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在对上述言论做出回应时，詹姆斯·卡伦认为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比私有新闻业更好地扮演了“看门狗”的监督角色。卡伦承认，由于来自政府的反复攻击，英国广播电视业的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削弱，但实证分析显示“与那些右翼势力占主导地位的全国新闻业相比，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依然在对政府实施严格且持续的舆论监督更上层楼(p. 89)”。他以一部电视纪录片《岩间死亡》(Death on theRock)为例，该片播放于1988年，声称英国军队在直布罗陀非法杀害了三名爱尔兰共和军(IRA)成员。虽然政府恼羞成怒，大部分新闻机构也都试图令此节目信誉扫地，但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无所畏惧，矢志不渝、立场坚定，这充分证明了“与政府关联的看门狗责任挂怀，而私人看门狗却沉睡一方”(p.90)。

可见英国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依然生存了下来，新闻、时事和纪录片节目的制作者们尤其为之鞠躬尽瘁、效忠职志。从公共服务精神依旧持续的意义上讲，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广播电视业保持了公共领域的特征。不过，同样显明的是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前提条件已遭罢黜——政府经常干预节目内容；新的传输形式通过摧毁公共津贴的传统观念，正在广播电视业中引入一场动荡的竞争；另外最重要的是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使广播电视业从公共资助转向私人资助。虽然我们不能说电视并非对被弃入市场的命运束手无策，但似乎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先前形式已难以为继(Curran，2002)。

当今时代变化不定，置身如此环境，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广电业所提供的信息品质是否下降，而且是否会持续下降。对于市场化的狂热者们来说，“窄播”承诺向分化的多元消费者提供各取所需的信息。而对于浸润于哈贝马斯学说的思想者们来说，虽然不可否认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所生产的信息数量与日俱增(有线、卫星、全天候的节目、更多的频道、视频等等)，但信息品质的提升，或者增加受众选择节目等问题却仍然付诸东流，无人问津。究其原由，不难发现市场化运作导致低俗节目的膨胀，不是媒体巨头垄断播放权，就是媒体根据银行账户来区分受众，于是品质上乘的信息仅仅局限于收入丰厚的社会阶层享用。显然，BBC不会就此消亡，至少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寿终正寝。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在英国历史上的地位根深蒂固，这一传统令人敬畏。不过，我们也目睹到双重压力—既有来自外界的持续不断的市场化压力，也有来自内部要求与时俱进的内部压力，毫无疑问，两者的聚合将对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公共服务的理念带来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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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

在英国，公共图书馆网络最能体现公共领域精神。5000多所公共图书馆完善地覆盖了各具规模的居民区。①公共图书馆网络具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某些特征。首先，公共图书馆网络的信息履行一视同仁的理念进行开放且免费的服务；每个在此地区生活、工作或者学习的人都可以免费获得成员资格；公共图书馆必须免费提供可以借出的书籍以及参考资料，还必须制定能够促进人们访问图书馆的合理开放时间。

其次，图书馆服务资金依赖公共资助，其取自中央或者地方的税收，但图书馆运作却独立于任何政治利益之外，按照《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的 1964 年法案》(Public Libraries and Museums Act 1964)的要求，“向所有希望使用图书馆的人提供全面而有效的图书馆服务”。如果在当地图书馆难以寻求到所需信息，那么全国图书馆的馆际互借系统的则可以相互协助，从而满足申请者的需求。馆际互借获得指定版权的图书馆②和波士顿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 at Bostonspa)(每年会借出超过300万册的图书)的支持，互通有无。

再次，从事图书馆网络工作的图书管理员都训练有素，精通业务，善于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建议，充分发挥公共服务的精神。他们一视同仁，毫无保留地急读者之所急，需读者之所需。如此资质与服务品质鲜明地体现于英国图书馆协会(LA)在1983年第100届会员大会上采用的《专业行为守则》(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中。就用户负有主要责任的传统职业宣言来说，LA宣布其“成员有义务促进信息和思想的流动，保护和促进每个个体享有的自由的、平等的、不受任何歧视地获取信息的权利”(Library Association，1983，2e)，该职业理念由其继承者CILIP(CILIP是图书馆和信息从业人员特许机构,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www.cilip.org.uk/)所发扬。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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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此的讨论，我排除了800图书馆，或者说英国学术图书馆，其服务于学生、研究者，完全不同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目的。但是，存在重要的交叉部分(如图书馆跨领域服务，当地民众也可进人学术图书馆)，且从全局着眼，我认为学术图书馆是英国图书馆基础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

