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信息劳动力于是成为信息资本主义的黏合剂。前文已述及，信息劳动力已篡夺了过时的资产阶级的位置，因为后者对资本的所有权已经不再足以在当今世界领衔潮流。那些拥有公司的人需要运用信息技术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使他们在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永恒的变化时可以依旧保持活力。如今，仅仅拥有大量的股票已经不够了，因为如果没有紧跟时代变迁的信息劳动力，股票转瞬即失。因此，那些信息性职业成为了优先职业，而且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核心，它们体现了分析、谋略、有效沟通和机会识别的能力。

对于那些信息劳动力来说，具体的技能与最重要的适应技能相比，就没那么重要了。也就是说，他们是“自我制订的”(self-programmable)，只要有必要，他们可以接受培训和重新培训，从而保证信息劳动力尤其适合在节奏极快、“弹性”极强的信息资本主义世界中生存。工作于庞大的官僚机构，稳定且旱涝保收的时代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履行项目负责制的合同性工作。因工作失去确定性而令若干人诚惶诚恐，但信息劳动力感觉并非如此。因为他们特别适合这种“组合履历式”的职业生涯，其间，他们的能力体现为自身在不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记录（Brown and Scase，1994）。往昔对某个特定公司忠诚效劳的价值观，已经越来越过时了。信息劳动力那类游牧人群很愉快地在不同的项目之间迁徙，他们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关系网络而不是公司的等级来寻求下一项生意。他们寻求的不是终身制的保障，而是他们各自领域的最新发展所带来的喜悦和挑战。公司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不可或缺，但他们并不特别地附属于某个公司。这些信息劳动力为了一个“项目”而签订工作合同，然后很愉快地自行其道。想象一个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任何报道的自由记者；一个全神贯注于他/她正在开发的程序的软件工程师，他/她会与全球大约几百名与他们具有相同目标的人们联系；或者一个只对他/她的同行而不是对某个特定的机构忠诚的教授。

这里会不可避免地把信息劳动力和普通劳动力进行比较。普通劳动力是固定的、僵化的，他们渴望待遇得到终身保障，每天进行着他们在早期训练中学习到的重复性工作；而信息劳动力属于适者生存，他们甚至热切地盼望着变化的发生。信息劳动力是当今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无论他们是从事交易服务的会计师工作，还是从事“知识密集型”行业，比如软件工程、生物科技、时装设计、制作吸引人的广告，或者仅仅是构想出一种更节省成本的派送产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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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管理(Meritocracy)

信息劳动力的职业晋升很容易使我们想到英才管理(meritocracy)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成功不是依靠继承得到的有利条件，而是仰赖一个人在教育系统之内获得的能力和付出的努力。信息劳动力，即使不具体到某个学科，好像的确需要接受高水平的教育。在各大学中存在着一种向学生们灌输“可转移的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的极大热情，以使它们的毕业生具备雇主们所看重的素质：沟通能力、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弹性，致力于“终身学习”等等。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受到过高等教育的民众比率现在已经达到30%，大学就学的数字还在不断上升，这绝非偶然现象。卡斯特就信息劳动力主题的探讨令我们联想到了英才管理，因为英才管理认为一个人在职业结构中的成功需要的不是(继承的)经济资本，而是信息能力，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学生们在他们的大学教育中获得的。至于那些进入信息劳动的精英竞技场的雇员，他们必须拥有大学学位的证明(尽管为了持续成功，他们当然需要有一份成功的历史记录)。当卡斯特强调当代资本主义是由那些掌握了信息资本的人所主导，拥有经济资本不再足以控制权力杠杆时，他其实采用了一种英才管理的原则。于是，不可避免地，大门便向那些获得了大学文凭的人敞开，然后他们就可以继续建造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履历。与之相反，不能够达到成为一个信息劳动力资格的人，肯定走投无路，不管他们的出身是多么地得天独厚。

