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在这些观察之中，企业对信息网络施加的权力，如日中天，这种权力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信息爆炸”的趣味我们必须在“产权”基础上才能分享。前文已详细讨论了企业在当代经济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如何打造其各种优先权并排斥其他的思维方式，这对信息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讨论支付能力标准和基于市场原则的运作带来的影响时，我们已经触及了一些问题。在此，我希望强调的是，企业以确立私有产权原则为处理信息的主要举措。如前所见，核心影响体现为主要的信息服务都效劳于财大气粗的企业部门。而另一重要影响则是大量的信息一旦被购买，也就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或者更可能发生的是，公众根本无权触及信息。原因很简单，信息属于私有产权。赫伯特·席勒认为在当代美国，此类情景比比皆是，美国的“若干信息都对公众隔离，因为信息是企业把持的私有财产”(Schiller，1991a，p.44)。不言而喻，信息的产权所有者对其产权可以任意处置，最明显的例子如市场研究公司和公司的研发项目所收集的信息。在“信息时代”，知识产权、专利和版权是蓬勃发展的法律领域：它们验证了所有权原则在当今时代的权重分量。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企业资本并不仅仅是信息传播技术/信息被引入其中的外在环境。“信息革命”并不仅仅作用于企业，它本身由企业资本管理和发展。实际上，信息产业囊括了具有寡头垄断性质的、最巨型的和最全球性的公司。引领信息潮流的国际性企业巨无霸如IBM、数字设备公司、微软、飞利浦、日立、西门子和通用电器。这是一个非常动乱的商业领域，合并和兼并是当今的商业秩序，虽然这富有特色地涉及了一些大型企业期望更好地进入快速变化的市场。这个市场中的各个领域正日益融合一—计算机和通讯融合，办公设备和个人电脑融合，出版和教育融合。信息产业是一些大型企业资本的竞技场，企业资本正日益把连接手段和内容组织衔接为一体。随着信息业沿着一条集中和整合(技术和服务、硬件和软件)的路径开拓前景，一切可能的联盟与兼并都在热火朝天地展开。此类企业统治必然能从常来常往的公司优先权中得利：没错！收益性、商业标准和以支付能力为判断标准的供应乃当代企业资本主义唯命

194

信息社会理论

是从的律令。

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

前文主要关注的是席勒及其批判阵营如何阐述—“信息社会”的塑造者与“信息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和其市场结构与不平等结构及其公司组织。但不止于此，批评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深入。奥斯卡·甘地(Oscar Gandy，1993)详细阐述了第一种批评，他着力于监控的主题，强调了阶级维度和资本主义维度，主张社会关系的信息化实现了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对民众则实施越来越多的监控。就此而言，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由国家所指令的监控渗透是强化从属阶级服从的举措，例如为那些积极的工会分子、政治危险分子以及一些激进的思想者们建立档案，同时更有效地限制异议分子的言论。与此类似，为了经济目的的监控渗透致力于维持资本主义关系(Mosco，1989，pp.119—124)。第二种与此相连的观点认为，“信息革命”通过更深入地延伸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推进了消费者资本主义的创立和巩固。

消费者资本主义是个模糊的术语，在此它是指一种个体化(与集体化相对)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人们需要“付费生活”(Lynd andHanson，1933)。此种生活方式以家庭为中心，不利于公民之间的关系，多数时候只能消极被动地做一个消费资本主义给什么就买什么的消费者，享乐主义和自我膨胀的意识大行其道，备受推崇。所以，消费者资本主义是一种极端私人化的生活方式，个人利已之流风替代了公共美德比如睦邻、责任以及社会关怀，唯商场购物能满足个人需要至上(在此，在以为购买，我们就能够达到完全的自我实现的幻想中，真正的自我崩溃了。Lasch，1984)。

信息发展在消费主义的扩张中处于中心地位，企业资本主义以此为途径说服人们宠信消费主义值得憧憬且势在必行。席勒证实持续不断的信息弹火的围攻使“商业价值侵蚀了人类生存的所有空间……不言而喻，消费乃当中最重要的价值”(Schiller.1992.p. 3)。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195

在此，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说明“信息革命”如何促进了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