②也就是说，博德莱安(Bodleian)图书馆(牛津)、剑桥大学图书馆、苏格兰与威尔士的国家图书馆，还有三一学院图书馆和都柏林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深受大众欢迎，并且被广泛使用。超过总人口一半的英国人都是本地图书馆的注册用户，三分之一的注册用户定期地从图书馆中借书，每人每年会借阅10本书，每年图书馆都会有超过30亿的访问量(是职业足球比赛全体参与人数的十倍)。从儿童到靠补助金生活的普通公民，都可以访问当地的图书馆，并有信心获得某种公共服务，不管他们是为了查询一些与一项学校项目相关的参考资料，或者获取某项方案的应用建议，还是仅仅为了阅读一部小说。毫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的公民都礼赞公共图书馆网络乃镶嵌于大不列颠王国信息基础设施皇冠上的一颗璀璨宝石。

公共图书馆肇始于19世纪中期，自此之后，多种力量促进了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例如上层阶级的慈善资助、家长主义式的同情、忧患大众未受教养的恐慌、期盼增强民众识字率，以及通过向弱势群体提供学习资源以开放教育机会的愿望等等因素(Allred，1972)。不管这些动机和热望有何不同，但其深处对于信息的认识却秉持同等重要的理念。也就是说，公共图书馆因执著于追求信息的开放及其平等使用而非属于所有权商品，因此得到持续发展。英国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建立和运行的核心理念也就是信息和知识不能为人所独享，但凡希望获取它们的人都可以自由获取。公共图书馆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于如果人们需要信息，那么在法律的约束之下，他们应该在获取它们的过程中获得帮助，在此需求搜索的过程中，他们应该不受到惩罚(Usherwood，1989；Kranich，2004)。但如此公共图书馆系统却同时在哲学立场和操作方面遭受挑战，其潜在假设信息应该向所有的图书馆用户开放的原则遭到强烈的抨击，政府的某些政策已向图书馆施加压力，逼迫图书馆对使用者根据服务多寡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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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三个论点。首先，公众对图书馆的资助持续减少，导致图书馆购买的书籍、雇佣的人员以及现刊减少；图书馆几乎不订阅日报；在许多地方，图书馆压缩了开放时间；图书馆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寒碜和混乱(West，1992)。商业化服务可以弥补公共图书馆资源的损失，此一商业化诉求过程主要发生于边缘地带，因为图书管理员们的职业伦理以及政府立法禁止商业化的发生。因此，如今预定一些特定的书籍、馆际互借以及一些查询服务都要收费，而对于过期书籍的罚款制度日益被标准化为一种获得资金的机制，而非鼓励借出资料的迅速归还。丝毫不必惊讶，从1986年到1996年，图书馆借出的书籍减少了20%；更糟糕的是自从1996年以来，书籍借出量又垂直下跌了30%。

其次，还有人士抨击公共服务的政治正确性(此一抨击以对“市场”的普遍狂热而武装自己)—公共图书管理员不用对任何人做出解释，自己心知肚明即可，于是，他们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图书馆用户之上，因为是由他们来决定购买何种馆藏图书；同时，此举也允许他们把大部分图书馆预算划为自己的工资。此外，亚当·斯密学院(the Adam Smith Institute,1986)的研究发现现在人们可以通过花钱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信息需求，比如“平装本革命”能使每个人获得廉价的书籍，消费者们似乎也乐意享用蓬勃发展的视频租赁链(video rental chains)。图书馆渴望恢复以订阅为基础的服务，并且十分羡慕 Blockbuster 视频企业(Blockbuster Video Company)所取得的成功。当今时代，市场意识形态日益被阐释为是“真实世界”的声音，代表了大众的选择，但市场化对普通人的影响并非如意识形态的宣传，图书馆系统因商业化侵蚀已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他们面临财政支持的锐减，图书馆系统开始屈从于市场意识形态的操控。

