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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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第七章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信息社会”的许多评论家们虽然承认当今时代流通的信息越来越丰富，但他们并不热衷于宣布“信息时代”的来临，秉持这一见解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信息蒙受了污染，或者是遭遇了一些团体的干预，这些团体要么“控制”信息再现，要么为了特定的立场而“包装”信息以对人们进行劝服，要么“操纵”信息以达到自身的目的，要么把信息生产成一种娱乐性的可销售的商品。这些思想家们勾画了“信息社会”的图景—各类广告活动的宣传站、国防部的“误导情报策略”(“dis-information”strategies)、各种公共关系的“专家”、议会的“说客”、高明政府政策的“陈述者”(presenter)、靠近首相的“来源可靠”的“官方透露的信息”(officialleak)，它们在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中，全程扮演着各取所需的角色。

这一流派最极端的观点认为——如果公众获得的信息有所缺失，民主进程本身将会遭受破坏。因为，如果公众被拒绝于可靠的信息之门外，或者说他们自愿拒绝接受可靠的信息，那么又如何能够培养出选民的深刻洞察力、协商能力与远见卓识呢？选民没有这些素养，民主社会又何以为继？马里兰大学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几乎70%的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的支持者深信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为基地组织(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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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eda)工作，30%的支持者坚信入侵伊拉克的军队发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另有30%的支持者认为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拥护“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http：//www. pipa.org/)。如此庞大的民众深陷无知，令人遗憾长叹，我们不得不考问民众的信息来源的品质何在?(Ackerman and Fishkin, 2004)

在19世纪初，美国第四任总统和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之一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1751—1836)对此境况深表忧虑，他观察到：

一个缺乏平民信息(popular information)的平民政府(pop-ulargovernment)……是闹剧或悲剧的序幕，或者同时就是闹剧和悲剧。知识将会永远统治愚昧，那些希望成为自身统治者的人们必须利用知识给予的力量来武装自己。

(Madison, 1953, p.337)

对于担忧、怀疑当代社会海量般的信息是否就能够造就健全的民主社会的人来说，麦迪逊的名言依旧是一种动人的感召，令人回肠荡气。也有学者甚至认为互联网、电视以及其他媒介的扩张实际上导致民众参与的衰落，因为人们越来越沉溺于充斥着娱乐信息的私人圈子，而不是去参与民主进程(Boggs，2000)。我们的祖先可能除了阅读《圣经》、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偶尔获得的一些小册子之外，阅读的其他东西很少，当代人们能够享用丰富的信息，但我们就能够信誓旦旦地自认为比祖先们高明吗(Rose，2001)?

众所周知，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就是善事。虽然，历史记录显示民主相对来说只是一种新现象(Potter et al.，1997)，但历经几十年的沧桑发展，我们可以信心百倍地说，民主的政治秩序现在处于支配地位。在欧洲，一些曾经的专制国家和军人独裁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希腊，如今都已被公认为是稳定的民主国家。

民主这一术语的意义因时因地持续扩充，所以，民主的确切意涵变动多样，并非一成不变（Eley，2002)。近年来，与民主权利关联的呼吁如山似海，比如旅行的权利、残疾人呐喊民主包容的活动，以及承认个体差异的呼声等等。不难理解，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民主概念的含义扩展了，但这并不意味其含义反复无常、随意多变。全民选举、无记名投票、对议员的日常选举、多党制、集会的权利和正当法律程序构成民主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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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可靠的信息来源无疑是任何民主社会的关键要素。如果选民们无法获取那些关于生活标准、移民水平、人口构成或结婚率的数据，他们如何能够对经济政策、民族认同、老年人照料或者家庭关系等等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呢？

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此，笔者的讨论隐含着对信息的怀疑，尤其是对那些传播给广大公众的信息深怀疑虑。为股票市场上的交易而提供的金融数据库中的信息，或者是为了维持企业网络的信息，其信息的品质空前绝后，不过，本章我们要讨论的评论家们却另有看法。尽管不可否认现在传播提供给广大公众的信息丰富了许多，但这并不必然说明当今的信息就比过往时代上乘，因为许多信息可能是为了娱乐、掩饰，甚至是欺骗而生产。简言之，大量的信息属于误导的信息，至少可以怀疑许多部门利益(尤其是一些政治力量和在经济上占据优势的一些力量)和限制性的财政安排(特别是仰赖公共基金的资源向私人资助转移的安排)，不是其中之一，就是两者同时影响了信息的生产，并且左右着信息再现。