首先，电视日益成为一种更彻底的向个体消费者销售产品和服务并支持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手段。电视已对促进消费主义的“居家”风潮发挥了推波助澜之功效，批评家们预计纯平电视、家用娱乐系统、互联网、视频以及有线电视会加深这种趋势。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2000)在他那本描述美国“社会资本”衰落的富有影响力的著作中，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其证实了“电视看得越多，意味着公民参与和社会介入越稀少”(p.229)，电视窃取了人们的时间，而人们生活却“萎靡不振、怠惰不堪”（p.238)，这导致了“公民对社会、政治的冷漠状态”(p.246)。现在若干伴随着数字化而来的“互动性”讨论，淘汰“现实电视”(realityTV)中某个参赛者的“互动”，对受众们摆脱“沙发土豆”(couch potato)的生活方式造成的死气沉沉无济于事，无论你对此赞成还是反对，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参赛者的互动性。而且，随着信息技术更进一步地渗透入家庭，电视节目无疑被打上了希望利用节目刺激更多消费的人的烙印。尤其是广告商和赞助商们创造了越来越密集的方式，将其讯息能够传达给受众：在此，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为了能够适应收费电视，精心制作的目标影像是否就可以为受众所用？广告化节目的扩增带来什么后果？在电视剧和电影之间插播产品广告，又是怎样的明智之举？

其次，节目本身鼓励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所以，那些经常在日常电视节目中向公众展示的一些符号，比如成功、美丽、时尚、流行、赞许和娱乐，令公众为之倾倒且满怀渴望，并在市场上寻求此类满足(Ewen，1976，1988；Ewen and Ewen，1982)。对“名流”(Rojek，2001)的膜拜加剧了这种趋势，当然，我们往往看到谴责媒介是“劝服手段”的说法，媒介为大众们洗脑，激励受众去追求一些“虚假的需求”，其宗旨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的永存，而不是为了回应普通人的愿望与真正需要。但此论罕有人提及。该论点认为信息传播技术正在加剧这种趋势：市场正日益取代自我和公共组织。例如，曾几何时，人们在自家菜园里种植他们的大部分食物，或者可能是编织他们自己的衣裳，而如今，几乎我们的所有需要都在超级市场上或者连锁店中得到了满足(Seabrook，1982b)。与此类似，电视和电视型技术解除了人们组织自身娱乐活动的责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机器的新型依赖，这些机器上呈现的主要是让人呆看的使人产生愉悦感的娱乐节目。

信息社会理论

196

第四，新技术可以允许公司对广大公众实施更强的监控，在对公众传输劝服性信息时更加如鱼得水。多年以前，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1981)创造了“受众商品”(audience commodity)的术语，意在警示我们——电视的一种重要功能，就是把受众贩卖给广告商。电视节目是否成功，其检验标准并不是节目内容是否上乘，而是考量节目能够贩卖给广告商的受众数量。当今的媒介情势依然如故，而且变本加厉。例如，那些传送至某个地区每个家庭的免费“报纸”，其目的并不是向居民们提供地区新闻(若有怀疑，可去查阅所在镇的免费“报纸”来检验这个论断)；其核心兴趣在于将特定的目标社区的每个家庭贩卖给广告商。当然这只是一种非常粗糙的监控形式(虽然与电视或广播相比，此类监控还是精确得多)。不过，更高明的监控形式来自于对某些专业协会、俱乐部所拥有的数据库的销售，和电子销售记录，通过电子数据资料的交叉比照，再进行针对性的劝说，新技术可以促使公司迅速确定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的轮廓。由此看来，收费电视潜力非凡，因为它可以通过电视频道、节目偏好，甚至是通过音量和收视规律来区分受众类型。于是，凯文·威尔森(Kevin Wilson)(1988)创造了一个术语“控制化营销”(cyberneticmarketing)来讨论通过在家看电视或者个人电脑购物的互动技术的前景。而约瑟夫·图罗(Joseph Turow)及其同事(2005)提供的证据更是一目了然，为了商业目的，零售商们使用互联网对计算机化数据进行“数据挖掘”(datamine)，公众对此问题还未加以重视和警觉，而数据挖掘已大行其道。网上商店可以紧密跟踪访问者们的行动，从而收集到许多有用信息，消费者的个人资料唾手可得，目标受众的发掘易如反掌。诱使消费者使用一个密码“登录”的网站，形式更加私人化和隐秘，“商店可以获取到信息金矿”(p.6)，再加上数据挖掘者们的分析，信息金矿价值连城。由此路径，可以导致受众更加私人化的生活，而同时，供应商们却将可以电子化地构建每一项交易的详细记录。所以，每一项交易都受到监控，每一个被观看的节目都会被记录，媒介公司据此带来的反馈循环提升节目品质制作、更加精美的广告及其同类产品，从而将受众牢牢锁定于消费主义之中。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197