再次，有人指责公共图书馆没能够与时俱进，因其注意力仅仅集中于书籍，而非囊括各类电子信息传输，那么，谴责公共图书馆是过时的管理者也不为过。此类批评大部分都来自于后撒切尔主义(post-Thatcherite)群体，他们着重指责的要义就是公共图书馆陈旧且不变通、恪守老规矩的系统完全不能满足文化诉求，后撒切尔主义群体并不强调图书馆经济上的短缺和市场机会问题。有人认为以新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多媒体传输以及最重要的互联网是图书馆唯一的未来，要分享这类新技术的恩惠，首先要求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们转变思想、更新观念、预期展望以及组织原则，正因为对此类理念的憧憬，激勉后撒切尔主义的信仰者抱怨、批评当代公共图书馆的陈腐(Greenhalgh and Worpole，1995)。从中说明人们渴望图书馆应该投资新年信息传播技术，翻新设施，安装个人电脑，淘汰旧书和失灵的防护装置。管理图书馆的馆员，思想保守落伍，缺乏新技术操作训练与敏感性，仅仅沉浸于书籍和“图书馆的宁静”氛围，完全不适应技术时代的要求，图书馆必须更换新鲜血液，唯如此，图书馆的“现代化”方可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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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论调充斥于《新型图书馆：民众的网络》(NewLibrary：The People's Network)论著中，该书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推崇后撒切尔主义式的图书馆服务方式(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mmis-sion，1997)。另有“新时代”言论的权威，如查尔斯·利德比特(CharlesLeadbeater,2003)就“如何建立一种现代的图书馆服务”的建议也赞同上述立场。利德比特认为“虚拟图书馆”近在咫尺，而大部分图书管理员们却不识时务，因此他们落伍于时代也是必然趋势。图书馆的访问量与书籍的借出量日渐萎缩，但1997年以来，闹市商业街的书籍销售量却飙升了20%，像 Borders 和 Waterstone之类的连锁书店既售卖醇香的卡布其诺(Cappuccino)咖啡，还不时推出“买三送二”式的促销活动以及华丽的皮沙发；相形之下，公共图书馆的逊色不言而喻一一俗气不堪且乏味，不过是老年人和缺乏社会能力者的避难所，或者是缺乏冒险精神的失败者们的雇主(虽然书店本身也受到了在线书籍购买的威胁)。其实，图书馆已淹没在一片谴责的声浪之中如缺乏“管理才能”、“振奋人心的目标”以及“输送能力”(capacity to deliver)等等。相应地，利德比特认为图书馆应该立即采取行动，走上正轨，终止动辄就把失败归结为资金缺乏的言论。不言而喻，图书馆迫在眉睫的要务是停止哀鸣，必须现代化，否则其将面临覆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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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针对公共图书馆的抨击是批评他们屈服于市场化的压力，这类批评来自于政治上的右翼人士，但左翼人士也意见一致。他们都认为免费的图书馆服务，便宜了非常有能力为自身购买书籍的人，而非受益于普通民众。例如，尽管大部分公众都是图书馆会员：但有人估计会员中的一半属于仅占人口20%的中产阶级。用户调查的确显示，中产阶级在活跃的图书馆用户中占主导地位，而且位于富裕地区的图书馆获得了更多的公众支持(因为与图书馆有关的问题通常是资源配置的基础问题)。

此外：批评人士不仅指责图书馆效劳于富裕阶层，而且因其本身的精英倾向，履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轻视如工人阶级或者地方性的文化(Dawes，1978)。此种偏见不仅体现为图书馆对文献的日常选择(基本上默认了“中产阶级”价值观与品味)，而且也表现在图书管理员们对资料的偶尔审查中。实际案例，如一些图书管理员们以某些图书具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倾向为理由，就将像埃尼德·布莱顿(Enid Blyton)的诺迪(Noddy)之类的图书撤换下架。另有观点认为在公共服务的花言巧语背后隐藏着令人不快的事实：图书管理员们从不亏待自己，工资总额是三倍于购买图书的经费（AdamSmithInstitute，1986，p.2)。2004年，超过一半的图书馆支出属于员工薪水。支持公共图书馆的所谓热心人士，最引人注目的是Waterstone连锁书店的创始人——蒂姆·寇兹(Tim Coats,www. li-br.org. uk)，他怨声载道，呼应了威尔·哈顿(Will Hutton,2004)的主张——图书馆“应对现存的大量冗员进行重新安置”。按照此种推理，如果要求这个自我服务和持精英立场的职业对付费消费者负责，后者自会精明地评估图书馆所提供的信息服务，而且责问雇用馆员的信息服务是否物有所值？如此设想，图书馆服务的情况是否就会好转呢？

