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如果这种对寻求真实性的反对是坚持一种解释的相对性，那么我相信第二种反对原因更加激进，甚至更是后现代情境所特有。抨击者声称不管人们在何处追寻真实情境，都会徒劳无获，因为它在那些渴望它的人的想象之外，根本不存在。人们会认为，在某个地方———朝思暮想处，或天涯海角，在某个时代—存在“现实”(thereal)、“真实”(the authentic)。而且，当它被发现的时候，我们会感到非常满足，因为我们发现了真实(thegenuine)(自身的真实、这个时代的真实，或者某个国家的真实)，这种真实将与肤浅而虚伪的事物分庭抗礼，对抗洋溢着“时髦”、“作秀”和“都是为了钱”的当代世界，这些物欲横流的浅薄追求都是我们抗拒的对象。

以如今流行的人们通过追溯家族史来寻根的行为为例。现在许多人都付出极大的努力去详细考察他们的族谱，试图从中找到他们自身的起源。这种尝试建立真实性的通常表现是重新移居到他们的祖先在几代之前离乡背井的故乡。当他们到达清教徒们逃亡出来的村庄时，当他们到达那些饥民们逃出的爱尔兰村庄时，当他们到达犹太人们被驱赶进去的波兰犹太人区时，这些寻根者们发现了什么？他们发现的当然不是真实：更可能是一种对清教徒谷仓式教堂“一模一样”的重新建构，一种“真实的”土豆晚餐(potato dinner)(如果想要，还有冷却过的黑啤酒和优质葡萄酒)，一个新建立的带有中央供暖系统和计算机化的家族史记录的犹太教会堂。

你渴望找到“真正的”英格兰吗？那片精心护理过的“绿草如茵、赏心悦目”的旷野，田园牧歌般的牛群，未曾被改变的风景，石灰粉刷过的乡间农舍，有墙壁的花园和真挚的邻居？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高速公路的建造、房地产以及那些只在一个地方居住大约一年便搬走的人们的威胁。在那个地方人们可以找寻到“真实的自我”，发现他们的“根”，找到能让我们接触到我们的祖先们的真正英国式的生活吗？但是让我们仔细看看英国的乡村生活—欧洲最城市化的乡村一我们能找到什么？农业经济、高科技耕作、养鸡房中的母鸡以及由一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经常往返的人们所带来的“被遗弃的村庄”。这些人在乡村留下了他们那些被完好地维修的地产(它们通常超出当地居民的预算)。在他们的房屋中装有预置的中央供暖系统，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供暖系统打开；同时，他们也从超级市场上购置了制冷器以在乡村和他们以城镇为中心的办公室之间来回驾驶他们的4x4s/SUV汽车(这是可靠性和乡村崎岖的工业标志)。这些新来者们已经处于重新建造“传统”乡村的前线：他们抵制工业的发展(这能使一些曾经的农场工人重新获得工作，他们已经被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和园艺科学所取代)；他们拥有必要的资金去重新建造从前的铁匠谷仓(通常这是第二个家——拥有所有现代化的生活设备)；他们在支持一些历史协会上是最积极的(协会为乡村宅邸)拍摄了许多精彩的褐色照片，显示出“在我们如今如此珍爱的地方，生活曾经是如何美妙”；当然他们也重新复兴了一些像莫理斯舞(morrisdancing)和乡村工艺(比如纺纱和编织)之类的“传统”(Newby, 1985,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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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关键要点并非要嘲讽对现代乡村生活的热望，而是要坚称对“真实的”英格兰的找寻大谬不然。我们只能够构建一种看起来能够再现另一个时空主题的生活方式(在没有绝对的饥饿、贫困和艰苦的情况下，大部分乡村居民都能够生存)。必然，这种对一个假定真实的生活方式的构建本身就是不真实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建构了什么。只要看看人们从什么地方去寻找真实性，就会明白这种找寻将会遭到挫败。许多人指望“传统”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提供一种居所(place)和确定(surety)的感觉。传统的确具有某些抚慰作用；它能在不确定的时候提供一条基本原则，一种潜在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可以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中成为精神支柱。但是英国传统—围绕着圣诞树的圣诞节，火鸡和装饰品，牛津和剑桥的划船比赛，温布里的决赛，“正宗的”麦酒和“地道的”酒馆，或许最重要的是拥有一种能够往回延伸至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血统的君主政体—很容易作为一些“发明”而被展现出来(Hobsbawm and Ranger，1983)，而这些发明大多都始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阿尔伯特王子(PrinceAlbert)发明了“典型的”英国圣诞节，决赛是最近的发明，酒馆是为了激发一种对理想化时代的怀旧情绪而设计出来的，啤酒是通过现存的最现代的方式生产，而在英国盛衰交错的历史中，君主政体也遭到了急剧的变化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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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并不存在；只存在对真实的建构(不真实)。以旅游者的体验为例(∪rry，2001)，一些小册子上经常会出现一些“洁净无瑕的”海滩、“必须游览的”场所、“与众不同的”文化、“名副其实的”地方风情以及“地道品味”的广告。但是，旅游的体验却是不真实的，从开始到结束，它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在希腊：它是海滩上的咖啡馆—有着丰盛储存的冰箱内装满了大陆啤酒（Continentalbeers)；传统的音乐和舞蹈——在CD机中播放着最近的乐曲，侍者们以一种简单化的步骤接受了培训，他们被教导着要“促使旅行者们参与”；真正的希腊食品—其实这些食品都是在微波炉中烹饪，储存在冰箱中的，很多东西合在一起以去吸引客户们的味觉，而同时保持了一丁点“地方”(茄盒和薯片)风味；没有被大都市所腐蚀的乐于助人的当地居民一—他们在瑞士的酒店管理学校中受到过培训；那些特别的旅游景点一—为了旅游消费而被开发且得到了天花乱坠的广告宣传。刻意打造的“旅游泡沫”(tourist bubble)，确保旅行者们只会体会到一些令人愉悦的经历，避免接触到一些不好的事物，比如，当地人正在忍受的臭味和不卫生的环境。而且，甚至即使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真实的地点，旅行者们的出现侵入了这个环境，并且必然改变了它原初的状态(一种理想化的“原汁原味的”文化；存在了几百年的仪式，而只要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大部分仪式都只不过是一种“扮演的真实性”[staged authenticity]：MacCannell，1976)。此外，旅游业是一个大产业，其运行有道—飞机必须客满，旅馆的房间必须被预订(旅馆的标准必须要符合那些来自富裕社会的游客们的期望，所以需要提供淋浴、干净的床单和空气调节装置)，人们才会心旷神怡。所有这些都需要安排、人工修饰和不真实的环境打造(Boorstin, 1962, pp. 100—122)。

