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马丁·阿波罗(Martin Albrow，1996)在他情趣盎然的《全球时代》(The Global Age)一书中强调—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识别历史上发生的变革的方式。他区分了三个历史时代——中世纪(theme-dieval)、现代(the modern)和全球时代(the Global)，他声称我们最近刚刚步入最后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源于多种因素的积累所造就，但却以各种经济、政治、教育和环境事务的变迁为标志。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们强调了其他标志性的历史变革，即奴隶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另一套不同的指标——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虽然曼纽尔·卡斯特并没有明确地对此进行详细讨论，但毫无疑问他认同信息时代体现了一种对过往时代的划时代断裂。

显然，卡斯特特别强调了标志这场变革的信息发展(informa-tional development)。但我们必然发问卡斯特，在他对信息新时代的描述中，信息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他的三部曲中，他采用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从对“网络社会”的强调(在此这个概念是指信息的流动，也是“网络社会”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到由电子设备所带来的工作过程的自动化，到对信息劳动力(具有许多核心特征比如沟通和分析技能)的中心性强调，到把信息主义定义为“知识作用于知识成为生产力的主要来源”(1996，p.17)，再到声称“信息化”(informa-tionalised)社会是“信息的生产、处理和传递成为生产力和权力的基本来源”。我们很容易认识到上述言论中，信息的概念各不相同。例如，“知识作用于知识”(knowledge upon knowledge)的行为不能归结为一种信息流动，因为，例如，一个工业设计师可以通过富有创造性的投入而使产品增值，但这种活动对信息网络几乎没有需求。同样，信息劳动力(至少是它的一些要素)在非日常使用一个信息网络的情况下，也可以运转得非常有效率。此外，问题重重之处在于—到底网络是由什么构成的？因为这可能是指两个人讲电话，也可能是指存在于计算机终端之间的海量的电子信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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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完全有充分理由询问卡斯特—到底哪一种信息的定义能够最贴切地标记这个新的时代？笔者已经说过，他常常回去讨论那些常见的技术，特别是信息传播技术(ICTs)，这看起来似乎是在定义“发展的信息模式”，虽然这与他在别处对信息劳动力的中心性的集中讨论有些不协调。当然，实际上，卡斯特汇合了许多关于信息的不同观念，他捕捉到了一幅宏伟蓝图，大概立场如此：信息增强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行动者(actors)和场域(sites)之间的信息活动增强的重要性，就是卡氏声称的“网络社会”这个新时代与过往时代的区分。

尽管如此，这个同质化的进程并不充分，因为还存在一个关键问题———那种能够识别出这个新时代的信息究竟是什么？卡斯特著作暗示——几乎任何事物都与信息有关。此论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必须去探究如何区分更重要的和不那么重要的事物。如果我们去思考另一种信息概念(如果仅仅是为了探索的目的)，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对立立场。稍微关注一下戴斯蒙德·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54)的著作，以及更近的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1994)的著作，人们或许就会根据理论知识所扮演的角色来划分历史时代，我们可以把这种理论知识定义为一种抽象的、概括性的，并且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被系统化的信息。

贝尔纳把历史划分为不同的使用理论知识的时期。所以，被称为科学革命时期的16、17世纪，是以几乎没有实用价值的理论知识的发展为特征的(这是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了关于行星运动、重力等等知识的时代，这种知识的发展是启蒙性的，但却不实用)。贝尔纳提出的第二个时期是工业革命时代，这个时代从18世纪中期延伸至19世纪，以深刻的实践变革为特征，虽然那些开创了工业革命的人们总体上都缺乏理论知识；像乔治·史蒂芬逊之辈为了回应现实需求，而去发明诸如火车和蒸汽机车的技术。第三个时代，也是最后一个时代，被贝尔纳称为科学技术革命时代的20世纪，此时，理论知识开始与实际活动结合起来。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从航天技术到雷达的发展，从纺织品到塑料。在此过程中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在技术的生产中，理论知识扮演着中心角色。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994)证实了这一主题，他认为在19世纪，“理论家们已经处于驾驶座上……告诉实践者们他们所要寻找的是什么，并且应该在他们的理论的指导下去寻找”(pp.534—535)。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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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笔者的观点并不是要说服读者们认同理论知识区分了不同的时代(虽然我的确认为理论知识作为一种视角，值得赘述)。还不如说在考虑到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其他方式时，我们或许会对卡斯特的“信息时代”的信号提出质疑。理论知识并没有出现在卡斯特的方案中，但就其在当今世界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也该有例可寻。而且，这种另类概念化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卡斯特对信息定义的模糊性。

