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跨国帝国

如果我们略微考察席勒关于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的观点，我们会更了解席勒是如何审视问题的。他对企业资本主义在规模和范围上的扩张，以及它建立了可被称为“跨国帝国”(transnationalempire)的事实尤为警觉。“跨国帝国”这个术语可能言之过重，因为其隐藏着一种“帝国的”含义，但无可争议的是，在20世纪，我们都目睹了一个全球市场的建立以及美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当然，也包括欧洲公司和日本公司）。稍稍思考一下，我们就会觉得以下事实不言自明：汽车产业如今是个全球性的活动，其中像福特、通用汽车和日产之类的公司占据主导地位；提到计算机，人们就会想到IBM，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但实际上仍是大的)公司如数码设备公司、戴尔公司和苹果电脑公司；通讯产业就意味着AT&T、ITT，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同等地位和同等特权的巨头。

这些发展推动信息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技术，反之亦是维系跨国企业发展之必需。这一方面是因为，为了实现它们的商业目标，那些全球性公司需要使用先进的计算机通讯基础设施以支持它们的日常运作。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一个可靠而先进的信息网络，一个总部在纽约的公司如何能够协调和控制在其他五十或者六十个国家的分部的活动(还包括在美国本土的许多分部)？实际上，跨国公司在其日常营运中，每天都会发送成千上万的通讯数据和文本信息。更进一步，信息网络不仅对于特定公司的内部运作非常重要，它对于连接各种商业服务也至关重要，而后者对于全球市场的运作相当关键。无怪乎国际金融网络在信息领域中处于十分显赫的地位（cf.Hamelink,1982)。

对于赫伯特·席勒来说，这表明信息如何服从于企业的需要。但是，一个不那么尽责的观察者会认为，虽然多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依赖信息网络，但“信息技术革命”的发生只是碰巧符合企业的利益而已。对于这种推理，存在着两种反对意见。如后所述，第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在企业内和企业间的信息流动是一种特定的类型，这种类型势不可挡地体现了把企业利益作为优先目标考虑。第二种反对意见与第一种反对意见一脉相承，它来自于赫伯特·席勒的大儿子丹·席勒(Dan Schiller，1982，1999)。丹·席勒认为计算机通讯网络的孕育定位、技术标准、定价策略、网络连接访问政策——都显著地把商业利益标准置于公共利益标准之上。换句话说，丹·席勒对于信息网络历史的描述显示，企业利益形塑了信息网络的发展，并且使之成为资本主义运行的核心。于是，信息便是为了符合企业利益的需要而发展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信息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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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丹·席勒的研究尤值提及，因为其论述强调了信息和企业活动的相互关系。他描绘了信息通讯业(telematics)(计算机和通讯设备)在三个领域内的扩张：美国国内市场、跨国传播领域，以及由美国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领域。丹发现信息通讯业的发展乃以美国企业的扩张和分布为样板。他声称无法想象信息网络不会被创造出来，因为企业的扩张对它们有如此迫切的需求。当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当它们在美国境内或美国以外成立越来越多的附属子公司，“只有信息传播业能够控制和统一这种复杂中央集权式公司的需求下产生的工业和商业活动”(Dan Schiller，1982，p. 4)。从初创伊始，传播设施就被引导着朝有利于企业利益的方向发展，这些公司坚持不懈地进行游说以确保这些服务能够以最有利于它们的方式发展。所以，丹认为，“商业用户对发达的信息通讯业服务的高需求已经有效地获得了政策制定者的支持，从而不仅仅加强了他们对信息技术的私人控制，也加强了对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控制”(1982，p. xv)。例如，丹论证打破美国国内通讯业“自然垄断”，以及终止通讯行业的“全面服务”理念所面临的最强烈的压力，来自于那些对这些发达的通讯服务(尤其是处理数据和文本)存在着很高需求，但又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得这些服务的公司用户。美国国内通讯业世世代代都是由 AT&T(贝尔系统[the Bell system])所掌控，而“全面服务”理念是伴随着政府给予它们垄断特权而来的，政府给予各项服务的混合津贴(cross-subsidisation)也是为了“全面服务”。这样，认识到美国国内通讯业是以有利于私人公司的形式进行重组的，这些公司“为了获得国家通讯业基础设施的控制权的努力”(p.61)几乎排斥了一些关于公共需要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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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相似的进程比比皆是。跨国公司必须拥有信息网络，它们坚称这些信息网络是基于公司的特定需求而设计和运行的。所以，那些为美国利益所主导的私有公司便不断地在欧洲进行游说，以期欧洲能够提供给它们所需要的高级服务的通讯网络。跨国企业在此面临的阻碍是欧洲长期以来确定的惯例，即通讯系统是公有的和垄断的。在这个背景下，没有哪个集团不为了通讯业的“自由化”、“解除管制”和“私有化”而不向欧洲政府施加强烈的压力（DanSchiller，1982)，大的跨国公司亦然。跨国企业都获益于日益开放和日益商业导向的服务(pp.139—143)。

