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民族国家的第三个核心特征与第二个核心特征紧密相连。就是说在20世纪，现代战争/国家防御更明显地与广大的社会交织牵连。在某个层面上看，此论点仅仅是指比以往更大的人口比例卷入了现代战争，很明显地体现在征召和大规模动员方面。与此相关，战争所造成的战士伤亡和平民伤亡的数量也增加了。毫不掩饰地说，被战争杀害和残害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因为军事伤亡数据空前增大而往往就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战争决定性转折点的标志(Fussell，1975），但随着20世纪逐渐翻开新的篇章，战争导致的最惨重伤亡殃及平民，现代战争令平民没有任何隐匿之所可以避开空袭和其他形式的攻击，伤亡数量庞大。例如，在1939年到1945年的战争中，虽然实际的英军死亡人数比在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少很多，但该战争却造成了4500万人的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Gilbert，1989，pp.745—747)，死亡人数大约是俄罗斯、波兰、南斯拉夫和德国的人口总数的10%。

从导致平民伤亡递增的意义上说，现代国家之间战争的猛烈程度越来越高，同时现代战争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整个社会结构，也是另一与此相关的因素，表现为工业活动和战备已经紧密相连。吉登斯(1985)指出体察国家的战争行动与各种工业比如化学、能源和工程之间的联系时，一战之间和之后评论家们开始认识到“大规模的科学和技术被整合为工业(和军事)发展的主要手段”(p.237)。从那以后，工业界生产战事设备的能力对战争/国防行动影响深远，所谓的“战争的工业化”不失为20世纪的一个核心特征。实际上，我们可以把1914年至1970年这段时期描述为“工业战争”(industrial war-fare)时期，其特征体现出大规模动员以及工业生产和军事能力之间密切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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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战到信息战

不过，作为亲身经历过往的一代人，我们目睹了工业战争的逐渐解体，“信息战”逐渐取代工业战，与以往的战争相比，战争的信息维度乃是信息战着重强调的关键。在如今的战争中，不管是针对敌人(或者潜在敌人)的监视、资源的配置，还是针对国内外公共舆论的操纵，信息都扮演了一种至为强大的而且是迄今为止最为普遍深入的角色。此外，不管是通过人造卫星的形式对敌人实施监视、通过计算机在它们所能到达的任何地方记录和评估军队的需求，还是通过一些事先编好了程序的“智能”武器去“开火然后忘记”(fire and forget，军事术语，其含义是指某些武器[比如一些导弹]当被发射出去之后就能够自行攻击目标，发射者无需再提供控制)，信息已经全方位渗透入现代战争。也就是说，信息已经不再仅仅是有关某个敌人和它所拥有的资源情报，而是融入了军备和决策系统本身的一项日常活动。

我们可以列举出信息战的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征（Libicki，1995):

●随着军队在全球的广泛分散(主要是美国和北约[NATO]的部队)，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异常复杂和耐用的命令和控制(commandand control)系统，以协调、评估和监管信息资源。处理和保护信息流的计算机通讯基础设施是当代战争的前提条件，其在掌握和控制核武器的重要场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Bracken，1983)。这同时是优势和弱点的来源，因为命令和控制系统会在任何战争中成为首要攻击的目标。

●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由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威胁的移除，可预料大部分未来的冲突会是曼纽尔·卡斯特（1996）所谓的“即时战争”(instant wars，pp. 454—501)。“即时战争”指相对来说比较短暂的对抗(非内战的情形，因为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内战是否短暂还疑问重重)，积极的战争行动只会持续几天或者几个星期。在即时战争中，美国(或者北约和/或联合国特种部队)会获得胜利，因为它在军事资源上具备压倒性的优势。

