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公民权和监控

上文强调了民族国家对战争的关注、对监控的创建所做出的贡献，尽管也提到了全球化和信息战的扩张所带来的矛盾结果。但是，民族国家还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促进了监控的扩张，这种方式同样与军事有关，但却产生了较少的令人心寒的结果。这就是公民对国家的参与，最显著的是人们怎样获得权利和承担责任以及这些权利和责任如何行使。对于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的发展来说不可或缺的，是民主政府在民族国家中的扩张。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民族国家如何建立。其通常是在一个两败俱伤而又持续很久的战争中锻造出来，期望去统治某片特定的领土的任何统治权力所优先考虑的产物，吉登斯称民族国家为“内部稳定”(internalpacification)。直接地说，一个国家必须要达到其边界之内的秩序和稳定，这是它守卫其外部边界的前提。无疑，在早期，“内部稳定”可以通过军队的强制力量达到，但是，如果一个政府希望长治久安，那么民族国家任重而道远，决非仅止于此。至少，政府必须了解它的人民—他们是谁，他们的年龄、性别和住所，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必须从他们中间征召一些人去抗击外国人的侵略。此外，每个民族国家都需要了解它的人民，这样它才能够有效地收取税收。这两种需求都意味着某种形式的人口普查对于所有的民族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从一开始监控就被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我们不妨去追溯国家对内部人口实施监控的路径扩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存在着一种官方统计数据的剧增，其通过一些日益先进的技术而精细地搜集而成，囊括了例行的人口普查资料搜集到的关于任何问题(从教育成果到英国某些特定地区的就业模式)的广泛数据(Hacking，1990)。无可否认，这样搜集到的信息作为了解一个正在变化的社会特征的手段是令人着迷的，但它同样是(并且极为重要的是)民族国家的必然要求，后者需要在这样一些事务比如税收上承担责任，通常需要决定提供多少教育经费，甚至需要制定一个地区性的经济战略。如同吉登斯(1985)所说：“如果缺乏信息基础(information base)，民族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难以存在，因为信息基础是它进行自反性自我管制(reflexive self-regulation)的手段”(p.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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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或许是缺乏论据的泛泛之论。如同我们所见，与民族国家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军事上守卫其疆界的需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个人口普查，无论如何简便，都势在必行。因为国家必须有能力征税，并且征召男性公民去抵抗侵略者，甚至是参与一些扩张主义运动。但是还需要具备其他一些条件，为了促使年轻人代表国家参加战斗，需要向他们提供远不止关于他们的居所和职业的信息，民族国家必须向他们提供更加有形的东西。

更确定地说，就是必须激发那些潜在的战士们的国家主义情绪，同样需要记住的是以前军事征召的强迫性(强征人伍、贫困等等)。尽管如此，在吸收了 T. H. 马歇尔(T. H. Marshall)(1973)的思想的基础上，吉登斯认为这还涉及其他一些东西，这可被看作是民族国家和其成员之间的某种“契约”。他认为，作为为国家而战斗的回报，多年以来公民们已经获得了各式各样的公民权(citizenship rights)。例如，作为公民，他们拥有保护国家免遭外国军队侵略的权利，拥有持有一本护照自由地进入本国的权利，拥有获得本国驻外大使馆支持的权利。

基于民族国家和其成员们之间的“契约”，产生了一系列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它们与监控之间的联系主要在于这些权利和义务是怎样行使的。民族国家(公民权在它的保护伞之下才能够运作)必须发展出行政手段才能够承担这些额外的责任。从广义上讲，现代社会民主国家的发展是监控的一种特别强大的力量。因为公民权利和责任的行使要求精细地识别国家成员。选举登记要求发展一种记录了全体人口的年龄和居所的数据库；社会服务要求详细记录人们的境况，从他们的住房条件、病史到他们的受赡养者的信息；英国税务局(the Inland Revenue)建立了庞大的详细记录每一个社会成员经济状况的档案；在一个人的学校生涯中，他的成绩、发展、连续性以及变化都被记录了下来；那些为了减轻贫困而造成的最坏结果的项目，需要达到合格要求的处境悲惨者的信息。如同帕迪·希尔亚德(PaddyHillyard)和杰尼·帕西·史密斯(Janie Percy-Smith，1988)所论述的：“提供福利救济和服务是一种大规模监控系统的核心，因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分类、信息搜集和记录正在持续不断地成倍增加”(p.172)，我们可把这种监控称为分类护理(categorical care)。

