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甚至连阶级语言也黯然失色。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家的核心概念已不再具有标志性(“告诉我你的阶级，那么我就能告诉你，你的政治倾向、工作、教育期望……甚至性习惯”)，今天人们对阶级界限、冲突以及不平等现象的兴趣逐步弱化了。这些社会现象已成往昔的追忆，也就在20世纪60年代，艾伦·西利托(A1-an Sillitoe)所写的小说中可以找到共鸣，书中描写的单调乏味的北方工业生活，在现在看起来已经相当过时。最好的社会学家继续想证明阶级依然很重要，但即使他们努力去识别一些仅仅一代人之前的语言方式，依然不能有效理解今日英国社会的多样性和不平等。

不过，一些知识界依然对底层阶级(underclass)感兴趣。这些底层阶级居住在城市的隔离区，它们明显被看作是从社会大多数人群中分离(detached)出来的小群体，独立并具有自身连续性(self-per-petuating)。底层阶级与拥有大量贷款、以自我和以工作为中心的大多数居民无所关联，即使在奉公守法的过往者看来，他们仍然碍眼。有趣的是，近来英国一些更激进的阶级研究来自于极端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他们热衷于坚持阶级分析，不过，他们的分析大多数忽略那些在后工业社会没有股份、被抛弃、来自异域并集可怜、忧虑和谴责于一身的底层阶级，他们是现代社会系统的边缘群体。

坚持通过不同的生活风格来理解人口的大多数，乃司空见惯的手法。在后福特主义制度中，阶级分类和与之相关的共同文化(男性的工人阶级：工作、社区、俱乐部、同伴、鸽子、足球、马、啤酒)黯然失色了，已让位给生活方式的分化(differentiated)，也就是上述的选择、机会和生产的顾客至上，一致性和共同性被个人和社会群体中的多样性取而代之。

一些评论家坚持这一倾向会导致人们身份的碎片化，使其失去了稳定和满足，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开启新体验和机会的民主力量，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也激发了对前景的预期。但无论这两种认识如何迥异，两者都认同后福特主义的境遇—不同生活风格的新个人主义所向披靡。而阶级(阶级被指责仅仅是社会学家玩弄研究题目的建构产物)不仅不能作为各层面态度、行为的预测标准，同时也失去了动员人们参与政治、工业活动的基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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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再次了解信息和信息流通如何在后福特主义体制中叱咤风云。随着福特主义从以生产为导向到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系统转变，社会不仅减少了产业工人的数量，而且产生了更强的个人主义和以消费为中心的个人，信息在个人生活中必然承担了更重要的角色。首先消费者必须找到什么是可以用来消费的，其次拥有个性的个人渴望通过消费来表现自己。这些因素相辅相成，促进了信息的增长，前者是因为它涉及产品和服务的广告和促销(找到消费者的信息)，后者包括了消费的符号层面—人们用事物和关系去展示自己，从而生产出更多信息。

赖克主义

赖克主义的主要观点源自于罗伯特·赖克(RobertReich，1991)，其论著《国家工作：准备迎接21世纪的资本主义》(TheWork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对此有重要阐述，该研究之所以望重士林，不仅在于其雄辩地说明了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起来的后福特主义的共性，同时因为作者的显赫地位—当时赖克即将上任劳工部部长，他从1992—1996年在克林顿内阁任职，其对新劳工的崛起现象与“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思考非常深入，见解独到。在20世纪结束之际，赖克的影响相当深远，新劳工政策就是其点睛之笔。赖克认为近年来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影响最深的不是在信息传播科技研究领域，而是在人们处理、分析和分配信息的能力上。

