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另一种与电视不同的技术呢？

有些人认为这种结果是由技术改革的内在逻辑所推动，而不可避免。在此.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需要发挥一下想象力。为什么家庭信息传播技术需要围绕着电视机来发展(正如并不存在任何技术性要求促使电视技术的创造适合起居室，Williams，1974，p.26)？为什么在程序设计中，娱乐导向被如此着重地强调？非常有说服力的技术性原因并不能够解释上述问题。最为显著的压力无疑是，在何处通过何种方式会获得最能盈利的销售；因此，家用信息传播技术(ICT)/信息便被推向或者拉向市场所主导的方向。于是，可以预料市场取向带来的熟悉的产品和节目的产生，正如夏普的评论：

亦有另类(alternative)群体试图获得技术的另类(alterna-tive)使用方式，但这些人是极少数。他们大多失败了，因为技术不是以另类使用作为目标，它不是为了引发真正的变化而发展的：不论好坏，它是为了维持现状而发展。

(Sharpe, n. d. , p. 4)

与此关联的情况是，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到近年来信息数量的突飞猛进，就会很容易忽视市场标准的影响。因为认为信息本身多多益善就是件好事这种假定很流行，人们便很少质疑市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或者审视市场压力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不过，批判式反思对那种认为举凡信息都能给人启蒙，在某些方面，它能够改善以前的信息贫乏因而更显愚昧的状况，实在受益匪浅。在此，很容易让人质疑那些越来越多的逃避现实型的电视节目，人们会猜想许多受众大概对此持有同样的观点。人们可能同样怀疑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当然，网络信息形形色色，其中也不乏品质上乘者，尤其是那些来自于一些公共机构比如大学和政府部门的信息。我将会在第七章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谁会怀疑互联网上出现的大量信息的价值？谁会怀疑那些信息只不过是销售过程的延伸，无论是一个公司竭力去展示一幅吸引人的图像，还是试图去说服人们购买它的产品？极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境：“你看得越多，你知道的便越少。”在这种情境之中，人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但是他们所知道的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例如，2003年11月末，英国的一项针对16岁至24岁人群的民意调查显示，42%的人连一名内阁大臣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是一半的人可以列举出电视肥皂剧《东区居民》(EastEnders)中的五个角色。人们拥有的关于名流和他们出现于其中的电视节目以及杂志的知识极其丰富，与此形成显著对比的是，人们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主要推动力上普遍都很无知(Ezard，2003)。市场上天花乱坠的广告宣传以及强制推销行动肯定要对此负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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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任何终端都可以实时连接上的数据库正迅猛增长，许多新闻评论员对此深表敬畏。与新闻评论员不同，有人会问些棘手的问题：它们是依照什么标准得以建立的？它们得以存在的基础是什么？一旦质疑上述问题，人们就会很容易意识到大部分在线信息服务的设计者们都会努力去吸引公司客户，因为它们对于即时商业信息存在着迫切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们有能力去支付保险费率，正是这些保险费率激发了一些“信息工厂”（如TRW、Telerate、Quotron和Datastream)的急剧增多。由此看来，赫伯特·席勒的评论切中要义：

在市场经济中，成本和价格的问题必然会在决定什么类型的数据库会被创建出来、如何为筹划的服务而使用(以及它怎样被支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选择什么样的资料放进数据库与市场对信息服务的需求紧密相关。

(Schiller, 1981, p. 35)

正是这点促使席勒教授愤然质问：

如今，什么类型的信息正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复杂水平被生产出来？股市价格、商品价格、货币信息。你拥有相当多的私人数据制造企业，各种类型的经纪人……谁拥有视频监视器，监视器被接入信息系统，从而可以向他们提供难以置信的大量高度具体的信息，但这些都与你怎样在股市上赚更多的钱相关……与你怎样把你的资金转入或者转出一个国家相关。这能说明信息流向的地方以及谁获得了这些信息。

第六章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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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ller, 1990b, p. 3)

大卫·迪克森(David Dickson，1984)在他对二战以来的科学和技术(核心知识领域)的历史分析中扩展了席勒的论断。在此，他认为企业和军方两个要素是革新的决定性因素。在赫伯特·席勒那里，这两个要素简化成了一个要素，因为他坚信军方的责任是保护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其市场精神。所以，他写道：