与此关联的观点认为，信息资本主义的分层制度固若金汤，因为这样的分层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思考一下与资本主义的传统图景之间的区别吧：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创造了财富，然后这些财富被富人们所剥夺；仅仅因为这些富人们控制了资本而居于支配地位，由此通过经济难关驯服工人阶级处于从属地位，而不是因为富人具备更好的禀赋。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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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

无论它具备什么样的英才管理，卡斯特的论断都体现出多种困难。最引人注目者是其寻常性，涉及对其论断赖以为基础的实际现象新奇性的怀疑。卡斯特对信息劳动力所拥有的变革能力及特征的强调，令人联想到一些早期他认为各种不同类型的“专家”的出现使世界发生了改变的论断。当提及社会上受过教育的人群的特征时(Taylor 1976)，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1976)、塞尔日·马莱(Serge Mallet，1975)、肯尼斯·加尔布雷斯(Kenneth Galbraith，1972)、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3)，以及再早一些的亨利·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都有他们各自强调的重点。有人强调该人群的技术才能，有人强调他们的认知能力，还有人强调他们所受的正式教育。但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提出了同一个论断：受过良好教育的不同类型的精英是社会的关键参与者，上述立场都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属于技术统治论(technocratic)，且都依赖于这样的假设：劳动和(或)技术的分化必然伴随着一种权力等级的出现，由此导致一种“自然”形式的不平等的产生；这种不平等是超社会的，虽然它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同寻常(Webster and Robins，1986，pp. 49—73)。此论或许有点道理，但大量的证据表明，持续性的不平等，即最显赫出身的人依旧支配着最好的职业或事业前途，这种形势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任何对英才管理论断的无条件接受都必须受到质疑(Heath et al, 2005)。

还有学者对卡斯特不认同，其异议就是批评卡氏提出的信息劳动力的概念维度过于宽泛，他依次强调了教育、沟通技巧、组织能力和科学知识，以信息劳动力之名笼统地混杂了范围广泛的不同活动和能力。卡斯特的观点似乎以为分散的活动需要由具备组织能力和管理训练的人来协调；或组织倾向于由那些具有沟通能力的人来领导。此论并不新鲜，许多思想家在很久以前就提出过同样的观点，如罗伯特·迈克尔(Robert Michel,1915)的经典著作《政党》(PoliticalParties，1959)就描述过寡头政治的领袖所具备的特征对组织的知识了解、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演说技能等等，这与卡斯特的信息劳动力的特征似乎有很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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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对信息劳动力的宽泛定义，弱化了该术语的分析力。他不妨从另外的角度界定信息劳动力：如掌握了充足的技术知识，可以熟练地运用信息传播技术的人；或是掌握了科学知识、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熟知理论原理的人。管理可以作为一般分类的范畴，它体现了对组织能力、写作能力和策划能力等方面的要求。一位在城市中工作的股票经纪人和一位在坎布里亚郡(Cumbria)维护水库的水利工程师之间当然迥然有别，但在卡斯特看来，他们都是信息劳动力。同样，在日报工作的记者与在医院工作的外科医生一样，他们都属于信息劳动力。所有这些人所具备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标准，他们都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实际上，按照与卡斯特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振振有词—做零活的木匠(可能是自己经营的)与一个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经理属于同样的信息劳动力范畴，因为他们都需要进行有效沟通，需要分析、计划和协调他们的行动。卡斯特界定信息劳动力的观点如此富有弹性，甚至囊括了仅仅担任微不足道的领导的工作者，以及那些与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组织，比如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有关的人。