虽然信息竞技场(information arena)反过来成了支撑资本主义的健康的核心力量，但它是为了促进跨国资本主义企业的目标和利益而得以发展，它发展的另一种方式是作为一种出售机制。赫伯特·席勒证明那些浩如烟海的媒介影像(imagery)只有在市场意义上才能够被制造出来，同时，它们主要也是为了辅助美国产品的销售而被制造出来。所以，电视节目、好莱坞电影、卫星广播——简单地说美国在其中担任领导角色的娱乐产业（cf.Tunstall，1977，2006)——是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是为了促进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一方面，这体现为电视频道只建立在那些存在着可实现的商业机会的地方，电视节目也是基于商业标准(最常见的商业标准是充足的广告收入)来供应。这对于电视节目的内容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那些煽情的和充满情节的冒险剧、肥皂剧和连续剧、体育节目、智力程度低以及没有政治威胁的节目已经主导视频，琳琅满目，但最好多多益善。最大可能的受众收视率是所有这些节目受众的目标所在，而这最能够吸引广告商和公司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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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大众媒介的信息支持，难以想象一些产品比如李维斯牛仔裤、可口可乐饮料、福特汽车或万宝路香烟能够参与全球营销会（Janus，1984)。在赫伯特·席勒看来，这是最深刻的影响(cf. Mattelart，1991)。实际上，这是所有严肃理解资本主义的起点：作为企业资本主义扩张的一部分，美国媒介理所当然会赞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众多电视节目所描绘的美丽家园、名流汇集、诱人的服装和饮料、休闲生活，以及令人艳羡的生活方式和机遇。需要承认的是，一些通俗节目的确涉猎了当代美国社会的阴暗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位于都会内城的底层阶级生活。但诸如此类的节目依旧以某种魅力和刺激深深吸引首尔、马尼拉以及圣保罗的受众为之喝彩。美国媒体的主要目标不是在《达拉斯》(Dallas)、ER、《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牧野风云》(Bonanza)或者《老友记》(Friends)所创造的幻象中教育印度尼西亚人、意大利人或者印度人。反之，美国媒介的目标是“开创市场并获得一个尽可能大的世界市场”(Herbert Schiller，1992，p.1)。

由此看来，悲叹无济于事，“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可以达到关于越南战争或者奴隶制遗产的辉煌纪录片那样高的标准？”真正的中心问题却是，既然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所预定的规则是销售以及辅助销售，我们只能期望娱乐信息支配大众媒体。实际上，既然大众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是扩张和延续市场制度，那么为什么那些关注少数人利益，关注苦难或者充斥着批评的节目被制作了出来？这才是关键问题之所在。

信息趋势反映资本主义的优先目标以及支持其延续的合谋路径在于它们为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提供了意识形态表达。当然，此论与前述的销售功能的关系源远流长。媒体创造的影响刺激人们去购买公司生产的产品，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也会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提供支持。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礼赞同样为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

