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罗兰·巴特在与著名的批评家雷蒙·皮卡德(Raymond Picard)的论争中攻击了清晰性的假设，当时(1963，1964)在法国文学界掀起了激烈的论战。巴特以莱辛(Racine)的一部作品为例，后者是法国古典文学的象征，他首先反对那种认为莱辛的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具有内在清晰性的假设，其次他坚持认为所有的批评路径在他们的评论中都发展并吸收了某些元语言(metalanguages)(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等)。元语言的论点颠覆了批评家们自身希望通过使文本产生的历史环境更易被了解而去改善文本的任何抱负(Barthes，1966)。当然，在此，巴特的中心观点在于“语言不是透明的”，写作与透过语言去了解存在于彼的现象无关，它只是一种制造语言的行为，首先是作者，然后是批评家们制造此类语言。

当我们意识到巴特和其他一些人把他们的原则(语言是我们了解的一切现实)扩展到更广泛的学科领域(从历史到社会学科)时，这场文学论争与我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的相关性就变得明显了。在一个广大的范围内，他们努力去分析刻画特定对象的“措辞体制”(phrase-regime,Lyontard)。于是，他们质疑其他知识分子们所主张的真理，并提出了另一种研究路径把对象作为一种语言问题(matters of language)（或者，采用他们喜欢的词汇，话语dis-course])来研究的后现代路径。

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巴特(1979)把后现代研究路径应用于解释当代世界中极为多样的现象，从政客、摔跤运动员、电影、时尚、烹饪、广播、摄影到杂志文章，他一直是把他的讨论对象当作某种语言类型来讨论的。沿着巴特的思路，我们会发现，如果现实是一种语言/话语的问题，那么我们所经历、遭遇和了解到的任何事物都是信息化的。没有什么是透明的或清晰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在语言中建构的，必须在语言之中才能被理解。总之，我们不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只不过拥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反之，我们栖居在信息化的世界中，这就是后现代主义与对信息的思考之间的一种相关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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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鲍德里亚

让·鲍德里亚(b. 1929)大概是最著名的后现代评论家，他详细阐述并讨论了能在一些思想家比如罗兰·巴特(1915—1980)的作品中找到的原则，并把他的讨论与信息领域的发展联系了起来。通过强调他讨论的主题和洞见，我们可以对后现代主义与信息之间的联系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鲍德里亚认为当代文化是一种符号(signs)的文化。如今，几乎任何事物都是某种表意(a matter of signification)，这显然与媒介的爆炸性增长有关，但这同样与日常生活行为中发生的变化、城市化和日益增强的流动性关联。我们只要看看周围就能理解其观点：在每一处，我们都被符号和表意的各种模式笼罩。我们醒来之后开始听广播、看电视、阅读报纸，我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来自立体声系统和磁带的音乐所萦绕，我们以符号化的方式来设计我们自己，穿具有符号意义的衣服，利用具有象征意义的手工艺品来装饰我们的家，为我们的身体喷上香水以传播(或者避免传播)特定的信号，乘能传达某种意义的交通工具去上班(它们包含能够持续传播符号的系统)，吃充满各种表意的膳食(中式的、意大利式的、素食的、含脂肪的)，经过和走进向世界传达出某种符号的建筑(银行、商店和学校)。

可以确定的是，所有社会都要求使用符号，但是我想没有人会怀疑如今我们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的表意的海洋中漂浮。虽然前工业社会拥有复杂的地位层级、复杂精美的宗教仪式和华丽盛大的节日，但是生存的严峻、地点的固定和惯例限制了符号的使用。如今，我们再也不用在相同的地点与相同的一群人交往，选择一种相同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与陌生人互动，通过符号我们向他们展现出部分的自己例如，作为汽车上的一位乘客，或者是作为牙医诊所的一名病人，或者是作为一家酒吧的顾客。同时，通过我们的报纸、书籍、广播、MP3播放器、手机、电视和互联网，我们接收到来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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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让·鲍德里亚的出发点：如今的生活展布于永不停息的符号流动中，包罗万象的符号囊括了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与新闻有关的符号)、人们期望展现出的身份(关于自我的符号)、个人地位(关于地位和尊重的符号)、某些建筑是为了什么目的(建筑学的符号)、审美偏好(墙壁上、餐桌上和餐具柜上的符号)等等。正如约翰·菲斯克(JohnFiske，1991)(赞同鲍德里亚的评论者)所观察到的，我们的社会充斥各类，这体现了“我们的时代与以前的时代之间……的截然有别。在一个小时的电视收视中，一个人可能能够体验到比一个生活在非工业社会的人一生能够体验到的还要多的影像”(p.58)。