第八章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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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战争再也无须对民众进行动员，至少主要军事力量内部无须如此，因为战争的重要目标是发动纯净战，他们本国的民众将会安然无恙(Shaw，2005)。战争的发动将会依赖相对来说数量较少的职业士兵、飞行员和援助队。这体现了在军队中发生的一种向“知识战士”(knowledge warriors)的转变（Toffler and Toffler，1993)，该术语强调了那些能够熟练操纵复杂而高度计算机化的工具如高级战斗机、监控系统和导引技术的人员的核心地位，赤手空拳的肉搏能力和射击能力不再受到强调。对本国民众和全世界民众的感知操纵成为战争的重中之重，其对民主国家来说尤为紧迫，因为公共舆论乃影响战争成果的核心因素，民众对战争领袖的担忧会促成国内的反战行动，这一切直接关联军队的战斗力发挥。此外，政府忧心忡忡于公众因误导类型的图片(例如，血泊中的尸体，而不是“对合理目标的精确打击”)的激烈情绪。不可避免地，由此促使军事领袖们小心谨慎地设计和操纵与战争有关的信息，虽然同时他们还必须努力地逃避审查，因为如此举措公然违抗了民主国家要拥有一种“自由的媒体”的理念，并且损害了报道内容的说服力。因此，感知操纵就是多种手段的结合—确保一种持续不断的媒体正面报道，但同时要遮人耳目，特别要让信息看起来是由独立的新闻通讯社自由搜集。对1991年海湾战争的报道就是一流的“感知操纵”的佐证，因为它获得了大量的媒体关注而在报道内容上却有所过滤。但对于感知操纵者们来说，第二次海湾战争却是个失败。一些并不期望出现的图像——嫌疑犯被处以电刑并遭到性虐待，人质们在被敌人拍摄时乞求活下去—反复出现在战争后方的电视荧屏上，并且反对声浪此起彼伏(Tumber and Webster，2006)。

●信息战利用一些异常先进的技术实施。显然，资源丰厚的美国军队充分体现了先进技术的能量(单单美国的国防预算就占了整个世界军事支出的40%，大于任何一个潜在敌国的国防预算以及所有中立国的国防预算的总和)。有迹象显示，英国国防部的装备购买预算现在是每年 15 万亿，“命令和信息系统”(Command and Infor-mation Systems)项目占据其中三分之一的预算，再加上“武器和电子系统”与“飞机”系统的支出，总计这些开支将会占用超过一半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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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战再也无需动员民众或工业界付出战争努力。信息战仅依赖最前沿的为了军事目的的工业革新—例如，电子工程、计算机、电信和航空航天。

●信息战要求谨小慎微地制订计划，但这是为了弹性反应而制定的计划，与工业战争时期较为累赘的计划相比，信息战灵活而反应快速。如今，大量的信息流，再加上武器本身也采用了软件，为战争所制定的复杂计划把“灵活性、弹性和快速反应”(Secretary of Statefor Defence，1996，para. 171)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博弈论(gametheory)、伪装(simulation)(通常采用先进的视频设备)和系统的生产(production of systems)是信息战不可或缺的要素，正如以“对不确定性的确定”(certainty of uncertainty)为基础做计划的必要性一样。

●信息战为了弹性而做出计划的过程如此复杂，以至于信息战的许多方面未雨绸缪，程序已编辑在先，进程不受参战者的控制。正如美国国防大学的一位主任的高见，在现在和将来，“许多决定都会完全自动化”(Alberts，1996)。这部分是对现在战争对行动速度的强调所做出的回应——例如，一旦一个导弹被发射，为了拦截和摧毁此导弹而设计的反导弹需要在最可能短的决定时间内发射出去，计算机操纵该过程会比人快(Rochlin，1997，pp.188—209)。由此，技术取代了军事人员而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只持续了五个星期(1991年1月到2月)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被称为“第一场信息战”(Campen，1992)。“沙漠风暴”(Desert Storm)展示了上文提到的大部分特征，主要领导者(美国)几乎没有任何平民伤亡；通过周密的组织使500000名盟军战士烦累地转移了几千英里而到达战场，但与此同时却保持了反应的灵活性，例如军队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横穿科威特沙漠；以及对“媒体友好”(media-friendly)报道的操纵，令该战争成为人类有史以来“获得了最广泛传播’(mostcommunicated')的一次事件”(Zolo，1997，pp. 25—26)。盟军拥有伊拉克军队无法超越的上等装备并且备战充分，从双方伤亡人数上明显地体现了军事技术力量的悬殊：美英方面的伤亡人数大约是300人，而敌方的伤亡人数在30000到60000人之间，其中许多人都是在他们逃回伊拉克的过程中，在巴士拉(Rasra)公路上遭到“土耳其枪击”(TurkeyShoot)横扫。有人估计在海湾战争中释放的爆炸性能量比整个二战所释放的爆炸性能量还要多。

