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不过，技术导致的结果并非没有益处，也存在反上述趋势的现象。对卡斯特来说，因特网拥有“技术和文化方面根深蒂固的属性：互动性(interactivity)和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p. 358)。所以，它可能能够促使电子社区(electronic communities)的产生，而电子社区可以使人们联系起来，而不是使他们分离，由此，我们想到了霍华德·莱因戈德(Howard Rheingold,1993)热衷于可以在网络上创造出来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同样，卡斯特宣称“因特网会膨胀成一个电子广场(electronic agora)”(p. 357)，一个“互动的社会”(p.358)即将来临。

卡斯特好像对“虚拟社区”的潜力持乐观态度(cf. Robins andWebster，1999，Part4)，虽然在《网络社会的崛起》的第二版中，他压制了早期的乐观主义，承认了会抵制新技术的一些“高尚的目标”、“平庸的物质主义”(mediocre materialism)的存在(P.358)。任何个人都会例行公事地使用电子邮件和因特网，它在个体与志同道合者的联系上对我非常有帮助，但它并非是比写信更舒适的交流形式。社区的真正意义不是被限制的交流，因为它涉及连接“整个的”人，而不是连接一些具体的“位元”(bits)，这些“位元”构成了电子关系(VanMorrison)、电子公告板、一个职业清单、一种商业传播、一桩电子交易，但当因特网衰退的时候，它们也就寿终正寝了（Talbott，1995)。实际上，与他人的在线关系之所以令人困扰，就是在于在线关系很容易因为按一次转换键而终结。这种表面的、非干扰的(nondisturbing)、自我中心的联系还不值得以“社区”一词来讨论。如果就人类活动而言，“社区”应牵涉到在现实的时间和现实的地点与人们相遇。现实社区当然可以加强一个人的观点或促进偏见，但它同样可以挑战没有电子逃避的行为和信念(Gray，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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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如前所述，卡斯特相信进入网络(inclusion on the network)对于全面参与当代社会生活势在必然。扩大接触信息传播技术，尤其是接触因特网的途径，是信息时代的一项公民权(Brown，2003)。虽然他对连接性(connectivity)充满热情，但却深深忧虑，如果这种连接是娱乐导向(entertainment-led)的，就会产生一些迫于中心权力而进行互动的人，而不是真正在互动的人。卡斯特还提出“加入这个系统所要付出的代价是适应它的逻辑、它的语言、它的切入点，以及它的编码和解码”(Castells，1996，p.374)。他的这种坚决主张使我们想到他对麦克卢汉的继承，因为他相信信息传播技术的文化影响甚至要比那些更民主的传播形式的影响更激进。卡斯特利用“真实的虚拟性”(real virtuality)来指代多媒体所牵涉的文本、音频和视频形式的融合，以及“网络社会”中的生活含义。他提出，即使我们与网络保持距离，或在不同的地方与他人以不同的交流方式进行互动，媒介都是我们所经历的全部现实。因此，在此体系中，“现实本身……被完全捕获，完全陷入一种虚拟的形象环境之中，陷入一个制造信任的世界之中，在其间，表象(appearances)不仅仅是显示在交流经验的屏幕上，而是成为经验本身”(Castells，1996，p.373)。

