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生活变得日益组织化的特征是吉登斯“反思现代性”(reflexivemodernity)理论的核心要素，在讨论“反思现代性”时，他明显地吸收了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思想。吉登斯论断的中心是生活日益变得非嵌入化(disembedded)，他的意思是生活越来越不受到某些固定的，或者说嵌入的社区(村庄、部落，宗教)，或者是自然(季节、地貌和土壤)的控制。在嵌入式环境中，人们做“他们必须做的事”，因为，例如，人们无从逃避也无法挑战他们所居住的那个邻近社区的信仰和风俗，或者因为自然具有压倒性的支配力量(必须为奶牛挤奶，必须播种庄稼)。与此相反，如今人们可以越来越多地选择怎样去生活(包括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不管是选择具有亲密关系的伴侣还是采用基因改造过的农作物。

这种发展造成的一个重要的必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拒绝接受命运，也拒绝接受任何这样的论断：“事情应该这样做，因为一贯如此”。吉登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置身其中，凡事都容易受到质疑并且确实受到了质疑。例如，想想人们如何选择朋友和娱乐，或者想想所有的道德原则如何遭遇挑战，或者想想人们如何战胜“自然”的限制(如改造沙漠、治疗不孕症、延缓衰老等)。这并非说人们无处不可以进行自由选择，而是人们从各种限制我们的环境中做出选择。但核心问题却是一种被日益广泛地接受的观点—我们的生活安排并非事先注定，而是社会建构，因此全由我们选择，举凡抵制自由选择理念的人就成为“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s)，他们诉诸不被信任且确实经常受到质疑的信条(如：“这是上帝的意志”，“孩子必须服从他们的父母”，“女人生来就是为了侍奉男人的”，“科学证实……”，“只存在一种正确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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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问题是关乎人们在每个层面上都可做出更多选择的议题，因此“强化的反思性”(heightened reflexivity)成为必需。吉登斯认为“强化的反思性”之意就是监控的增加(信息搜集)，于是我们可以仰赖信息增加，选择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所期望的社会类型。毕竟，如果宗教如今越来越只是一种个人信仰的问题，那么人们便需要关于其他宗教的信息，这是他们做出选择的必要条件。同样，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都希望选择一种吸引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么必要条件就是他们能获取到大量的关于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的信息，相当重要的是，唯如此，他们才可能会拒绝其他人可能希望他们去选择的那些生活方式。人们只有在搜集到了关于实际情况和可能发生的情况的信息时，选择才能行得通，所以，必须对社会安排实行监控。出于同样的原因，“强化的自反性”要求具备向人们提供信息的手段，于是，各种媒体便在当今社会扮演着核心角色。

如果“非嵌入”需要“强化的反思性”，同样对我们掌控未来产生了重大影响。至关重要的是，对信息的搜集和分析允许我们以“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为基础来选择我们的未来。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观察环境，思考我们所获知的信息，然后评估某个特定的选择可能带来的影响。例如，每个人在结婚之前都会仔细考虑对方的品质，会了解离婚的风险。他们同样会意识到，如果他们从前离过婚，那么婚姻失败的可能性将会增大。这并不是一个精确无误的过程，但显然如此私人的决定牵涉到了风险评估。他们会仔细考虑迄今为止的关系，他们也会从一些别的地方搜集信息。当政府或公司采取某项环境、交通或者农业政策时，同样的原则会在此生效——监控和信息搜集、反思，基于风险评估做出决定。

按照此一方式去生活也会带来许多焦虑和不确定性，从而身处矛盾之中，与我们的祖先们相比，现在的我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和控制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却更不确定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行动，而我们的祖先们只是“做他们所必须做的事”而已，以传统的方式抚养孩子；履行必须完成的任务；死亡是“自然发生的现象”。而现在，父母们往往会担心怎样去处理与子女们的关系，完成工作的其他途径也司空见惯，药物、食物疗法和运动疗法用以对抗死亡。“后传统社会”的生活矛盾忡忡，稍过片刻我们便会讨论这些问题，但现在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人类既质疑一切传统，又渴求控制现代生活从商业、政治到个人的各层面，所以，这个世界对信息有一种无法满足的需求。

