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相应地，我希望在本章讨论的问题是信息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为了深入探索而领悟其关系意旨，讨论特别聚焦于让·鲍德里亚、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和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等思想家，他们尤其着墨于后现代主义的信息方面。但是，在这之前，笔者尝试以开门见山、明辨道理的路径定义后现代主义。此非易事，因为我们很难去识别否定本质之存在的事物之本质。最后，本文再评论视后现代主义为社会和经济变革之结果的观点。在此，思想家们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更模糊一点还包括)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把后现代性视作一种情境(condition)，此一情境是社会分析家们考察社会经济变化的必然结果。

我们需要一目了然的是这些构想了一种后现代情境(或许这可被称为后现代性)的学者们，与那些后现代思想家们如鲍德里亚等迥然有别，后者拒斥那些努力利用已确立的社会科学传统来解释现实的学者们的整个研究路径。也就是说，我们会区分大卫·哈维(1989b)和后现代思想家们的不同立场，哈维认为我们能够构想出一种后现代的现实(reality)，而后现代思想家们认为我们的确身处于与过往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称为后现代，正因为其与过去不同，那么我们必然怀疑正统的社会解释是否还可以确切阐释当代社会的变化。笔者稍带有一点哲学意味的观点可能在此刻看起来并不重要，但是，当我们提及一些后现代学者们的分析时，此论点就举足轻重了：以正统的——或是现代的—社会科学视角去考察这些后现代学者们对当代社会的描述，会影响人们支持他们世界观的意愿(Best and Kellner, 1997)。

294

信息社会理论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智识的运动(intellectual movement)，又是一种极为平常的活动，当我们看电视、穿好衣服准备外出或者是听音乐时，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后现代主义。无论是高深的智识运动，还是寻常的生活起居，两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抵制那种看问题的现代主义方式。当然，如此斗胆之言论，它宣告后现代主义与传统的决裂，要打破几个世纪以来都处于统治地位的思考范式和行为方式。

的确，如此放言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术语“后现代”和“现代”的含义。不幸的是，许多相关的思想家们要么在使用这些术语的时候没有很明确地阐述它们的含义，要么只集中讨论了他们所认为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在社会科学领域，“现代性”一般来说是指一系列科学、工业和思维领域发生的变化，我们通常称之为启蒙运动的诞生，它使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在欧洲走向了终结，并对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现代性宣告了与现代性的断裂(fracture)。

与上述观点相比，有些评论家认为后现代主义应更多地被看成与文化有关，因为其主要染指艺术、美学、音乐、建筑、电影等(Lash，1990)。在这些领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区别要比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区别更包罗万象。而且，如果我们把自身限制在文化领域，我们会不太愿意去宣告与现代主义发生了断裂，因为现代主义——以首字母M为标识——指代的当然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艺术运动，如印象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无调性主义等等，此类艺术运动本身与古典文化就势不两立、分庭抗礼。现代主义乃指发生在绘画、文学和音乐领域的一系列运动，它们有别于古典形式，在于后者致力于生产再现现实的文化。例如，想想19世纪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们(狄更斯、艾略特和哈代)所开创的“伟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他们都致力于讲述来龙去脉清晰、感染力强、“像真实生活一样”的故事；或者想想肖像时代的那些油画，其中的大部分都以逼真地描绘客体为目标。现代主义作家如乔伊斯和现代主义画家如毕加索则与他们的先辈们分道扬镳。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295

在讨论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至少会遭遇到两种困难。第一种困难是如何勾勒出后现代的时间编年。现代性大约在17世纪中期就在欧洲出现了，现代主义却是更近期的事，而它反对的对象古典文化本身却产生于现代性时期。现代性早于现代主义，再加上现代性是一个包含了一些极其广泛的变化(从工厂生产到思维方式)的概念，这使得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至少这是造成严重的概念混乱的一种原因。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后现代性划分的附属要素(subsidiary element)吗?