尽管意大利和法国之流的国家在旅游者心中永远保持着一种幻象，游客对之有独特的兴趣，但并非只有他们会雕琢环境，这在英国也非常普遍。实际上，英国建造了一批博物馆和建筑物，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这不仅仅是为了支持一个庞大的旅游产业，也是为了表达它“真实的历史”(Hewison，1987)。在这种创造和发展英国历史的过程中，遗产工业(heritage industry)处于核心的地位。在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名义下，“遗产工业”致力于建造、重建和刷新历史。想想这些例子，比如位于达翰姆(Durham)郡的碧迷西上业博物馆(Beamish Industrial Museum)、位于约克郡的约维克中心(Jorvik Centre)、艾恩布里奇(Ironbridge)和牛津故事(the OxfordStory)。后现代主义者们声称，如此之多的旅游景点在被布置的时候都声称是要使生活“如同它本来的样子”被呈现出来，鉴于这种构建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损害了真实性，反讽之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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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在某些方面，上述例子并不比开放供参观的豪华古宅之类的古老遗产更加不真实。伦敦塔(The Tower of Lon-don)、帝国战争博物馆(the Imperial War Museum)和巨石阵(Stone-henge)同样不真实，因为我们从来都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过去。这不仅仅是因为所有这些是如此地依赖并且如此之深地影响了当代生活，以至于破坏了真实性(保存的现代方法、机动车、电、专业指南等等)；;还因为一切再现历史的尝试本身就是对过去的解释，本身就是建构，所以无真实可言。例如，想想那些描绘历史学的争论，历史学是全男性化的表述(all-male account)吗？或它会包含女性的经历(她历史)吗？它是不是只是关于战争和征服的帝国史？它在视角上是盎格鲁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只包含一个短暂的时期或者只关心长时段吗？它强调的是社会还是政治，是关于国王和王后的历史还是关于普通人的历史？直率地说，历史的多样性否定了现代主义学者试图叙述一种“真实的”历史的雄心壮志，这颠覆了大部分遗产事业渴望达到的目标。