但是，借用居伊·德波(GuyDebord)，1977)以“景观社会”(the“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对一代之前特别显著特征的描述，20 世纪60年代法国的情境主义者们(situationists)对此话题津津乐道(Hussey，2001)，毕竟获得了其他思想家们的注意，他们反对后现代标识以及任何认为符号的饱和(sign saturation)宣告了一种系统性变化的观念。鲍德里亚和其他持有同样观点的思想家们远远不局限于仅仅言说现在流行如此海量的符号传播。实际上，他们认为后现代文化还存在其他一些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后现代与过去决裂。

当我们回想起一个现代主义者会怎样解释“符号超市”时，甚有助益于我们的深入理解。我们在前面一些章节讨论的思想家们，比如赫伯特·席勒和尤金·哈贝马斯都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表意(signi-fication)的爆炸性增长，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这些表意被熟练使用，它能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生存处境。这些研究路径认为符号存在着许多不足，如果可以纠正符号的缺失，那么矫枉过正的符号便会有助于促进一个更加公共的社会(a more communal society)和更民主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从现代主义解释中，显而易见的是批评家们认为他们能够识别在符号中存在的扭曲，也就是说，符号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真实的，如果改进符号的局限性，那么拓展符号至更加真实和开放的情境，尚有可能性。例如，这些学者们经常哀叹电视上放映了许多肥皂剧，他们的理由是这些肥皂剧是逃避现实的、琐碎的，并且是对日常生活方式的非常不真实的描述。如此批判言论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观点—可以制作更加真实的叙事性节目在电视上放映。同样地，例如，现代主义学者们不懈地试图去识别新闻媒体歪曲真实的事件和问题的方式，言下之意为——真实的新闻报道可以实现。有关时尚的现代主义论题如出一辙，在风格和式样的选择上，年轻人被一些不合适的模范角色和商业贿赂(commercial venality)所误导了——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未阐明的信念，即可以追寻到更加地道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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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鲍德里亚从来都不渴求“未受到扭曲的传播”和“真实”，他认为，既然任何事物都只是一种表意，那么无可避免地任何事物都只是一种人工雕琢和打造，因为毕竟这才是符号。现代主义批评家们会坚称在符号背后存在着某种真实，或许此一真实被一些不可靠的符号所遮蔽了，但它们依然真实存在。但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只有符号是存在的。所以，人们不可能逃避人为打造的环境，假装能够逃避这种不真实毫无意义。例如，观众们在收看电视新闻节目时，会以为那些符号再现出了他们所不了解的现实—“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但只要稍想片刻，我们就能够意识到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只是事件的一种版本，被记者的接触范围、道德价值、政治倾向以及是否能接触到新闻事件和人物所形塑的一种版本。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轻易地说明电视新闻再现的不是“现实”，而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构建——学术研究者们常常着手进行的一项任务，并且对于那些以一种后见之明来回顾录制的新闻节目的任何人来说，多么显而易见，那么我们怎么可能还能够主张在符号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真实的”情境？对于鲍德里亚来说，“现实”伴随着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符号而开始和结束，任何对媒介符号的批评不可能提供一种更加真实的新闻版本，只不过提供了自认为能描述存在于符号之外的现实的另一套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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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更加深入地拓展了媒介符号如何被建构的洞见，他断言如今每个人都了然于胸——即符号的不真实性是后现代文化中一个公开的秘密。换言之，以前或许有人会认为符号是再现的(repre-sentational)(符号指示了其背后的真实)，但现在人人皆知符号只不过是模拟(simulations,Baudrillard，1983a)。例如，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广告或许能真实地展现特定对象的性质。但事实并非如此，广告显而易见的不真实呈现常常激起了一些现代主义批评家们的愤怒，他们主张揭露广告对事实的扭曲，例如，某种洗发香波带来了一种性诱惑，或者某种含酒精的饮料能够促使一个人擅长社交等等。现代主义者直接揭露了广告商的诡计(虚假的联系、深层心理学等等)，其抨击的立场秉持两种假设：首先，他或她有特权去发现广告商的欺骗行为，而大部分消费者蒙昧无知；其次，能够设计出广告的一种真实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广告便可以真实地反映产品。