不过，赫伯特·席勒既没有忽视大众媒介对美国意识形态统治做出的贡献，而且他还开门见山地阐明了所向披靡的源自美国的大众媒介向跨国帝国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关键原因在于美国可以凭借其在全球所享有的生产和流通新闻方面的绝对重要地位达成其夙愿。毋庸惊讶，作为新闻报道的主要来源，美国媒体(英国或其他一两个国家的媒体紧随其后，屈指可数的一两个国家在经济组织模式和政治态度上志趣相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所属国的利益。而结果呢，“自由企业”、“自由贸易”以及“私有制”等辞令与这种经济和社会状况也被新闻媒体频繁鼓吹。同样地，“经济健康”(economichealth)和“产业成就”(industrial success)也是由资本主义经济中盛行的术语和条件来定义—因此，“竞争”、“市场”和“商业信心”等辞令被不假思索地使用，用来描绘那些假定为正常的和欲望可及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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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或许是，世界大事以及发展趋势都来源于都会(通常是美国的)视野。新闻中关于其他国家的报道通常仅至于此程度，即发生在这些国家的事件对美国有显著的或者潜在的影响——除非一个灾难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即它本身所具有的戏剧性足以使它成为新闻。例如，1993年末，索马里(一个位于非洲最东端的国家，几乎没有美国人能够在地图上指出这个国家的位置)被美国媒体广泛地报道，因为一群美国士兵在那里被当地民兵所杀害。像海地这样的地方，也只有当其发生的一些事件将可能会对美国的移民问题产生重大影响时，才会受到美国媒体的关注。同样，中东事务也主要是当那里发生的危机会牵连到美国及其盟国时，才会受到美国媒体的报道。像印度、非洲和中国(几乎拥有世界总人口的一半)等国家和地区，也大多是因为那里发生了带来成千上万的人员伤亡的悲惨事件，比如地震、洪水和饥荒，才获得了媒体的关注。此类框架只有当地发生了会对美国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时才得以改变，比如2001年年初，中国截获了美国的一架侦察机，于是在四月的若干日子里，中国成了美国媒体的头条新闻。美国媒体关于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随后占据伊拉克的报道特点与此雷同。虽然在全球的许多媒体上出现了排山倒海的反战言论，但美国的新闻报道显然支持这场由美国发起的战争，且不给予任何批评(Tumber and Webster，2006，ch. 4)，美国媒体亦很少为那些明显的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对这场战争的普遍异议提供报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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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那些由世界新闻业发布的国际新闻有90%来自于四个西方通讯社，其中有两个来自美国(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一个来自英国(路透社)，另一个来自法国(法新社)。这些国际新闻体现了它们的基本关切：例如，合众国际社2/3的报道都关乎美国，只有不到2%的报道关于非洲。报道如此失衡，美国(普遍地说，指西方国家)不需假借比如“西方是最好的”、“美国方式”(the American Way)或者“支持资本主义企业”等直白讯息，就可以发挥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西方通讯社以势不可挡的西方视角进行事件报道，各项议程聚焦都会，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仅作为如“战争”、“政变”、“灾害”、“旱灾”等等诸如此类的“动乱”(主要是这些动乱影响到那些支配国家时)发生时的点缀进行报道。在新闻报道中，非西方世界“问题重重”，于是两种媒介再现油然而生，非西方国家要不是很容易被描绘成令人沮丧、不可信任、易于发生激烈的暴力行动；或者就是生活在非西方的人们受到了另一场飓风、火山爆发或者是庄稼歉收的打击，变得楚楚可怜。借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的话说(他的观点与赫伯特·席勒的观点一致)，在绝大多数时候，非西方世界的人都“仅仅是作为被粘贴在电视屏幕上的失语者、无能者”(Pilger，1991b，p.10)而出现。总之，他们看起来不像是“真实的人”，至少不是“如同西方世界一样的人”。他们(非西方)的表现利于维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只拥有世界上25%的人口，却拥有80%的世界财富)乃非常“天经地义”的信念。

