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作为一名城市化分析专家，曼纽尔·卡斯特的学术名望在很久以前就已声名鹊起了(他在伯克利的头衔就是其学术旨趣之所在)。他的著作《城市问题》在城市规划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日后的一系列著作再次令其地位更上层楼，《信息化城市》(TheInforma-tionalCity)乃是他研究论著的巅峰之作。他从来都没有摒弃自己对城市问题的兴趣，实际上，他依旧继续探索城市的重建和区隔问题，贡献卓越。

不过，通过整合和扩展他早期对于城市的研究，《信息时代》展现出来的实际上是对当代文明的整体特征的描述。同时，它也体现了作者从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到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apost-Marxist social science)取向的漫长转型。曼纽尔·卡斯特秉持执著与坚持不懈的精神，达成其斐然的智力成就，这是他能与其他许多社会分析家如C. 赖特·米尔斯(C. Wight Mills)、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比肩的资质。

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思想深处刻下了印痕，这不仅体现为他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也体现为他坚持着墨强调资本主义所扮演的角色。同样也可以从他对《信息时代》这部三卷本著作的组织中发现作者深受马克思主义浸染的丝丝踪迹。第一卷(1996)强调了社会结构性物质，比如构成了“信息时代”基础的技术、经济和劳动过程。第二卷(1997a)的核心论述要点是“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的社会学，并特别关注了对根本变革做出响应而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在场的新型环境的利用。第三卷(1998)最显明地与政治相关，关键主题包括社会接纳和社会排斥，本书视野开阔，其广泛的主题还包括已成为历史的苏联、欧洲的未来、环太平洋地带的兴起，以及全球犯罪网络的重要影响。作者的此类分析程序以及对优先秩序的区分源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洗礼，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样，此分析程序从对结构性特征的分析转向对社会动力的分析，最后转向了对政治问题的分析。在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信息时代》提供了一个组织框架。但这点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它同样使卡斯特论述造成变革的核心原因充满了深刻的洞见。作者优先考虑的问题着眼于经济和技术问题之后，意识和政治上的问题才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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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斯特对当今世界所进行的整体诠释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印痕清晰可见。他的分析路径强调—如果想对当今世界的运作进行足够充分的解释，那就需要把一些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特征作为相互关联的要素联系起来考察。如果说卡斯特是对各个部分如何支撑一个整体的运行做了一个功能主义的描述，仅仅以此判断卡斯特便有失偏颇了。其实，并非如此，他的分析路径着墨于强调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性，虽然各个部分通常是处于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之中，但它们之间相互摩擦的那些特性是造成变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卡斯特把女性主义与全球化进程、经济和技术改革、家庭形式的变化和社会分层的改变联系了起来。当然，这种总体性(totality)的观念并不为马克思主义所独有，但它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当中可见马克思主义对卡斯特的持续影响。在“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s)遭受质疑，且后现代研究风行之际，总体观念并不受青睐。卡斯特并不随波逐流，其根深蒂固的马克思主义血统，令他义无反顾地抵制当今社会对总体性解释的普遍怀疑。

下文将铺陈卡斯特的思想，尤其是他在《信息时代》中所表达的主要思想元素(关于城市维度的讨论，参见 Webster，1995，ch.9，)。在此，笔者可能会对卡斯特的作品存在些许的误读，因为概括叙述难免把他的作品简化成了一系列抽象的和理论的观察。我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卡斯特令人记忆犹新的特征——在于他是一位实证的(empirical)社会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仅仅是在描述各色情境、堆砌数据和铺陈叙述。卡斯特的理论素养上乘且洞见深刻，不过，他的研究工作不是空谈理论取向。举凡言论以证据为优先判准，他绝不会恪守被经验证据所推翻的理论不放。曼纽尔·卡斯特(2000a)推崇“可抛弃的理论”(disposable theory)，多半原因是他实在不忍目睹学界自后结构主义转向(post-structuralist turn)后，对标志着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抽象理论化(abstract theorizing)强调过度，他便以“可抛弃的理论”反击时弊。为此，来自世界各地包罗万象的实证材料都成为卡斯特的研究素材。他以一种令人难忘的连贯分析框架展示了若干丰富的经验材料，无论其是关于1989年之后在俄罗斯出现的“狂热的资本主义”(wild capitalism)，还是北美市中心的犹太人居住区，或是欧盟错综复杂的状况，卡斯特持之以恒地努力探究并回应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和发生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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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还是改变？