第八章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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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矛盾

广为人知的是大部分评论家忧心忡忡，他们对监控的扩张并不乐观。例如，马克斯·韦伯(1930)对官僚制度之不可避免性的唾弃，并没有舒缓他对充满“专家而无灵魂，肉欲横流而无爱心(sensualists)”的世界前景的忧郁与挂怀；更没有淡化他对伴随着理性合法组织(rational-legal organisation)的“铁笼”(iron cage)而来的“机械式僵化”(mechanized petrification)的厌恶(pp. 181—182)。鉴于这种观点是如此盛行——奥维尔式的社会图景(“老大哥正在监视着你呢！”)，我们同样可以对现代性的矛盾做出评论。首先，区分“各化”(individuation)和“个性化”(individuality)这两个词甚有裨益。前者指每个人为人所了解的情况，因此就是每个人的独特记录—例如，名字、生日、住所、工作经历、教育程度以及偏爱的生活方式。许多评论家认为个性化遭受到了日益增多的社会组织的威胁。本来，个性化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做自己想做的事，对自己的生活具有控制能力，看起来个体与日益侵入个人生活的组织相抵触，而与机构信息搜集的冲动相冲突。

“各化”和“个性化”往往相提并论，“各化”的程度正在确定无疑地增强，这意味着“个性化”程度的削弱。无可否认的是，现在“各化”要求人们被监控，但是那些证明个人的工资、居住环境等诸如此类记录的发展实际上却是增强他们个性化的必要条件，因为这种发展依赖于人们被当作独特的个体来看待，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权利，如果没有此类权利，他们将会因为他们的能力所限而安分守己。如果我们要尊重和维护社会成员们的个性化，那么一个必要条件便是我们要很好地了解他们。例如，如果我们每个人将作为一个个体去投票，那么至少我们首先应该通过名字、年龄和住址而得以被识别。同样，如果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认为社会成员们的住房供应以及物资供应应该达到一定的水平从而实现他们的个性化，换句话说，如果人们感到寒冷、孤独，并生活在赤贫状态中，这肯定会妨碍他们的个性化，那么满足这些需求的必要条件是我们识别每个个人并且详细精确地描述他们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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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种认为必须搜集信息以使人们获得权利的观点相比，这种观点更深入。例如，很明显，在许多领域对个人的监控是复杂组织得以运作的基础，这些组织通过它们所提供的服务能够增强消费者的个性化。例如，电话网络识别了每一位用户，并且收集了用户的详细信息(所有用户都有一个特定的电话号码，每次通话的目的地和时间都会被自动记录下来)。电信网络就是以此信息为基础而构建且渗透进了发达社会的大部分家庭，继而覆盖全球。对于拥有电话的人来说，这些组织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Mulgan，1991)。电话按钮帮助人们维持朋友、家庭以及职业关系，此类关系能够促使人们感受到自我和个性化的存在。银行网络的建立与此雷同。如今许多人都拥有各种类型的信用卡，人们所进行的每一项交易都会记录在案，由此可以描绘出个人的消费模式。但是，如果说复杂的银行网络是基于对个人的购买和支付行为实施日常监控来运作，那么这些过程将会增进参与者的个性化，由此导致的信贷和日常交易唾手可得。凭借信用卡，人们自如地预订宾馆、租赁车辆，甚至是去旅行，都不用担忧现金偷窃问题，或者担心携带很多外汇而不安全。所以，将心比心，任何有过如此经历的人都会同意上述观点。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信息收集的广泛增多等同于个性化的削弱，但我们需要论述另一个矛盾一—就是说，我们已从过往互为芳邻的世界步入形同陌路的世界。在此，我们捕捉到了社会科学古老的主题——从社区(community，往往体现为以人际互动和以村庄为中心的前工业主义生活形态，人们彼此熟悉)到联合群体(associa-tions)的转变，此时，人们互不相识，而是通过特定的途径把人们联络在一起，比如汽车售票员、商店售货员、书报摊贩等等(城市导向的现代生活)。自从齐美尔(Simmel)的社会学分析问世，我们就已体认到从一个紧密的社区转型到陌生人的世界，多么令人无所适从，当然人们的身心也爽然解放。城市生活可能零碎化，而非各化，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幸免于村庄生活的约束。换一种方式说，在人们从村庄生活转向城镇生活之后，邻居对个人的监视就会减少，与之相伴随，社区对个人的控制力逐步削弱。一个人从乡村生活转向城市工业生活(urban-industrial life)之后，他便不会受到地方闲言碎语的困扰，或是在场碰面交流的打搅，可以逃离好事邻居的查户口式的盘查。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城市中，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选择自由，过一种他们所喜欢的私人生活，按照个人意愿与人交往，沉溺于一种富有异国情调的生活而不用担心受到谴责，个体可以随心保持匿名的生活方式。