第二个问题是后现代主义，我们将会看到，并没有宣告一种与现代主义文化原则的彻底决裂，因为处于后现代主义核心的，同样拒斥再现的文化(representational culture)。如果仅仅局限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观念范畴讨论，很可能会认为“后”指涉的含义相对来说是比较次要的，只限于相对来说很窄的一些生活领域，从本质上说完全建立在现代主义的前提之上。与那种完全拒绝现代性的后现代性宣言相比，如此范畴讨论的概念的宏图大略和雄心壮志都逊色很多。

区分现代性/后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看起来似乎有用武之地，因为对于分清辩论者的议题取向尤其帮助多多。但是，不幸的是，这样做收效甚微，因为虽然大部分讨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们，的确集中讨论了文化现象，但是他们绝对没有局限于此一领域。与此相反，由于他们认为文化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键，于是转而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与现代性本身的决裂。于是，后现代思想家们开始迅速地从对时尚和建筑的讨论，转向对现代性的所有表现形式的批评，因为这些表现形式主张再现了存在于它们的象征形式之后的某种“现实”。例如，后现代思想家们坚决反对电视新闻声称要“告知事物本身的状态”、再现“真的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矫饰。他们同样坚决反对社会科学要逐渐累积关于人们行为方式的正确信息的主张。从痛斥那种要以一些象征形式去再现现实主张的文化领域到思想家们关于去发现变化的主要维度的假设，后现代主义始终坚持现在与三百多年以来盛行的思想的彻底决裂。

296

信息社会理论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需要过多地担忧后现代主义被限制在文化领域，因为许多后现代主义人士自身都没有显示出同样的不安。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智识运动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现象被宣告是一种全新的现象，是与现代性本身的决裂。

后现代主义的智识特征

作为一种智识现象(intellectual phenomenon)，后现代学术的主要特征是对启蒙运动思想传统的分庭抗礼，这种思想传统试图找出社会发展或个人行为潜在的理性。而后现代主义深受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影响，其深切质疑那种把世界的发展看成是一种进步的描述——例如，认为世界发展是“现代化”(modernisation)的基本过程；后现代主义也同样反对声称能够发现人类“动机”的基本原因，从而对个人行为有所解释。

后现代主义彻底反对任何试图按照上述逻辑或者类似的方式去解释世界的尝试，这些尝试都希望能够找出支配变化和行为的某种理性。启蒙思想家们假定他们可以找出行为和变化的潜在理性(经历了这种变化，或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的人可能察觉不到理性)，这种假定正是他们与后现代主义者们的不同之核心。

这种异议通常是通过后现代主义者对他们所谓“总体性解释”(totalising explanations)——或者，采用利奥塔的术语，“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的敌意得以表达。从这个角度看，所有论述现代世界形成的流派，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辉格党(Whig)的观点，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都把发展的主要动力归纳为如下因素：比如“文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力”以及“进化的力量”的论述，这一切都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抵制。无可否认，这些或者类似的分析都坚持不懈地强调人类发展的主要趋势和主题主要的理性(themain rationalities)。后现代思想家们从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抨击了现代性的理性。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297

第一种也是被重复提到的拒斥论点认为论述只不过是理论家的构建，而不是对历史过程的准确研究。启蒙运动的假定认为可以通过一种可靠而无偏见的方式去了解世界，但凡接受此假定的学者们遭到了挑战。有人指责他们所发现的理性只不过是他们个人观点的表达，而不是对真实历史运行的描述。如此批判司空见惯，属于后现代思潮的公理。简言之，后现代主义者们指责所有对知识的正确性的外在主张(external claims)根本不成立，因为学者们必然会对他们所见所闻进行解释，而在解释的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构建”知识的过程。

第二种和第三种拒斥论点显示，反对现代性并非微不足道的哲学意义上的势不两立。因为，宏大叙事自命不凡其能够揭示发展的“真理”，但这恰恰暴露了它们自身的偏见，因为宏大叙事研究的逻辑结果是一些关于某种应该会发生(或者可能会发生)的社会变迁的方向的建议(如果常常是暗含的建议)。而且，不仅指责那些对社会变迁的“总体性描述”只不过是计划和组织现在和将来的序幕；他们还抨击这种“总体性描述”已经被历史发展的过程证明不具可信度。