卡斯特的核心论旨是，“信息时代”宣告因网络发展(信息传播技术使网络的发展成为可能)而塑造了“一个新型社会”(Castells，2000c，p.693)的来临。在这个社会中，信息的流动被置于优先的位置。就这一点，笔者不惜冗赘几句。但我们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卡斯特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信息社会”的来临。他认为每个社会都会使用信息，因此“信息社会”这个术语对分析当今时代的独特性罕有价值(Castells，2000d,p.21)。

卡斯特采用了“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的概念来描摹当今的时代。在此，“信息化”这个形容词和“资本主义”这个名词都甚为重要。一方面，形容词让作者可以关注一些标志着一种全新关系诞生的发展。信息主义(informationalism)对于卡斯特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术语，它表示“知识活动于知识本身是作为生产力的主要源泉”(Castells，1996，p. 17)，其预示着一种“新型经济”(neweconomy)和一个“新型社会”(new society)的翩然来临。另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一词的警觉，造就他注意到经济关系的常规形式(利润获取、私有制、市场规则以及其他问题)。实际上，他深察“信息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甚至是一种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形式，因为得力于网络安排，融合了充分的弹性和全球性影响（这两者在以前的资本主义时代都不存在，Castells，1998，p.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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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信息社会”的概念，《信息社会理论》对强调系统性变革的思想家和认为延续过去才是当代最显著特征的思想家有所鉴别。那么，有人会问—卡斯特在此图景中立场如何？他似乎强调了变革的深刻性，而同时他也强调资本主义会继续存在，其冒险扩张和稳固性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卡斯特认识到资本主义在当今时代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以他之见，造成这种十分重要的转变原因在于“网络社会”的形成，而且他认为这种网络对于未来任何社会组织都不可或缺。卡斯特的全部作品都贯穿了两种论点的冲突：其一是强调社会发展的延续性，认为资本主义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另一种观点认为信息主义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社会变化显著。上述问题也是本章所要涉猎的议题。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卡斯特(2004a)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因此他驳斥了那些“把我们的社会贴上信息或知识社会标签”的人，认为他们“有一点自命不凡”，因为“谁都知道信息和知识作为绝对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任何社会都有相当功用”。有鉴于此，他毫不犹豫地摒弃了“信息社会”这个概念。他与那种动辄就把信息摆在优先位置的论调格格不入，所以甚至连“信息资本主义”之流的术语在他的写作中也淡化了。尽管如此，卡斯特并没有在关键问题上犹豫不决，在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中，他清晰地阐明正是“网络社会”的出现真正标志着一个新型社会的来临。所以“我们不是在一个信息社会……我们是在一个网络社会”，这是“社会的基本的、形态上的转变”(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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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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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

卡斯特认为我们正在经历迈向“信息时代”的转型，该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连接人、机构和国家的网络扩展，其影响深远，最显著的莫过于网络社会在促进世界性事务的融合的同时，也强化了它们之间的区隔。卡斯特关注全球化整合人以及各种过程的方式，并且对分裂(fragmentation)和瓦解(disintegration)进行了评估，上述内容构成了他三部曲的统一主题。

卡斯特把信息时代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那个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标志着所谓的“战后安定”(post-war settlement)(完全雇佣、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国家福利制度等等)的终结。因为深陷衰退的困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的企业需要寻找新的利润来源，70年代之后的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重组。这种重组正好与卡斯特论述的“发展的信息化模式”(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的出现相伴随，此种趋势和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紧密关联。