信息劳动力的历史发展

如果我们暂时承认在整个劳动力中信息劳动力的数量越来越多，必然垂问信息劳动力的新奇程度、数量以及重要性等问题。于此议题，历史学家哈罗德·帕金(Harold Perkin)的论著《专业社会的兴起》(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Society)颇有价值，因为它描绘了过去的一个世纪，专门职业是如何上升至突出地位的整体图景，而卡斯特只描述了近期的情况。帕金认为，至少从1880年以来，英格兰的历史可以理解成“专业社会”诞生的历史，专业社会的支配地位主要来源于“由教育所创造的人力资本”(p.2)。专业人士无疑是“信息工人”，不过根据帕金的观点，他们的人数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持续不断地增长。信息劳动力超过一个世纪的递增，不由得令人对信息劳动力的新奇程度及其强调范畴扩大的论断难以置信，疑云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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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可以对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新奇程度提出质疑。许多评论家振奋于生物科技和软件工程，但过去也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知识性行业，案例不胜枚举，如石化产品、医药品、航空航天技术、电子工程甚至银行业等产业都兴起于20世纪早期，它们对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无不贡献卓越。我们需要记住凝固态物理、原子能、雷达、喷气发动机、塑料和电视，从产业上讲都举重若轻(当然，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且拥有重要的知识投入，都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时期。

帕金还声称高等教育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享有特权的地位。一个人在市场上所处的位置，尤其是一个职业影响市场的能力，至少具备与教育同等的重要性。看一看如今的涡轮式资本主义（tubcapitalism，或译为超级资本主义)就会发现：大部分信息劳动力都从属于市场，这与卡斯特所想象出来的强有力的经纪人形象相去甚远。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有人攻击某些职业（例如大学教师、建筑师、研究员、图书管理员和医生）、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展，以及拥有高等教育文凭所获得的回报明显下降，其中的关键问题不是“信息劳动力”的权力导致这一结果，而是市场制度的权力使然。不管雇员们的智力水平有多高，市场制度乃重中之重。除了对资本在工作领域的决定性权力稍有限制之外，信息劳动力的兴起似乎没有产生别的什么影响。

许多评论家都迫不及待地声称高等教育的更大参与本身就体现了信息劳动力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在此值得对此草率结论的行为作一评论，仅就考虑一个规模扩大了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标准已经被改变，以及不同职业与教育成就的契合度便可以提出棘手的问题。随着高等教育参与率的迅速上升，一些质疑高等教育标准的系列严重问题层出不穷，这已经成为引发社会广泛争议的问题(Phillips，1996)。无疑，雇主对雇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即使职业本身并不一定需要雇员们具备更多的技能。例如，有迹象表明，学位正在显示一个地位利益的典型特征：如果获得这个学位的学生越多，那么这个学位在帮助学生获得一份有名望的工作方面越加贬值；而如果授予这个学位的机构相对来说具有排他性，那么这个学位的价值就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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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运而生的问题—特别是鉴于卡斯特对信息劳动力被创造出来的价值强调—进入一些最有名望的大学，通常为进入高层次的信息产业开通了道路，而这些信息产业位于信息资本主义的中心。在英国，种种迹象显示，英国最具有排他性的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近几十年来越来越限定报考者的社会出身。所以，在英国，一个年龄层中只有7%的人从私立教育中受益，但牛津和剑桥的一半学生都来自于这些私立学校(Adonis and Pollard，1997)，而这些数据显示的还是10年前的情况。名校与学生的特权等级出身之间不相称的关联不容忽视。在英国排名前十位的大学中，受过私立教育的学生占据着25%—50%的比例，而他们只是同年龄层学生的极小一部分。这并不是说，大学对学生的家庭出身存在着偏见，该现象显示的是私立大学具备确保其学生在公共考试中表现得非常好的能力，而学生在公共考试中的表现是影响大学录取的最重要的因素。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卡斯特未曾讨论过的，但却至关重要，我们不禁要问显明的英才管理社会系统是不是仍旧偏袒某些特定的社会经济群体？

有产阶级的持续存在

无可否认的是，对于所有相关者(包括资本主义企业本身)来说，全球化资本主义是一种混乱的、不确定的现象，但许多证据显示，最主要的股东乃是由那些对公司股票享有集中所有权的有产阶级组成。在这方面，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1982，1986，1991，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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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至关重要，虽然他并没有直接考察信息劳动力的重要性，但却利用一些证据反驳了卡斯特的核心论述。例如，斯科特提醒我们说，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控制从个人形式转向了非个人形式。也就是说，对公司的完全个人所有制正在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共享所有制。所以，如今许多机构比如银行和保险公司大多都拥有公司，个人股东通常只拥有全部股份的一小部分。