学界围绕赖克关于经济行为的基本规则已经改变的主张展开激烈的争议。赖克提出，那些曾经一度对美国公司有利的制度，实际上是有利于整个美国，因为它们的产品集中在国家内部(为美国人提供了工作)，但全球一体化转变了这一得天独厚的状态，今天，制度不再可能为截然不同的国家经济提供任何精确的参考。如今的资金和产品的流动性致使““美国经济的独特想法’失去了意义，随之改变的是美国企业观念、美国资本、美国产品以及美国技术”(Reich，1991，p.8)。现在，经济运作不考虑国家的边界，它通过被赖克称为林林总总的“全球网络”连通所有国家一同运行，这个网络包括无数不同的股东控股公司组织之间、公司内部甚至跨公司的各种关系。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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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球化推动，企业的垂直解体(vertically disintegrating)经历了行政系统层次的瓦解，在一系列“精简机构”(downsizing)事件中见证了上述过程，中间管理层在企业“重构”中也被剥离。作为高效的行政组织，那些在社会和商业中长期形成的信条是组织有效性的必备要求，因为规则和程序结合卓越的高层指挥，就是行政组织顺利运作的根本。但如今，这些信条都被削弱了。全球化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不允许如此笨拙的规划，公司的竞争力也不能容忍官僚层级的浪费，结果就是中层管理人员随着权力机构的提升而被裁决淘汰，只留下能够在新世界中成功的人。

批量生产向高价值产品和高端服务业转变已成为趋势，这激发了差异化、变革、经济问题上的知识贡献，以及人们更专业地工作，因为差异化市场推陈出新，新颖的产品屡屡问世，符号的引入和/或技术精密性令人目不暇接。

批量生产的福特主义时代正让位给一个全球化的、不断的差异化、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弹性市场，此市场能灵敏地感应市场需求，产品不断地加强知识化和信息化。例如，衬衫的设计(而且营销与之相对应)变得比实际用于生产的材料更有价值。另外，在全球市场上的运作刺激了某部分能力的提高，该能力包括了跨越全球来定义细分市场，及时敏锐捕捉市场机会，通过巧妙地算账或管理技巧来减少成本，一切能力都是为了把资源优先分给最有可能增加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仅仅有生产的能力是不够的，最关键的因素是增加产品价值和/或组织的成功。如此迈向高端价值的转变增加了生物技术、媒介产品和计算机软件等被莱斯特·梭罗(LesterThurow，1996)称为“智能产业”的作用，因为此乃全球经济中唯一确定的赌注。在全球经济中，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单凭这点不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优质的新产品，因为在产品的最初设计和开发之时已确定了最小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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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因素导致了某些职业的优势那些跨越全球网络管理和控制的职业，那些能够提供设计强度的职业，以及那些可以通过科学优势、创造性的技术、财政的敏锐度甚至有效的广告给产品和服务提供高附加价值的职业。

根据罗伯特：赖克(1991)的观点，他定位为“符号分析者”的人占据了总就业人数的20%左右，他们团结一致提升“企业网络”，属于“不断忙碌于管理想法”的人(p.85)，符号分析者占有21世纪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智力资本”且“通过驾驭符号来解决、识别和协调问题”(p.178)，他们扮演提取概念、系统思考、试验和协调的角色，在银行、法律、工程、计算机、会计、媒体、管理和学术界等行业工作中，符号分析者是问题解决者、问题确认者和战略协调者。

所有上述工作的共性是信息化，当然它们在特殊领域里各有千秋，不过准确地说，在持续与狂热变化的世界中，符号分析者的工作发挥操控的作用，他们最伟大的能力在于其高层次的弹性，也就是运用其推断的能力去适应崭新环境的才能。信息化劳工总是能够重新训练自己，对其所在领域最新思想保持警觉，在流动性的市场中时刻关注时局变动，留意公众感受的异同，能够持续改进产品。

所以训练有素的符号分析者往往不在固定的公司架构中永久地从事一个职务，而更趋向以短期工作和顾问的职位在项目之间流动，并利用他们广泛的网络和更新的知识来确保效率。信息化劳工的特点是从一个研究项目转到另一研究项目，从一个市场合同转向另一个市场合同，从一个媒体任务转向另一个媒体任务。他们倾向于量身定做“(项目部)部长”生涯，而不是追求在某个企业不断延长行政化职业生涯(Handy,1995)。