在很大意义上，资本主义的重组意味着通过采用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去寻求实现成功的商业活动的新手段。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卡斯特称之为“信息资本主义”——便利用信息网络来开展活动，从工厂内的活动(工作的新方式)到世界范围内进行销售，资本主义迅猛扩张。而且，信息资本主义与长期以来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紧密相连，彼此唇齿相依，以至于“网络社会”是一种在全球环境中实时开展的资本主义活动，这一切完全仰赖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否则，不可想象。

许多学者认为全球信息网络的扩展预示着民族国家的衰亡，因为民族国家的边界与电子信息的流动无关，因此，营销、生产和分配越来越在同一个世界舞台上开展，打破了国家之间的边界。卡斯特察觉并承认此动态格局，但他并不认为网络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亡，尤其不认同政治的重要性将日渐削弱。尽管民族国家的若干作用渐趋式微，但民族国家仍然介入世界事务中，他坚持认为民族国家的作用依旧重要，并且不可低估。原因在于虽然全球融合乃必然之趋势，但与此相关，时势要求参与者具备最大限度的适应性。市场情境和市场机会的急剧频繁的变化是当今世界的秩序，在此世界“创造性的混乱……构成了新经济的特征”。为了适应这种“急剧改变的几何学”(Castells，1996，p.147)，政府需要因势利导来抓住机遇(和承担过失)。因此，政府明智地鼓励一些战略性的重要研究项目，及时涉猎一些重要的合同性谈判，尤其关键的是善治，这些都是当代民族国家所应扮演的核心角色。所以，虽然被迫接受信息流的全球大漩涡的挑战，但民族国家的重要作用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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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提供了全球性整合世界中最近的赢家和输家的风云旅程，他强调了拉丁美洲和苏联的不同结局，以及后种族隔离时代(post-apartheid)的南非潜力。他阐述的主题围绕当今变动的世界图景，指出一些传统的术语如北方(North)和南方(South)更容易带来困惑而非一目了然，不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变动世界图景中的各色差异。因为其表明在当今新世界中，一些适当的政府策略能够导致迥异的结果。励精图治的有效政府行为使日本和新加坡之类的国家迈向了成功，而非洲的大部分“掠夺性政府”(predatory states)把扎伊尔和乌干达之流的国家推向了全球性网络社会的边缘，迫使这些国家只得依靠“乞讨的政治经济学”(Castells，1998，p. 114)来勉强维持生存。

通过对世界面貌的深刻体察，卡斯特对网络的形成所造成的直接影响了然于心。最新的国际劳动力分化变化不定，但大致的方向却显而易见，也就是说，可以用四种形式描述那些地区(Castells，1996, p.147):

● 高价值生产国(producers of high value)(基于信息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

● 高产量生产国(producers of high volume)(基于廉价劳动力)，中国占有重要地位。

● 原材料生产国(producers of raw materials)(基于自然资源)，在这种国家中，石油和煤气供应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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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生产国(redundant producers)(只剩下贬值的劳动力)，这种国家严重缺乏资本和资源，政府不稳定，基础设施薄弱。

网络企业

我们已经步入了伴随着资本主义和“信息革命”联袂产生的“网络社会”的新型时代。卡斯特相信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尽管我们难以忽视其重要性。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组织的形式，因为伴随着全球整合而来，网络迅速成长，从而导致事务处理的“去官僚化”(debureaucratisation)，意思是说即使是在一个巨型的跨国公司中，等级制度也正在被摧毁，权力也正在转移到那些真正的推动者(movers)和鼓动者(shakers)手中，以及在网络中工作，操纵生意于四海之内，做有利可图的市场项目的信息劳动力(information worker)手中，他们的忠诚体现出往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特色，而非忠诚于在当下雇用了他们的特定公司。