就此我们陷入一种后现代的想象，但笔者认为这有点过度延伸了话题，并在第九章以相当篇幅考察了该问题。卡斯特就一个电视肥皂剧和有关丹·奎尔(DanQuayle)所经历的政治问题的混杂性讨论，阐述了此类新颖的文化现象。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彼时的美国副总统利用一部肥皂剧中的人物形象来阐述他关于“家庭价值”的观点。在奎尔发表演说之后，该肥皂剧在下一集中穿插了他对该剧进行介入的内容来讽刺他。在此，现实和虚幻似乎变得模糊不清，卡斯特以此作为新媒体的产物“真实的虚拟性”的例子。笔者以为如果要说服我们去相信一种新颖的现象已经来临，这个例子罕有说服力。一百多年前，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在他的连载小说如《奥列佛·特维斯特》(OliverTwist)和《匹克威克·佩帕斯》(Pickwick Papers)中早已做过同样的事情。而大部分日常经历都涉及利用虚构的人物形象去探索何为真实(如：“他有点斯克鲁奇[Scrooge，吝啬鬼]”，“这里没有尖酸刻薄者”，“他是一个真正的偏执狂”)。虚构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讨论社会现实的方式，因此它可能会使事实和寓言之间的鲜明区别变得模糊不清。此现象由来已久，当然远在多媒体甚至是在电视的广泛传播之前就是如此。这些新的文化形式提供了那些可能被采用，也可能不被采用的相似再现(representation)，但我们充满信心：大部分人在区分“真实的”(literal)和“文学的”(literary)的时候不会存在很大的问题(Slouka，1995)。把这种发展描述成“真实的虚拟性”，过快地陷入了后现代思维方式的窠臼。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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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空间(The Space of flows)

卡斯特的早期作品《信息城市》(The Information City)的读者应该会熟悉卡斯特关于“流动的空间”的观点。在此论著中，他重申了“位置的空间”(space of places)和“流动的空间”的区别，他对后者的论述重点强调了“网络社会”。因信息的流动(informationflows)成为当今社会组织的中心，世界各地能够“整合在连接了它们最有活力部分的国际网络之中”(Castells，1996，.381)。卡斯特的论述强调了区域(region)和地点(localities)乃是中枢环节，不过，他提出我们正在经历既有关系失常的“地理上的非连续性”（p.393)。具体地区的繁荣昌盛或是衰落凋敝取决于新的“革新环境”，但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整合到“网络社会”之中。

城市，尤其是担当覆盖范围广泛的网络“轴心”的城市，意义重大，各领风骚，卡斯特坚持认为“全球化的城市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进程”(p.386)，信息在此进程中流动。他认为一些大城市(如东京和孟买)犹如“发展的引擎”(p.409)，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相互连接，但是在地区范围内它们各自分离，无论从自然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都是如此(p.104)”，除了那些最偶然的参观者之外，上述特征一视同仁。卡斯特还对在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占支配地位的管理层精英”(p.415)进行了引人入胜的讨论，精英们分布于世界各地，但他们需要保持地区性的联系以保证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一致性，这也是导致他们产生严重心理压力的力量所在。管理精英存在着全球性的联系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人住相似的宾馆，进行雷同的娱乐)，各居其所，频繁地使用先进的技术系统与那些居住在附近的“危险的阶级”截然区隔。虽然他们具备精英身份和全球性联系，卡斯特却没有把这群人描述成一个阶级。相反，他断定尽管存在一个“不露面的集体资本家”(faceless collective capitalist, p. 474)，但并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资产阶级”(a global capitalist class)。下文对此有更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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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永恒的时间(Timeless time)

卡斯特引入“永恒的时间”这一概念，特别吸收了关于现代世界中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论述。时空压缩论强调“网络社会”致力于创造一个“永恒的宇宙”，在这个“永恒的宇宙”中，时间的有限性越来越成为一种远逝的过往。卡斯特展示了时间一直被“一个电子化管理的全球资本市场”(1996，p.437)所操纵，并且与如何利用工作时间(“弹性时间”)达到效率最大化相关。

另外，“网络社会”引发了“生活方式的模糊不清”(p.445)、“节奏感的丧失”(p.446)，以及由此导致生命的不同生物学阶段如何被操纵。因此，我们可以见到在50岁时生小孩的女人，甚至可以见到要“把死亡从生命中抹去”(p.454)的努力尝试(通过类似于低温学的技术)；我们还可以看到“性感的”8岁小孩，也可以看到人们通过运动体制、药物和整形手术来抵制老龄化。所有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想到基因工程上的重大突破，卡斯特把信息与传播问题与此联系了起来，这些突破都促进了一种关于无时间限制的永恒文化之发扬。