军方对于通讯、计算机以及卫星的关注……并不是对先进技术的一般兴趣。美国陆海空三军的使命是服务于和保护一种经济组织的世界体系，该世界体系是由资本强有力的隐秘入侵所主导的，并有利于这种入侵。

(Schiller, 1984b, p. 382)

或许军方对信息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既然这都是为了巩固一个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帝国，那么形塑信息领域的最基本的力量便是军方亦为之效劳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精髓—市场律令了。如此，我们更加领悟席勒对“信息社会”的总体判断。“信息社会”并非十全十美的利好发展，而是体现了资本对商业伦理的效忠。所以，

实际上，所谓的“信息社会”是指所有类型的关于个体与国家、社会与商业、经济与军事的海量数据生产、处理和传播。这些数据大部分都是为了满足一些巨无霸公司、全国性的政府机构以及发达工业国家的军事组织的某些特定需求而生产。

(Schiller, 1981, p.25)

通过指出美国科学政策的三个主要阶段，迪克森(Dickson)扩展了上述主题。第一个阶段是战后的几年，此时，军事需要和原子能研究在科研活动中被置于优先地位。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现了一个清晰的转变，社会标准扮演了一个更中心的角色，对健康和环境问题的关注对科学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正在继续—开始于70年代晚期，其科学政策体现了对满足经济和军事需要的重视。到80年代初期，科学政策的指导性原则无疑是“科学要对美国工业的竞争力和军事技术做出贡献”(Dickson，1984，p.17)。这使科学日益被看成是“一种经济性商品”(1984，p.33)，董事会的会议室中所使用的修辞和企业规划也侵入了科学活动的核心。迪克森证实，如今，革新听命于唯利润律令。所以，“知识资本”被频繁引用，该词意味着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被当作投资对象，资本期望从他们身上获得相应的回报。从这个角度说，甚至那些在学术界中任职的科学家也被视为“企业家”，他们被鼓励去与商业人士紧密合作，去创造有商业前景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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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森坚称此种强调仅以市场利润唯命是从的目标令科学和技术知识偏离了如公共健康、地方社区服务、改善工作质量，或者保护环境等公共关怀。这一流风所及，自然导致那些一度致力于或至少部分致力于服务于更广阔的社区需求，并且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的大学和机构日益改变了它们的方向，转向致力于以提高产业的商业竞争力为目标的研究，因此，他们就断定市场是技术变革的最佳裁决者(cf. Slaughter and Leslie, 1997)。

那些为了使曾经公有的设备私有化，以及对一度由国家控制的组织解除管制的政治规划都对信息领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拥护者们鼓吹这些政治规划是市场实践的应用，是促进效率和效力的最有效的方式(私有制对于资源的个人利益的承诺，消费者的回应来自于此，当然也来自于顾客的首要地位)，也是把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服务改良)引入一个垄断性领域的手段。欧洲、美国以及远东地区虽然在地区环境和历史上具备多样性，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90年代中期，这些地区都采用了如下策略：使信息领域对市场标准作出反应，并且依赖于市场标准(Nguyen，1985)，市场派的鼓吹者所仰赖的基础就是私有化和解除管制这对孪生元素。文森特·莫斯可认为这“体现了政策让位于市场”，就其强调了市场的优先权而言，一语中的，虽然把市场置于优先地位并不意味着对政策的拒绝。相反，私有化和解除管制都是自觉的、被积极寻求的政策，以确保信息传播技术(ICTs)和信息可以以一种特定且权宜之计的方式发展。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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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信息社会”的中心支撑产业电信产业，这些政策产生的主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Garnham，1990，pp. 136—153)。1981年，英国电信从国有的英国邮政业(the Post Office)中分离了出来，从此，英国电信便沿着一条非常独特的商业路线来运作，锁定并优先效劳那些财源滚滚的目标客户(如企业和各大政府部门)，以发展新的或现存的服务，采取各种措施以确保自身成为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企业。