上述讨论相当地抽象，不如以实际案例论证。例如，一些关于社会变迁的研究显示，发展最有效的推动力是以最小的投资寻求最大的回报。很明显，这些研究试图找出支配此一变迁的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理性。这种理性在某些历史时期或者在某些社会中并不发挥作用并不要紧，因为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ity)常常被看作是对一种决定性的历史方向(historical directionality)的偏离。仔细思考一下，如此研究历史的路径非常明显地存在于许多“现代化”理论中，我们会发现其路径趋向于在对过去历史的描绘中寻求其对未来和现今政策的借鉴。它暗示那种“少劳多得”(moreforless)的理性会继续盛行，规划者们应该经常(如果不是一直)承担责任一促进和操纵一些事件以保持一切都按照正常轨道运行。这的确是许多发展理论家们所考虑的重中之重的问题，在已经了解到支持西方经济增长的成功理性的基础之上，他们试图去影响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信息社会理论

298

后现代主义论者谴责那些声称他们能够突出变化的推动力的分析家们心存偏见。根据并不缺乏，如分析家们的学说以及吸收了如此学说的政策，早被频繁地证实不具说服力——例如，有人认为上述学说损害了那些“欠发达的”世界(想想沙漠化、酸雨、过度城市化、依赖于经济作物的经济)；由于存在反生态偏见(anti-ecological bias)，“少劳多得”的理性危及了生活在“行星地球”上的人类和动物物种的生存；对应用现代科学实施农业奖励的承诺导致了社会混乱、被取代的农场工人的失业以及对远方的市场的依赖。

马克思主义声称历史变化的主要推动力是“阶级斗争”过程和“资本积累”过程。在识别支配社会变化的理性时，显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认为这些理性最终会被一种更高级的理性所取代。他们主张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将会建立起来，它会很好地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并且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这种观点从他们的历史研究中获得了支持。

对于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比如利奥塔，最近的历史不只是致命地破坏了宏大叙事，也同样令所有的启蒙理想荡然无存。法西斯主义、纳粹实行的种族灭绝、超级发达的军事技术、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能事故、艾滋病、心脏病的流行、环境引发的癌症等等，所有这一切(还有更多)都是对启蒙的扭曲，也是过去坚称强调变化的某些理性是可能的，不管是通过“国家主义”、“阶级斗争”、“种族纯洁”来体现，还是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来体现的一些“叙述”(narra-tives)造成的后果。考虑到这些后果，后现代主义者们发动了一场“针对总体性的战争”(a war on totality,Lyotard，1979，p. 81)，彻底遗弃了认为自己能发现历史的“真实”推动力的世界的描述。所有自认为能够洞悉历史变迁的“真理”的主张“已经丧失了可信性……不管它是一种推测性的叙述还是一种关于解放的叙述”(p.37)。

于是可以看出，后现代思潮特别怀疑那些认为自已能够从任何一个方面识别“真理”的主张。鉴于早期宏大叙事的显著失败，鉴于每一种叙事都确然是一种构建，所以不管学者们声称他们具备怎样的客观性，后现代主义都迅速地超越了只是对总体性理论的怀疑。通过采取相对主义原则，通过支持对世界进行多元的描述，通过坚称“真实”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不同版本的“真实”，后现代主义有力地否决了总体性理论。如同福柯(1980)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它自身的关于真实的体制，它的关于真实的一般政治学’，即它接受并使之如同真实存在一样运行的话语(discourse)类型”(pp.131—132)。在这样的环境中，后现代思想家们认为他们自己要脱掉追寻“真实”的启蒙紧身衣，反之要强调分析(analysis)、说明和解释的差异的解放性内涵。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299