对图书馆的指责绝不止于此。另有若干谴责，其中之一针对既然大部分读者都从图书馆借阅通俗小说和传记(这些占借出图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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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借阅的小说类书籍的总量是借阅非小说类书籍总量的两倍)，而且此类读者大多腰缠万贯，那为什么要用一般民众的税收来补贴有钱人的闲暇活动呢？尤其是“平装本革命”早就便宜了通俗图书的售价，已经异常廉价了。直言不讳地说，图书馆系统主要满足了用户的娱乐需求，如“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借阅率”绝对居高不下。我们不禁联想起2004年被借阅的成年作家排行榜，位列前五位的约翰·格里斯夏姆(JohnGrisham)和约瑟芬妮·考克斯(Josephine Cox)(四次单独的调查)。我们或许会欣赏亚当·斯密协会(1986)的观察：“虽然图书管理员们可能自视其工作为一个重要的信息产业的一部分，但大量的消费者却把这项服务当作公共投资的免费爱情小说享用”(p.21)。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图书馆服务与电影产业和职业足球在原则上又有何不同？这一切不都是娱乐吗？不都是令人愉悦的消遣吗？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图书馆乃免费服务，而其他活动都要求支付一定的费用才可大饱眼福。

第二种批评针对图书馆的矛盾现象。图书馆是提供免费服务的机构，矛盾体现于为一些商业原因而使用信息的机构服务。例如，在技术革新的预备阶段，一个企业希望去调查一项法律或金融事件，或者是查阅化学方面的文献，此举为企业带来经济价值，但企业却不用为使用图书馆的资源付费(此类费用不在少数，因为它在查询信息中需要专业协助，并且需要引用一些昂贵的资料)。批评家们认为图书馆为此类企业的信息服务存在矛盾，他们建议应对企业酌情实行收费。这类批评意见不无道理。

第三种谴责涉及图书馆所提供的参考著作，很可能最接近公共服务和公共领域理念的方面。图书馆的理想蓝图是图书馆犹如“知识”的大宝库，专业图书管理员们(日益被称为“信息学家”)帮助人们获得知识；相关公民、热情的中小学生、自修者、自我提高者或者仅仅是有着求知欲的外行都“强烈要求获得知识”。但与此蓝图相反，我们必须正视现实：不仅是图书馆的查询服务无法与社会大众的整体构成比例匹配(富人再次占据支配地位)，而且参考资料只占图书馆馆藏的12%至15%，只占每年购买书籍数量的5%。既然大部分用户都有足够的金钱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服务或书籍，既然参考书只占图书馆馆藏的很小一部分，那么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的所主张的图书馆每日收取入场费，为长期用户则提供“季票”的建议也不是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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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针对公共图书馆的抨击者，另有一些人士特别狂热于探索信息商业化的可能性，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20世纪80年代中期，信息技术咨询专家委员会(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isoryPanel,1983)公布了一份日后证明影响力非凡的报告，直言不讳地以“经营信息商业”(Making a Business of Information)作为标题。报告从时代发展趋势中洞察出“一个扩展中的贸易信息部门’，它包括对金融和商业信息的供应、印刷和出版、在线技术信息、咨询等等”(p.7)。报告还力劝“私人和公共部门应对作为一种商品的信息投以更多的关注”(p.8)，报告建议先前阻止商业化的领域应对企业家们网开一面，允许企业家进入角逐(相关的公共部门)，而已经跃身企业家位置的人们则应发扬广大企业家精神，公共图书馆理应是开放的前台。

越来越显而易见，下述因素推波助澜，接近信息(access to infor-mation)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例如额外的公共需求、资源的减少、技术的革新，以及对支撑公共图书馆哲学的前所未有的批评。从前，信息理所应当作为共享和开放的公共资源，而现在却日益成为贸易商品，因私人消费而被购买和出售，以支付能力决定信息使用的权力。“收费还是免费？”的论争也快告终，结果日益有利于鼓吹收费者的一边。企业化的图书管理员所引入的“额外收费”(premium)服务主要针对与图书馆业务相关的信息商业用户，这是市场警报理念(market-a-lert ethos)造就变迁的征兆之一。同样开创性的活动是一种双重图书馆系统(a two-tier library system)的引入，此系统与信息无论何时何地都应一视同仁的公共服务理念势不两立。

