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或是更为明显的2003年英美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军方及其政治领袖们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操控媒体。但要成功控制媒体也并非易事。许多其他的新闻来源以及大量的报道，再加上便携的传播工具以及互联网连接，令军方确保其过滤后的讯息传播困难重重(Tumber and Webster，2006)。不管军事计划如何严密精确，当今要在最充满冲突地区的信息环境推进扭曲的信息传播仍属不易。我们会在下一章中更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战争和叛乱的威胁并不是自由主义民主的例外，反之这是它的日常特征。正因为如此，为这个环境做准备是此时代的当务之急，在做准备时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公共舆论，因为它对于任何冲突的成败都至关重要。尽管通过有组织的系统来传播扭曲的信息目标很难实现，但预谋导致的系统性扭曲的信息泛滥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样的信息传播不是为了提供知识，而是为了推进军方和政客们的利益。于是，组织化地传播扭曲信息也成为信息管理的一种模式，其与其他权力纠结作用，必然蚕食公共领域，从而窄化了公共讨论和辩论的领域。

前文讨论了由政客、政府以及各种商业利益推动的信息管理的必然扩张，再加诸于公共服务机构之上的多重压力，看起来我们似乎有充分理由认同哈贝马斯的悲观主义—公共领域正在遭遇专业化的“意见操纵”和商业主义的党派力量侵蚀。但就此而对公共领域式微形成定论，恐怕也相当不妥，必然招惹若干批评。第一种异议反对有些人通过比较而得出公共领域衰落了的结论。如果我们比较的起点是19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80年相比，我们肯定会认为两个时代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回顾从前的情境，但却只上溯至上一代或两代，并由此做出推论认为19世纪晚期的公共领域在某些方面要优胜于当代，显然此论站不住脚，甚至大家觉得这个结论实在稀奇古怪，因为在那时，大多数人都被剥夺了公民权，绝大多数人甚至都缺乏识字能力，以至于没有能力阅读《泰晤士报》(TheTimes)和《早报》(theMorningPost)上的报道。既然是这样，有人还会一本正经地秉持那种论断—认为人们在信息上要比他们19世纪的祖先们遭受到更多的剥夺吗？与此相反，我们无可争辩地说如今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容易地进入公共领域——例如，想想一个人可以多么便利地通过广播热线参与辩论，或者是在电话会议中担任发起者角色，或者是如今人们可以多么便利地从互联网上获得专业化的信息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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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趋势。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信息领域的急剧变化知识的商品化、抨击公共服务机构、强调劝服、以广告为导向的媒体的增多及其地位的上升等等—总而言之，信息管理和操纵的潜在可能性和实践蒸蒸日上。或许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种荒谬的情形——如今打造假信息以及日常干涉信息的机会频繁增多了一以此而论，公共领域正在无可辩驳地走向衰落。但同时与此相反的趋势也不少见，人们获得了空前丰富的途径和热望去参与一个更加开放的公共领域—人们的教育水平迅速提升；人们所能获得的信息来源的广度和深度使以往的任何时代都黯然失色；只要人们愿意，那么他们在今天参与公共事务要比在昨天参与要容易得多。布鲁斯·宾博(BruceBimber,2003)有力地指出互联网已经极大地降低了试图影响政治进程的竞选者们的进入成本。于是，现存的政党力量受到削弱，而政治也在向熟悉网站设计以及热衷于变革的人们开放。

另一种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以价值为基础的公共领域理念。公共领域乃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甚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观念，所以，经过比较之后，任何真实世界的情形都有缺失。那些反对公共领域规范性基础的人会继续提出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首先，历史上的真实情形与哈贝马斯的描述不是一回事。似乎那些哀叹公共服务机构衰落的人总觉得曾经存在公共服务的黄金时代，但实际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期！例如，许多人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BBC在财政上得到保障，而且众望所归，但别忘记，此时的BBC却依然是一个非常排外的机构，非牛津剑桥毕业的节目制作人难以在BBC工作，下层阶级的利益受到忽视，那些边缘地带和“普通”人根本无法接收到电波。谁会渴望在公共服务的名义下回到这个年代？其次，公共领域根本上就属于空中楼阁，因为它是一个乌托邦。该批判意见认为与其以一种无法实现以及从未实现过的标准来衡量事物，远不如让目光回到现实。这种立足于现实的立场同样有助于让我们知足常乐，而不是喋喋不休地抱怨公共服务的缺陷，只因为用了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来衡量公共服务。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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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试图以三种回应意见驳斥上述批评。第一种回应坚称捍卫公共服务的理想，并不是赞誉过往历史，甚或当代社会都是完美的黄金时代。例如，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BBC缺乏公共领域的要义公正无私、可靠和理性。不过，我们是得公开承认BBC的缺陷，但不能因此而对那个时代或其他时代的公关服务业绩视而不见。我们需要发展一种既看到现实公共领域的不足，又能欣赏公共领域利好的平衡意识，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BBC成功地维持节目制作的质量，这些节目包括从一些叙事性作品到新闻和时事节目的广泛的节目类型。而那时商业电视的有限目标则是以最小的成本赢得最大量的受众，与BBC相比较而言，商业电视的节目显得贫乏无聊(Pilkington，1962)。