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特征

在社会领域，后现代主义智识批评(intellectual critique)被吸收、重申和扩展。在此，我们所要讨论的不只是后现代思想家们，还包括那些描绘后现代生活的各种环境。要想理解后现代情境，我们并不需要接受那种对启蒙思想的后现代批评。显然，如果我们的确在步入一个后现代世界，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在社会领域中找到后现代智识观察(intellectualobservation)的回应。而且，既然本书的所有读者都处于这样一种后现代文化之中，他们将会希望通过他们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来检验如下描绘。在我看来，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识别后现代特征并不十分困难—尽管要我们全盘接受后现代思潮并非易事。

在谈到智识攻击的视角时，对社会领域的后现代主义进行分析的出发点是其对所谓的(并不精确)现代主义原则和实践的敌意(Kroker and Cook，1986)。在此，现代主义是囊括一切(catch-all)的术语，但凡如计划、组织和功能性(functionality)等，都是现代主义的产物。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反对暗含着由某些群体一—策划者、官僚和政客进行的任何安排（arrangements ordered bygroups)，这些群体声称他们拥有某种权威(拥有专业技能、更高级的知识或者“真理”)，因此可以把对他们有利的“理性”强加于别人之上。例如，那些认为他们能够识别“真正的”时尚、能够为我们制定怎样穿衣和怎样呈现我们自己的标准的设计师们，发现他们的特权地位被后现代文化挑战。此外，功能性也在这个意义上遭到了抵制，“最有效率的”建造房子的方式并没有体现一些技术专家型建筑师或者城镇规划者的某种“理性”，而是一些自以为是的专业人士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之上的尝试。

300

信息社会理论

显而易见，后现代倾向嘲弄任何处于权威地位的个人的判断。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民主式妄自尊大，具体表现为后现代随便就对为我们设定标准的人评头论足，横加指责。在此，尤其需要赘言，后现代主义对于美学中被普遍接受的“品位上乘”(goodtaste)和“伟大的传统”(great tradition)的反感和厌恶。例如，富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里维斯(F. R. Leavis,1895—1978)在他那本给人启迪的《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1948)中，自信地选录了英国最好的小说家比如简·奥斯丁(Jane Austen)、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作品。对于里维斯来说，上述著作可称得上经典之作。后现代主义者们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声称“如果杰弗瑞·阿奇尔(Jeffrey Archer)是你的最爱，那些文学教授又算什么？哪里需要他们来告诉你谁又更为经典呢？”

那些在过去制定标准的人遭到了例行的公开谴责。所以或许里维斯会自信地坚称他的“正确判断”来自于对英国小说的非常仔细的阅读，但是后现代主义者会迫不及待地论证说那些文学批评家们是通过他们的批评来谋生，他们的写作使他们获得了职业晋升和名望(所以他们几乎从来都不是无偏见的真理追寻者)。而且，这些批评家们的评价严重依赖于特定的假设、教育背景和阶级偏好(以里维斯为例子，通常都认为他是地方主义的，终生对剑桥效忠，他相信伟大的文学能够引导我们走向一种理想化的虚构的“朴真的社区”)。简言之，通过这种方式，批评家们的偏见被暴露了，于是他们试图把他们的判断强加于我们之上的主张也难以立足。

在撩开“正确的”思想家们的面具之后，后现代文化强烈主张一种美学相对主义(aesthetic relativism)——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差异都受到了鼓励。这条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Twitchell，1992)：音乐(“谁说莫扎特比冯·莫里森高级？”)、服饰(“Jaeger看起来并不比Next好，只是比它更贵”)和现场艺术(“为什么莎士比亚应比安德鲁·洛伊德·韦伯更经典？”)。在此，解放性的言论充斥后现代，因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tyranny)，这些专制力量试图为人们的生活制定一种“正确”的标准；后现代文化反对此类“专制”，它是通过多样性、狂欢(carnivalesque)以及无限的差异性而繁荣昌盛。所以，例如在住房供应领域，Wimpey房地产以及高度密集的塔式大楼(由那些认为他们了解什么才“是对人们最好的”以及/或者“什么才是人们需要的”设计师们所设计)遭到了抵制，另一种鼓励人们个性化家园的风潮取代了前者，通过在这儿增加一点，在那儿推倒一面墙，增添各式各样的令他们感到愉悦的东西，把那些批评他们品位差的人抛到脑后，从而颠覆建筑师的设计。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301

