的居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再度复兴的个人主义和“市场魔法(magic of the market)”，市场宰制的时代替代了已经失去信誉的战后计划年代。历史学家肯尼斯·摩根(KennethMorgan，1990)更进一步提出，“如果要讨论英国公共生活中遭受重创者……那就是计划的精神特质”(p，509)。随着变化的迅速和放任主义在新时代的运作，集体主义和工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似乎将退出历史舞台。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