第二种回应同样反对那些谴责公共领域理念不过是倡议我们回到想象中的公共服务的黄金时代，目前必须敦促现今既存机构进行迫在眉睫的改革。所以，提倡公共领域并非维护那种假设，即在受到商业压力和冷漠政府的侵袭之前，社会安排一直都运行得很不错，于是我们对社会安排全然接受而不加任何更改。相反，公共领域主张对那些值得保留的机构进行改革，重申这些机构存在的原因。詹姆斯·卡伦(2002)便坚持要在媒体民主化的环境之中，捍卫BBC。卡伦认为以高的文化标准颂扬BBC，如今往往缺乏公信力，但如果从日渐看涨的公民参与来赞誉BBC的公共服务却有相当说服力。这种维护要求BBC对广大公众担负重任，强调公民们在与公共福利有关的问题上享有被告知权，并且在组织内部扩大成员的代表性，此论从扩大民主立场出发，对公共领域做出的重新评价已有许多呼应。例如，约翰·基恩(John Keane,1991)就驳斥了任何主张回复到公共服务广播时代的观点，要那样，就等于是完全接受政府资助、如同“全国人民认为”、“英国的观点是”之类的同质化术语的媒体复活，这对如今全球化和差异化的世界而言，匪夷所思，因为早就有对由政府组织广播电视媒介信息的普遍怀疑声浪。基恩(1998)的光辉在于以公民社会的概念来强调对多元、复杂而充满活力的非政府性联袂协作的需求及其重要性。值得憧憬的是“公共领域网络”(networks of pub-lic spheres,Keane，1991，p. xii)，即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而聚集在一起进行辩论、争论以及相互告知，而与此同时人们保持了他们的自主权。无须惊讶，基恩或许看到了互联网、聊天室、电子公告板、数字电视等的潜力，它们可以通过扩大公共领域的开放程度从而扩展民主的领域。布拉姆勒(Blumler)和科尔曼(Coleman)(2001)的论述更加深人，他们主张建立一种“电子国会下院”(electronic com-mons)，以此满足高度多样化的公民们的信息需求。基恩并非反对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本身，但他的确主张对公共领域进行扩展和重新概念化，以便对变化中的环境应对自如。其实，集体主义的终结、重申市场的地位，以及新技术所带来的机会等等知识讨论的熏陶了基恩的立场，他是否在支持新媒体和市场上有些离谱有待讨论，但至少他的言论，促使我们意识到公共服务机构在不同的时空中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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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扩展这种形式的推论，且涵盖力量崛起的“文化研究”流派的公共领域版本。就此而论，哈贝马斯过于严肃拘谨，以至于不能认识到人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新的方式，从而可以驾轻就熟地轻松谈论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情感、隐私以及感觉。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的确倾向于严肃而重大的议题一—诸如政治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类似的令人振奋的精英主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置于优先地位。这些都是与思想有关的问题，那么心灵将被置于何处呢？对于关心后者的人来说，那些戏剧性地表现日常人际关系的肥皂剧、拍摄对象未意识到拍摄者存在的纪录片、通俗节目比如《老大哥》、观众参与性节目比如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主持的节目、谈话式广播节目以及自制电视等等节目则可以倾听到普通民众的声音与关切。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新媒体以及传播的更具参与性的形式扩展了公共领域，甚至民主化了公共领域。吉姆·马奎根(JimMcGuigan)对威尔士王妃黛安娜的葬礼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就是此一言论的佐证，该葬礼是在1997年8月末黛安娜突然死亡之后举行，有意与哈贝马斯严肃正式且认识深刻的观念相反，为了把“感情”置于显要的地位，马奎根创造了“文化公共领域”(culturalpublicsphere)一词，并指出了人们可以在什么地方谈论“怎样生活”(话题如婚姻、孩子、身体形象以及个人弱点等等)。由此，我们同样可以想象到“文化公共领域”的扩展。为了变革，我们应该越来越多地囊括生活中那些被忽视了的领域。彼得·朗特(PeterLunt)和保罗·斯坦纳(Paul Stenner,2005)竟然赋予《杰瑞·斯普林格秀》(JerrySpringer)之流的治疗性的、参与性的以及以冲突为中心的脱口秀节目以“文化公共领域”的标志。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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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回应驳斥那些认为公共领域乃乌托邦式的概念，因此应该拒绝接受。这种批评反对此时此刻提出一种理想化的抽象概念，结果肯定糟糕透顶，公共领域不是令人厌倦的非尘世的幻象。更严重的是，“乌托邦”这个词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去排斥其他思想。当然，如果我们欣然接受此论，也就意味着被迫接受现实，会以实用主义去接受生存环境，因为人们已意识到对更美好世界的梦想都会以噩梦而告终。