在这种冲动背后，当然是否定现代主义者对“真理”的寻求。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抵制对“真理”的寻求，因为这些“真理”的定义者们，比他们的动机还要复杂。而且，“专家”之间还存在着如此之多的争执，以至于人们不再相信还存在可去发现的唯一的、不可否认的“真理”。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抵制寻求真理，因为显然对“真理”的定义很容易转变成专制的诡计。在学校里，我们必须阅读狄更斯和哈代，因为“文学标准”的制定者们认为他们的作品有被包含进课程的价值(而大众化的科幻小说、爱情小说和西部小说却被排除在外)。另外，每一个英国人都应或多或少地看过BBC的电视，而文化监护者自认为BBC的电视节目属于上乘之作，值得生产，如许多新闻和时事节目、优质的系列剧、“优良的”叙事性作品、有限的体育节目，以及适当的儿童节目比如《蓝彼得》(BluePeter)等。本书的大量读者都应当曾遭遇到规划者和建筑师对他们的房屋所施加的限制，或许我们这些在城市住房中长大的人尤其有此体验的共鸣。

后现代思潮反对真理的存在，认为存在的只是“真理”的不同版本，追寻“真理”了无意义。与之相反，后现代主义者们拥护差异、多元性以及“行无不可”。于是，导致了现代主义者们所狂热追求的流派和风格(曾几何时，它们被用来识别有价值的艺术和高尚的品位)遭到了后现代思潮的拒斥，他们的自负亦遭到了嘲弄。这与后现代热衷的滑稽模仿(parody)、对现存风格的吹毛求疵的反应、一种讽刺搞笑和随意拼凑的模仿模式相去不远。结果导致后现代建筑愉快地抨击了被普遍接受的风格，著名的是“向拉斯维加斯学习”(Venturi，1972；Jencks，1984)，或是把西班牙式的木结构与哥特式外表结合起来，或是把平房式设计(ranch-style design)与威尼斯式的装饰(facings)结合起来；后现代着装会赏心悦目地把紧身裤、马汀博士(Dr Martens)长筒靴、印度项链、马甲和具有民族风格的短衫混穿。

302

信息社会理论

最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文化放弃了对“真实性”(authenticity)的追求。我们列出一系列反复成为后现代文化拥护者攻击目标的词汇，便于理解“真实性”意义，如“真实”(the“genuine”)、“意义”(meaning)和“现实”(the“real”)。每一个术语都证实了现代主义要识别“真理”(true)的必然诉求。例如，正因为有此诉求的冲动，促使凑巧听到某种音乐的人去寻求音乐的“真实意义”；也促使人们寻求一种“地道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能够还原出“一个原汁原味的英格兰”(甚至是“真实的自己”)的“根源”(roots);更促使人们去寻找一种“美好生活”的“真实的哲学”。后现代主义对上述追求嗤之以鼻，一开始接触到它会觉得它有些荒谬，但它的连贯性却达到了完美的程度。以拒斥所有现代性的事物为出发点，后现代主义赞颂非正宗的、表象的、转瞬即逝的、微不足道的以及声名狼藉的虚假的事物。

由于两种主要的原因，后现代主义绝对不渴求真实性。第一个原因我们已经以一定篇幅详细阐述了：对“真实的”意义的坚持是一个幻想，所以那些希望寻找到“真实性”和“真实”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只存在“真实”的不同版本。我们不能侥幸于发现一个真实的狄更斯，因为我们是作为21世纪的公民去阅读他的著作。再如，我们对潜意识和儿童性欲很敏感，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我们以一种不同于狄更斯及其同年代读者的方式去解读小内尔(LittleNell)的性格。此外，并不存在一种“真实的”解释，披头士(Beatles)歌曲的真正意义，对于不同年龄和拥有不同生活经历的听众来说，其意义的解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