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虽然英国电信业几乎从未清晰地阐明它的政策，但它却是依照一种大概可被称为“公共服务”的精神来运作，其所提供的服务致力于覆盖一个广阔的地理区域、非歧视性使用、以“合理的成本或者可支付性”(OECD，1991，p.26)为目标的定价政策。为达此目标，运用了复杂的交叉补贴(cross-subsidy)制度，从能够赢利的城市网络和国际网络中抽取利润补足边远地区。电信产业的垄断同样在支持英国电子工业中扮演了角色，电信产业中80%的设备都是从这些国内生产商那里购买，通过这种方式，电信产业成了政府经济战略的利器。

但是，撒切尔时期(1979—1990)实行的市场导向政策促进了解除管制的实行，并立即打破了英国电信的“自然垄断”的局面，而此时，英国电信才刚刚从英国邮政业中分离出来，并甩掉了运送邮件的包袱。对此做出回应，一家由私人投资的公司Mercury应运而生，Mercury的宗旨不是提供另一类可选择的电话服务，其目的是赢得商业买卖(business traffic)，轻松地赢得电信业的主要市场。因为Mercury只占有很小的市场份额(少于10%)，其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英国电信的竞争者，而在于它显示了在电信业中盛行的许多新的需要优先考虑的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Mercury的母公司合并了Mercury和其他一些运营商，随后不久Mercury采用了“有线和无线”[Cable and Wireless]的名字)。

英国电信随后的私有化宣告了该企业已迈入新的强调商业竞争的境界，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型，即转向商业市场。这种转向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出来：首先，为了回应Mercury企图抢走其最好的公司客户的行动，英国电信在其竞争领域实行了降价策略。英国电信公司很快就抱怨它正在“失去地区市场”，过去这些地方市场虽然不盈利，从前却并不是一个问题，其完全可以仰赖商业用户的收益来维持。但是，截止到1990年，Mercury都一直在争夺企业客户，而Mer-cury没有提供全面服务的压力，它从拥有100条或者更多条线路的商业客户那里占据全国电话收入30%的市场份额。现在，英国电信一直在悲叹“通话数量多的客户(如公司)的电话服务费用过高”，但自己却“没有从它80%的客户(也就是国内家庭用户)那里获得足够的回报”(BritishTelecom，1990)。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不难设想：虽然私有化带来的影响依然存在，并为限制英国电信的价格上涨设立了一个框架，但这仅仅说明向用户收取的费用必须不能高于平均数。实际上，一般用户的开销幅度超过了商业用户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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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作为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有企业，英国电信也迈向了国际电信市场。它从北美购买生产设备，开始不太乐意从英国供应商那里购买设备。此外，在90年代早期，英国电信持有MCI(微波通讯公司，美国第二大长途通讯公司)20%的股份，并在随后与北美巨头AT&T达成了一项协议，以集中跨国资产。这些行动背后隐藏的动机就是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策略：首先，市场上成长最迅速的领域正在日益国际化；其次，最为重要的国际市场由企业之间的贸易构成。Concert，这个2000年成立的公司由英国电信和 AT&T共同投资，其目标是“在多国有分支的商业客户”。英国电信非常清晰地认识到“最大的客户……是那些跨国公司，其在世界各地已开发的国家都设有分公司”(British Telecom，1990，p. 6)。因此，英国电信拥有一项“高度聚焦的策略，为这些跨国公司提供网络以及基于网络的服务”(British Telecom，1993，p. 25)。拥有 MCI 的股份，与AT&T的联盟，以及与许多欧洲公司的合作都是英国电信的策略，其目的是使自己在公司网络服务供应领域成为全球霸主。这些雄心勃勃的冒险都已黯然失色(Concert于2001年倒闭，与MCI的合并亦中止)，这对于主要问题的解决没起到任何作用，对普通的国内用户所提供的服务罕有推动与改进。这项投资的目标是为25000多家跨国公司提供一个全球性网络，这个全球性网络可向他们提供公司有效运行的至关重要的增强声音和数据服务。英国电信大概被多次失败所灼伤了，其最近强调与思科、微软和英特尔之流的公司进行“战略性合作”，期盼找寻到最好的定位以期在乱世中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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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电信并不因其把商业市场置于优先目标的行为感到汗颜窘迫，还津津乐道于自己“将成为改进服务和技术的源泉，而服务和技术上的改进将会满足地区市场的需要”(BritishTelecom，1990，p. 6)。当然，这只是经济学的“涓滴效应”理论(the“trickle down”theory)在“信息革命”中的应用。