所以，后现代时代拒绝任何认为“真实”是存在的主张：没有什么是“正确的”和“真实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打造加工而成，并不存在“真实的英格兰”、“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传统”。真实性只不过是一种(不真实的)构建，一场骗局。如果事实如此，那么现代主义者们喋喋不休的迫切问题—“这是什么意思?”(what does thismean?)—了无意义。在每一个这样的问题之后隐藏着一种观念，即真实的意义(truemeaning)是可被理解的：例如，我们可以发现《圣经》真正意味着什么，建筑师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设计一幢大楼的含义，生活在拿破仑战争年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一个女孩穿某种类型的上衣时她希望传达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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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真实的意义并不存在，只存在不同的解释(罗兰·巴特称之为多义分歧的论点)时，那么，一个富有逻辑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放弃对意义本身的寻求。后现代观点认为寻求真实简直徒劳；但是，后现代论者非但没有对此感到绝望，反而建议我们放弃如此寻求去体会存在的快乐。例如，或许你不知道怎样使一个特别的发型有意义，或许你会感到困惑因为你的每一位朋友都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它，但这又怎样—去享受这种外表吧，不要指望它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法语的愉悦(jouissance)一词表达了此意，它的一个通常出处是康德(Kant)的《判断力批判》(Critque of Judge-ment，1972)。康德指出崇高(the sublime)是在认识到某事物的美丽之前便在它身上感受到的快乐；而后现代主义者的中心思想是，当每个人都认识到意义的无限性时，我们同样应放弃对任何意义的渴望。如同涂鸦一样，不要想着能找出猫王(Elvis)在《浪子泪》(Jail-houseRock)中试图唱出什么，它“只是摇滚乐”，所以站起来去感受那种节拍吧。

而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又何苦对意义的放弃忧心忡忡？与我们一样，普通人同样清楚地意识到，发现“真实的意义”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梦想。他们同样意识到每一个情境都会产生多重的意义，意识到对真实的寻求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因此，人们不会急于找到最近电影的真实意义：他们会满足于享受它所能提供的一切一—有趣、无聊、娱乐、从家务事中逃离、向伴侣求爱的一个机会、晚间外出、讨论的话题……

现代主义的狂热者们担忧“电影的意义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的子民放弃了如此久远的渴望，而满足于在体验的多重快感中陶醉。类似地，后现代旅行者们非常了解他们得到的并不是一种真实的体验；他们鄙视那些销售“真实的”饰品的精品店，那些在海滩上晃荡的拉拢寻求性事者的皮条客，那些位于偏远角落却声称提供最新的录像带、流行音乐和饮料的舞厅的虚伪。旅行者们完全了解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游戏，但他们依然满足于在假期去旅行，参与造就安排有序的事件，因为他们在假期所期望的是“快乐时光”、“快乐”，他们不关心“意义何在，也不关心这些食物、人和环境是否真实”（Feather-stone, 1991,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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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早一些时候，我观察到后现代主义非常强调差异性——诠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差异，此与抛弃真实性的信仰有所关联。例如，后现代观点鼓励人们拒绝精英主义(elitisms)，这种精英主义主张教授孩子们一种统一的、丰富的“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或者一种文学的“伟大传统”。所有此类主张都被拒绝接受，因为它们涉及太多的意识形态，包含了太多的关于某个特定群体施加权力的例子。但是，后现代文化远不止于此，其主张另有深意：例如，他们认为文学和历史会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因此能把作为公民的我们聚集起来，但凡人们没有受到如此教育与熏陶，那么文化也就碎片化了。一方面，这是因为“共同文化”的认识，不管是阿诺德意义上的“所说过和所想过的最好的事物”，还是仅仅指“所有对我们的社会有价值的事物”，共同文化通常是排他性的权力表现，并且是强加于我们这个社会的许多群体之上的权力压制(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对于一些少数民族群体、工人阶级和当代英国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那种担心文化碎片化的观点，假定人们会很困难地在一个破碎的环境中生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面临的事物缺乏一致性和整体性，那么我们便会体会到疏离感、焦虑和沮丧。