如果仅此就认定公共图书馆的运作已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很荒谬。新的措施正在涌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也正在形成(Bai-ley，1989)，但政府仍然禁止对基本的图书借阅、期刊阅读和使用参考资料收费(Office of Arts and Libraries.1988)。尽管如此，“征收费用正日益被更广泛地接受”(Lewis and Martyn，1986)，因为公共图书馆已经开始向馆际互借的请求、非书籍性资料、预约服务、本地区以外的用户、影印以及基于计算机的信息收取一定的费用。鲍勃·阿夏伍德(BobUsherwood)(1989)相信，对服务进行收费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企业用户优先于个体民众，因为前者无疑是有利可图的利润市场。此类情况尤其反映在私人生产的信息中，其对个人来说，简直昂贵无比(如商业咨询报告、许多环境影响评估，甚至包括大量的涉及时下热门话题的参考资料)。此一趋势导致普通公众疏离于“硬”信息，“公众较缺少信息且难以质疑现状”(Usherwood，1989.pp.18—19)，而企业用户却享受着一种质优价高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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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的批评者们认为公共图书馆正在转向越来越多的商业实践·这的确对信息及其可获取性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但任何对此趋势的负面评价也不可忽略一一由于信息的实际成本下降，人们实际支付信息需求的成本不在话下。现实生活中，获得一本书的最流行途径是购买，而非从图书馆借阅。在英国，书店的数量几乎和公共图书馆的数量一样多，现在每年出版的书籍数量看涨，而平装本书籍价格低廉，民众购买毫无问题。Waterstone还锁书店在20世纪90年代雨后春笋般成长扩张，就是此现象的确证。由此来看，公共图书馆乃过时了的机构，其曾经致力于向公众提供信息，但随着信息传播新科技的更新，现在的公共图书馆已经成为多余之物。毫无疑问，维基(Wikipedia)的狂热者们肯定觉得现在公共图书馆已经没有必要去储存百科全书了，因为替代性的信息来源可以从网上免费获取。

这种推理方式问题也不少。首先，书籍购买者们非常集中，超过80%的交易只来源于25%的人口，而后者主要来自于较高的社会阶层，获得了良好的教育的阶层。其次，往往购买书籍是一回事，而使用图书馆又是另一回事，两者并不相互排斥。与此相反，图书馆的频繁使用者，同时最可能是购买图书者。再次，人们购买的书籍类型与图书馆所提供的书籍类型相比，不一定雷同。人们购买的大部分书籍是平装本小说(占整个销售总量的30%)，主要包括通俗小说、恐怖故事、科幻小说以及惊险读物。而销售的非小说类书籍主要包括谜语书、运动手册以及DIY出版物如烹调和维修类书籍。现在，图书馆的确因提供太多的免费低俗小说而遭遇批评，不过，图书馆也决非限于低俗小说的内容，尤其是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文献(referenceworks)。参考文献不能外借，只能室内阅读，难以量化其使用频率。但是，我们确实了解那些标准的参考文献——从百科全书到地名辞典，从统计原始资料到商业指南—通常都极其昂贵，并且版本会频繁更新，普通个人用户难以支付购买费用。如果没有公共图书馆，我们很难想象到人们能够便利地查阅如《名人录》(Who'swho)或者涉及了非常多样化的主题比如教育机构、慈善组织和公共事务的大量年鉴(Ignatieff，1991)。如果没有公共图书馆，公民们的信息环境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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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公共图书馆正在萎缩，图书的借阅量持续下滑，而人们购买书籍的数量则在增长。可见具有公共领域基本要素的公共图书馆网络正在走向衰落。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最重要的，是自由进入和一个全面的服务——正在受到挑战，并受到市场化的、新技术网络获取的新信息定义的威胁。伴随市场化与新技术的深入，我们可以预见影响图书馆衰落的公共服务精神必然江河日下(用户们即将转型为服务付费的消费者)，与此同时，图书馆免费为公众提供满足他们广泛的信息需求服务的公共领域功能势必一蹶不振，从长远观点来看，公共图书馆的前景黯淡。

博物馆和美术馆

罗伯特·休森(Robert Hewison，1987)对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变迁，提出备受争议的评论：

在19世纪，博物馆乃人生教育和进步的泉源，因此免费。而现在则是商业机构，自负盈亏，从而必然收取入场费。艺术再也不是作为灵感、思想、想象力和价值观的源泉而被欣赏，它成为了“休闲商业”的一部分。我们不再是艺术的热爱者，而是某个产品的消费者。

(Hewison, 1987, 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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