一定程度上，因为社会碎片化的增加(Hutton，1995)，符号分析者的职业规划可能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世界，但这一发展有更积极的方面。例如，派卡·海曼(PekkaHimanen，2001)设想出一个“黑客道德规范”，属于新教徒工作道德规范的当代版本，新教徒工作道德规范曾经鼓励了许多工业资本主义制造者。曾几何时，新教徒以君主的名义完全致力于工作和工业扩张，而现在的“黑客道德规范”结合了开放和无层级的反传统文化观点，并承诺创造改革和随最新科技改变的义务。到达极端时，“黑客”会卑屈地致力于生产一款软件、一件工具或一些新电脑游戏。与此关联的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7)的主张，他认为今天成功的“扁平型”组织授予雇员权利，其可以在他们拥有的自治中找到满足感，同时可能会逐步减少他们对组织的义务。事实上，这些拥有高级技能的自由工作者与志趣相投的人在一些特殊的项目中相互磨砺，可能会激发出“社会资本”，因为他们通过对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忠诚联系成整体。汤姆·弗里德曼(TomFriedman,2005)重申“扁平组织”的出现带给人们独立的空间，那些志趣相投的人将群情激奋，热衷于信息的自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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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7年起，英国首相开始分享这些积极的理解并定期表达他的乐观主义，如此一来，托尼·布莱尔(TonyBlair，2005)坚持“在快速全球化的时代中，工作已没有什么神秘可言：身处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时代，为了保持竞争性必须随时准备变化”。在这个全球化世界中，布莱尔首相拒绝在低收入的层面上竞争，他坚信“知识、技术、智力(以及)才干，英国只有释放这些元素才不会造成负累”。他的信念比其他主要政治家的评论更体现赖克主义。

后福特主义的问题

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的理论在知识界受备受关注。某些学者对此最初的兴趣是为了解释英国左派无法获得选举支持的现象，他们认为由于投票人都十分反感工党过时的形象，投票者反复地(在1979年、1983年、1987年和1992年)拒签集体认可。其中肯定有什么原因导致了失败，毕竟，从1945年到70年代末，人们一直都支持着工党，究竟为什么造成支持者众叛亲离？人们普遍都意识到一场改革正在迅速进行传统工业生产大量过剩，新的工作层出不穷，新的科技如雨后春笋涌现，交易速度急剧提升等等，许多评论家相信世界日新月异，因此即使有大量的著作强调这是一个“新时代”(1988)，人们也见怪不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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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把对“新时代”的重视和后福特主义的内容联系起来异常困难，确实，社会经历着深刻而系统的改革。那么，你能总结出什么特征来说明后福特主义与过去的社会有明显的不同呢？事实上，从生产管理、阶级结构、消费方式、工作关系甚至到概念本身，后福特主义各方面特征的展现方式都明显地区别于福特主义时代(cf. Haland Jacques,1989).

有人会注意到，后福特主义和第三章中贝尔保守的后工业理论巧妙地一致。虽然这两个理论来源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传统，但是在区分现在和过去的方法上、描述新时代到来的形式上，两者都有着高度一致的看法。克里夏·库马(1992)竟然把后福特主义视为“后工业理论的译本”(p.47)，因为它们都有着非常一致的主题和倾向。

如果要反对以上的想法，我们必须记得调节学派的后福特主义版本承认私人财产、市场标准和集体优先权都拥有着支配地位，资本主义的普通形态依然适用。因此，“新福特主义”强烈号召人们把社会连贯性放在首位，而不是拔高变化的影响，这种做法切中要害，也就是说，新福特主义是竭力重建和巩固资本主义，而不是废黜资本主义。

对福特主义最强烈的异议主要在于反对其概念倾向—着重强调变化而不是连续性，这让理论的追随者各自分道扬镳(福特主义或者后福特主义）。他们将历史的过程过度简单化的同时，又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连续性。在此，受篇幅所限，不宜扩展驳斥的理由，所以仅就几个更有说服力的批评来讨论：