但是，笔者并不全然信服批评意见。多年以前，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就已体认——任何具体的花朵都不能够呈现出所有的“红”色，但在现实中不能找到所有红色，并不意味着“红”色应当被抛弃(Whitehead，1925)。“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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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造成了影响，正如民主这个概念一样(虽然民主在任何地方也不能找到完美的运行秩序)。怀特海创造了“抗拒”一词来强调我们应当如何积极调适现状，而不是坐以待毙。公共领域观念可能是个乌托邦，但它却如同红色的概念和民主的理想一样真实。赞同这种乌托邦并不是要牢牢地锁定一成不变的被迫施行之理想，而是要支持一种具有反抗性的、拒绝消极地接受事物现状的乌托邦主义(Jacoby，2005)。公共领域不应被抛弃，因为它从未在任何地方完美地实现过。坚持公共领域的理想是“抗拒”信息社会(弊端)的要义。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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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b. 1938)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向世界贡献的最望重士林的社会学家(Anderson，1990)。长期以来，他的学术抱负不仅包括重塑社会理论，而且引领我们重新洞察“现代性”(modernity)轨迹的诠释。社会理论的诸多问题令当代多少饱学之士望而生畏，但吉登斯高屋建瓴，迎刃而解那些社会学错综复杂的理论思辨，论述惊世骇俗、想象丰富，以令人称羡的概念化和解释社会变迁的非凡能力游刃有余地应对各方针对自己的理论批判。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吉登斯通过对社会理论家们的详尽批评而构筑形成吉氏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之后，他转向了对“反思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sation)进行了更广泛的分析。从80年代末期以来，吉登斯强调我们生存的世界充满“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他还以“反思性现代化”概念直接阐释社会世界的变迁。正因为如此，作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理论(“Third Way”Politics)的创始者，他的影响力开始跨越学术圈而享誉全球。“第三条道路”政治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末非常流行，虽然必须强调他对新工党（NewLabour）的智囊辅助基础扎根于他长期的学术工作(Giddens and Pearson，1998)，但其影响力已不限于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的范畴。在本章中，笔者期望引人吉登斯的高见和探索路径，有助于我们豁然洞开地探究信息的要义。下文非吉登斯思想的全面阐述，而是笔者在理解吉登斯著作的基础之上，对信息趋势的阐释(Craib，1992；Kasperse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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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并没有(至少是没有直接地)对“信息社会”进行深入讨论，他没有考虑过要讨论这个概念，主因是他怀疑信息社会的命题。他认为当今我们生活在“激进化现代性”(radicalised modernity)的时代，其以现代性本身长期拥有的属性的加速发展为标志。实际上，他断言“虽然往往以为我们只是在现在……才步入了信息时代，但现代社会一开始就是‘信息社会’”(Giddens，1987，p.27)。所以，吉登斯的理论意在说明信息增强了的重要性是如此深深地扎根于历史之中，虽然信息在现在具有尤为特殊的重要性，但这并不足以成为一种制度突变(system break)(丹尼尔·贝尔构想的“后工业主义”之类)的标志。换言之，在吉登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解释现代各种社会关系的信息化路径，虽然他并不认为我们正在步入一种新的“信息社会”。

理论遗产

吉登斯深受一些经典的社会理论家们的熏陶，最显著的是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形同上述三位卓越的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的目标也是去理解从17世纪中期以来发生的一些变化，我们称此变化为“现代性”(modernity)的出现。社会学的起源和目的就是为了解释以工厂生产的发展、官僚化、城市化、科学精神的发展以及考察自然的新方式为标志的“传统社会”的断裂(break)，我们称这种一整套的制度和态度上的变化为“现代性”。