第八章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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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的危险

民族国家或者被安全需要，或者被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所激发的监控倾向已经问题丛生。最显著的是一些公民自由论者(civillibertarians)的担忧，他们目睹了由匿名官僚们所掌握公民的纪录累积，或者是了解到了人造卫星在不同国家之间实施侦察的能力，他们表达了对监控发展的强烈担忧。大量的文献强调了监控问题，比如警方建立的关于普通公民的档案，陪审团进行审查时可能会误用他们的档案，或者是会导致错误的逮捕(e. g. Rosen，2000；Whittaker，1999)。

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获得了特别而迫切的关注。第一个问题是对某些机构另有目的而利用那些档案文件的担忧，比如，警方会得到其调查对象的就业、医疗和银行记录。另一个问题涉及合并不同的数据库的普遍问题。随着大部分国家(还有许多其他的)监控性档案的计算机化，把曾经相互分离的信息联系起来成为了可能。虽然存在着许多约束限制进行此类联系，但是显然有潜在的可能一设计出一种能够为具体个人建立一个“完整肖像”(totalportrait)的“电子身份证”。如果某些机构能够获得一个人的医疗、教育、税收、就业、银行以及犯罪的记录，很明显它们可以为此人建立一个非常复杂而详尽的“个人剪影”。对于那些寻求效率和/或者更完善地控制的政府官员们来说，这种发展具有令他们无法逃避的吸引力，于是会极大地增强监控的程度(Ball and Webster，2003)。

于是，人们为“圆形监狱”(panopticon)的隐喻所吸引，以此去隐喻现代性(Lyon，1994)，这种观念来自于福柯(Foucault)(1975)对边沁(JeremyBentham)关于监狱、医院和精神病院设计的富有原创性思想的引用。在边沁看来，圆形监狱的建筑设计把看守置于一个中心的(通常是黑暗的)位置，而每个囚犯或者病人住在处于圆周位置的、单独的、通常被照亮的单人牢房中。这个设计被福柯采用，以隐喻现代生活。福柯认为监控促使了一种没有墙壁的圆形监狱的建立，当今社会，拜现代电子技术所赐，人们受到了监视，但是他们却不能看到是谁在监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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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过于夸大这种监控的程度(最主要是因为可获得的信息是如此之少)，而认为身处“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受到监视的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则又大谬。例如，很显然由中央搜集到的大量的关于民众的信息，如人口普查，的确反过来受益于民众，民众能够更具反思性地监视自己的地位、前途和生活方式。所以，例如，关于收入水平、犯罪率或者离婚模式的信息，不只是对政府官员有用，它们对于那些寻求弄清和(或许)建立新的生活方向的个人来说也有建树。

但是不摒弃圆形监狱的观念也是重要的，因为它持续不断地提醒我们政府有一种监视所有事情的过分野心，也提醒了我们权力和信息搜集之间紧密联系的方式。例如，曼纽尔·德·兰达(ManuelDe Landa,1991)以“机器视野”(machine vision)的洞察对军事监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这种“机器视野”从一些事物上得以体现，比如对外国领土的远距离通讯拦截和卫星监视，这些监控是自动的。那些能够在一个定好的类别中捕捉到所有讯息的程序被建立了起来，卫星在监视那些落入其“轨迹”中的任何事物。德·兰达描述了那种为了使机器能够破译卫星照片而开发出来的先进软件，这些软件几乎可以从这些照片中获取一切信息，他还描述了那种为促进对窃听到的信息进行分析而设计的系统。在看到所有这些趋势之后，他倾向于把它描述成一种“泛监视系统”(Panspectron)，“可把它称为一种新的不可见的情报获取机器”(p.205)。