但是后现代视角因差异性而繁盛，所以，它同样因碎片化的文化而百花齐放。例如，阅读一些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同时也听雷盖音乐(reggae music)，这有什么问题？很长时间以来，文化监护者(cultur-al custodians)擅自告诉人们他们应该阅读什么，看什么和听什么(当他们偏离了所指定的著作和判断时，他们至少会感到一丝内疚)。在这种道德监管之后隐藏着的是一种现代主义忧虑，认为碎片化是有害无益的。后现代文化反对这种观点，弃绝了对“真实的意义”(“英国风格意味着你熟悉这个历史、这些小说，以及那些诗歌”)的寻求，认为人们可以享受并且正在享受这种碎片化，并没有因为相互冲突的讯息和价值观而烦恼。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赏心悦目、欢乐庆典的多样来源，无需任何意义：霓虹灯、法式烹饪、麦当劳、亚洲食品、比才(Bizet)、麦当娜(Madonna)、威尔第(Verdi)以及弗朗兹·斐迪南德(FranzFerdinand)，混杂的快乐来源备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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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很容易理解，在现代主义对一种碎片化的文化的忧虑的背后，还潜藏着一种对自我本身正在受到威胁的担心。这种担心假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真实的自我”(real self)、一个真正的“我”(the authentic“I”)，它们应该是一致的，统一的，应该受到保护以免暴露于一些与之彻底迥异的文化符号之中，受到干扰。例如，一些真正的知识分子怎能保持他们的自我意识，如果他们在阅读柏拉图的著作之后去赛狗？一些重要的思想家怎能在支持托特纳姆热刺足球俱乐部(Tottenham Hotspur Football Club)的同时，还能沉浸在他们的学科中？基督徒们怎能在享受色情的同时，还能践行他们的宗教伦理？一些可敬的人们怎能在板球运动中作弊？一个人如果他同时拥有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韦恩·鲁尼(Wayne Rooney)和伍迪·艾伦(Woody Allen)等多样化的模范角色，他又如何才能保持自我的完整性呢？

后现代文化并没有致力于去化解上述矛盾，而是否定了一个基本的真实的自我的存在。后现代观点坚称对一个“真实的我”(realme)的追求，预先假定了一种潜在的意义(an underlying meaning)和真实的存在(an authentic being)，但这些都不存在，所以不值得去追求。反之，后现代认同我们在广大的社会中和自我一己之内与差异共存，在这个过程中不存在对意义的忧虑，把“正直诚实”(integrity)和“道德”(morality)之流的限制性概念抛诸脑后，而用“快乐”(pleas-ure)取而代之。后现代观点重复提到只有知识分子们才会担心“自我”的碎片化，而平庸凡夫却非常高兴地去享受快乐时光，并且不会被沮丧所烦扰，只因为一些书呆子们相信我们的“真实的自我”将陷人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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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种沉迷于人工雕琢和表面现象的文化相适应，后现代主义与城市生活最紧密地相关。后现代文化赞颂浅薄，藐视曲高和寡的深入分析，它们更愿意寻求“现实”而不是快速的变化、好玩的事物(the playful)以及时尚的不确定性。再没有什么地点能比城市与后现代文化更合拍的了，城市包容人造品、不同风格的碰撞、对变化和折中主义的开放、多样性和差异性、对固定性的缺乏、对感官的持续刺激、不同文化和不同外地人(strangers)的混合(正是这些外地人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经验和视角，从而毁坏了确定性，并带来了新的风味和快乐源泉)。与之相关的是后现代性对速度以及一种不断加速的文化的步伐和混乱的认识，它们正在侵人意识领域并在持续不断地使之动摇(Virilio，1998)。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创造了一个术语“速度学”(dromology)来描述如此情形，这与高度复杂的军事技术的扩张有关，其正是2003年初对伊拉克的“威慑”式入侵中所体验到的军事技术类型(Virillo，2005)，破坏稳定，持续不断而且难以抵抗。

最后，后现代论者敌视一切试图去揭示事物的“真实意义”的人，他们强调普通人的创造性和玩家本性。现代主义思想家往往以决定论的解释说明行为的来由，也就是说，现代主义分析富有特色的一点是他们对行为的描述通常自圆其说，而不是深入行为当事人的解释，好像只有他们才能洞悉他们的研究对象的真实动机以及基本的推动力。例如弗洛伊德式的言论，认为在这么多行为背后都存在着性动机(sexuality)—不管研究对象们会有什么感受；再如女性主义者们对妇女经验的描述，常常显示出分析者们首要关注的是妇女“真正需要的”，不管她们研究的女性会如何建议，那都无关紧要。