在此，卡斯特从更正统的原则转向了商学院中的流行观念。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信息网络的扩展体现了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增强的趋势。彼得·狄金(PeterDicken，2003)、理查德·巴内特（Richard Barnet)、罗纳德·穆勒（Ronald Muller，1994)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1984b)对此趋势都有闻名遐迩的高论，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在战后引人注目的、势不可挡的上升与信息网络的扩散紧密一致，而信息网络就是为一些主要的公司客户而设计，它们把这些主要公司客户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DanSchiller，1982)。许多数据显示，当部分国家和公司的财富发生大规模增长时，一些主要跨国公司的收入占据了前50名，或者说，一些电信公司的主要订单迄今都来自于国际性的与跨国公司有内在联系的顾客，或者说，世界工农业20%的产量都来自于大约600家大公司。这些数据都支持了上述学者的论断。

卡斯特认为整合导致世界激烈变动，物是人非，但他对上述论断没有深究原由。当然，对跨国公司在“网络社会”中的存在，他并非视而不见，不过，他以为跨国公司受到了“网络社会”所带来的严重威胁，并深陷其威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以至于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另寻出路，否则就有面临崩溃的风险。所以，卡斯特声称，跨国公司正在从纵向整合转向解体，以至于它们转变为“横向兼并的公司”(Cas-tells，1996，p.166)。他争辩道，在“网络社会”中，一切都与在世界市场中的反应速度和适应速度有关，所以，网络比其他东西都要重要。反过来说，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讲，公司似乎是中央集权制和等级制的组织，但由公司内部人士和外部人士创造的和不断再造的网络，能以一个有利的价格及时传送产品和服务，简言之，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公司向网络的转变”(p.115)。战略联盟的缔结与中止取决于特定的环境和参与者，本田公司的管理者提出的“五个无”原则(无过失、无故障[如无技术错误]、无耽搁、无纸化工作和无存货)是成功的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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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认为，即使跨国公司会继续存在，剧烈变革仍然不可避免。那个由位于大都市中心的由中央权力来计划和运作一个全球帝国的时代已经逝去。在信息经济中，“大公司……不是，也不再是自给自足”(p.163)。它们需要把权力转移给那些能够接近“建立在去中心化、参与和协调基础之上的自我规划的、自我导向的”(p.166)网络组织。有鉴于此，“竞争的全球化把大公司消解在由多维度的网络形成的网站之中。”(p.193)。

所有上述讨论都深深地回应了后福特主义理论(见第四章)，后福特主义的咒语“弹性”(flexibility)反复贯穿于卡斯特的著作。虽然卡斯特极少显明地引用福特主义的文献，但他提出(2000b)当今典型的公司是思科(Cisco)。思科公司的网站就是它进行商务活动的地点，其80%的生意都依赖网络操作。卡斯特认为(2000e)，福特公司巨大的制造工厂、标准化的生产，以及自上而下的管理结构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缩影，而思科公司正是信息时代“网络企业”的典型(pp. 180—184)。