这些展望可能会使人感到有些恐惧，但是它们当然不属于科幻小说的胡乱想象，如此论述是对监控的迫切需求的逻辑延伸，而监控在民族国家中（Gandy，1993）和我们有组织的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监控是所有现代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尚无明白而简单的政治计划与之相抗衡”(Giddens，1985，p.310)。同吉登斯一样，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对于“资本主义”，还是对于“工业主义”来说，监控都不可或缺。我们也必须像吉登斯一样得出如下结论，在所有发达社会中，“极权主义规则的所有方面都是一种威胁”，这正是因为监控“在现代国家中被最大化了”(p. 310)。

第八章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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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控

本章大部分内容关注的是国家所主导的监控的扩张。但是，虽然吉登斯的著作能够促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国家监控，我们不应忘记资本主义企业对如此趋势所做出的贡献。吉登斯自己并没有忽视资本主义力量所扮演的角色，他尖刻地写道：“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发生的监控是管理的关键”(1987，p.175)。如下观点能充分说明这个论断，即管理这项20世纪的发明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工作(infor-mationwork)的范畴，其核心目的是无一遗漏地监控公司的所有行为领域，于是可以更好地计划和实施那些能够确保公司获得最好的投资回报的战略(Robin and Webster，1989，pp.34—52)。作为科学管理的关键人物，泰勒(F. W. Taylor，1947)认为，经理们存在的理由就是作为信息专家——理想情况是作为信息垄断者，作为严密的监视者、分析家和资本权益的计划者而行动。

泰勒认为管理的出发点是长期以来存在的生产过程问题，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大规模的工厂和劳动力的发展，这个问题变得尤为棘手。非常大量的文献讨论了公司资本主义对监控问题所作的回应，它们关注的焦点是科学管理的发展(如Braverman，1974；Noble，1977)，强调经理们应该被分派去从事组织的“脑力劳动”，以更好地对他们的管理领域实施更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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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稍想片刻，我们就能清晰地了解到现代管理对生产实施的非常严格的监控是它施行其他大部分活动的前提条件。但是，如今管理的范围已经不可避免地大大超出了工作过程的领域(Fox，1989)。为了理解这种状况，很重要的是意识到，在本世纪，公司资本主义已经在三个关键方面获得了扩张。首先，公司在空间上获得了发展，如典型案例就是一些主要公司至少是全国性运营的公司，而且通常是跨国运作。第二，许多公司已经合并为一些较少但却更大型的公司，在这方面典型的是一些组织支配了主要的市场份额。第三个方面很容易被忽视，即公司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整个社会结构，通过在大部分城镇都很容易看到的销售网络而实现，另一方面是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取代大部分自我和邻里供应来进入社会结构。

这些趋势产生的一种主要影响是所谓的“社会的公司化”(incorporation of society)，即如此潮流给经理们带来了许多挑战，如果他们想有效地应付此类挑战，他们需要依赖搜集到的可靠情报。简言之，如今有效的公司活动的必备要求是监控，这些监控活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车间。监控的形式包括从对币值波动的监控到对政治环境的监控，但在此，我想集中讨论公司对消费者的监控的发展。