鲍德里亚反驳了上述观点，他认为普通人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相比，见识比肩，例如凡斯·帕克德(VancePackard)就和肯尼斯·加尔布雷斯(Kenneth Galbraith)一样有智慧，但是普通人嫌麻烦不想对此小题大做。他们当然意识到广告仅仅是广告，它们不是“真实的东西”，是虚假的，只是一些模拟。每个人，不仅仅是知识分子，都知道可口可乐并不会“教世界唱歌”，李维斯的牛仔裤并不能使人到中年的男人摇身一变为年方20的魅力帅哥，箭牌口香糖并不能带来令人激动的性体验。所以，我们何苦忧患广告，因为“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ies)(Baudrillard，1983a)根本对广告无所挂怀。

鲍德里亚的确声称人们喜欢广告，但他们并不是因为广告试图传递的任何讯息而去喜欢广告的，当然也不是因为他们可能会被广告说服在看过广告之后便去购买某种产品他们喜欢广告只是因为广告能够带来快乐。广告“犹如景观且令人陶醉”(Baudrillard，1983a，p.35)，仅此而已。谁知道谁又在乎福特、健力士(Gui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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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本森-海吉斯(Benson& Hedges)的广告表达了什么意义呢？我们可能(或者不)只是享受观看这些符号的体验。①

与此类似的情况，想想哈贝马斯教授在表达对当代民主社会中政治的包装的忧虑时，他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现代主义焦虑。对于像哈贝马斯这样的批评家来说，对政治信息的操纵到如此程度，怎不令人叹惋？政客和他们的公关顾问为应付媒体采访所做的极度细心的准备(排练、简报、扮演出来的事件、无记录的讨论、为了展现出一个好的形象而选择的化妆和着装、媒体顾问在政客们展示他们的政策和内阁成员时扮演了一种不相称的角色)应受到谴责。批评家们开门见山或含沙射影地指责政客的品质，要求政客应该是正直诚实、意见开放、真诚直率，而不是躲藏幕后，以一些误导性的和虚假的媒体“形象”矫情虚饰。

鲍德里亚以两种论述回应现代主义者的指责。一方面，他坚持认为要求媒介符号正确再现政治和政客，简直就是幻想，痴人说梦而已。媒体不可避免地只能再现某些议题、特定的人物和有限范围的政党。无关别的原因，单单是时间的有限性就意味着政治报道只能局限于某些特定的问题和政治立场。再加上政客们倾向于向媒体施加压力以发布有利于他们自身立场的报道，对于媒体要精确无误地再现政治而遭遇的困难，我们相当容易理解此情此境实在无法克服。在鲍德里亚看来，媒体聚集起各种报道以向公众再现政治的事实，其意味着任何另类的再现(alternative presentation)只是另一种模拟。在一个电子媒介时代，我们只能拥有一种模拟的政治(simulated pol-itics)。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主张—既然每一个人都知道情形是如此，那么人们也就无需烦恼，因为我们可以忽略符号的存在，我们都知道符号虚假，所以我们仅仅享受符号景观，大可不必在意讯息，一看媒介符号就心照不宣地推论：“不过是政客们再次粉墨登场上电视了”。

由公众的此等见识推想，忽略媒介符号不就等于宣告了“意义的死亡”(the death of meaning)？如果人们意识到符号只不过是模拟，所有可想象得到的一切只不过是另类的模拟，那么任何模拟都可以，或者也都不可以。于是，我们可以得出鲍德里亚的结论：“我们生产出了极其丰富的影像，不过，其中没有什么可看”（Baudrillard，[1979]1990，p.17)。如果“大众们”(masses)意识到符号仅仅是模拟，那么我们就和极其丰富的无表意符号处于同一世界。我们拥有的符号没有意义，不过很“壮观”（Baudrillard，1983a，p.42)。人们可以去观赏符号、体验符号，或许会喜欢符号，但其毫无意义可言。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后现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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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心照不宣地为再现讽刺、幽默开心与滑稽取笑的广告制作者所分享，嘲弄看过广告而被说服购买宣传产品的受众的盲目。