如同我们所见，后现代主义者们反复重申知识分子们并不比大街上的男人和女人更有权利去识别“真理”。许多知识分子普遍杞人忧天，他们担心人们正在受到愚弄，正被一些操纵他们的政客、无价值的娱乐以及消费主义的诱惑牵引着远离“真理”。同样地，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如此担忧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傲慢(知识分子们自己的履历至少受到质疑，当不同的知识分子对“真理”有不同的看法时，他们有什么权利声称他们能够洞悉“真理”？)，同时也是无稽之谈，因为凡夫俗子也能像任何一位知识分子一样去观察和创造，何苦还要听命知识分子的叫嚷？在一个只存在真理的不同版本的世界中，人们拥有巨大的能力去创造一系列不受任何控制的意义，甚至是在创造意义之前，早就游刃有余，对自我遭遇与经验的另类用途驾轻就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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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包含万象的著作中，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Certeau，1984)记录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奇巧之处，若干例子说明了凡人富有创造性的冲动。由此，我们明白知识分子们断言他们比普通人能更明察秋毫时，他们是在说谎。德·塞尔托认为，甚至从那些最常规的事物和活动中，人们都能持续不断地并令人印象深刻地创造出不同的意义、用途和快乐。例如，对于德·塞尔托来说，像驾驶一辆车这样的普通行为都是一种特别令人惊异的展现创造性的舞台：可以慢速行车、往返、加速、低速驾驶、周末驾驶、单人驾驶、在驾驶时思考、在驾驶时幻想、放音乐、休息、观察其他驾车人。在这样的情形下，知识分子们怎么敢强行认为他们有特权去了解普通人们在想些什么，或者甚至是他们对事物的感受呢？

当读者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们不会感到惊讶，后现代主义最讨厌试图去识别任何现象的本质特征的主张。“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激发了后现代主义者们想起他们所熟悉的对妄自尊大的现代主义假定的谴责，即分析家们可以无偏见地认识到“真理”；一个有特权的观察者能认识到隐藏于事物表面之下的特征；一个更有能力的分析家可以建立起核心的意义；那些非常努力并且花了足够长的时间的研究者们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真实要素(authentic elements)。

因为笔者并不同意后现代思想，仅概要性地回顾一下作为一种智识现象和一种社会现象的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要素，包括：

●对现代主义思想、价值观和实践的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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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那种认为可以识别“真理”的观点，理由是只存在“真理”的不同版本。

●拒绝对真实性的追寻，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不真实的。

● 拒绝任何试图去识别意义的追寻，因为意义是无限的(这颠覆了对意义的追寻本身)。

●赞颂解释、价值观和风格的差异性。

对快乐、愉悦和崇高的强调，强调感性经验优先于分析。

●喜欢肤浅的事物、表面现象、多样性、变化、拙劣的模仿、讽刺和模仿作品。

●认识到普通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这否定了对行为的决定论解释。

后现代主义和信息

讨论至此，与信息有什么关系呢？后现代主义的第一类回应，来自于论者坚持认为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启蒙思想家们认为语言是描述现实的一种工具，这种现实与言语和文字相分离。但是，后现代主义者们断言这是一种“透明的迷思”(myth of transpar-ency)(Vattimo，[1989]1992，p.18)，因为它对这种事实视而不见：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现实”是符号(symbols)和影像(images)(信息)。换言之，我们不能通过语言去认识现实；反之，语言就是我们所见到的现实。正如米歇尔·福柯曾经指出的，“现实并不存在……语言是一切，我们正在谈论的是语言，我们是在语言中说话”(引自Macey，1993, p.150)。

“语言从来都不单纯”(Barthes，[1953]1967，p.16)，如果以此为出发点，导致的后果如何，可以在文学批评中找到例证。曾几何时，批评家们认为他们的职志是辨明一些路径(ways)，比如仰赖此一路径，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来获得一个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更清晰的图景，或者可以通过阅读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短篇小说去考察男性气质，或者是考察 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所受到的教养是如何的熏陶他后期的写作。这些批评家们的假设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作家的语言了解到语言背后的现实(一个历史时期、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家庭背景)。他们的雄心是尽可能谨慎地—尽可能明晰地，于是尽可能客观地一—阐明语言的这种功能。这些知识分子们认为，无论是对艺术家，还是对批评家来说，写作的清晰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首要任务是通过语言看清存在于语言之外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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