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与此如影随形的是对“知识产权”和通过版权和专利来保护“知识产权”的高度重视，劳伦斯·勒辛格(LawrenceLessig，2000)认为这个过程是一种圈地形式(Boyle，2002)——进入曾经被排斥的市场关系安排。知识产权捍卫其产品的真实身份和信息的最大化价格。约翰·萨勒兰德(John Sutherland，1999)对他多年以来在《泰晤士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Supplement)和《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上所写的评论和文章被数字化的抱怨，就是一个实际案例。从前，这些文章都是印刷出版，萨勒兰德以此获取报酬，但是，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如果读者希望查阅他的作品，他们要么购买、要么借阅原本期刊，或者，如果这个期刊有老的版本，他们会去一些学术图书馆查阅，那里储藏了成堆的复印本(如果可能，还会有缩影胶片)。但是，数字化方便那些订阅了相关服务并且拥有通讯设备的人随时随地信手拈来信息。通过词汇搜索系统(word-search systems)，可以易如反掌地查阅萨勒兰德的全部作品。同样，这也是出版商的收入来源，对此，出版商已经志在必得。但萨勒兰德反对这种行为，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他也没有获得任何酬金，虽然他是作者。压力主要来源于出版商，他们不懈地利用数字化来最大化他们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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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的利益驱动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问题源于科学知识的范畴、科研成果的发表以及商业化的压力等(多重权力关系的交织)。某些人主张科学知识应该是可以自由获取的，此论引发了存在于一些科学家之间的鼓励他们为了公共福利而使他们的科学发现向公众开放的“共产主义”精神。只要他们的同侪承认他们，许多科学家似乎都致力于使他们的研究发现向任何希望查阅者公开。该立场放弃了对科学成果的所有权，并且赞同“开源”出版(“open source”publication)，这确保了研究成果在网络上免费登载。但是，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科学知识应有产权归属，所以查阅者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为此付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爱因斯坦要求拥有对他的热力学定律的所有权，要求在他的等式每次被引用时都收取一定的费用。科学研究的出版商的存在使这种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其经营科学出版由来已久，出版复印版定期刊物乃其商业赢利的天然举措。但是，互联网的迅速扩张潜在地令其破产，因为现在科学家在原则上至少可以跳开出版商而把他们的科学发现直接登载于网络。出版商现在正在迅速地数字化期刊以及旧刊(这会很大地方便用户获取这些期刊，只要他们拥有订阅权)，他们誓死捍卫出版业的商业传统。这些期刊通常都非常昂贵，这正是出版商盈利源泉之所在。而另一方面，许多大学——它们通常雇用了许多科学家——同样在采取政策鼓励研究者们建立起他们作品的自我档案，把他们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放在大学网站上，以使这些作品能够被人免费查阅。这些大学所持有的观点是，这些科学家是大学的工作人员，研究工作是他们的职责，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应该被放置到大学的网站上。显然，出版商肯定抵制大学的免费行为，因为此举令其生意岌岌可危。很明显，情形在这里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和不确定，但是没有人认为传统的行为方式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人们已经感觉到了科学知识的商品化导致了获取知识的障碍，而与此同时，一些科学家们正在推进开源出版，这对现存的商业利益造成了威胁。

对于信息社会来说，需要认识到这些问题是多么地重要和富有争议。毋庸惊讶，版权的兴起，其初衷是为了平衡作者和发明者的权利和更广大的公共福利。在18世纪晚期，版权的有效期是作者死后的14年，而在1998年，它的有效期变成了作者死后的70年，对于公司来说，是作品被出版后的95年。如今，版权包含的内容已经无所不包，乍一听似乎有些婆婆妈妈，但就围绕人类基因密码的发现而发生的斗争所涉猎的纷杂利益，不就是案例吗？本世纪初，许多新科学因DNA结构终于被鉴定为大约二十亿个字母（基因组学[geneomics]和蛋白质组学[proteomics])而得以诞生，这从根本上迅速地改变了医学，因为基因密码的知识宣告了通过反复试验去开发药物这一做法的结束。华大基因研究院(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的开发者们使人们能够免费获取这项研究。但是，在解释密码的竞赛中，交织着打算对每一项咨询实行收费的商业机构的利益。当考虑来自全球135个国家的专业人士每周至少会查阅由华大基因研究院提供的数据至少一百万次时(《卫报》，2003年11月3日，p.1)，人们就会充分认识到知识商业化的意义。围绕互联网经营运行而发生的斗争几乎一样激烈，微软是拥有所有权的超级玩主，但是开放源代码—由Linux和Apache这样的公司开发的一项免费服务——向比尔·盖茨的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Weber，2004)。