结论

不幸的是，我们要在一种不和谐的基调中结束对曼纽尔·卡斯特的讨论。卡氏的三部曲独具匠心，使得他能够跻身信息时代引领潮流的评论家行列。就卡斯特对其当代世界的趋势和动力的分析而言，后辈难以超越他的丰碑。他如此渊博的研究，经验性证据充分且概念丰富、业绩卓越。《信息时代》乃学术巨著，饱含激情，对世界时事洞明了然。最重要的是，该书展示了信息的流动以及它们所使用的网络怎样在我们如今的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是概念化当今时代最一语中的的路径，我们很难不认同他的命名。不过，卡斯特的论述还是存在着一些异议和一些实质性问题—比如低估阶级不平等的显著性，挥之不去的技术决定论始终制约他对持续性和变化之间的关系的阐释，以及他对信息理解的模糊性。现在，任何信息研究的分析家无不从曼纽尔·卡斯特的著作开始讨论，但我们对信息的论述却不能止于《信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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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第六章

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位分析家都必须承认信息和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例如，对于任何人，甚至是对于那些浮光掠影的人来说，都可以证明—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如今的图像铺天盖地，并且有若干新媒体技术可用来传递这些图像。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信息网络如今无处不在，覆盖全球，运行及时，并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处理海量的信息，令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电报和电话逊色而过时。互联网的崛起尤其引人注目，1995年，欧洲能连上互联网的电脑几乎为零，而十年之内，欧洲大部分地区都能够连上互联网(Eurostat，2005)。习惯对社会的影响依旧根深蒂固，但是在一些国家比如英国，超过一半的家庭都连上了互联网(Oxford Internet Sur-vey，2005)。数据显示美国使用互联网的家庭比比皆是(Cole，2005)。我们岂能忽视办公室无处不在的计算机化工作站(comput-erised workstations);滚动新闻和数字化电视频道；迅速普及和日趋复杂的电子游戏；广告的急速扩张及其衍生出来的比如体育赞助、直邮，以及公司形象推广等形式。我们岂能视而不见？总之，“信息爆炸”是当代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特征，任何忽视这点的社会分析家都要承担被社会嘲弄的风险。

如前所述，许多思想家都相信这预示着一个新的“信息社会”的来临，这些思想家中最著名的是丹尼尔·贝尔。对于他们来说，新奇和变化乃是过去与现在的决定性突变的关键所在。以这种分析作为背景，在此，我将重点讨论对于“信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Marxist)(或许称为“马克思主义者”[Marxian]更为合适)分析，赫伯特·席勒将是我讨论的中心。赫伯特·席勒承认信息在当今时代日益增强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它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他认为信息和传播是现存的为我们所熟悉的既有资本主义进取的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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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30多年以前就承认甚至强调，我们生活的时代，不管以何种尺度来衡量(by any measure)，“信息’的生产与传输在整个系统中成为主要的不可或缺的活动”(Herbert Schiller，1976，p. 3)。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思想家们彼此共鸣，执著于社会分析中的常见议题的讨论，而且他们中也有很大一批人深深意识到了信息领域的动态。在赫伯特·席勒的引领之下，思想者们比如英国的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格雷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以及尼古拉斯·伽汉姆（NicholasGarnham），荷兰的哈姆林克（CeesHamelink)，法国的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芬兰的卡尔·诺顿斯壮(KaarleNordenstreng)，以及北美的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格罗德·苏斯曼(Gerald Sussman)和斯图亚特·伊文(StuartEwen)等，都着眼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如何依赖和推广信息和信息技术进行了系统而一致的分析。就此而论，这些饱含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成就卓越，具有极高的公信力，值得认真关注。