一、福特主义所描述的平衡状态与1945—1973年间的情形相差甚远。例如，从1950年开始到70年代中期，英国1/3的农场工人失业(Pollard，1983，p.275;Newby，1997，p.81)，这是当时农业问题的重中之重，但却没有一个社会理论探索如此深刻的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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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福特主义中，也有同样的例子。例如，后福特主义坚持阶级政治已经过时了，因为工人阶级(主要是指体力工作者)正在消失。我们清楚地记得，产业工人阶级在大部分国家中一直都是少数群体，只有英国例外(而且曾经有一段很短时间工人阶级组成了社会的大多数)。在大部分的现代历史中，体力工作很大一部分由农业工人担当。比如，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农业工人占据了25%的工作人数，比在煤矿、交通、建筑和工程领域工作的工人总和都要多(Hobsbawm，1968，pp.283，279)。自从农业持续衰落后(现在在职业总数中，农业只占据不到3%的份额)，工人阶级(也就是体力劳动者)内部开始了结构重组的历史(Miliband，1985)，某些职业人数在上升，相反有一些则在下降。

事实如此，接着我们会对那些评论家所作出的结论感到疑惑，为什么白领工人的增加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终结？这其实取决于每个人的定义标准。非体力工作者的队伍扩大的确有特殊的意义，但如果我们决然地把他们区别于工厂工人，而不是把他们看作在世纪之交从农业劳动者中分离出来的工程维修工，这未免也有点太武断了。而且，当我们回想起体力劳动行业的分类时，会发现工人阶级并没有出现过像福特主义分类学所说的同质化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尽管体力劳动者压倒性地占据投票人的绝大多数，但保守党仍持续处在优势地位。

总而言之，体力劳动与工人阶级看似同质的综合体，实际上都是知识分子的建构，这也就暗示两者间的聚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犹如工人阶级与白领(中产阶级呢?)阶级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样。最后，我们会记得体力劳动者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并没有要消失的迹象，在今天的英国，体力劳动者还占据着总体劳动力的一半。

二、后福特主义削减了大量的工厂工作并把资源转移至金融或休闲娱乐等服务业。在经验上观察，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是在第三章中，我们知道要把这种想象标志为一种深刻的变化是很困难的。相反地，由于劳动力分离而引起的服务业扩张是为了创造更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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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运作。

三、后福特主义一直强调消费，但这一论点实际上备受抨击。下面列举几个鲜明的批评观点：

(1)至少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消费就已受到了关注，当时，工业技术已经开始大范围地制造生活消费品(McKendrick et al.，1982)。从长远来看，近期的发展象征着消费趋势的加速，但它绝对不是“从生产到消费”的震撼性变化。因此，后福特主义所描述的新事物又再次受到质疑。

(2)后福特主义认为，消费赋予了人们个性化(重视差异性)，相应地，今天制造商提供个性化产品的能力也在提升，而此论还有待证实。

围绕该论点的论争与批判层出不穷，最主要原因在于当今社会，大众消费和批量生产依然继续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电视、汽车已经诞生，可是现在，我们依然能够看见汽车，同时我们还有电脑游戏、唱片机、家庭电脑、洗碗机、合适的厨房、平装家具等等象征着最新批量生产的生活消费品(这些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其他领域的商品销售)。当然，更多的生活消费品出现在今天的社会，它们稳定地在传统的批量生产内部增长。但生活消费品完全是标准化的物品(以模板为基础设计生产)，这就预示着购买者有相当大的同质性。

此外，后福特主义断言，大众消费与个人主义格格不入(20世纪50年代沉闷呆滞的个人形象还记忆犹新)，此论相当可疑，至少在今天，情况并非如此(一代人以前也同样类似)，对批量生产的商品，因其不同的使用方法而加强了个人的个性化感觉。例如，人们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衣服配搭以彰显个人品味。生产消费品的模板化生产是供应厂商的一个战略，他们竭力把消费者选择的欲望控制在一个框架内，以维持批量制造。