第六章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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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信息传播技术所推动的信息商品化使我们迈向一个“我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活动的社会……在公共图书馆中阅读一本百科全书，卖给朋友一本几何教科书，为兄弟姐妹复制一首歌都将会被置放于一个为了获得回报的微观付费系统中，其间，我们在我们文化的细微处所享有的权利都将面临被施舍的命运”(Boynton，2004)。席勒谴责了这种趋势，他坚持认为信息应该是一种公共财产，而不应是在市场上被卖来卖去的商品(Rokowski，2005)。

阶级不平等

市场律令在信息领域扮演着中枢角色，这意味着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创新与使用完全仰赖于购买能力。当然，这并非说信息和信息技术完全被某些人所独占。显然，几乎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接触到某些信息产品和服务，电视、广播和报纸就是明显的例子。实际上，因为市场对消费者开放，从原则上讲，市场上销售的商品并无销售限制至少满足拥有足够资金的购买者之需求。但是，事实上市场是一种配置性机制，这意味着其对社会的回应，是按照收入和财富所区隔的等级为标准。换句话说，阶级不平等，或如广义上讲的社会的阶级分化乃是信息时代的中心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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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鸿沟”已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展示阶级不平等在信息社会中所起作用的范例（Webster，2004，part5)。近几年来，数字鸿沟，尤其是网络的数字鸿沟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大量证据显示，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网络乃绝佳境界(见Eurostat，2005)。虽然席勒可能已经认识到这种分化的实际存在，但并不能以此确信他就会支持那些渗透进大部分与数字鸿沟有关的思考的技术导向型思维。我们常假定数字鸿沟令人遗憾，甚至应受谴责，因为技术把那些不幸者排斥在完整的社会参与之外。一个致力于使人们访问互联网的途径最大化的政策应运而生了，可能是尝试使互联网终端能够出现在学校或者图书馆，其为弱势群体带来了福音。技术因素阻碍了人们获得机会是这些政策的前提，此论在共和党成员纽特·金瑞奇(Newt Ging-rich)1995年的提议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其提议认为，给予穷人一台笔记本电脑胜过给予他们福利，前者使穷人生活更上一层楼。像赫伯特·席勒这样的思想者会对混淆了原因和结果的提议秉持异议，它的实际影响颇为可笑。

文森特·莫斯可(1989)在对“按次计费的社会”(“pay-per society”)的描述中突出了“支付能力”(ability-to-pay factor)，他把支付能力看成是生产和获取信息的决定性力量。坦率地说，更重要的因素是阶级制度。一个人越富有，他所能够获取的信息就越丰富；如果一个人的社会等级地位衰落，他所获得的信息品质也会日益变得劣等。

赫伯特·席勒同意这种立场，并且指出了“信息革命”的“主要发动者”是军事/国防机构、大型私有公司以及全国性政府等三个机构，因为它们拥有支付信息传播技术(ICT)/信息产业中最昂贵的和最领先产品的能力。席勒从许多商业咨询人士那里获得了支持，估计超过四分之三的欧洲ICT市场是公司市场和政府市场，“一般公众”(除去这两种享有特权的群体之外的任何人)构成了剩余市场。简言之，那些最先进的技术流向了福特和美国空军之流的机构；大部分人只获得了剩余物—多数为电视机型的玩具。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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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能力标准(ability-to-pay criteria)的中心性，以及它与阶级不平等的紧密联系，使赫伯特·席勒强调信息分层的现象。例如，他区分了存在于一个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的“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所以，