有许多批判理论家着墨评论20世纪后期信息领域中的动态趋势，赫伯特·I.席勒(1919—2000)乃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同丹尼尔·贝尔一样，席勒是成长于纽约的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但与许多同样来自于纽约和纽约市政府为工人阶级家庭提供免费教育的(educational forcing house)城市大学(City College，CCNY)的同时代人不同，席勒在其成年的时候，政治上还没有显露其锋芒(Bloom，1986)。在战争年代，他父亲失业日久，战争年代的经济萧条，以及他于1943年到1948年在北美和欧洲军队中服役的阅历使他趋于激进。虽然他自己家境贫寒，可是当他看到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极度贫穷时，深受震惊。而在德国，他看到美国和英国官员在反共情绪上升时重新恢复了纳粹分子的重要职位，席勒惊骇不已。在他的成年生活中，赫伯特·席勒始终持左翼的政治观点。他一直都敏锐地关注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的状况。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朝不保夕，且基本上生活在或者接近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他在柏林的经历，使他怀疑美国政府反复宣称其在国内外的行动都至尊无上的断言(Maxwel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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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虽然他进入学术界很晚一1969年，他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而他在信息/传播领域任教也只是在这两年以前的事情，但是他对人们理解“信息时代”有着显著影响。这不仅来自于他勤勉地出席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各种会议，在其广阔的舞台上，他所展现的演说和论辩技巧令人难忘。他高大而瘦削，带着清晰的纽约口音，许多见过他或是听过他演说的人都被他那充满嘲讽的智慧和雄辩所折服了而且因他每年定期出版的论著，声誉非凡，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大众传播和美利坚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Empire,1969)、《思想的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谁知道呢?》(WhoKnows？1981)、《信息与危机经济》(Information andthe Crisis Economy,1984)、《文化产业》(Culture Inc. 1989)。另外，他著作中所强调的穷人、弱势群体以及欧洲和北美以外的非核心国家的问题也成就了席勒的盛名，“信息社会”的狂热者们对此恰恰忽略不论。

政治经济学

赫伯特·席勒受训于经济学专业，1970年，他担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传播学教授，教书育人三十年，直到去世。经济学的专业背景与旨趣，以及他个人激进的政治倾向，促成他以“政治经济学”路径在研究传播与信息议题中担当旗手，引领学术发展。这种以政治经济学为取向的传播研究要义繁多(cf. Golding and Murdock，1991)，笔者列举其中的三个重点加以讨论。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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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治经济学路径坚持认为要辨明隐藏于媒介信息—比如，以新闻报道和电视剧本的形式存在背后的结构性特征，典型的是经济方面的特征，比如所有制形式(广告收入的来源，以及受众的购买力)。比如，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这些结构性因素深深限制了电视新闻的内容以及计算机程序的类型。其次，“政治经济学”路径主张对信息/传播进行制度性分析(systemic analysis)。他们尽量把一个特殊的现象，如一个有线电视台或者一家软件公司—置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环境之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环境始终都是资本主义的环境，政治经济学家们通过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出发，以及不时地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本身，去评估信息领域可能发展的轨迹与重要性。另一种说法是“政治经济学”路径强调了整体分析(holistic analysis)的重要性。但是，批评者们认为该路径实乃一种封闭的取向，因为既然任何事物的运行都从属于一个整体的“系统”，则没什么大的变化会发生。为了应对这些批评，第三个重要特征开始浮出水面。这就是对历史的强调，即划分出资本主义趋势和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所以，政治经济学家们关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的重要性，以及在这些不同的时期中，资本主义发展所面临的特定限制和机会。

对后者的关注体现在席勒的著作中，席勒尤其关注当今信息传播领域的动态趋势。他的立论起点是，信息与传播对于当今的资本主义时代至关重要，是建构一个稳定而健康的经济制度之关键。实际上，呼应20世纪60年代早期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的重要论文观点，席勒和其他持有同样观点的思想家们都认为“精神产业(the mind industry)”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二十世纪的核心产业”(Enzensberger，1976，p. 10)。赫伯特·席勒往往首肯此观点，例如：

毋庸置疑，这个时代信息空前繁多，生产、储存、搜索、处理以及传播这些信息的机器的质量和特征是绝无仅有。现实的信息创造、储存和传播的基础设施引人注目。

(Schiller,1983a,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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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当然，这也是其他评论家的出发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其体现了一种新社会类型的信号。但是，席勒却并不这样认为。虽然出现了许多额外的信息和先进的技术，资本主义所占有的优势和所面临的压力却依然如故。所以，“与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被超越的观念相反，一如既往，长期以来在市场经济中盛行的规则依然在技术和信息领域发生的变革具有决定性作用”(Schiller，1981，p. xii)。