第三，英国电信在减少了雇员的同时增加了收入：1989年，英国电信雇用职员达到巅峰，拥有大约250000名职工；截至1993年末，人数下降到150000人；而在2005年，英国电信仅有91000名职工。

上述言论并不是要对英国电信抱怨不休，而是一个说明了市场原则和优先权在信息领域的发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的经典案例。最初，作为一个公有的垄断企业，英国电信受到重重束缚，摆脱层层限制之后，英国电信的巨无霸经营方略与其他人私有企业如出一辙。各项服务和业务都是服务于市场赢利的终极目标。如果要达成此愿景，必须增加一般用户的费用。这意味着裁减雇员，或意味着提供新的信息服务来追逐财源滚滚的客户，这就是无可厚非的市场逻辑，也是具有企业家素质的经营管理所应有的合理回应。

最后，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市场环境对市场参与者如英国电信所施加的约束。人们很容易相信，对于像英国电信这样的公司来说，采用市场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选择的问题，但是事实决非如此。实际上，多重压力驱使其采用某些政策。其中一个不可抗拒的压力是，虽然信息网络服务的提供对于许多公司的日常运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同样是一个充满着强烈竞争的市场，迫使参与者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在市场中就范。如同英国电信于20世纪90年代就已察觉的，虽然一个“可预期的世界范围的电信业产业结构”正在形成，它终将会被“站在这个产业前沿的，正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四个或五个供应商”(p.6)所创立和操纵。英国电信有置身于此巨无霸精英行列的野心，但在其间，英国电信也会面临争霸全球网络市场的群雄。基于同样显而易见的原因，对于英国电信(以及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主要电信业组织)：不难设想，市场机会青睐那些拥有最大的预算和对先进的电信服务有着最大需求的国际商业客户。唯市场成功以取得潜在收益的呼吁已咄咄逼人，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许多主要供应商在全球电信市场中失败了，它们甚至根本无法进入全球电信市场，世界市场的弄潮儿简直难以想象会有如此不妙的结局。由此看来，他们是被迫参与角逐，但却几乎没有任何控制能力把握结果。不出料想，企业发生了一系列令人迷惑的，以仅有的几个巨型公司获得市场战略性优势为目标的复杂联盟、合并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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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标准在信息领域的首要地位还产生了其他影响。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市场的推广使得一些关键的长期以来都依赖于公共财政的信息机构所获得的支持下滑。我将会在第七章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在此，我仅简单地涉猎电报业的情况。面临“信息爆炸”，一些像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政府统计服务机构、英国广播公司以及教育系统本身获得的资助都已缩水，罪魁祸首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优先的举措。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就采取这样的政策：促进“信息革命”的最行之有效的路径就是使之成为一种商业（InformationTechnology Advisory Panel[ITAP]，1983)。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便削减公共津贴，而若干信息机构仅以商业价值为马首是瞻。对于在美国目睹了同一情形的赫伯特·席勒来说，这体现了“把信息的商业化扩展至社会任何一个空间的努力”(Schiller，1987，p.25)。那些关于缩短图书馆开放时间、缺乏购买书籍的资金、从前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开始实行收费、政府信息的价格正以高于通胀水平的速度飞涨、在大学里那些不具备经济价值的课程被迫停顿的故事，都体现了唯市场优先律令对迄今为止一直都备受保护的一些领域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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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认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对社会和公共空间的逐步蚕食”(Schiller，1989b)，致使信息的生产和运用遭受重创。在他看来，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没有硝烟的静战，一方企图利用国家的信息资源以获得私人利益；另一方则试图尽最大可能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在这场战争中，“后者已节节败退”(Schiller，1985c，p.708)。