对信息的获取成为财富和收入的一个要素。公众和国家本身被日益排斥在外……一个社会之内信息“拥有者”(haves)和信息“缺乏者”(have nots)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加深。在信息时代，国家之间的情形与此类似，那些欠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依旧更依赖于少数几个信息生产者(generators)、处理者(pro-cessors)以及传递者(transmitters)。

(Schiller, 1983b, p.88)

上述情况不言而喻。例如，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对于“一般公众”(the“generalpublic”)来说，“信息革命”意味着更多的电视频道。如前所述，那些主要的发展，在最本质上，并不仅仅意味着电视屏幕的改进(有线、家用计算机、视频、互联网)，也意味着电视节目的变化，那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产品——娱乐节目的增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难找寻，主要在于电视在多年以来所取得的惊人成功(电视机在家庭市场达到饱和、一个巨型的广告媒介、娱乐节目的制作成本相对较低但是却非常吸引人)。由此，毋庸惊讶，信息提供商们当然支持已被证实了的成功行为。而且，需要记住的是，在这个竞技场上，因为对于信息产业来说，每一个家庭相对而言都是一个较低水平的收入来源，所以大规模销售至关重要。那些期望从国内市场上获取利润的厂商必须以追逐巨无霸式的市场提供产品为目标，只有在每一个家庭聚集成为“一般公众”时，它们才会拥有任何实际的市场吸引力。但是，一旦他们聚集起来，信息提供商就必须向这些“一般公众”提供相对同质化的信息产品—熟悉的电视屏幕、海量的游戏节目和脱口秀、电视肥皂剧、电影和体育节目。此外，“一般公众”也被证实他们并不愿意直接为电视节目支付任何费用——这已经从广告商和/或者赞助商那里获得了补偿。同样，虽然有极少的例外，那些利用电视发布广告的广告商们的兴趣在于到达一个大规模的受众，这反过来又促使电视节目趋向于“更加同一”，因为只有这样电视台才能够确保拥有数百万的受众。于是，任何认为家庭的信息需求大概是多样而复杂的观点都被束之高阁，信息供应的主要管道致力于生产娱乐节目和“最小公分母式”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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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线服务和卫星服务领域所发生的情形与此非常类似。虽然有很多文章呼吁电视需要对公众的不同需求做出有效回应，提供30个或者更多的电视频道，让受众各取所需，提供戏剧节目满足对戏剧感兴趣的受众，芭蕾舞节目服务对舞蹈感兴趣的受众，新闻节目则针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者，再为那些期望改善自身的人提供教育性节目。但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正如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所描述的，“57个频道，却空无一物”。有线电视频道提供了大量的娱乐节目，体育、软色情、情节探险剧、摇滚乐录像带和电影占主要优势。那些被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未来派信徒们所梦想的先进专业化频道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它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的制作成本太昂贵，而罕见其受众规模，这些人全部聚集起来都不足以资助那些专业电视台。那些生存下来的频道都开发了最丰富的矿脉——大众娱乐，大众娱乐可以通过廉价的收视费吸引大规模的受众，或者电视台可以通过售卖大量的受众给广告商来获取广告收入。有人能够严肃地声称在鲁伯特·默多克的天空电视台(SkyTV)被引入欧洲之后，欧洲的信息环境得到改善了吗？