卡斯特用“即时战争”(instant wars)来指代由那些掌握了最先进技术的权力集团突如其来地决定发动起来的战争，这些战争通过全球媒介粉墨登场。经过这些战争1991年至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1999年北约摧毁塞尔维亚的战争，以及2001年下半年阿富汗的塔利班神权政治被迅速入侵和摧毁的战争——之后，大部分人都注意到了“信息战”的发展(Tumber and Webster,2006)。卡斯特不仅仅指出了传统战争的终结，他还给予我们难以忘怀的提醒：从历史上讲，对战争的参与，至少对欧洲人来说，是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可以使人意识到自身会死亡的宿命，同时为幸存的生者献上一份苦口的良药。但现在这一切全成为过往云烟了，对“永恒的时间”的膜拜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永恒的现在。另外，卡斯特还看到了“网络社会”对即时传播(instant communication)的重视，即时传播是指我们可以即时地从全球搜集到以超媒体(hypermedia)形式再现的信息。信息不向我们提供历史背景而撕裂了历史，撕裂的程度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被放置于一个“没有时间的精神景观”(p.463)之中，一切都融合于“网络社会”的文化之中，此文化引发了一种“系统性混乱”，一种永恒的即时性、一种连续性和自发性的缺乏。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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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力量

《信息时代》的第二卷把重点从“网络社会”的构建和与之伴随而来的整合与区隔的趋势转向了对集体身份(collectiveidentities)的关注，中心主题是“社会运动”(socialmovements)。卡斯特(1997a)认为社会运动是指“改变一个社会的价值和制度的有目的的集体行动”(p.3)，社会运动给人们提供关于他们身份的中心元素。换言之，本书聚焦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政治学和社会学。

当传统被撕裂时，身份是如何建立的？这一论述乃《信息时代》一书的核心旨意所在。比如，卡斯特认为民族国家以及与它有关的一个公民社会中常规存在的合法制度(提供福利、主权国家的权利、阶级基础之上的政治、民主的过程，以及各种压力集团比如工会)都面临着“网络社会”的全球性趋势的挑战。例如：福利国家面临着对最廉价的劳动力供应的全球性竞争压力；在这个日元、美元和欧元可以进行实时的和持续的交易年代，极难对国家经济进行控制；政治民主被“信息政治学”(informational politics)的发展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而全球性的、不严肃的、被丑闻焦点所吸引的信息传播媒体是“信息政治学”的中介。传统上与国家问题相关的工人运动力量在一个充满全球竞争和迅速流动的资本的世界中被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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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卡斯特认为民族国家甚至不能够利用新技术对其人口实施有效的监控，因为一些半自治地区(甚至是城市)的出现正在慢慢推翻国家本身，民众可以很方便地与千里之外的人们联系，一个全球性的、高度分化的媒体一直都在探查和揭露政客们的图谋(想象一下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的沉浮，以及他在2001年令人惊讶的回归，当然他依旧面临着未来针对他的法律制裁的威胁。另外再思考一下媒体对政客们的腐败和不端的性行为的持续曝光)。那些忧患奥维尔式的(Orwellian)、任何事情都会被“老大哥”(Big Broth-er)监视的人们，可能会对卡斯特的预言产生更多的担忧：“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秩序森严的监狱，而是一个杂乱无序的丛林(p.300)。”凡事都无根据且不确定，传统被消解了，曾经的信心不留踪影。

为了抵制这个梦魇，卡斯特推论说，行动造就了身份，所以“网络社会”激发了“抵制”(resistance)运动，甚至“规划”(project)身份的运动。然后，作者积极投入对形形色色的抵制运动进行分析。卡斯特并没有对这些反对运动发表赞同或者反对的意见，但他把一系列抵制运动视为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的、显著的压制力量所形成的集体身份的铁证。

卡斯特详细阐述了曾经影响卓越且持续作用的环境保护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两种项目导向型(project-oriented)的运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运动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对“信息时代”的各种压力的反应，因为它们都利用了“网络社会”的设施(facilities)来协助组织传输他们的观念。而且，尽管是地区性的活动，但其能够娴熟地利用信息传播技术。社会运动在视野、趋向和联系上无不跨越国界。