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对上述问题的强调相当关键。不错，很多变化发生了，有许多变化甚至令人感到恐惧，但是，资本主义及其追求的目标依然持续如故。例如道格拉斯·凯纳(Douglas Kell-ner，1989b)承认的“在当代资本主义中，一些根本的、引人注目的变化已经发生”(p. 171)。他喜欢用“技术资本主义”(techno-capital-ism)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个时期，因为在该时段“新技术、电子工业和计算机化开始取代机器和机械化，而信息和知识开始在生产过程中，以及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组织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p.180)。但是，这些新的发展并没有使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过时，也没有取代既有资本主义的优先目标。实际上，凯纳继续论述这个制度基本上保持得完整无缺，同样地，早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使用的术语(如“阶级”、“资本”、“商品化”和“利润”)依然发挥功用(Kellner，1999)。实际上，有人认为它们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在当今时代，信息与传播发展被如此频繁地解释为其体现了与先前社会的断裂。有些学者主要关注“后现代”、“后工业”或者“后福特主义”社会的形成，凯纳辩驳了这些学者的主张，他发现那些长期被我们所持有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尤其有助于成为“所有后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一种替代”(p.177)。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关注了信息领域的资本主义规则的重要性，对这些关注进行整合的要素是权力、控制和利益所扮演的角色。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赫伯特·席勒坚持不懈、矢志不渝，认为“关于新信息技术的特征和前景的中心问题是我们熟悉的标准：新信息技术将在谁的控制下为了谁的利益得以实现？”（Schiller，1973，p.175)，这依然是那些与席勒列于同一战壕的学者们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他们各陈己见，突出论题。这些议题会常促使我们回到现存的环境中去解释新现象。再如后文所示，由此议题去强调新技术所支持的社会关系的连续性。例如，典型的席勒式问题就在于谁发起、发展和应用具有创新性的新信息技术？特定的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和应用它们？这些变化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和为了谁的利益而获得了提倡？信息领域的膨胀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对于其他人来说，这种膨胀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表面上看来，这些问题并非是特别让人感到不安的问题，但当我们将其与批判理论的其他要素联系起来，我们会更欣赏它们的力量。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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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论点

赫伯特·席勒的著作至少特别强调了四种论断。在此先提及，本章后面的部分再进行阐述。第一种论断关注信息发展中的市场标准的相关性。由此观点看来，购买、销售以及通过贸易获取利润的市场压力对信息和通讯革新具有决定性影响，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席勒(同样对于陪伴了他五十年的妻子安妮塔[Anita]，一个研究信息趋势的图书馆馆员)来说，市场原则的中心性是引发第二种主要论断—信息商品化的强劲推动力。信息的商品化意味着信息愈发只有在能够出售的条件下才能够成为可能。从这个方面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信息与许多其他东西并无区别：“如今信息雷同商品，就像牙膏、早餐荞麦食品以及汽车一样，被越来越多地购买和出售”(Schiller and Schiller, 1982, p. 461).

第三种论断坚持认为阶级不平等是影响传播信息、是否能接触到信息以及具备何种能力生产信息的主要因素。阶级直接决定了谁会得到什么样的信息以及未来可能会得到何种类型的信息。所以，依据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的等级中所处的位置，就可以判断出他可能在这场“信息革命”中是受益者还是失败者。

赫伯特·席勒的第四个关键论断是，在当今社会，信息传播领域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社会是企业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是被具有某些特定特征的企业机构所支配的。如今，这些高度集中的、绝大多数为寡头垄断式的(极少是垄断式的)组织都具备全国性影响，一般来说也贯穿国际。如果要描绘这种景象，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些垄断了我们的能源供应的若干石油公司：壳牌(Shell)、英国石油公司(BP)、埃克森(Exxxon)、德士古(Texaco)，以及其他一些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巨无霸、高度集中的企业。虽然它们覆盖了非常广阔的地理区域，连接了各大洲，但它们也同样渗透到发达国家的每一个小镇和每一个大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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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批判理论家来说，当代资本主义属于这样一种类型：无论在哪里，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企业集团，仅仅数百家(Trachtenberg，1982；Barnet and Müller，1975)。所以，在席勒看来，企业资本主义的优先目标在信息领域尤为明显。其中，首要原则就是信息和信息传播技术是为了私人目的而不是为了公共目的而发展。同样地，企业资本主义对此造成的影响要大于当代社会中任何其他潜在的支持性力量对此造成的影响。

无疑，这些显然都是资本主义的一些既存特征。自从资本主义露出端倪开始，市场标准和阶级不平等就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元素。至于企业资本主义，都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cf.Chandler，1977)，尽管其许多最独特的形式在20世纪晚期才出现。但对于赫伯特·席勒来说，这正切中问题的要害：资本主义制度长久以来确定的特征、结构性要素及其运行原则，构成了所谓的“信息社会”的决定性因素。由此看来，那些认为信息趋势意味着一种与过去断裂的观点，简直难以置信。席勒肯定会质疑，一个人怎么能够认为那些造就信息与信息传播技术的推动力反而要被它们所创造的东西所取代？相比较而言，更有理由相信“信息革命”实现了它的设计者们所期望其实现的巩固和扩展资本主义关系。

我们在此持有的观点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信息社会”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律令，即企业和阶级关注以及市场的优先目标对新的计算机通讯设备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这些信息发展同时支持了资本主义制度。席勒由此来解释信息和信息传播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是如何影响到信息领域，同时他也说明了信息如何成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一种核心基础。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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