对批判理论的批评

本章主要关注批判理论家们是如何考量信息社会。在此，不妨回顾学界对批判理论家的观点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批判式评估。

针对各种批判理论家立场的异议言论也不在少数。当今最普遍的异议事关政策问题。许多人认为很难从批判理论家们的论著中寻觅出切实的方案，例如许多人都会问：“然后，你会怎么做呢？”在席勒的著作中，至少暗示了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可能性—例如，他反复指出“公共信息”优于“私有的”信息形式，而那些集体主义试验都引人注目地失败了，因此，批判理论家们义不容辞应该对各种针对批判理论的异议做出回应。

但不能仅仅因为批判理论家们并没有提出一个替代性政策，就盲目回避批判理论家们的洞见，也不能仅仅因为个别非资本主义政权的失效而认定批判理论家的见识过时失效。席勒著作的主要价值在于其理解和解释“信息时代”的穿透力，这依旧重要，关键原由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任何替代性的社会形式，如果可信，都必须始于对此时此地现实的充分了解。许多未来场景(常见的是对于正在到来的“信息社会”的描述)实际上都充满理想化的前提色彩，比如，凭借“技术的力量和潜力”或者是“仅仅想象一下，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可以逐渐获得的所有信息做些什么”的立论来分析信息社会，这有些不切实际。席勒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提醒我们从事物本身的格局与动态开始去理解它们，而不是从想象一些替代物开始去理解它们。

此外，通过解释“信息时代”的起源，席勒的著作展现出了一种以激进的方式来组织社会的可能性。当看到“信息社会”拥有一种真正的人类历史，即它是被各种社会力量所形塑时，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同样可以想象另一种组织社会的方式。

198

信息社会理论

但是，上述言论能足够充分地回应那些批评席勒的学者吗？相当有意思的是，把对“信息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那些右翼观点进行比较，因由在于右翼人士绝对不相信存在一种可行的替代资本主义组织的方式，除此之外，这两派观点之间居然存在着许多一致之处。也就是说，两派观点都认定“信息革命”是一种特定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的创造物，因此，可以想象许多其他社会形式，只不过右翼观点觉得其他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比资本主义制度劣等(无可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也并非完美无瑕)。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1992)，在他一出版便获得盛名的著作中，发表了与马克思主义学者同样激进的论述。当然，他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标准当然是决定在什么环境下生产什么的关键因素。但重要的区别在于，福山坚信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任何其他经济制度要优越(并且它有利于传播自由主义民主)，因为它可以最有效地生产财富。而且，虽然福山承认集体主义可能在一些重工业领域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功，但在“信息时代”集体主义就不可能相提并论了，因为在“信息时代”，适应性价值连城，市场和企业家需要自行运作。

另一种反对批判理论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此种态势展示了企业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市场关系的扩张以及消费主义的所向披靡，批判理论家很容易得出事态已经变得更糟的结论。例如，某些批判学者认为“垃圾信息”的泛滥淹没了可靠的知识，或者说，计算机网络设备的普及带来了更多的监控，从而加强了对劳动力、公民以及个体消费者的严密控制。

但我们需要对这种认定当代信息社会并非历史的进步而是江河日下的观念表示质疑，至少我们还缺乏可靠的历史性的知识，也就无从比较。不错，当今的信息并非完美无瑕，但我们必须非常审慎，不必冒失地以厚古薄今的言论判断今不如昔。另外，正如安东尼·吉登斯(1990，1991)所主张的，那些为了控制目的或者甚至是为了使公司资本的销售膨胀而使人强迫接受的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并非一无是处。例如，监控系统固然加强了管理控制，但同时也增加了人们的选择。另外一个例子是信用卡系统，其不可否认地体现了企业资本对个体实施了更强的监控；但与此同时，此类资本主义也与人方便，促进了经济交易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内发生。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199