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公共津贴逐渐被一些为了市场而去发展信息的私人利益所取代(或者是完全被其取代)，或者，有些机构所获得的公共资金无形当中被大幅削减，以至于这些机构被迫寻找私人资金以求生存。这对于什么样的信息会被创造出来，以及人们会以何种方式获得信息会产生重大影响。由此至少导致信息涨价，同时，信息供应商会致力于打造要么能够吸引大众眼球(达到足够能引诱公众去支付入场费的程度)，要么能够吸引赞助商(一般来说来自于公司)的展览和节目。它们期望人们相信，这不会影响到人们对信息的获取，也不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信息被优先生产出来。如果人们需要向博物馆和美术馆支付入场费，这就造成有一部分公众被阻止进入。而反过来，这些机构本身会努力使它们的展品去迎合那些能够支付入场费的人们的口味。当然，有人会争论说这并不是坏事，仅仅是各得其所，参观者能够更好地欣赏他们花钱来参观的东西，而展品能够对公众做出回应。但不可否定的事实是：信息的获取和供应遵照特定的需求。此外，虽然市场实践也可以促进想象力和革新，但对于吸引人的咖啡馆、博物馆的商店以及充满异国情调的展品的强调，几乎不能改进或者提升人们可得到的信息品质。在那些赞助商进入的地方——他们越来越多地进入大学、图书馆、剧院和电视台，结果显而易见，再清楚不过的是赞助商的介入并非致力于慈善目的，而是为了推进他们自己的议程和利益。所以，他们不可能去支持那些富有想象力的引人深思的作品或活动。例如，在艺术领域，阿加莎·克里斯蒂不乏资助，达里奥·福(DarioFo)却门庭冷落、囊中羞涩；在教育领域，商业管理备受青睐，种族关系却无人问津。

格雷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1990)认可席勒的解释，他指出因考虑到大部分大众媒体都掌握在一些大公司手中，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潮流所带来的影响雪上加霜。他认为一些“公共的文化机构”如英国广播公司和免费图书馆拥有一种“对抗性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平衡商业小报和被收视率所支配的商业电视的负面作用。无疑，“在它们的最佳状态下”，这些机构“体现了一种真正致力于多样化和公开争论的使命感，至少，它们弥补了商业化组织供应的一些重要缺失”(Murdock，1990，pp.6—7)。笔者会在第七章详细讨论该议题。但在此，只要阐明如下观点就足够了：“文化性机构”的组织和资金方面利于市场的变化，却对发展什么样的信息以及如何获得这些信息有严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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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

信息的快速商品化是赫伯特·席勒以及同一阵营的思想家们辗转反思的论题。因为信息是在一个市场社会中生产出来以供人使用，所以其命运也就雷同于这个资本主义秩序中的任何商品。于是，信息就是可以随便贩卖且服从于价格机制的商品。把信息看成是一种商品，又有什么好谴责的呢？因为没有人(当然不是赫伯特·席勒)认为信息的生产(更不用说信息传播技术了)是不需要成本的。

许多对商品化的异议，都会涉及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那诙谐狡黠的格言“知道所有事物的价钱而不知道它们的价值”。对价格机制的缺陷进行探究已源远流长，讨论的观点并非激进。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一个保守党内阁大臣大卫·梅勒(David Mellor)警告商业原则严重侵蚀艺术，他警示大家：“长远来说，一个社会并非如此沉重地仰赖经济成功，而是依据其文化成功来获得评价的”。听君一言，收益良多：我们对19世纪的追忆，更多源自艺术家和建筑师，而不是棉花和石油巨头，虽然后者在那个时代占据主导地位。梅勒发表演讲的时段，正是资本主义原则所向披靡的时代，那个时期的企业家和私有企业获得了高度赞颂，不过，依然不乏内阁成员对市场原则的缺陷提出警告。

尽管如此，近几十年来，我们目睹了在信息领域发生的日益加速的商业化趋势。在随后一章中，我们会对此有更多讨论，包括对电视领域的讨论。在该行当，日益加速的商业化趋势尤为引人注目。但在此，我们仅以围绕“品牌”的价格估价而呼声甚高为例(deCher-natony and McDonald，2003)。产品当然依旧重要，但品牌的价值(从耐克Nike到维珍「theVirgin)在近年来却尤其重要。所以在当今，甚至英国的大学纷纷不遗余力地推广其品牌，渴望招收来自国外的学生，因为它们可以向这些外国学生征收远高于国内学生的费用，这是笔不菲的交易。这个过程波及了名字，即名字也可以商品化。例如，球星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能够从曼联转会到皇家马德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名字在远东地区具有销售力，可以带来无限商机。如今，举世皆知，除了球员的真实技术水平之外，其“名字”也具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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