第八章 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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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存在的矛盾是，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社会比基于社区的生活模式要更社会性地组织化，不过，城市社会为了运行有序，必须搜集极为详尽的公众信息。并且从最核心的方面来说，当代机构搜集到的信息要比在前工业社会中搜集到的任何信息都要更详细、更富有内涵、更各化。在前工业社会中，谈话和记忆是搜集和储存信息的主要方式；而现在，搜集和储存信息的手段多种多样，诸如计算机化的记录和书面记录、兼容的数据库，甚至包括用电和银行服务行为的日常“测量”等等，并且信息量随着时间的流逝会累积。任何怀疑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价值的人，不妨想想几个月的银行或信用卡账目所记录的生活痕迹，例如他们在何时何地购买何物？或是他们去了哪儿，他们赚了多少，他们是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吃了什么以及他们饮食的规律如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Burnham，1983，pp.20—48)。

联合群体的非个人化生活甚至比邻里世界要搜集更多的个人信息。在城市中我们或许可以轻易地摆脱家庭和朋友们的过度控制，但我们几乎不能逃避税收部门、医疗服务机构或者地方性权力机构的监视。当然如今发生的大部分监控行为都是匿名的，笔者之意就是说明那些机构搜集到了大量的关于人们生活的信息—包括购物偏好、性取向、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忠诚等等，这些信息异常私密，绝对不会泄露提供资料者的情况，更不会指明资料代表的具体对象。如此生活境遇，不难想象，如今人们遭受最严密的监视，其程度是如此之强以至于虽然他们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但他们的私人生活却比以往任何一代人的私人生活都要更为人所知，即使是与那些生活在一个修道院中的人们相比依然如此。例如，现在我们能大量地了解到人们的性事、渴求以及秘密的愿望以及他们在某个时间段的政治倾向。所有这些信息截然划分了当代社会与前工业主义，在前工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搜集此类信息的机制。搜集到的相关自身与他人的信息，会左右我们每个人的感知，甚至行为，但并没有人能够识别出原始数据就是从哪些个体搜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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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搜集到的各类信息对于现代组织(政党、零售公司、家庭计划者)的运作通常至关重要。而且，它反过来对其他个体来说通常也有所助益(尤其是通过媒体机构或者教育机构)。当人们更了解其他人及其愿望时，也就知己知彼，对他们生活中的行为做出有准备的选择(例如：关于某个特定时期在社会中存在着的多种生活方式、不同的性取向、不同的儿童抚养方式)。我们再次面临着一种矛盾的处境：如果越多地了解人们，那么每个个体便可获得更多的机会通过做出自由的“选择”而增强他们的“个性化”。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同样要谨记上述观察，因为在开始考察监控的发展时，很容易采取一种摩尼教(Manichean)的立场(Lyon，2001)。也就是说，更多的监视看起来会无可避免地侵犯个体的自由，正如更大的组织看起来必定会削弱个体的自主权一样。因此，如此听风就是雨的判断—多么可怕！这实在过度简单化了。着手本章考虑的中心问题—分析国家在组织和监视中扮演的角色之始，这种简单化的判断是非常吸引人的，这也是另一个要谨防做出冲动判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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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暴力和监控