第八章 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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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巴尔干战争、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以及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持续时间都没有超过十一周。虽然媒体的战争报道在一开始以及在最初的几次冲突中表达了对战争的忧虑，但媒体的抵制很快被不可超越和掩耳不及迅雷之势的火箭攻击和空袭所粉碎了。1999年由北约主导的对塞尔维亚的攻击也遵照了信息战的模式，北约完全从空中发起攻击，且没有伤亡记录。经过造成了几千人死亡的密集轰炸，北约获得了胜利，塞尔维亚停止了抵抗。在2001年纽约和华盛顿遭到恐怖袭击之后，阿富汗遭遇强攻。美国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之后，这场入侵很快就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几乎没有发生短兵相接的战斗，阿富汗军队根本不敌美国的空袭。在2003年美国轰炸伊拉克的战争中(更恰当的说法是把这场战争命名为“震慑行动”[Shock and Awe])，由于伊拉克缺乏一支能组织抵抗的空军，这使得美军在四周之内便取得了胜利。在盟军这边，大有20人伤亡(大部分来自于“友好开火”[friendlyfire]);伊拉克的死亡人数并没有计算，这是因为在许多士兵能够对攻击有所回应之前，他们已经被炸得粉碎，尽管有人估计伊拉克军队的死亡人数超过了30000人。①

在这些战役中，军方也不懈地采取各种战术(从特别简报到特派“嵌人式”记者[accredited“embeds”])来控制媒体报道。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军方为控制媒体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围绕着伊拉克战争的信息环境却是非常复杂而多样的—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各种关于入侵伊拉克合法性的观点；具有多种用途的技术，最突出的是具备卫星传送功能的视频电话，它可以使记者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很好地直接发送报道；更富有经验的记者们的职业伦理；半岛电视台的新闻网；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等等。这种信息环境是如此地复杂和多样以至于军方企图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去引导媒介的努力往往徒劳。再也没有什么能比照片更生动地展示军队操纵媒体的企图遭到了挫败，那就是2004年4月出现的来自于一些战俘们的数码相机的照片，这些战俘们在巴格达的阿布格莱布监狱(AbuGhraib)中遭到了虐待甚至是酷刑。这些照片破坏了美军试图把这场战争呈现为一种解放运动的努力，并且对盟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因为相关照片在全球范围内被复制、放大以及被人评论(Tumber and Web-st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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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入侵力量来说，安全占领已经相当困难(截至2005年，美国已有2000名士兵丧命)，因此，当占领方的军队不得不接近当地(入侵地)，且特别是自杀性攻击迫近时，信息战的优越性极度受挫。

监控和国家防卫

或许有人会以冷战(使1945年后的世界笼罩了一片乌云)的终结，就判断驱使着国防部门的命令已经荡然无存。与此观点相反，意识到这点很重要，虽然冷战的确为监控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在现代国家制度中，情报始终是一种持久的政府功能的前提条件”(Whitaker，1992，p.121)。因为任何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守卫边界，所以政府会存在一种无法满足的对能影响国家利益的任何信息的欲求。“流氓”政府尤其是恐怖分子会使持续的监督合法化，但是，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的抗议也能使之合法化。由此导致由相互连接的技术组成的大规模系统的建立，其目的就是对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件以及军队和平民的活动实施日常地和持续不断地监控和调查(Richel-son and Ball，1986)。例如，Echelon，一个由美国所主导的电子侦探网络，具有存储5万亿页文本的能力，这些文本都来自于受到监控的电子邮件和传真讯息(Barmford，2001)。