与之类似的异议是反对社会关系的单向商品化。市场关系对大部分生活领域(从电视服务到儿童照料)的深广侵蚀已是有目共睹，当讨论到音乐和电影生产时，劳伦斯·勒辛格(2002)对“公平使用”协议(“fair use”protocols)(允许对基于文本来源的合理引用，而不侵害版权)的缺失提出了适时的警告。图像和声音因新技术的推进而在评论或是拙劣的模仿作品的生产过程中普遍运用，但同样的数字化过程以及“公平使用”的缺失意味着图像和声音的创造者可以限制其使用一或者以收费的方式制约使用声音的权限。如果不遵守他们坚持的知识产权(能够想象为对莎士比亚或者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诗句的每一次引用收费吗?)，便会承担触犯“数字盗版”(digital piracy)的风险。

但也存在着非商品化的趋势，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些趋势更加具有可见性。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博客、聊天室、电子社区以及网页(大部分网页都是非商业性的)，还可以免费下载资料(绝大部分是音乐下载，但也可以下载一些不受版权限制的文学作品和诗歌)，所有这些都是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例子。信息的非商品化可能仅仅昙花一现，商业化可能很快席卷、侵蚀所有网络空间，但现在信息领域非商品化的事实至少是对那些认为信息事务领域市场大行其道的马克思主义论断的部分否决。

需要指出关于信息不平等的议题，那些激进派的批评虽然有助于集中讨论获取信息资源方面的阶级差异，但它只是一种关于社会分层制度的粗糙观念，其仅就“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之间的区分回避了问题的精深研究，并没有考虑到一个阶级分化社会中不同社会地位的复杂性。简言之，这个模型缺乏充分的社会学的练达和深邃的分析来考量如性别和种族等权力关系范畴的差异；而且，信息鸿沟的讨论根本就没有提到非体力劳动者群体的迅猛增加及其在社会阶级层级中所占据的地位。同理，席勒关于企业是“信息革命”的核心既得利益者的论述，从阶级体系看，其意义显然深远，但此论也未必全然不可挑剔，因为机构的财富不能等同于个人财富。也就是说，作为人的“信息富人”与企业资本不可相提并论，任何信息不平等的分析都必须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否则难以被认同。此外，席勒未充分铺陈讨论阶级观点，也就没有阐释透彻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相对立)的影响，而在信息/知识领域中，文化资本如高等教育、享用图书馆以及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mand)的影响可能具决定性作用(例如，比较一下那些富裕但却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与那些并非富裕却非常有文化的人的不同)。在此，笔者并不认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水火不容，但本文想强调一种对分层的更加精深的阐释需求，以对信息资源的不同获取和使用做出评价。

200

信息社会理论

反对批判理论的另一种异议根据是倾向以“全有全无”的标准审视信息。这些异议认为，虽然存在着大量的“垃圾信息”，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有指向公众的信息都是垃圾。实际上，虽然电视节目可能急剧增多了，大部分节目充斥着闲聊、情节冒险剧和肥皂剧，但从绝对意义上说，也有品质上乘的信息产生。例如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早期第四频道的引入可能带来了更多的美国电视剧，但也丰富了电视节目的广度和深度。但令人惋惜的是第四频道只拥有少量的受众，这不由得让人产生这样的问题：受众是否具备鉴别信息的能力(或者，至少具备这种意愿)？如果说这不仅仅是文化资本的问题，但却与文化资本紧密相关。

另外一个类似的问题涉及视频录像带、数字视频录像机(VCR和DVR)的快速流通，至少在英国，新技术产品已对电视收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可以推测，录像带与录像机的主要用途在于随时录制节目，以在一些更便利的场合观看(时间转换)，这种技术至少可以为某些受众提供一些弹性，增加他们对高质量信息的收看机会(那些为晚间的少数受众提供的节目，对于需要在早上8点之前起床的受众来说，那些节目播放的时间太晚)。低俗小说与此雷同。如果走进W. H. 史密斯(W. H. Smith)店，浏览其售卖的小说标题，很难不产生沮丧的感觉，空洞而陈腐的犯罪主题以及软色情主题，意在扩大销路且相互竞争，这很容易使那些渴望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Woolf)和 T. S. 艾略特(T. S. Elliot)的人在汤姆·克兰西(TomClancy)和杰弗瑞·阿奇尔 Jeffrey Archer这样的作家中迷失。但是，如果说低俗小说拥有最大的销路，至少从绝对意义上说，由于“平装书革命”，相较于从前，那些经典作品变得更容易购买和普及。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201