笔者用来举例说明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文化概念的例子，大部分来自于媒体，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表意领域，也就是人们一提及信息爆炸时最容易想到的领域。但是，意识到鲍德里亚的言论很重要，他认为媒介景观和表意的社会无处不在，甚至比一个正在疯狂扩张的媒体要更深地渗透进社会世界。为了洞彻其中的深意，让我们回想起如今一切都是符号：服饰、体形、酒馆装饰、建筑、商店陈设、汽车、兴趣这一切都严重地信息化了。此外，现代主义论者趋向于以一种潜在的真实性来考察符号事物，例如对特定体形的人来说，存在着一种正常体重的标准；商店可以按照某种特定方式来陈设，顾客们可以最方便和最不引人注目地找到他们所需的产品。不过，鲍德里亚拒斥了此类观点，他的理由，我们并不陌生，也就是认为现代主义对真实的寻求，简直大谬，因为所有这些符号都是模拟(simulations)而不是再现(representations)。

他的意思是，比如，体形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是人们可以塑造和设计身体的符号。如果你想象一下如今体形的可塑性(通过节食、运动、服饰，甚至是通过外科手术)，你就会认识到人类身体的可塑性。现在，现代主义大概会采取两种立场回应：要么指责人们对体形的痴迷会导致他们逐渐远离他们“真实”的体形(这给人们尤其年轻女性带来了重重焦虑);要么指责人们拥有一种不适当的体形，不利于维持他们“真正的”健康(“true”health)(或许应该少吃一些)。无论哪种言论，现代主义者所呼吁的是一种真实的而不扭曲的体形，不合时宜的模特与过度饮食者是扭曲体形的案例，他们忽视了关于饮食和健康之间的关系的专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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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的回应是他不认为存在一个真实的体形，关键在于如今我们都在遵守一种不变的食谱(我们都在从丰富的食物中挑选我们食用的食物)，而专家们本身也对健康和体形之间的联系问题意见分歧，而且，在一个充满选择的时代，我们也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体形。在这种情况下，只存在一些不真实的体形，它们只是一些模拟。这些模拟既没有再现“真实的”/理想的体形，也没有与之违背，体形就是身体外观，只是一些缺乏表意的符号。如此言论可以通过询问如下问题来检验：如今体形意指(signify)什么？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它的意义已经坍塌，恰恰是因为人们知道了不管什么类型的体形符号都是不真实的。例如，如今一个苗条的体形意指什么？美丽？厌食？自恋？健康？妄想？体形正在丧失意指能力，在丧失了意指能力之后，它只是一种可被体验而不是一种可被解释的符号。

在此，鲍德里亚所反复重申的是一种关于符号的社会建构主义言论。也就是说，如果现象属于社会建构，那么它们就是模拟，在它们之外并不存在“真实”。这解释了鲍德里亚的著名论断，即迪斯尼并没有象征性地再现位于娱乐中心之外的真实的美国(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论断，认为迪斯尼神话般地再现了美国的价值观，于是在参观者们正忙于娱乐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陷入某些意识形态的圈套)。与此相反，鲍德里亚认为，迪斯尼是使人认识到模拟的一种方式，这种模拟是现代美国的全部：关于美国的一切都是人工雕琢、建构和创造，从小镇的大街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公司办公室。鲍德里亚声称，所有这一切都是超现实的(hyper-real)，符号(通常具有物质形式)不指代任何事物，只指代它们自身。他的评论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迪斯尼乐园被展现为一种虚构的幻象，以使我们相信余下的世界(therest)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它周围的洛杉矶和美国都不再是真实的，只是一种超现实和模拟的状况。