伴随着计算机和人造卫星而来的，是一些关键的监控活动。这些系统必须藏匿于公众的视线之外，保密对于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尤为必要。所以，一个全国性的和全球性的监控和在不同的国防机构之间传递信息的网络建立起来了，该网络具有匿名性，并且无法测定(Burrow，1986)。安全部门会假定其自身会遭到来自敌方以及不满现状者们的持续不断的攻击。由于他们一直以来都很谨慎，所以很容易被一种怀疑和担心泄露的情绪所笼罩。这些特点强化了他们的深不可测，并使他们进一步远离了向公众做出解释的公共责任(Knightle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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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机器并非仅仅针对外部敌人，鉴于民族国家很容易遭受到来自内部的攻击(想象一下如果所有的发电站都被第五纵队队员们所占领)，那么国家被毁灭，易如反掌，因此，总是跃跃欲试于找出民族国家的“颠覆分子”(Campbell and Connor，1986，p. 274)。在英国，一些偶然被泄露出来的信息显示若干群体遭遇国家监控，如工团主义者、工党国会议员、核裁军运动积极分子、教育学者、媒体从业人员、环保主义者、动物权利积极分子以及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候选人等等(Leigh,1980; Massiter,1985; Hollingsworth and Norton-Tay-lor，1988)。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与警察部队的一个特殊部门合作，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国家的信息搜集网络。安全部门同样可以进入一些数据库，包括全国警察计算机数据库（PoliceNationalComputer)、国内税收记录(Inland Revenue records)、英国电信档案(British Telecom files)以及卫生部所掌握的数据。

恐怖主义分子对民主国家的侵犯，从2001年9月在纽约和华盛顿发动的攻击，随后到巴厘岛和马德里，再到2005年7月在伦敦发动的攻击，加速了此类搜索“内部敌人”的行动并且使之合法化(Baland Webster，2003)。如此种种因素促使了英国引进身份证的合理动机，国家部门采用包含生物统计数据的最新的计算机技术来识别身份证，如果有必要操作，那么，个体难以逃脱技术天网的检测与跟踪。

总之，我们目睹到推动监控系统发展的强悍力量，其源自于民族国家必须担负起守卫边境的责任。在一个被国家边界划分的世界里，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建立有效防卫机器的内在压力。而且，因为国家常常处于至少存在着潜在冲突的境况中，“有效的”意义会一直发生改变。但始终保持不变的冲动—去收集和适应最可能多的关于国内国外的实际的和假想的敌人信息，以及遵照信息运筹帷幄。上述理由促使大卫·里昂(David Lyon,2001)认为精细的过滤审查一网打尽—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对现存秩序所造成的威胁，这都是作为监控主要形式的绝对怀疑(categorical suspicion)的弥漫及其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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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体制

信息战的发展，以及在信息战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感知操纵”，带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结果。一方面，其产生了更先进的宣传技巧。但另一方面，因为媒体和各种传播手段增加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信息不能够容易地被引导着一直向一个有利的方向发展，结果极其难尽人意。职业伦理再加上一种对信息来源的极度怀疑的倾向，导致媒体对任何针对战争的权威描述持怀疑态度。这并不是说记者们是道德中立的，也不是否认他们可能为了一种更真实的报道而对信息进行过滤。但是，我们需要觉察到，如今那些被直接牵涉进战争的人对战争进行的报道并不可信任。国内的异议将会得到报道，很可能参战国一方的记者置身遭受炮火攻击的战场(毋庸惊讶，他们会亲身经历战事)，那些令人不安的战争进程的推测将会受到广泛的关注。

而且，信息的不稳定流动先于完全彻底的冲突，其重中之重的角色可以直接促成冲突的产生。我们似乎觉察到却难以测量与日俱增的对“人权”以及它在全世界的滥用的敏感和关注(Robertson，1999)。如此说法勾连着多重因素—新闻报道的传播、电视纪录片、现代旅行；以及如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International)、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红十字会以及无国界医生组织(MedecinsSans Frontiers)等组织关联。当然，上述机构并不是为了单一的目的而行动，它们也不会发布单一类型的信息，但是它们的确引发了人类应享有普遍的权利(universal rights)的理念，应该成为约翰·厄尔里(John Urry,2000)所谓的“地球公民”(global citizens)动议。人类应获得的权利包括：摆脱迫害和折磨的权利、宗教宽容的权利、自我抉择的权利、民主的权利等等。无疑，有人会批评如此“人权”诉求显得定义模糊、缺乏一致性和欠缺成熟事实。的确如此，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削弱人们的诉求，因为不管是帮助饥饿的孩子，还是解救灾难的受害者，甚至是解放受到军事侵略者压迫的人们，都是各类组织急切呼吁的“当务之急”。