与赫伯特·席勒及其同一阵营的论点的确承认信息在当今世界的日益增强的重要性，但并不认同当代新型的“信息社会”说法。笔者从德国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的论著来洞察这一批判的路径，因为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批判研究看待问题的方式。多年以来，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观点也为学界所诟病，不过，其论著仍然价值连城。它既批判了海量般信息必然造就信息透明度高的社会的盲目假设，又讨论了公民就信息问题如何朝夕相处的核心议题。他激励我们扪心自问—是不是更多信息就一定意味着更好(或者意味着更坏)，而且引导我们深入探究—什么类型的信息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说是必要的？所以，本章将会考察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评估它对于我们理解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电视和政府统计方面的信息发展（informationaldevelopment）的价值，然后，我们不禁深思——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信息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以往对于此类问题的讨论都假设信息和民主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如今该假设正在经受挑战。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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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在他最早期的著作(1962)中发展了公共领域的概念，尽管27年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资本主义社会类型的考察》(The Structural Trans 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才被译成英文，但丝毫不影响公共领域论说的锋芒跨越知识的国界。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扩张发展，主要在18和19世纪的英国，出现了公共领域，但公共领域随后便在20世纪中期至晚期衰落。作者以为公共领域是独立于政府(尽管会得到政府资助)和党派经济势力的竞技场，可以自主，致力于理性辩论(辩论和讨论不为“利害关系”、“欺骗”、“操纵”所控)，民众可以自由进出检验公共领域，参与开放式的对话，在此等公共领域的空间，公众舆论得以形成(Holub，1991，pp.2—8)。

信息是公共领域的核心，也就是假设在信息领域之中，行动者们开门见山、一目了然、无所隐瞒地阐明自身的立场，广大公众能够获知行动者的观点，从而充分进入讨论的程序。可能公共领域最基本的形式国会辩论，以及公开发布的辩论的逐字记录，都表述了公共领域的核心面向，虽然很明显传播媒介以及其他信息机构比如图书馆和政府统计，都可以被视为公共领域中有效运作的重要构成要素。

公共领域的理念召唤着读者，可以想象那些坦率而诚实的国会议员在下议院中的辩论；热诚的文职人员们不带任何偏见地搜集与论辩主题相关的信息；公众可以通过一些尽责的新闻出版机构来调查时事，后者责无旁贷、尽心竭力地对正在发生的事态进行报道，从而保障公众洞察事实、顺畅地获知信息。于是，选举之时，公众便可以考量政治人物是否对选民负责(实际上，经过这个过程，政府部门如何处理公共事务可能会变得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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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者和深受启蒙思潮影响的人热切追随公共领域的理想，在他们看来，公共领域就是信息在民主社会中的担当模式(model)——其如此开放的过程，引人入胜，所有人可无条件地获取可靠信息。不同凡响的理性辩论(pre-eminence of reasoned debate)的启蒙理想同样光芒万丈，令民众百倍憧憬。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可以获知事实、洞明世事、宁静致远、深思考问，于是能够理性应对时局，避免冒失非礼的行动。

如果事先追溯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历史描述，对我们深刻理解公共领域的动力和态势甚有助益。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更准确地说，他指的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sphere)，其诞生归功于发生于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张，而此领域的来临，是资本主义的若干特征之一。至关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企业家们财源滚滚、势力蒸蒸日上，羽翼日渐丰满，以至于他们可以和教会、法庭国家分庭抗礼，脱离于后者权力的控制。此前，浓缩了闻名遐迩的封建社会关系的僧侣和法庭支配了公共生活，他们权势显赫，呼风唤雨；但资本家们日益增加的财富削弱了僧侣与法庭的权力。之所以出现转机，一方面，企业家们给予“文学”(letters)圈子——剧院、艺术、咖啡馆、小说以及文学批评(criticism)等越来越多的支持，于是减轻了文化人对贵族的依赖，促进了与传统权力分离且致力于批评领域的建立。哈贝马斯(1962)洞察到在此等公共领域——“对话即成批判，箴言即成论点”(p.31)。