卡斯特对女性主义的分析表明，人类社会在几个世纪以来通行的规则父权制，不可避免地衰落了。造成这种状况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妇女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劳动力大军，这与信息工作的扩散以及“网络社会”对“弹性”的强调紧密相关；第二个原因来自于生物学的控制，最显明的例子是基因工程使女性避免了生育的约束；第三个原因当然是不同形式的女性主义运动；第四个原因是信息传播技术的普及使构建“地球妇女声音的超级编录(hyperquilt)”(Castells，1996，p.137)成为可能。另外还有一些特别的、富有挑战性的性规范(sexual norms)力量与上述情况相结合，这些性规范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因此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它们都“正在破坏……异性恋形式”。卡斯特提及了“实践的女性主义者”(practical feminists)，以他的见解——“实践的女性主义者”就是那些在全球范围内正在致力于改变她们的生活，为争取新的身份而抗争，使“社会制度去性别化”(p.202)的勇士妇女。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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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的新形式

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颠覆了以前的各种分层形式，使一种新的不平等类型迅速粉墨登场。笔者已经觉察到他就横向兼并公司的发展论断，这对于官僚主义者来说并非好事，但是那些边缘化的人却重新获得了权力。他的观点是，从全球范围上讲，信息时代带来了一种系统的资本主义，但缺乏一个领导性的资产阶级。信息资本主义之下的分层表现与结果不同凡响，值得着墨。伴随着新的分层形式出现的是权力关系、资源分配以及未来远景的变化。最重要的是，直到20世纪末依然在支持各种政治效忠的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分界轴心，显然遭到了破坏。

由某个统治阶级所领导的资本主义已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如今拥有的资本主义缺乏一个资产阶级。那些以网络为导向的熟练的“信息劳动力”负责运作如今的资本主义，该群体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他们几乎对一切事情负责，从设计技术、操纵公司的变革，到鼓动立法改革。反过来，体力劳动者(卡斯特称为“普通劳动力”genericla-bour)越来越多余，他们在信息资本主义中忐忑不安，一直都被他们自身无法应付变迁的僵化所威胁。而信息劳动力作为革新的和创造财富的力量，敏锐而机警于社会变迁与动态，他们能够在时代洪流中应对自如。社会学家(还有其他人)曾经描述这些普通劳动力(一般来说是男性)就是“工人阶级”。此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断裂关系到那些被推到信息资本主义边缘、缺乏技能的人和缺乏教育的民众。他们的最佳状态，是能够找到低层次的无保障的工作；最糟糕的状况是他们会进行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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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新的分化的不断发展，既有的动员形式随即被侵蚀。伴随旧的阶级体系发生转型，阶级政治就变得过时，取而代之的是能够更好地与被网络社会改变了的环境和作为当今时代重要特征的生活方式和身份政治更好地衔接的社会运动。这些新运动的领导者掌握了与媒体打交道的技能和组织能力，这些技能对于信息时代的有效动员必不可少。

虽然卡斯特不愿意把他的分析与当代其他一些社会思想(如在他的著作中只被粗略地提到的安东尼·吉登斯、阿兰·杜连[AlainTouraine和丹尼尔·贝尔等等)直接联系起来，但是很显然，他的观点与最近的大部分著作相得益彰。更具体地讲，卡斯特对于一个被深刻改变的分层制度的重视，尤其是他对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信息劳动力的中心地位的关注，以及他对超越了旧的阶级分化的政治动员新形式的强调，无不浓缩了“新型时代”(newtimes)正在来临的信念光谱。