第八章 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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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与此相联系的加速了的全球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鼓舞全球民众秉持普遍的权利诉求。大卫·赫尔德(DavidHeld)等人（1999)把此一问题归纳为“人权体制”（humanrights regime)的扩张，从而推动了众所周知的被尤金·哈贝马斯和乌尔利希·贝克等学者称为战争“世界性”案例(“cosmopolitan”case)的粉墨登场，比如反对塞尔维亚统治科索沃，在1998年和1999年之间追捕和关押智利的前任独裁者皮诺切特(Pinochet)，2000年英军对塞拉利昂共和国(Sierra Leone)的干涉。另如通常战争结束若干年后，在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依旧对巴尔干战争的战犯进行持续的逮捕和审判，这也是此类“人权体制”的一种体现。

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冲突来源的减少，最显著的是民族国家之间为了争夺领土和资源的竞争减少了。吉登斯(1994)创造了一个词组“没有敌人的国家”(states without enemies)来描述如此发展格局，并提到如今的战争问题往往交织着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找到的不同形式的原教旨主义，但这些原教旨主义却很少能够表达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信仰和利益。此类原教旨主义的例证，不胜枚举，其都以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坚持某种确定性为特征。例如，某些民族会很频繁地为种族要求和宗教要求而呐喊，他们要求追溯纯粹的血统以及居留权，这通常都是以剥夺其他人的权利为代价。如同我们可以生动地从20世纪90年代发生于巴尔干的种族清洗，以及自从1998年以来基地组织(al Qaeda)在各地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中明察秋毫，原教旨主义促使人权被严重滥用，而且由此种族要求和宗教要求的声势加大，反而激发势力磅礴的利益集团(community)去干涉主权国家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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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严重违背既有的强调国家领土完整的秩序运作。对于某个民族国家的民众们来说，一些吸引他们的事情可能正在发生，但是迄今为止，如果他们自己的边界和/或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话，极其难以预测其他政府会不会不顾另一个主权国家中的受害者而发动干预。不过，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却是例外，干预的确发生了，而北约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或者战略性的理由可以发动武装攻击，而一些“现实的”(realist)美国人商议的结果是反对武力干预，他们的理由是“在这场战争中没有我们的狗”。

这种干预与犹太人在纳粹德国长达十多年的绝望处境相辉映，除非它们自身(或者它们的盟国)的边界遭到了威胁，否则，这是其他国家极不愿意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例证。我们还需要记住的是，尽管在那时，同盟国的战争是为了反抗德国的领土侵略而发动，并不是为了抵制正在轴心国内部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一个被完好地记录下来的证据显示同盟国并不愿意为战前甚至在战争期间大量的犹太难民提供避难所(一直到“水晶之夜”血腥大屠杀和“最后解决方案”大屠杀以及在这两次屠杀的过程中，只有10%的犹太申请者被获准去英国避难。London，2000；Lacqueur，1980)。

哈维尔(VaclavHavel,1999)阐述了1999年4月末发生的变化，并表达了对北约介入科索沃的支持，他的理由是“但凡认为在其他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人权在何国是不是被侵犯不关我们的事的观念……应该……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当然，我们不应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民族国家依然举足轻重，在涉及要不要从外部实施军事干预时，现实政治(realpolitic)的考虑依然是最终的裁决力量。

但是，似乎信息战涉及的远不止战略或领土利益，这恰恰是因为有组织的、暴力的信息要素如今是必需的要素，并且很难被遏制。这些要素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扩张，其否定了国家在处理边界之内发生的事务的权利。再次，哈维尔(1999)认为“似乎……一代又一代的民主主义者们的努力……和文明的发展终于让人类认识到人比国家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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