但吉登斯并没有重蹈“现代性”创立之父们的老路，他发现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解释(“资本主义”的动力)以及涂尔干式和韦伯式的万能钥匙(“工业主义”和“理性化”)不足以充分说明社会变迁。原因并非前人理论不适用，或者甚至过分简单化。我们需要承认是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现代世界的形成，而伟大的传统没有被充分地阐述或者忽视了这些因素。吉登斯强调了被经典思想家们轻描淡写了的现代性中两种互相联系的特征，即被强化的监控(heightened surveillance)和暴力、战争以及民族国家(the natio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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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吉登斯对前辈理论家们的观点也有所吸收，从而展开他的理论批评。所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就深刻影响了他对监控发展的关注。同样，他也间或受到马克斯·韦伯的熏陶，在后者的著作中，监控也是一个明显的主题(O'Neill，1986)。此外，吉登斯(1985)确信“战争……对变化的整个模式造成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如果不系统地论述战争，就想寻求模式的诠释，简直荒唐可笑”(p.244)，我们不禁回想起19世纪的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对“军国主义社会”(militaristic societies)的讨论，以及一些新马基雅维利主义者(neo-Machiavellians)如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和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讨论的主题，他们关注权力、高压政治(coercion)和武力(force)。

不过，吉登斯洞察到—就现代世界诞生的所有解释之中，“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这主要相互竞争的解释令其他解释黯然失色此一论点颇有根据。吉登斯把福柯和斯宾塞的论点与一些主要的经典理论遗产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赋予他的批评原创性奕奕生辉，正因吉登斯不遗余力地试图澄清现代性等多种社会变迁的议题，他才探索出了别有情致的视角去研究信息的起源、意义和发展。

组织、观察和控制

我们在讨论的开始需要先行一种观点，说来简单，但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即我们生活的世界，比之过往，组织化(organised)已空前绝后，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史无前例地被计划和安排。

我们不能够轻率地认为被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活必然暗示个人自由的式微。毫无疑问，过去时代的人类也深受环境的限制—饥饿、大自然的不确定性、妇女被强迫多次怀孕、来自统治者们的直接压迫以及日常生存的压力与束缚。与这些沉重的钳制相比，大部分现代社会的压迫简直不值得赘言，显得很微不足道。所以，强调现代生活的组织性特征并不是要让人想象某种卢梭式的(Rousseau-esque)“面对锁链的世界”(world before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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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生活被更加日常地和系统地管理，此前提并不意味着现在我们的生活形同监狱。实际上，随着文本的深入讨论，读者将会一目了然，我们自由度的增加，往往与组织化的扩展相关联，尽管并非完全如此。但笔者需要重申目前我们论述的起点现在的生活比之过往，受到更加系统化的安排。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拥有了克服大自然加之于人类的种种钳制的现代能力。例如，当我们逐渐能很卫生地清除人类的垃圾以及能提供大量的食品供应时，我们的生活便开始脱离自然的支配，而转向由各种精细的社会机构来进行组织。这些就是例子，人们选择的增多(可靠的卫生设施和充足的食物)是伴随着组织结构的发展，实际上，前者以后者为前提。

只要稍想片刻，我们就能够想到庞大的现代组织的起源。例如，想想学校系统，其组织成就不同凡响，成千上万的教师、从事辅助工作的员工以及学生们在事先规定的时间里聚集起来，按部就班地完成课业活动，各地区的这些活动存在差异，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大同小异罢了，步调肯定一致，而且以保持数年不变的连续性来安排。再想想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活动—购买食品，其背后令人惊异的组织安排。当今的超级市场(典型地说，会储存几千种不同的产品，许多产品都很容易腐烂，因此使零售商们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要求供应商、生产商、加工商、运输系统以及消费者之间的日常协调，与以往的时代相比，这种日常协调是一项引人注目的组织成就。

这个组织可能会极端复杂。例如，火车和汽车时刻表、供电产业、电视节目、信用卡系统、有着大的销售市场的衣服的生产，甚至是一些非常寻常的事物，比如我们大部分人会在早餐桌上吃的谷类食品等等，那都需要多少必需的计划才可以有条不紊啊。我们很少去思考操纵上述安排的抽象的、专门的系统(Giddens，1991)；在极大程度上，我们信任它们的可靠性。这两者都无关紧要，事实就是事实，现代生活被空前地社会组织化了。

现代生活的高度组织化导致人们为了组织生活，必须系统地搜集人类及其活动的信息，这点很容易被忽视，本章正要以此为讨论的主题。如果我们要组织社会生活，我们必须了解人们：他们会买什么，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买；他们需要多少能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需要这些能量；某些特定群体的品位、生活方式和购买能力如何。坦率地说，日常监控(routine surveillance)是有效的社会组织的前提条件。所以，毋庸惊讶，我们很容易发现监视(observe)人们的方式的扩展(从人口普查到收款台；从医疗记录到电话账单；从银行账单到学校记录)。这种趋势与组织的增多齐头并进，而后者是现代生活如此鲜明的特征。组织和监视犹如紧密相连的孪生子，它们是伴随着现代世界的发展而共同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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