虽然这些例子很容易说明，“一般公众”构成了“信息穷人”，但只有在这些“信息穷人”聚集成大规模的受众时，向他们提供节目才物有所值。但是，在此还需要提及的是，那些应用于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商业原则对公共广播服务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我将会在第七章深入地讨论该问题，但在这里我们观察到，有线电视服务致力于寻求大规模的受众的行为显然对BBC这样的电视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当重要的是，那些拥有几百万受众的，在公共服务频道上向受众免费提供的节目，正在迅速获得有线供应商们的注意，这些供应商们不懈地希望在基于支付能力的基础之上提供这些节目。在英国的体育节目领域，这种情形尤为严重。自从1990年以来，所有足球甲级联赛(基本上是有英国参与的国际性比赛)，以及大部分欧洲冠军联赛(当像皇家马德里、米兰和切尔西这样的球队相互间进行较量时)的转播权都被天空电视台购买了，同样被购买的还有其他主要的体育赛事，比如莱德杯高尔夫球赛(Ryder Cup golf)以及世界级拳击比赛。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是，从前可以免费观看体育赛事的人，如今被排除在外了，除非他们准备好每月付一定的收视费(偶尔为了某个特殊节目他们还需付额外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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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此并不是主张说这种转变使某些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信息穷人”。主张订阅既有有线电视频道大大地加深了或者扩展了一个人的信息资源，此论不切实际。但是，这种转变的确使那些已经成为信息弱势群体的人们所拥有的信息环境更加贫瘠，通过减轻现在由公共电视服务所提供的节目的多样性产生此一后果达到目的。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它并没有增加人们在有线网络上可获得的选择，这一方面是因为接通有线网络服务的前提条件是有能力去支付相关费用(于是，一些潜在的受众就在经济意义上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是因为有线频道和卫星频道上的节目是如此雷同(体育、电影或者其他娱乐性节目)，削减多样性已成为英国公共广播服务的特征。

在国家之间，也出现了数字鸿沟不断加深的情形，收入差距造成了严重的信息不平等。那些集中了世界财富的发达国家是“信息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同时，那些聚集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较贫困的国家，被限于获取那些第一世界的残留品(例如，重新放映好莱坞系列的电影)，依靠那些由富国愿意向它们提供的信息(如来自新闻通讯社的信息)。同时，富国对一些领先信息技术比如人造卫星的垄断会使穷国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这些人造卫星会在高空中对那些较穷的国家实施监控(例如，农作物发展、矿产资源、鱼群，甚至是纯粹的侦察)，或者是向这些国家传送那些能够侵蚀它们本土文化和信仰模式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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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的观点是，发生于一个阶级社会之中的“信息革命”，被打上了既有阶级不平等的标记，而且阶级不平等还会雪上加霜。所以，“信息鸿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那些在经济上和教育上享有特权的人可以通过获取先进的信息资源如在线数据库和先进的计算机通讯设施独占鳌头，而那些趋向于阶级系统底层的人会日益被席勒所谓的“垃圾信息”所淹没，这些“垃圾信息”大多为消遣性的娱乐信息和八卦信息，其中罕有具有真正价值的信息。

席勒观察到，信息并非多多益善。恰恰相反，在信息的获取和供应中压倒一切的决定性因素是支付能力，这意味着为大多数人所提供的信息都是那些生产成本低廉的、浅薄的、充满着肤浅的吸引力的大众化信息。这是因为，只有在国内受众都聚集起来时，他们才能体现有利可图的商机。可以确定的是，那些在凌晨两点钟播放的节目很少是为了寻求大规模的受众。但是，商业原则依旧在此运作，那些节目永远都是制作成本低的节目远远便宜于那些在黄金时段播放的节目—以及/或者是已经播放了的节目的重播。

杰出的新闻记者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1992)调查了近十几年来提供给“一般公众”的信息的过量供应，如现在甚至能从一些食品店中获得的低俗小说，到免费传送到每个家庭的“报纸”，到“垃圾邮件”的爆炸性增长，到一天24小时的电视服务，再到扩展至每一条商业街的录像出租店，无不如此。他的结论是“垃圾(信息)笼罩普通美国人”。赫伯特·席勒(1987)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看得越多，听得越多·具备重要性的信息却越来越少。一个半小时的早间电视‘新闻’，聒噪、空洞而不切题，此乃现今状况之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革命”向“信息穷人”提供了让他们感到快感的一些刺激，比如皇室婚姻的失败、在2005年末对酗酒的足球天才乔治·贝斯特(GeorgeBest)行将结束的职业生涯的伤感描述、每天都能呆看的电视肥皂剧、对足球明星性感魅力的生动讨论、对《老大哥》(BigBrother)比赛的全天候转播等等，但是，信息革命极少令民众觉察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其他文化的构建、他们自身境况的特征以及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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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本主义