公司之内和公司之外的市场研究的发展，是一种能够反映管理层了解其客户需求的指标。市场研究评估公众的方法是多样的，包括通过调查和访谈而获得资料，委托的公共舆论获取(commissionedpublic opinion trawls)，在推出新产品之前(事实上，在研发过程中)实行预测试等等。随着市场研究者们努力去发掘关于潜在的和实际的消费者的“生活方式”的信息，这些方法变得日益复杂精密(Mar-tin，1992)。例如，沃尔玛“收集的最多的信息是关于它所销售的产品以及顾客们的购买行为的信息”，每周都有1亿名顾客访问沃尔玛，这可使沃尔玛“获得关于美国的广泛的信息”(Hays，2004)。这些信息包括社会安全号码、驾照号码以及关于顾客购买习惯的批量数据(这尤其能暴露个人的私人生活)。由此，沃尔玛作为一个零售商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同时也建立了包含关于谁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每隔多久购买了什么的庞大的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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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监控非常类似的是一些征信机构(credit-checking agen-cies)对它们的顾客的财政状况的问询，这样做通常可以为它们的公司客户提供关于潜在顾客的地址的清单。它们操作这种行为的领域通常都处于灰色地带，但大部分读者都会收到公司主动提供的传单，而此类公司正是从另外一个组织那里购买到消费者的住址。这种推论很简单：如果一个高尔夫俱乐部拥有一个成员名单，那么该信息就对于那些专门提供高尔夫度假，或者更广泛一些，对专门提供体育服饰的公司来说价值连城。购买此类数据库是获得那些受到监控的人们的信息的廉价途径。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随着多功能的电子技术的扩张，监控不断增强。大卫·伯汉姆(David Burnham，1983)在多年以前警告我们要注意到此类“交易信息”(transactional information)的现象，“交易信息”与当代监控尤其相关。这是“一类能够自动记录几乎任何人的日常生活的信息”(p.51)，在他们拿起电话、兑现支票、使用一张信用卡、购买一些食品杂货、租一辆车甚至是打开一台有线电视机时，他们的信息被自动记录了下来。“交易信息”在人们的日常活动被例行地记录下来，这种信息几乎是不经思考地被记录下来的(经常是在按下一个开关或者是拨打一个电话号码时被自动记录下来的)。但是，当这些普通的、日常的信息聚集到一起的时候，它们会为公司提供关于它们的客户的生活方式的非常详细的描绘—何人在何时打了多长时间的电话；或者他们在哪里购物，购买什么，购买某种特定商品的频率怎样，他们会花多少钱；或者他们在何时何地购买了何物。

当然，所有这些都有不好的方面，但在此我想强调这种监控对于现代公司的实际用处。那些当人们在商店的计算机化柜台前购买商品，而收集的交易信息能够准确地告诉公司一—什么东西正在以何种速度在什么地方售出—这些对于组织的经理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且，如果一个消费者使用公司信用卡，那么搜集到的信息将会更加丰富，因为它们有助于对个人的消费习惯、着装和饮食品位，甚至是首选的购物地点做出个人化的描绘。由此，这种监控形式对公司增强其营销策略非常有帮助—例如，广告资料将会特别准确地投向某种特定类型的消费者，附带一种诱惑他们的特惠。大卫·里昂(2001)恰当地称这种监控为直截了当的诱惑(categoricals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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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种监控形式很容易被人忽视，因为它似乎只是针对一小部分人，但是这种监控却值得我们对它进行更严肃的分析。无条件曝光(categorical exposure)是通过媒体的大规模发展以及它越来越富有侵略性的特征体现出来的。最常见的是对各种名流的报道，虽然我们会注意到“名流”是一个易变的术语，它包括任何公众人物，从二流政客到公务员，从球星到歌星，只要情况允许。而且，社会环境已经允许媒体对一个陷入非常严重的罪行或丑闻的人的父母进行大量的曝光，或者甚至当他们是某项事故或者攻击的受害者时，媒体当仁不让。富有特色的是，这些曝光大多是一些小报干的，尽管媒体的小报化更通常地意味着这个过程已经大大扩展，不止包括《太阳报》(The Sun)、《邮报》(The Mail)和《镜报》(The Mirror)这样的报纸。正如近来发生的一些案例所展示的那样，曝光过程富有侵略性，且喋喋不休(Mathieson，1997)。这种曝光所指向的任何对象(通常是一些名流和/或者也包括一些天真的人和不令人怀疑的人)的朋友和家人毫无疑问地受到了严密的检查；他们的传记也遭到了严格的检查，检查者们试图从中找到一些疑点或者故事；同样，他们的日常活动也受到了严密的检查。曝光的都是非常生动的事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晚期，美国媒体对比尔·克林顿的追逐似乎更关心他的性生活而不是他的总统职责。还存在更多的例子，从2005年晚秋媒体对球星乔治·贝斯特行将结束的职业生涯为主题的带有死亡色彩的报道；对英超队员的一些小过失的报道；媒体对托尼·布莱尔的妻子切瑞·布斯(Cherie Booth)的纠缠，并指责她在着装、外貌、朋友以及职业活动方面的不适当的举动。无条件曝光已经深深地侵入了政治领域和名流的生活，其间没有一条可被接受的存在于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边界。但是它却大大扩展至其他领域(从《老大哥》电视连续剧的引人注目的流行上，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它的扩散。在《老大哥》中，观众可以如同窥淫癖者一样观看节目候选人的隐私暴露和亲密关系，节目制作者精心挑选并周期性地操纵着节目候选人）。