另一方面，“言论自由”深入人心，市场力量的增长也带动了议会改革。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拓展和地位的稳固，议会开始越来越独立于国家，并且对国家进行改革的呼声强烈，相当重要的一点是要求增加议会代表，从而相关政策可以更有效地支持市场经济的持续扩张。资本主义力量茁壮成长，企业家信心百倍，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资本家跃跃欲试，渴望引领风骚，进入权力场。这一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同样是争取更多的出版自由的斗争，因为对于呼吁改革的资本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关切政治生活理应接受更多的公众监督。不同凡响之处在于18世纪中期，创建了《英国议会议事录》准确记录议院活动的传统。从此以后，议会中讨论和决定的内容的逐字记录产生了，且成为议会商议的一项公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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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与争取报纸独立于国家宰制的长期斗争相伴而生，政府百般阻碍，但因报纸生产成本相对低廉，最终还是推进了报纸的自主。18世纪和19世纪的新闻业不但报道视野广泛，而且引人注目地致力于对议会事务进行全面的报道，充分体现了新闻改革运动和议会改革运动的合流。各路改革运动的力量聚合中心当然是政治异议(politicalopposition)的成熟，论争和辩论因之激扬，政治异议与其他压力相交织，推动了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性的可接受政策”(rational-acceptable policies)的发展。

改革运动积累的结果是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它的特征包括开放的辩论、批评地验证报道内容、报道透明度强、民众有充分的媒介近用权，以及独立于经济利益和政府控制的行动者。哈贝马斯强调，寻求从国家获得独立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说，早期资本主义被迫反抗既存国家—所以，新闻自由(afree press)、政治改革以及更广泛的代表权(greaterrepresentation)也就是资本家当务之急的斗争。

但是，随着历史分析的继续进行，哈贝马斯指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一些自相矛盾的特征，最终在一些领域导致了他所谓的“再封建化”(refeudalisation)的负面因素。首先，“再封建化”源自于资本主义的持续强盛(aggrandisement of capitalism)。哈贝马斯觉察在私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之间，尽管长期以来存在着“相互渗透”(mutual infiltration，p.141)，不过，他认为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不稳定的天平向私有财产倾斜。随着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力如日中天，狂热的资本家开始从呼吁对既存国家改革转向推翻国家机器，并且利用国家来增进自身利益。简言之，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应运而生—于是，往昔的追随者们日益抛弃论战与辩论之风，掌管国家机器之后，国家改由资本宰制。之后，国会议员的私人理事、对政党和智囊团的财政支持，以及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对议会和公共舆论的系统性游说不断增多，削弱了公共领域的自主权。毋庸置疑，有人会认为这场游戏中还应有许多其他参与者，比如“地球之友”、各种工会，以及出类拔萃的英国工党，但当中的大多数都随波逐流，所以他们丧失了分庭抗礼的抵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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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并不认为该趋势暗示历史的倒退，尤其是在20世纪，公共关系和游说文化的蔓延实际上验证了公共领域在当代的重要性，公共领域已经是一个被公开承认的领域，至少政治辩论必须在此领域进行，才能获得合法性。当今的问题是公共关系加入公共辩论，掩饰了它们所代表的利益(用诸如“公共福利”和“国家利益”之类的诉求掩盖图谋的利益)，从而使得现有的辩论成为真正的公共领域的“冒牌版本”(faked version，Habermas，1962，p. 195)。正是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采用了“再封建化”的术语，以展示公共事务如何为权力“作秀”(与中世纪的法庭模式类似)，而不再是不同的政策和观点发生论争的场域。

其次，与“再封建化”相关的表现来自于大众传播系统内发生的变化。我们不能忘记传播系统的该变化对于公共领域的有效运行举重若轻，因为媒体可以对公共事务执行舆论监督，并由此带来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广泛了解。但是在20世纪，随着大众媒体发展成为垄断的资本主义组织，它们作为传播公共领域信息的可靠传播者的重要核心的贡献江河日下。当媒体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利益的左膀右臂时，其功能今非昔比，从信息提供者的角色转变为公共舆论塑造者的角色。