工人阶级的终结

卡斯特从两个方面预言传统的工人阶级将会走向终结。首先，工人阶级曾经是各种激进政治运动的舵手，但其数量日趋减少，并且正在被一些不从事体力劳动的日益增多的女性劳动力所取代。其次，工人阶级对社会的贡献已江河日下，信息(或知识)价值论乃当今时代之宠儿，劳动价值论已是明日黄花。卡斯特(1997a)写道：“信息和知识是新生产过程的核心原料，教育是劳动力的关键品质，(所以)信息资本主义的新生产者是知识生产者和信息程序师，他们的贡献对……整个经济是最有价值的”(p.345)。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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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过去，工人阶级从属于资本所有者，但公认工人阶级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毕竟，如果要开采矿场、运作生产线和生产食物，还需要矿工、工厂工人和农民。工人阶级的核心贡献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继承人”政治(“inheritor”politics)的重要主题。“继承人”政治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工人阶级创造了财富，在将来的某一天，他们将会收获他们应得的奖赏”。但如今，工人阶级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一个新的阶级—信息劳动力—正在形成，迫使过时的工人阶级挥之即去。信息劳动力对普通劳动力的影响，就在于什么信息劳动力决定社会权重的问题一目了然，信息劳动力实施影响存在多种路径：如他们可能会使普通劳动力自动消失（通过利用计算机技术)；他们可能会使生产转移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采用高新技术的计划制定者达成此目标易如反掌)；普通劳动力由于固守旧业且僵化而被淘汰，信息劳动力则可能因其适应变迁而会生产出新产品。

在这个新的世界，信息劳动力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而工人阶级因落伍于日新月异的时代而注定走向衰落，按照现在的说法，他们缺少“弹性”。结果，政治正在从阶级转向社会运动，诸如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这些运动远远超越了传统的阶级忠诚(class allegiances)，它们诉诸支持者们的生活方式和身份，且很显然地被不同类型的信息劳动力所渗透。例如，想象一下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International)、绿色和平组织和地球之友协会：它们都拥有全球性影响和电子化的成员名单，以及由许多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和科学训练的、有媒体意识的工作人员和支持者所组成的广泛网络。

此外，当卡斯特强调信息资本主义的特别强大和特别渗透性(尤其是抑制市场实践的有害行为)时，他也坚称一个可辩的资产阶级已不复存在。随着资本主义走向全球，单个国家的策略选择急剧减少，这在国家经济战略方面最为显而易见。并不是说政府的行动变得不重要，事实与此恰恰相反，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政府行动对世界经济造成了特别迅速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存在一个控制世界体系的资产阶级，那就离谱了。卡斯特声称，存在“不露面的集体资本家”(1996，p.474)，但集体资本家并非一个特定的阶级。例如，在此可以想象，世界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持续交易意味着不存在脱离主流资本主义企业的空间。但是，这个体系的掌权者却不是有产资本家，信息劳动力才是其最主要的参与者。该图景表明如今运作资本主义的是会计师、系统分析师、金融家、开户投资者、广告商等等。他坚称，“总设计师”(grand designers)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系统有其内在的动力，其网络比任何一个甚至是有组织的群体都要庞大。而且，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人之所以身就其位，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财产拥有者，而是因为他们的专门知识和技术。也就是说，他们是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信息劳动力，他们的粉墨登场宣告了有产者阶级的过时和工人阶级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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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存在缺乏技能的人和(或者)与信息资本主义无关的人卡斯特把这些人称为“第四世界”(fourth world)，他们因缺乏可以吸引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资本和(或者)技术资源，几乎没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在此，他着墨美国被隔离的穷人，即那些与处于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信息劳动力并肩生活，但却沦为底层阶级的人们，他们通常在一个不让人羡慕的环境中为信息劳动力这个新的阶层担任服务员、保姆、看门人和仆人的工作。卡斯特对此忧心忡忡—从长远看，如果他们不能对新经济的弹性需求做出应对，普通劳动力可能会沦为底层阶级。

总之，卡斯特认为信息资本主义已经根本改变了分层制度。事实如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s)成员国中,30%的职业结构被信息劳动力所占据。在一个与当今的许多思潮—从罗伯特·赖克(RobertReich)(1991)对“符号分析者”(symbolic analysts)的狂热到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1993)关于“知识专家”(knowledge experts)乃当今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源”的信念，到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1990)的“知产阶级(cognitariat，有知识产权者)”在“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中起到中心性作用的观点相呼应的论断中，卡斯特声称信息劳动包括激发变化的、与新经济紧密结合的、一般来说从事新经济所要求的思考、构想、计划和运作等之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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