第八章 信息、自反性和监控：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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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本章中，我试图通过吸收吉登斯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来阐述反思现代性的一些主要维度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监控，试图以此来说明近年来信息日渐增强的重要性及其特殊形式。我们尤其可在民族国家及其对战争和安全的固有关注中，以及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发展中，看到民族国家对监控的必然要求。工业战争的发展是与对战争的需求、工业主义和民族国家紧密联系的，这鼓励了最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和国家防卫之间的胶合。在从工业战到信息战的转变中，依然存在着一种对军方采用最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以促进监控的程度和使信息控制精细化的强调。但是，全球化意味着“感知操纵”如今已经很难维持，识别其他国家是否是敌人变得更加困难。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权体制”的出现，其甚至更能激发一些全球性(或者至少是超国家性)实体比如联合国和北约采取军事行动。公司对消费者的监控的发展，如果考察一下，同样具备自相矛盾的特征，因为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对公司责任的呼吁，反过来会导致公司本身受到更严密的监控。这就是自反性现代性的杰纳斯脸(theJanusface，杰纳斯是古罗马门神，被描绘为有分别朝向相反方向的两个面孔——译者注)。

本章对监控扩张的关注并不是要描绘出一幅奥维尔式的景象，虽然它的确包含了“老大哥”会出现的警示（Lyon，2006)。但是，监控扩张既是反思现代性的一个元素，也是更组织化了的生活方式导致监视的必然要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自相矛盾的是，它同时加强了控制和责任，并且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去创造不同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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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信息和后现代性

本章讨论的主题之斗胆，令人毛骨悚然，其模糊性也颇费神烦扰，其胆识体现为其前缀“后”(post)所引发的重振乾坤的思想，“后”的观念引人注目，趣味盎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的宣告契合了我们正步入新型的信息时代的论点。不过，在此讨论的主题并不清晰，令人忐忑，困扰我们的就是很难给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赋予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些术语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定义，而是一系列描述以及给人深刻印象的一些启发(总是喋喋不休地重复如下词汇：比如“差异”、“话语”、“讽刺”等等)。此外，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postmodernism/postmodernity)似乎同时存在于许多领域(建筑领域、不同的学科领域、对自我的态度方面)，因为差异、话语等词汇的使用是如此地不精确，以至于难以准确把握其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运用意义。

本章就两个引人注目的方面强调了信息在“后”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言，我们需要探究大胆放言的，却令人困惑的后现代思想。首先，后现代思想家们在描绘这个新时代时强调了信息(和传播)。其次，一些最主要的“后”派学者，比如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集中讨论信息的方式与其他讨论信息社会的作者们显然有别，此一差异趣味多多。他们既不是从经济意义上，又不是从职业变迁的角度对信息进行集中讨论，他们也不关心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信息流动问题。相反，他们是从象征和符号(symbols and signs)的扩散方面来强调信息的重要性。他们关注所有媒体形式的爆炸性增长和普遍的存在，从视频到有线，从广告到时尚，再到对体形塑造和文身的兴趣。所以，他们所关注的是当今生活能触摸到的一些特征和特性，我们被这种生活所萦绕，甚至是沉浸于此类符号和象征的海洋中。后现代主义对此问题的关注与大量的关于信息社会的思想相当一致，其同样值得我们深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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