在帮助我们去理解监控和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迅猛扩张的所有分析中，或许最重要的是吉登斯对国家扮演的角色的特别关注。笔者会详细阐述吉氏的业绩，但是在这之前我希望特别陈述一种观点在大部分情况下，当我们提到“社会”(society)时，我们实际上言说的是“民族国家”，英雄所见略同，吉登斯屡次涉猎此论点。所以，当我们在研究“现代社会”时，我们通常在研究“现代英国”(如果我们是英国人)；当我们在比较不同的“社会”时，我们一般都在比较不同的“民族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把“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也不为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两个术语并非同义。民族国家是一种特别的社会类型，它只是在最近才在世界历史中出现。

民族国家这个概念诞生于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虽然如我们所知，它处于建造世界的(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中心(Gell-ner，1983)，但是它应只是作为一种人为产物来研究。民族国家不是“社会”，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类型，它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征。在此我们扼要地介绍一下吉登斯论述的一个中心主题一他声称民族国家是一个有边界的区域—领土——政治权力正是施加于这片领土之上，而信息在民族国家中从一开始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从一开始，民族国家就是“信息社会”，因为它们至少必须了解它们的成员(并且必须知道哪些人不是它们的成员)。吉登斯相信民族国家必须同时持续拥有“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resources)(规划和管理)和“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权力和控制)，并且，虽然这两种资源在现代国家会趋向于集中，但两者的前提条件都是有效的监控。由此：

所以，现代社会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信息社会”。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所有的国家都是“信息社会”，因为国家权力的生产要求自发地搜集、存储和控制信息，以应用于管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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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民族国家中，因为它行政一体化的程度特别高，导致搜集、存储和控制信息的程度也达到空前高度。

(Giddens, 1985, p. 178)

我们在此提出的论点是，如果我们要寻觅信息对于社会运作举足轻重的“信息社会”，那么我们可以看看民族国家，因为随着民族国家在某些疆界之内建立了领土和主权，其对日常和系统监控的需求就可以洞察到我们讨论的议题。

但是这种阐述太抽象了。我们需要更详细地阐述—民族国家对信息的搜集和存储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和依赖。由此，我们可以意识到最近发生的信息发展的一些特殊形式。为说清楚上述议题，我们非常有必要更进一步地描述民族国家的某些主要特征。

首先，现代世界乃由民族国家构成。这并不是要低估如今已被广泛了解的全球化过程(吉登斯非常多地关注了这个过程)。我在第四章讨论了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但在此强调把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民族国家，我们捕捉到了现代生活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民族国家对于许多(或许是大部分)人的身份认同(identities)来说非常必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效忠于某民族（national alle-giance)(“我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是他们的存在(being)的核心要素。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问题复杂纷呈、令人焦虑—并且是大量现代政治运动的核心。一种说法是，不管一个人是否在电视上观看国家足球队的比赛，不管他/她是否希望他们赢，不管他/她是否会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支持他们国家的代表队，我们都能找到某种类型的国家意识的证据。另一说法则认为，我们所拥有的民族主义的表达是独裁的、种族主义的和好战的——在前南斯拉夫施行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提醒我们民族主义倾向是多么地致命。但是，在任何地方，程度或轻或重，民族国家都通过迷思的历史建构(mythic pasts)来影响人们的身份认同，此一迷思的历史包括传奇和文学、传统和庆典、风俗和滑稽(caricatures)。对此“集体身份”(collectiveidentities，Schlesinger，1991)进行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所有文献都赞同“集体身份”是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不管它们是多么地多样和存在着细微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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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有多少分析怀疑“民族认同”的真实性，事实仍然如此，在现代历史中“民族认同”的力量非同小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必须承认，大众更愿意用他们的国旗把自己包裹起来而不是追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而且，在定义谁属于一个特定的国家时，一直都有必要有一个谁不属于这个国家的定义。虽然在提到国籍的法律概念时，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问题(谁持有护照，并拥有其他公民权），但是在彰显感觉、意义和身份的文化领域，这会是最重要的问题。