(Baudrillard, 1983b,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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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代时代，现实和非现实、真实和不真实、正确和错误之间的区别已经崩塌了：当一切都不过是人工雕琢时，这种确定性便不复存在。所以，“具有历史意义”的小镇、“海滨胜地”和“娱乐”城都是超现实的，因为它们与一种根本的现实无关，旅游胜地和娱乐只是一种伪造，在它们自身的模拟之外，并不存在任何真实性。所以，与现代主义者一道去寻求“真实”，愚蠢之极，他们认为可以在伦敦塔或黑池塔(Blackpool Tower)中找到这种“真实”的想法，纯属幻想，因为在这些符号之后并不存在任何真实性。与之相反，那里存在的一切就是这些不真实的历史遗迹。它们属于超现实的“由一种缺乏起源和真实性的关于现实的模型所生产”的超现实（Baudrillard，1988，p. 166)。

在这种情形下，鲍德里亚提出了一个与之联系的观点，其建立在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70)在 20世纪 30 年代轰动一时的思考艺术的“机械化生产”首次提出的论断基础之上。本雅明声称，随着电影、印刷术、摄影和广播的出现，艺术曾经从它的唯一性(uniqueness)(只有一幅米开朗其罗的《大卫》，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是建筑装饰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获得的“光晕”被毁损了，因为在它最初产生的环境之外，艺术作品可以不断被复制。鲍德里亚的观点比本雅明的观点更深入，他发明了一个术语“拟像”(simula-crum)来指代“缺乏原件的复制品”的符号。如果你购买一个CD机或下载一首曲子到你的 iPod 中，原作(an original)的意义就荡然无存了。如果一个现场音乐会的录音带被销售，你便会了解到它已经在录音棚中被小心翼翼地“合成”和“处理”了，那么它与实际演出之间的关系也就微不足道了。同样地，关于一部原版电影或视频的观念也不敏锐，在一个“拟像”的时代，再思考真品和原作有什么意义?

既然上述观点已表明真实的不存在，在“真实被废弃”(Baudril-lard，1983a，p.99)之处，符号也丧失了意义(用鲍德里亚的术语来说，意义被“内爆”[imploded]了)。尽管如此，我们何必杞人忧天，因为我们一直都会记起后现代的万应灵药，即无论如何观众都有颠覆讯息的能力。现代主义者们会担忧“沙发土豆”式的电视观众和旅行者，观众缺少电视批判能力，而旅行者参观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景点，摄影留念一番，继而在“完成了例行之事”之后，并没有欣赏到“真正的东西”而离开景点。不过，此类言论，严重小瞧了普通人的创造性—实际上，电视观众们一直都是活跃的，他们积极地切换频道，与伙伴们聊天，打电话或者大声叫嚷着一些不尊敬的或不相关的评论；而当旅行者们在游览国家历史博物馆时，他们一直都在做着各式各样的事情，做白日梦，好奇为什么导游看起来像一位亲戚，准备晚餐，与其他参观者们交谈，默想梁龙(diplodocus，恐龙的一种)是不是曾经有过牙齿。受众对有意图的传播符号(intended signs)并非缺少抵制能力，我们大可断言：后现代观众决非现代主义者们如此惧怕的“文化傻瓜”(culturaldopes)，迄今为止，实际上，他们没有听到和看到任何东西，只是体验到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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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

意大利哲学家和欧洲议会曾经的成员吉安尼·瓦蒂莫(b.1936)声称媒体的发展对预示后现代主义的来临尤为重要(Vattimo，1989)。信息从此到彼，再到各处的爆炸性增长是电视、电报、视频以及其他媒体形式的一个特征，它破坏了现代主义对“真理”和“现实”的信心。瓦蒂莫认为，虽然在思想阵线上，启蒙信条已经被一些另类历史诠释成功地挑战，同样媒体的扩张也削弱了任何对单一思维方式的更普遍效忠。

如下情形在现代主义思想家中很普遍，即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哀叹“大众社会”的发展。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变得如同牧群一样(herd-like)，他们被提供同质化的娱乐和宣传节目的媒体所灌输。熟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的读者们，自会意识到此类悲观的景象，而且保守主义批评家如T. S. 艾略特、弗兰克(Frank)和昆尼·里维斯(Queenie Leavis)对电影、广播和大众化发行的报纸产生的影响，一样感同身受(Swingewood，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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