在赫伯特·席勒看来，“信息革命”的主要获益者，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企业，因为企业是最吸引人的市场。贯穿整个20世纪，市场经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一种以无数小规模企业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转向了一种由少数企业支配主要经济活动的市场经济。这些企业都是巨无霸式的、参与横向与纵向兼并、整合的、覆盖着一个广阔的地理区域的大公司。

企业资本主义对信息环境产生了一些决定性影响，每种影响都来自于它所拥有的巨大财富以及它在现代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其中一种影响体现为信息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无不以企业市场所形成的市场为律令。主要的计算机设备、尖端的电信服务以及电子信息处理的最领先的形式，都能够在那些拥有相关购买力、同时又对这些极其尖端的信息设备存在着需求的企业中找到。例如，随着企业的规模以及空间的扩大(公司都普遍地越来越大，与以往相比，涉猎更多的事务，拥有一个更宽泛的边界)，很明显现代企业对于发达的信息网络以及先进的管理控制系统存在着内在需求。世界各地都有分散的地方工作组织，为配合全球企业的协调、整合和管理，必然运用最新的计算机技术。

虽然话是如此，但面对如今新科技的讴歌者，将科技超人般的迷思赞颂，我们务必在此赘述一能够支付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的机构，反过来又在寻求能增进其自身利益的技术。既然企业资本的首要兴趣在于收益，我们一般认为那些可以支付相关费用的机构绝对深远地影响了技术革新的历史。戴维·诺贝尔(DavidNoble)(1977)对此进行了深思，证实了美国的工程技术的发展与日益扩张的公司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诺贝尔(1984)对新技术进行了开门见山的思考，也展示了机械工具的计算机化如何为公司经理们所操纵，这些公司经理们坚持认为工场车间应该被排除在新系统设计之外。计算机的普遍使用，避开雇用员工的视野，电子技术高效地监督控制各子公司和员工的劳动收益，从而成为加强经营管理的工具。于是，把持工厂运作大权者的控制权力更上层楼，控制能力更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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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技术(ICT)很好地满足了“世界商业体系的要求”(Schiller，1981，p.16)，其结果是支持了企业资本主义在任何特定社会之内和之外的权力，企业资本主义有多种达成此目的的路径。例如，各企业可以克服空间限制，雇用世界各地的劳动力远距离运作，对不同的地区环境(政治、区域和经济环境等等)做出回应，其即时先进的传播科技发挥难以想象的操作效率。十年前，“海外外包”活动使一些把生产加工转移至国外的公司降低了生产成本；如今，海外外包活动同样很容易使人想到一家银行的“内勤”或者零售装配是在远离英国的地方，比如班加罗尔(Bangalore)或者巴哈马群岛(Ba-hamas)。企业通过信息传播技术采用外包实践的机会永远不变。紧随其后，企业推动了一些与“去中心化”行动有关的企业策略(压缩企业总部，命令从属企业如子公司，责成其像“独立的”盈利性中心一样运作)，而同时，电子传播科技设施也促进了中心总部对子公司的监控（如精确的销售记录、每一个雇员的生产能力记录)，追踪子公司的运作，这又是集中化的手段。

此外，信息传播技术为企业在全球开展业务插上双翼，最大程度规避民族国家设立的诸种限制。通过电信网络，企业可以开展即时的商业交易，拥有基于私人线路的计算机连接，企业甚至能够逃离主权国家的审查。例如，如福特和IBM的信息是以数字形式通过由西方公司拥有的人造卫星在底特律和拉各斯之间或者纽约和孟买之间传递时，一个非洲政府或者印度政府怎么能够基于本国的数据库来了解那些跨国公司的活动？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对一些公司策略比如“转移价格”(公司内部会计算账，为保证公司能够获得最大利润，不管职工工资或者投资承诺是否与特定地区实际成本匹配)的质疑；在一个信息传播技术和与之相连的电子信息流的时代，就别想对这些问题获得准确的答案（Murray，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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