卡斯特对此并不否认，但他随后就声称，根据管理社会学的传统，“管理阶层”负责公司的运转，并且因为它的管理能力，它“构成了处于信息主义之下的资本主义的中心”(1997a，p.342)。但是，斯科特论证说，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失去了控制权，因为建立在互相缠绕的股权基础上的关系网络把他们联系了起来，并且通过一个“利益群”确保了他们的地位。

与卡斯特的观点相反，似乎仍然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制度掌舵(Sklair，2001)。这个有产阶级并不是像卡斯特所坚信的那样隐姓埋名，虽然从任何直截了当的意义上讲，这个阶级可能并不能掌控资本主义。毋庸置疑，卡斯特对资本主义一直以来(但可能尤其是在当今时代)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料性的关注相当正确。只要阅读来自远东、拉丁美洲的新闻和思考当代俄罗斯的困境，就会察觉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反复无常，乃至难以控制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产者群体丧失了对上层等级的垄断。

在“资本再生产的机制”和“阶级再生产的机制”之间，无疑存在着一种局部分裂(Scott，1997，p.310)。也就是说，资本家可以把他们的财产传给其继承人，但他们不能够保证把相关的最高管理职位传给他们，这个主要由对教育成就的要求而导致的分裂，并不离谱。实际上，斯科特认为有产阶级同样“形成了一个人才库，而公司的最高经理人都是从这个人才库中招募的”。而且，这个有产阶级在教育系统中尤其享有一种优势地位，以至于他们趋向于掌握了卡斯特所强调的高水平的信息技能，这无疑是土文提到的牛津和剑桥在招生时具有排他性的主要原因。斯科特指出，有产的资产阶级在整个企业系统中都拥有利益，并且他们可以通过对教育系统和财富的垄断维护其既得利益，有产阶级位于整个分层制度的顶峰；与那些出身于一个从属的服务阶级的，位于企业等级制度各个阶梯上的人相比，他们享有更好的生活机会(ibid，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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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企业高层管理者无疑都是不同类型的信息劳动力，但是如果把他们和与符号打交道的软件工程师、会计师以及新闻记者之流归为一类，那就大错特错了。位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中心的的确是信息劳动力，但他们之所以位居中心且持续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特定的出身和教育，以及因他们所继承的财富所造就的难以估计的有利条件。随着资本主义越来越全球化，资产阶级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即便如此，也还有种种迹象显示出有产者群体的强大影响力，那就是他们进行自我再生产的惊人强度(Useem，1984)。

信息资本主义的起源

现在来讨论《信息时代》的更概念化的内容。卡斯特区分了他所谓的“信息化发展模式”(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后者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论述以市场经济、为了获取利润而进行的生产和私有制等等为核心。但是，一种发展模式是指生产出特定水平的财富的手段。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是一种发展模式，而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技术范式”(socio-technicalparadigm)—信息化发展模式，这是一种新的创造财富的方式。卡斯特认为，在信息化发展模式中，“知识作用于知识本身的活动成为生产力的主要来源”。如同上文所提到的，他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与“信息革命”的历史性巧合促使了“信息资本主义”的产生。