该转变存在着许多维度，第六章的讨论已涉猎了几个维度。但此转型的最终结果是随着新闻界承担了广告的功能，甚至在报道中日益表达出宣传性立场时，公共领域开始有些衰落了。基于同样的原因，伴随日益增强的商业化趋势和企业扩张，“文学”领域堕落到推销“流行佳作”和“畅销”娱乐的境界，主要目的是鼓励“文化消费”而不是为了促进批判性辩论。如今在出版业，或者更重要的是，在电视业和报业，无论是对“明星”的献媚，或者党派性的和有偏见的新闻报道，还是追逐最大量受众的广告商指令的内容，其主要意旨都是为“封建的”目的效劳，讴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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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两个特征体现为资本主义对社会关系控制的扩张和增强，但从18和19世纪早期开始，也存在着一些为了利用政府支持公共领域而战斗的力量，此类力量澎湃汹涌，冲击了资本主义经济大潮席卷世界的狂浪，公共领域不至于在此风浪中覆没。在此，人们想到了曾经为公共服务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建立和传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群体。哈贝马斯以为从公共领域呱呱坠地伊始，“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就提供了空间，足以让人们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游走，也就是在政体与经济之间立足。在此，笔者尤其要着墨学者、律师、医生和一些文职人员。有观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加强了其对社会和国家本身的控制，上述(和其他)职业中相当数量的人们会鼓动国家支持以确保公共领域不被资本支配的力量过分地毁坏，他们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哈贝马斯(1962)尤其考虑了广播业的情况而有此言论，他认为公共广播企业的建立“如果不如此规划，面对资本主义的侵蚀，则难以捍卫它们所担当的公共功能”(p.188)。不过，有观点认为在此存在资本主义利益取代一切的趋势，因此，需要国家的干预以确保那些可向公众开放的信息基础设施持续递增。此论解释了一些重要机构特别是公共图书馆、政府统计服务、博物馆和美术馆，甚至包括高等教育的特征。实际上，至少在信息领域，公共服务精神应体现为为最广大的公众提供无私、无偏见的信息，不管人们是否有支付能力，其与对公共领域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的倾向紧密一致。因此，公共服务精神与如今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张力，应该经得起检验。

通过阅读尤尔根·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历史陈述，我们不得不信服这一论述—公共领域的未来，岌岌可危；甚至在其全盛时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都不能尽善尽美于德国哲学家“非扭曲传播”(undistorted communication)的理想境界。他对公共领域近期发展的描述更令人沮丧，就其诠释的论调，他已置身最悲观的法兰克福理论家之列。哈贝马斯过往的老师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观点尤为鲜明——资本主义胜利了；个人的自主权从根本上被剥夺殆尽，批判思考的能力极度萎缩，在一个跨国媒介巨头和广告文化盛行的时代，公共领域已荡然无存。就信息而言，传播企业唯市场马首是瞻，其传播产品竭力追逐最大化的广告收人，全力支持资本主义企业为目标，导致传播内容主要唯娱乐为尚，冒险情节、琐事、耸人听闻的报道或文字、个人私生活以及对当代生活方式的赞颂充斥于媒介。所有这些都是天花乱坠的广告宣传(appropriately hyped)，的确引人入胜且有卖点，但信息品质却无人问津。娱乐信息作用如何？不过是(或者正是)陶冶受众屈从于“永恒的消费训练，为之辗转反侧、欲罢不能”（Habermas，1962，p.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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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不仅被广告伦理的侵蚀所削弱，而且遭受公共关系渗透的重创。在这点上，哈贝马斯对美国“舆论管理”的老前辈爱德华·伯纳斯(Edward Bernays,1891—1995)的事业尤为愤怒—因为伯纳斯的公共关系事业象征了公共领域的终结，伯纳斯及其追随者们所代表的正是理性辩论的终结，而理性辩论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特征，但公共领域已逐渐被狡猾的政治操纵者所摧毁(Robins and Webster，1999)。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公共关系遭遇侵蚀标志着对曾经塑造公共争论的“理性标准”(criteria of rationality)的弃绝，由复杂的舆论塑造(opinion-molding)而创造出来的共识(consensus)完全缺乏理性的标准，该舆论塑造的情势把政治生活降格为“虚饰的浮夸”(showy pomp)，以愚弄那些“随时准备追随的消费者”(p.195)。

抚今思昔，哈贝马斯忧虑重重。全民选举可能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进政治领域，但它同时也把舆论的重要性置于理性辩论的品质之上。更糟糕的是，这种重视投票而不对问题的正确性做出评估的行为，以及每个人都可参与选举的现象带来了“现代宣传”(modernpropaganda，p. 203)，以及凭借“打造的公共领域”(manufacturedpublic sphere,p.217)来控制舆论的能力的诞生。在此，启蒙运动的阴暗面浮现于眼帘，如果人们享有投票权，但却缺乏评价他们为之投票的事物的手段，那么形式上的投票意义何在？如果信息意在愚弄民众，那么更多的信息又有何意义呢？实际上，当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处境已经不堪，正如“启蒙与控制、信息与广告、宣传与操纵的杰纳斯(古罗马门神，有两个截然相反的面孔)之双面”(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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