当有人提到现代性诞生于(最初发生在工业化过程之中)正在发展和巩固的民族国家的环境，我们不会惊讶民族国家依旧对人们的身份认同很重要。社会理论家们的正统观点认为—面对“工业”和“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时，民族国家和与之相关的民族主义会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工业资本主义的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民族国家本身的驱使，这反过来又促使人们感受到民族意识。

此外，民族国家对于大部分经济和社会生活来说依旧至关重要。一个人只要想想财政政策、教育战略或者是那些围绕着法律和秩序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就会赞同此论点，并且深入理解民族国家在人们生活中的持续重要性。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民族国家是个新鲜事物。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如此习惯国家的存在以至于会认为国家具备一种非凡的永恒性。但是，甚至“传统的”民族国家都只有两个世纪多一点的历史，我们需要强调——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只有不到三百年的历史，直到今天还依然存在着来自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尤其是北爱尔兰全体居民的反复挑战(对他们做出回应需要一个移交的政府)。一个人只要想想1989年发生在东欧剧变，就会理解民族国家的易变性苏联的解体、德国的重新统一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只要再稍稍环视一下欧洲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国家没有受到来自内部民族主义的挑战；再细察中东的情况，我们就会观察到一些民族国家(也门、科威特、约旦、以色列、阿曼、沙特阿拉伯)都是在近几十年来从部落社会创建而成，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无时不处于争取国家身份的冲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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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强调了民族国家对社会经济组织以及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民族国家是种新鲜事物并存在重组的趋势，由此，我们可以充分关注民族国家的第二个关键特征—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诞生于战争之中，都仰赖国防力量而得以维持。简言之，战争与战备是民族国家产生的要害所在。任何对英国历史的分析都会强有力地支持下述观点：凯尔特系外围人口(如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人)战败之后，《1707 年联合法案》(The Act of Union in 1707)诞生，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强大的君主们具有打败和控制以前是自治的贵族们的能力，并且与此同时能够防御外国入侵者的来犯。此外，英国较近期的历史，特别是帝国时代的历史，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民族国家是多么容易越过领土而发动战争，最紧要的是英国历史也向我们说明了战争对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强化何等重要，在此，人们大概会想起20世纪60年代的景象，学童们学习“英国红”覆盖的世界地图。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83)警示殖民时代的信息资源对于国家历史进程多么重要，他论述了在构造民族认同和推进征服行动的过程中扮演着领导性角色的“权力机构”(institu-tions of power)。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地图和人口普查，两者紧密勾连，地图“深深地渗透进了(在殖民主义者们中)流行的想象”(p.175)，它们同样是促进殖民主义运作的中枢。地图制作的精细化以及对经度和纬度的精确计算是征服的必要条件——军方需要知道行动的确切方位；而人口普查的数据，让征服者们对统辖的人口了如指掌，从而发号施令。如安德森所说，军事征服者们的野心是“完全的一目了然”，“一种在地图上完整分类的坐标方格以无止境的弹性覆盖了处于国家的实际控制和预期控制之中的民众、地区、宗教、语言、产品、标石(monuments)等等领域”(p.184)。

我们或许可以委婉地陈述民族国家扎根于战争/防卫的观点，就民族国家是对某片特定的领土拥有主权的定义而言，国家政府至少应具有守护国家边界完整性的职责。开门见山地说，为战争所做的准备(一种让人信任的国防能力)是所有民族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整个现代史反复证明了这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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