此外，虽然这里提到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新闻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支配地位，我们也不应忘记它们同时享有的技术优势(卫星、通讯、计算机等等)，这些技术优势为支持其观点提供了难以超越的有利条件。这又与美国在娱乐领域的首要地位联系了起来：电影是美国的，电视是美国的，还有，大部分音乐产业也是美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电影的拍摄提供了资金，聚集资源进行全球性的市场推广，也只有它们才有这个能力去生产、存储和流通肥皂剧。易于承认的是，在这些领域中，意识形态讯息经常是不清晰的，偶尔存在着细微的差别，甚至还时常与私有资本所支持的目标背道而驰。但是，难以怀疑的是，总体来说，美国娱乐业中的讯息，不管是《大草原上的小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我爱露茜》(I Love Lucy),还是《老友记》，都是支持美国的自我感知的。在美国的自我感知里，美国社会值得向往和憧憬，非常令人倾慕，堪称非美国世界的垂范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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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赫伯特·席勒的观点，他是“新世界信息秩序”最坚定的倡导者之一。席勒的立场是基于这个逻辑前提的：在媒介再现的表象之下，存在着划分世界人口的结构性不平等关系。1992年5月，他在法国的演讲极力呼吁大家对“富国和穷国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的关注。席勒认为“全球性不平等”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对全球经济的支配，同时他还深信西方媒体通过提供支持的观点和影像促进了这种支配(Schiller，1992，p.2)。

在席勒看来，贫穷国家为了改善自身的命运而付出的发声努力，其必要条件就是挑战“信息帝国主义”(information imperialism)。当今世界的信息环境完全被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所笼罩(McPhail，1987)。新闻、电影、音乐、教育以及图书出版被批评为是一条“单行道”(Varis，1986；Nordenstreng and Varis，1974)。甚至一些非激进的分析家也同样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对西方世界的“媒介依附”(Smith，1990)。还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对这种状况以及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深表关切。例如，在法国，对占优势地位的美国媒介产品危及法国文化的完整性提出抗议的悠久传统由来已久(cf.Servan-Schreiber，1968)。这并不是特例，迪森(Dyson)和亨弗里斯(Humphries，1990)同样观察到，“许多西欧的广播公司和政策制定者都担心铺天盖地的《达拉斯》会造成西欧文化认同的丧失”(p.19)。

对于赫伯特·席勒来说，这些都构成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一种支持西方的支配地位，尤其是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上的支配地位的信息手段(Tomlinson，1991)。他在每一个前沿倡导挑战“帝国主义”，因此，席勒呼吁建立“新世界信息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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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IO)，其倡议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生了显著影响，(Norden-streng，1984)。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这项倡议时，导致美国退出了该组织(Preston et al.，1989)。席勒从对 1989 年发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的争论进行回顾开始，他梳理了那些为了争取一个新世界信息秩序的运动的发展历史。由此，他更清晰地阐明了他关于当今信息环境的独到观点。他说，新世界信息秩序是：

一种努力……为了获得对流向第三世界国家的信息的些许控制权，为了夺回对其民族文化的控制权。第三世界国家希望能够定义它们自身的问题并展现关于它们生活的不同影像。在西方国家，所有这些都已经完全被扭曲。在西方国家，如此再现了新的国际信息秩序的呼吁，第三世界的独裁者为了奴役他们的人民，而压制所有自由流动的西方“启蒙”。显然，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中，的确存在着一些独裁主义者，但把寻求新世界信息秩序的整个活动都笼统而言，显然是一种公开扭曲事实。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寻求新信息秩序的呼声已江河日下。但我们仍拥有一种新的秩序—跨国的信息秩序。

(Schiller, 1989b)

无疑，这种马克思主义论述特别强调了企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对信息环境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其对国内信息环境产生的影响，还是其对国际信息环境产生的无情影响。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此并不仅仅简单地识别对信息领域施加影响的压力，恰恰相反，信息产业在企业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活跃部分。所以，企业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也同样是媒体公司扩张的历史。与整个企业资本主义一样，媒体公司已经大规模地扩展，集中化为数个媒体大公司，频繁多样化其利益，并且决然粉墨登场于国际舞台。