但让我们想一想卡斯特使用的概念工具，其主张我们可以根据两条轴线去对变化进行考察。一条轴线是生产方式，另一条轴线是发展模式。生产方式涉及财富的供给，而发展模式涉及对财富进行管理和组织。这引发我们想起了丹尼尔·贝尔的开拓性工作，众所周知，是贝尔创造了“后工业社会”(他后来把它称为“信息社会”)的概念，尽管他完全是在韦伯的框架下发展他的论断。曼纽尔·卡斯特(1996)虽然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比贝尔更激进的知识传统之中，也意识到他的许多观点受到了前辈的许多启发，他称贝尔是“信息主义的鼻祖”(p.26)。但这句话远远不能够概括出他们之间深刻的一脉相承，但梳理其渊源关系可以激发我们提出一些标志着超越卡斯特研究路径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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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丹尼尔：贝尔的理论前提，受益匪浅是因为其与卡斯特的假设是如此接近。贝尔的论断和卡斯特一致，都以马克思主义为起点。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关于正在兴起的“信息时代”的主题如生产技术变得比以此为基础的特定社会制度更重要的论述，是贝尔论著的中心意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们可能会认为根本变革就是推翻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而贝尔却坚称社会最显著的变革是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发展到后工业社会，而最后一个阶段被描述为信息社会。用贝尔(一位准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力(技术)取代社会关系(所有权)成为社会的主要轴心”(Bell，1973，p.80)。

无论贝尔是多么地不愿意承认，他就社会变革的论述必然是建立在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技术支撑着一切社会和政治生活。贝尔有着韦伯传统影响之下的美国社会学的烙印，他认为主要的历史性变迁包括三个标志性事件—从前工业主义(pre-industrial-ism)到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再到后工业主义(post-industrialism)，每一次裂变都以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的技术进步为标志。

贝尔的观点与卡斯特如出一辙。虽然他在分析中对生产方式和信息化发展模式做了区分，确认我们实际上正处在一个“信息资本主义”阶段，但很显然变革的真正驱动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这种技术革命正在以加速的步伐重构社会的物质基础”(1996，p.1)。卡斯特自始至终都采用了这样一个原则：“信息技术革命”是“网络社会”的奠基力量。可见，虽然卡斯特立足激进主义，但他却不折不扣地坚持发展的技术论，在这点上，他与丹尼尔·贝尔(实际上，与对“信息时代”进行探讨的所有其他理论家)毫无二致(K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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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如果只是假定“网络社会”是通过“发展模式”的变化而产生，但却不对此做具体的说明，那么不管他采用如何别致的术语，他都将会面临质疑，因为他把变化视为发展，而所有阅读后工业理论的人都很熟悉一系列等级式的向上递升的阶段：不管是从工业主义到后工业主义(贝尔的概念)，还是从工业主义到信息主义(卡斯特的首选术语)，我们很难看到这两者的实质性区别。由此可以断定(也必须如此)：卡斯特坚持认为一个特定的技术基础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前提和决定性因素。

而且，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选择得以减少的问题(虽然实际上它的暗示如此)，因为这种立场公然否定了对技术变革所做的众多社会学分析。在这些社会学分析中，有一种分析非常引人注目，即把技术想象成一种独立的、反社会的现象，但却认为技术对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论，非也。

划时代的变革

卡斯特假定信息资本主义标志着一种划时代的变革，在此，深入思考他的假设正是时候。虽然资本主义在大范围内仍然存在，但很明显卡斯特相信—如同他的三部曲的标题所显示的——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信息时代”。现在，笔者希望以一些问题来考量卡氏的论述——如人们怎样识别出划时代的转变？此时，质疑卡斯特的信息概念本身很有必要，笔者认为他所提出的信息概念充斥着折中主义的色彩，令人迷惑，虽然他描述的中心是划时代变革。

只要稍想片刻，我们便可明了划时代转变实在笼统模糊，甚至难以通过那些极为重大的发展来识别。例如，战争和瘟疫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饥荒和宗教危机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但是，若把这些事件提升至一种水平，在这个水平上，它们能够成为划时代变革的信号，这是需要一个解释框架的。这里并不是要否认特定事件和过程的重要性；而是要强调阐释依旧是必然要求。旁观者并不能完全看到划时代变革：充分的证据以及论据的品质才可以阐明标志性事件(marker)比其他事件更具说服力。扼要地说，我赞同那些描绘划时代历史的作品，并且相信它的可能性。而同时我也承认那种划时代转变的存在并非不言自明，不管它是通过政治趋势、经济发展，还是通过技术革新的形式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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