至于信息在消费主义的扩张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仅仅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洞察到这一问题。过度个人主义、集体关系的削弱以及市场原则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等议题也曾经为许多思想家们所关注，如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T. S. 艾略特、F. R. 利维斯(F. R. Leavis)和杰若米·希布鲁克(Jeremy Sea-brook)等立场各异的思想家。他们反复指陈，至今还不断出现的论断是，需要操纵信息以引发人们的“虚假需求”，可以通过购买特定的商品比如洗发香波或者香水减缓或是释然受众的脆弱和隐藏的焦虑。

但攻击该立场的原因，彼此相互关联。最初，此论根本就认为从前人们拥有许多真正的需求，这些需求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东西得到满足，不知何故，在那个时候的生活是更加真实的，尽管人们在物质上比较贫乏。似乎人们过着“简朴的生活”，但却胸怀“高尚的思想”，好像一个刚刚从矿场或者工厂换班回来的工人，回到家就开始阅读科伯特(Cobbett)或者哈代(Hardy)的作品。当然，持反对观点者认为从来生活并非如此，例如，在19世纪，提供给工人阶级的小说——如果他阅读的话——需要他们花费一笔不菲的钱来购买小说，其内容不外乎耸人听闻的琐事，比如杀人、强奸、酗酒以及妓女色情(James,1963； cf. Rose,2001)。

另一种遭到驳斥的言论是海量的广告以及相关影像愚弄了受众。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流派)的拥护者们(我们会在第九章讨论他们)相信，普通人足够聪明，以至于他们能够看清消费主义影像的虚伪性(他们知道假日指南并不总是在说实话，喝酒并不能保证朋友之间的友情)；他们真的足够聪明以至于他们会欣赏一些模仿滑稽作品、他们会欣赏影像中的反话以及从影像中学习怎样使用摄像机、怎样运用色彩以及其他任何东西(Schudson，1984)。

202

信息社会理论

此外，把生活方式看成或者是私人化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社区导向的生活方式，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可能是个错误。那些静居于家中的人们并不必然孤芳自赏，两耳不闻窗外事(Bellah et al.，1985)。实际上，正如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1990)所主张的，“对于家庭重要性的强调，并不必然导致疏阔于集体生活，人们在这两个生活领域中都充分参与，仍然是可能的”(p.283)。

最后，退一步说，认为生活消费品只有在人们的“虚假需求”被诱发出来时才能卖出去的观点问题重重，此论以为影像优先于广告商们致力推广的产品。但是，人们并不是因为广告，而是因为巧克力饼干的味道诱人而前往购买。与此相类似，大量的新信息技术比之原来的信息技术，实际功能更显优良，对于家用电器市场，只要想想光盘播放机、绚丽方便的iPod、最新的音响系统以及纯平电视，这些信息技术产品如今拥有更好的品质，比以往的任何产品都要可靠，怎不招人青睐？而且，可以确信，如今人们购买生活消费品(从香水到娱乐)，并不是因为他们轻信了广告商们的宣传，而是因为他们从产品本身的享用中获得了真正的愉悦和日益增强的自尊。

结论

对批判理论的确存在上述异议，但以此论其是非，并不客观，批判理论依然拥有珍贵的价值，而且其价值不是本章的篇幅就可以囊括的。就笔者个人而言，批判理论的几个着重点对于充分理解信息的意义不可或缺。赫伯特·席勒的著作举足轻重，理论起点以鲜活的世界为端倪，而不是空中楼阁般设想“技术的可能性”或分析“想象中的未来”，尤其有益于我们理解信息和与之相关的技术角色和其重要的面向。

席勒可能偶尔也会夸张着墨(cf. Tunstall，2006)，但是他对市场标准以及企业资本主义的关注不能不使我们确信它们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而且，他敏锐地观察到“信息时代”的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恰恰相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本土还是全球，社会不平等因素都绝对主导什么类型的信息一—会在什么环境下，为了什么人的利益而生产。最后，无论我们如何试图修饰或是赋予其特定条件，“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相当有助于警示我们意识到—信息领域在多大程度上不遗余力地向看起来进一步退隐至私人生活方式的人们出售商品。

第六章 信息与市场：赫伯特·席勒

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