我们可以经常在《金融时报》或者是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的专栏中浏览这一耳熟能详的管理学理论。毋庸置疑，世界经济日新月异且不稳定，对所有人来说都风险重重，根究这一原由，全球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难辞其咎。全球化使得一些从前相对来说不受影响的(由于它们属于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公司在世界范围内也陷入了激烈的竞争。不过，卡斯特在此的假定乃以浅显明了却蕴藏深邃的洞见著称。他坦言“网络的逻辑力量远胜于网络的权力”(Castells，1996，p.193)，这一箴言的言下之意就是信息传播技术降低了全球公司的有效性，它们授予了那些在网络方面具备更高明的企业家眼光和更有效率的人和组织引人注目的权力。实际上，这些人可能被公司所雇用，但是新技术却使权力从他们的雇主转移到了网络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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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1996)继续高度赞扬了“信息主义精神”(p.195)。在此，他从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著名论断中得到了借鉴。韦伯认为在加尔文教神学(Calvinist theology)中存在一种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亲和关系”，即“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与“资本主义精神”(spirit of capitalism)相互凝结。卡斯特借用这个论断提出了在当今社会起作用的可比较要素。资本主义依然存在，但却是“以一种新型的且深刻改变了的形式”(p.198)存在，该论断的核心是“信息主义精神”(spirit of informationalism)。卡斯特关于“信息主义精神”的描述可以激发出“网络空间”(cyberspace)的玩家画面：他们可以非常方便地交换信息，相互之间紧密联系，凭借把持的网络彼此有效连接。他好像敬畏网络决策的作用：在“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利用熊彼特的术语)的浪潮中，网络决策急剧地改变了世事。他断定决策者是一种新类型的人，他们甚至不对他们的雇主负责，而对那些在网络方面有天才的人开放。所以，卡斯特把这种新的状况描述成“在网络企业的网络空间中，熊彼特遇见了韦伯”(p.199)，这是激烈变化、创造力和个人驱动的迅猛混合。他以此作为结语，一点都不使人感到惊奇。卡斯特的合著者——派卡·海曼(Pe-kka Himanen,2001)——扩展了这个论断，他认为当今社会，冒险和非法的“黑客伦理”(hacker ethic)方兴未艾，有此嗜好者趋之若狂。

卡斯特同样对工作实践和雇用模式的改变深切关注。他认为，当代社会的信息劳动(informationwork)急剧增多，总体而言，他们比过去的劳动力更让人满意，更个性化；被“网络社会”改变了的环境意味着如果人们要在信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动荡”(systemic vola-tility)中生存，他们必须习惯行动与筹划都充满“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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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本主义的文化影响

在三部曲的中篇，《网络社会的崛起》转向了考察技术变革导致的文化影响。卡斯特一点都不担心诸如网络色情和宣传新法西斯主义的公告板，那些内容并没有阻止他的思考。他觉察到信息传播技术更深远的影响，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的论述精髓得以发扬光大。麦克卢汉认为电视宣告了印刷业的终结(《古登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1962)，并且它将会被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所取代，卡斯特(1996)对此洞见致以“敬意”。他认为电视在当今政治中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具体的内容，而是如果一个人希望成为政治的参与者，他必须利用电视画面；与此相同，如今“网络社会”最迫切的事情不是关于人们说了些什么，而是人们可以接触到网络的事实本身。卡斯特声称，如果你不置身于网络之中，你就无法在“网络社会”中扮演一个完整的角色。而且，在大众传播体制中，电视是典型的媒介(把集中式生产的产品传送给一个同质化的受众)，而计算机网络预示着大众传播体制的终结，因为它允许互动，并且使互动个性化。所以，最重要的文化影响是“进人网络”(being networked)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置身网络，他就能够接触到信息，但凡他需要，他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与任何人发生互动。

卡斯特担心一些比因特网的扩散更领先的技术发展，因为他认为其加强了社会碎片化(social fragmentation)的趋势，社会分裂贯穿于作者全书。如今的趋势是，有线和卫星电视使得目标受众接收到的是一个预先选定的节目单，把那些(比如说)收看天空体育电视台(Sky Sports)的受众与那些被 MTV的摇滚乐频道所吸引的受众分离开。这是卡斯特的观点与麦克卢汉的论述相去甚远之原因，麦氏认为“讯息即媒介”(message is the medium)，因为它们的传递依赖于分割的受众(segmented audience)需求。这一切都是伴随着电视资源的全球整合而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默多克(Murdoch)的新闻集团(NewsCorporation)，它为那些具备市场吸引力的、不同的受众提供量身定做的和多样化的节目。卡斯特尤其担忧伴随着先进技术而来的由娱乐兴趣所驱动的家庭中心化(home-centredness)现象，其预示着建立在国家广播电视基础之上的共同文化的丧失，意味着“当媒介变得……全球性互相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之中，而是生活在地区分散的小村舍之中”(p.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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