当人们观察到批量生产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时，他们自然会思考批量生产在组织企业部分的作用。后福特主义理论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就是当代经济生产的弹性特征，它为小的、成长飞快的、创新的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了机会，同时也给予小企业的强大竞争对手得天独厚的机遇，因为大企业可以对消费者的需求作出更迅速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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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看到，近五十年来，拥有悠久历史的公司正在不断地膨胀和扩大。作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跨国公司一直天赐良机，无论它们在哪里运作，它们一定占据了市场的绝对优势，举目眺望任意一个先进领域的市场经济，此现象无处不在如电脑、汽车、无线电通讯、大型家用电器、音响系统、家居等等产业。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事实是，在20世纪前半叶，许多优秀的公司在全球化经济的最前线依然保持着它们的领先地位，比如福特、通用电气、壳牌石油、西门子、宝洁、奔驰、可口可乐、凯洛格、IBM、英国化学工业公司、柯达、飞利浦、大众汽车和菲亚特汽车公司等等。这说明公司在二战后(甚至是二战前)的历史都有着根本上的继承连续性(最多是变更了新鲜名字或者合并公司)，那么还有人要说什么“后”之类的发展？所以，如果要给社会变化定论，不得不深思熟虑一番，不可信口雌黄。

而且，并没有证据说明各产业巨头的批量生产活动不能回应或者营造消费者的差异性。跨国公司采用新科技，加入全方位的市场销售，他们已经对“批量生产多样化驾轻就熟”了(Curry，1993，p.110)。后福特主义理论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其认为跨国公司因为某种不确定的原因而无法迅速回应地方和个人的特别需求。但全球范围和本地反应在逻辑上是没有冲突的(Harrison，1994)。事实上，机灵的市场商人利用互联网上的信息武装自己，然后他们就能准确地针对全球消费者组织生产。也因如此，在凯文·罗宾斯(KevinRob-ins)所说的“弹性的跨国公司(flexible transnational,p. 27)”中，全球性政策和本地反应都能很好地协调一致。还有一点，与小的机构不同，跨国公司拥有特别强大的灵活性，以雄厚的资源为支撑，跨国公司可以收购一些具有潜力的小公司，这些小公司会代替跨国公司革新产品和管理细分的市场。

后福特主义的主旨在于否定福特主义，其认为福特主义不能准确描述当前资本主义企业，但事实并非如此。远东批量生产的兴旺不断威胁着欧洲和美国的公司，这让那些批判福特主义不再可靠的人更加迷惑了。此外，资本主义企业垂直解体的例子证明——主流的跨国公司倾向以纵向整合和横向整合来追求企业最大化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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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专殊化

有关后福特主义论点的批判，颇有分量，但后福特主义理论家却据理力争，至少那些受调节学派影响的理论家会坚持，我们需要考虑的不是整个新的系统，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积累体制的转型。他们的分析确实有含糊不清的部分—什么是连贯性？什么是变化？连贯性与变化间的平衡点是什么？但多数持此论点的学者开始从广阔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思考问题，他们感兴趣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他们往往能够辩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依然存在，他们需要确认另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企业模式。

不过，还另有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学派思想，它从更集中的方向开始研究，展示了后福特主义的变体，确认了过去与现在的断裂。迈克尔·皮奥雷和查尔斯·萨贝尔(1984)集中于研究工作(用学术术语来说，是劳动过程)，他们开创性地提出了弹性专殊化/生产能够普遍地改善生活方式。此外，因为这种理论特别重视信息/知识在后工业主义中的地位，因此我们要把这种理论与一般的调节学派理论相区别。

在福特主义的时代，当批量生产支配生产领域时，制造批量的标准化产品需要专业化的机器和低技能的专门化劳动力。只要想象大工厂的生产装配线，任何人都能轻易地描绘出这幅图景。在那时，泰勒技术(准确的时间和动作、分等级的监督、由管理阶级严格控制运作和精细设计每日例行工作)、半熟练和毫无技术的劳动力成为典型的必备条件。

因此，下文将回顾皮奥雷和萨贝尔的观点。他们主张在19世纪末爆发的批量生产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福特主义的重复而低技能的劳动力相比，职工技能的提高和多样化的商品生产需求是“弹性专殊化”最根本的变化。弹性是新时代的基调，它已经在意大利的艾米力亚一罗马涅地区引起共鸣(Sabel,1982)，它预示着蠢笨的劳动力将会回归到精巧的制作方式。皮奥雷和萨贝尔(1984)甚至梦想“自耕农民主”(yeoman democracy)的复兴，一间小型的合作企业就能对市场机会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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