市场标准

赫伯特·席勒认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当代信息环境体现了企业资本主义的利益和优先目标，并且是维持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路径的信息研究，值得我们去讨论的远远不止于此。倘若我们要阐释和举例说明资本主义的关切如何对社会的“信息化”产生影响，我们大概会更欣赏批判理论家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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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这一资本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为探索的开端，受益匪浅。席勒主张—市场原则(最为强调的是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贯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在信息领域也的确如此。所以，信息生产的律令就是唯有拥有出售信息能够获取某种利润的前景，才可能有信息生产并为人所利用；而且如果拥有最有利可图的机会，信息生产就异常充裕且品质上乘。可见，市场压力决定了何种类型的信息在什么情况下为谁生产。

市场压力与新技术的初始阶段同在。为了充分理解席勒洞见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警觉：研究“信息社会”的理论家如此司空见惯地认为技术领域的革新预示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这种观点意味着技术刚刚“诞生”，以一种无法调查和无法质疑的方式被“发明了”，一旦进入社会领域，它们就被积极地或者消极地使用。由此看来，新技术在促使“信息社会”的到来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技术是公正的，不受任何人类价值以及地区利益的驱使。与这种观点相反，那些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决定性力量的人坚持认为，市场产品铭刻了市场价值的烙印。Thorn-EMI当时的主席提供了令人惊叹的案例，Thorn-EMI是英国主要的信息传播技术供应商和信息供应商。该公司主席宣布他的公司“退出医学电子工业，理由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几乎没有获利的可能”(Thorn-EMI，1980)。在这个例子中，起到有效作用的价值是，Thorm-EMI认为其利润最大化应遵循集中在娱乐性产品的策略。医学电子工业不能支持其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电视、视频以及其他一些休闲产品却能够财源滚滚，于是，Thron-EMI当然采取实现市场成功的目标。

支配着信息产业的企业恬不知耻地以市场原则来运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企业都使它们的生产转向利润可观的前景领域。此论在当今而言，罕有异议，但它却令确信在“信息时代”的信息技术乃硬件，且远离社会影响的人困惑(毕竟信息技术不受抑制，一台个人电脑可用于写作布道文，也可以展示春宫色情。个人电脑本身无所谓好坏，因为它高于社会价值)，并且/或者更多的信息本质上是好事(也就是说，信息多多益善，此乃根深蒂固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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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这种批判理论的座右铭的人，例如，从市场上已经生产好了的产品背后去询问：“公司厂商在研发阶段优先目标是什么？”因为他们想想这样的问题，肯定忐忑不安。如今，像IBM、AT&T和西门子之流的公司，每年都承诺会投入数十亿的预算用于研发，这些预算都致力于创造下一代技术，但企业是否如期履行计划，并未见财主们公开实施职责。例如，英国电信每年都花费成千万英镑用于研发，但这是一项精心考量后设定的目标投资。两个《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记者观察了英国电信的审慎投资，并说明其来由，因为，“为了研究而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于“商业赢利取向的、竞争性的英国电信公司而言，为研究而研究纯粹是难以支付的奢侈品”(Bradshaw and Taylor, 1993)。

《电脑工作》(Computing)杂志的前任编辑理查德·夏普(Rich-ard Sharpe)注意到这种市场优先所产生的自相矛盾的后果。他认为最“新”的技术，实际上是典型的“旧”技术，因为它们是对已经被证明有市场能力的既有产品的补充。由此看来，夏普认为计算机产业表面“戴着一副进步的公共面具，内囊却是一副保守主义的利己面孔”(Sharpe，n.d.，p.111)。例如，引人注目的是，大部分为了家庭使用而生产的信息产品实际上是对电视机的改进。视频设备、有线电视、计算机游戏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全部都建立在一种取得了显著成功的商业技术——电视的基础之上。清晰的迹象显示，一些以家庭使用为目的的新技术和新服务正聚集成一种“家庭娱乐中心”，这是一种数字化的控制台，包括了围绕着娱乐而创立的电子邮件、游戏、计算以及互联网设备。几乎所有这些“家庭信息系统”的形式(“墙角的盒子”)和内容(娱乐)都让人无须惊讶，司空见惯而已。当电视已经显示它自己是公众最喜欢的休闲技术时，那么企业主为什么还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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