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与悲观言论相左，瓦蒂莫认为媒体的扩散使不同的团体、宗教和国家拥有了发出声音的机会，发表的观点是如此多样化，以至于观众们要面对的问题和事件的“真实”与“观点”逐渐增多。如今，“任何类型的少数派都拿起了麦克风”(Vattimo，[1989]1992，p.5)，他们传播的世界观使各种各样的关于“真实”的观念崩塌。瓦蒂莫认为如此境遇带来了自由，因为对真实以及与之相关的说服信仰(“你必须做这件事，因为正确”)丧失了。当媒体每天都向你展示对于某些事件的许多相互冲突的解释和对于什么事件值得回想的许多相互冲突的界定时，你怎么会再相信有“真实”或“正确”的存在？

当广播和电视再现多样化的现实(社会性别的、宗教的、文化的、种族的、政治的和美学的)时，差异便成为每个人关注的重点。在非常多样化的符号的轰炸之下，人们感到迷惑和动摇，不再确定任何一件事。但是，这实际上带来了解放和一种确定无疑的后现代，人们的体验再现出“摇摆、迷惑和游戏的特征”(p.59)。就此言论，瓦蒂莫与鲍德里亚的立场，何其一致。符号的多样性有些自相矛盾地破坏了符号的意指(signify)能力，给人们带来了景观、无意义和来自真理的自由。注意，瓦蒂莫是在互联网的大规模流行之前发表上述观点，而互联网所带来的聊天群、博客、即时消息以及引发的一系列壮观的景象，无疑为他的观点增加了可信度。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马克·波斯特(b. 1942)，一个把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of California，Irvine)作为根据地的美国人，是鲍德里亚的一位长期的学生和译者。他认为后现代时代迥然有别，因为现代时代以“信息模式”为特征（Poster，1990）。其论点值得探索，时代最基本的变化来自于信息的发展主题在鲍德里亚的著作中已有详细阐述，波斯特不但有所提炼，而且还强调了后现代时代的新奇性。

波斯特认为信息技术的扩张(于是带来了以电子媒介为中介的信息扩张)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思考自身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关系网络”(Poster，1990，p.8)。为了详细阐述此一原则，他提出了一个建立在不同类型的“符号交换”(symbolicexchange)的基础之上的变化模型，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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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对面互动的口述(oralism)时代。在那时，生活方式是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自我植入群体之中，符号也与这种固定的生活方式相符合，符号交换就是阐述已经被社群所了解和接受的事物。

1. 书面交流(written exchange)时代。此时代的符号担任一种再现的角色，自我被认为是理性的，个人对自我负责。

1. 电子中介(electronic mediation)时代。在这个时代，符号是信息化模拟(informational simulations)，它们的非表征特征至关重要。在此，自我是“在一种持续不断的不稳定情景中去中心化的，分散的，多重身份的”(p.6)，在一种“多重身份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回旋(Poster，1994，p. 174)，因为“能指的流动”(flow of signifiers)才是这个时代的决定性特征，而不是指示某个特定事物的符号。

波斯特认为一旦人们描述和思考别人对他们的期待，他们就会发展出一种非常强烈的自主意识，并且特别会通过写作去描述在他们之外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而在现在这个后现代时代，模拟的扩张已经粉碎了先前的确定性。人们不再相信在符号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现实”，自我被碎片化，不再有重心，而且再也不能分辨出一种客观现实。尽管如此状况中的人们失去了地方传统，但同鲍德里亚和瓦蒂莫一样，波斯特把这视为一种解放，因为“再现的危机”(Poster，1990，p.14)导致了一系列不能意指的符号，这最终使人们从“真理”的专制中解放出来。

波斯特(2001)支持后现代主义对“真理体制”(truth regimes)的反抗，这与他对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热情是一致的。在他看来，那些能不受任何阻碍而任意使用互联网的“网民”(netizen)取代并且超越了“公民”，后者的权利和义务在现代是通过民族国家行使的，这些权利和义务被某些国家利用以向西方以外的世界强加西方的价值观。波斯特认为启蒙时代所推行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是一种支持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方话语。既然全球化推翻了民族国家，互联网许诺了更进一步的解放，那么这种自由的核心要素就是拒绝对公民权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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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在此，审视利奥塔(1924-1998)的著作，尤其是时候，囚为他的著作特别关注真理的主张是怎样被后现代发展所颠覆。而且，他在讨论的进程中，聚焦了信息化趋势，他声称正是信息变化引起了人们质疑真理的存在，这正是后现代文化的特征。此外，利奥塔与前述三位思想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他得出了与他们类似的结论，但是他的出发点却与他们不同。虽然鲍德里亚、瓦蒂莫和波斯特强调了符号(尤其是在媒体中)的迅速发展，利奥塔却另辟蹊径，他对信息和知识的角色和功能的变化更加高度概括，且深刻剖析。

这位法国哲学家认为在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知识和信息正在被深刻地改变。首先，它们日益只有在它们符合效率和效果的要求时，或采用利奥塔的术语，在“表现绩效原则”(principle of performa-tivity)盛行时，才能被生产出来。这意味着只有在符合效用标准(utility criteria)时，信息才会被搜集、分析和生产。这或许可被看成是一种“系统”倾向(“systems”orientation)，其倾向决定了什么将会被了解。“系统”的“程序”默认信息/知识只有在它们具有实用价值时才能够被生产出来。由此，信息/知识具有与计算机类似的特征(此外，只要可能它就会被转换成数据——绩效指示器—这样，它就会最易被量化，而它的绩效也就最易被测量)，这种机制致力于“使全球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最优化—换言之，绩效优先”(Lyotard，1979，p.11)。此外，与其他系统一样，它也以一种自我延续的循环为特色：其运行需要知识/信息，且又决定了何种知识/信息将会被生产出来。

其次，在此，利奥塔认为其马克思主义背景显露了，因为他论述知识/信息越来越被当作是一种商品。此前，我们已经看到赫伯特·席勒的著作对此主题炉火纯青的讨论，与席勒的观点相同，利奥塔认为信息日益成为一种可交易物，受到市场机制的支配，而市场对绩效的判断具有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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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作用力综合作用，甚至足以宣告一种后现代情境的来临。首先，表现绩效原则的运用意味着在效率和效果上不合格的信息/知识会被贬低，或者甚至会被抛弃。例如，从表现绩效原则看，美学和哲学在绩效上很容易被判断成难以达标，而金融和管理将备受青睐，得到支持。于是前者必然会遭到降级，而后者必然会得到提升，在学科内部，更具有实用价值的领域将会比其他领域获得更多的支持。例如，对技术转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对市场具有实用价值，于是研究资助机构比如 ESRC(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便会认为技术转化研究更值得支持，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的“宗旨”要求它所资助的研究应为产业的竞争力做出贡献。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科学家的兴趣比较另类或者不实用(根据绩效标准来评判），那么他就会遭到排斥。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作为一名政府部长，诺曼·特比特(NormanTebbit)就呼吁应把支持艺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资金转移到一些更加实用的学科，应该从那些“研究古埃及手稿和上沃尔塔流域(Upper Volta valley)的人”手中拿走资金，以应用于产业界认为比较实用的研究主题。如今在英国，在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问题时，考量是否具有实用价值已成既定的正统观念。

其次，现代主义崩塌的信号—知识开发(knowledge develop-ment)正日益转移至大学之外，传统上在大学里有一群隐居的精英们安于一种寻求“真理”的使命。挑战传统大学支配地位的是一群智囊团(Cockett，1994)、私有公司的研发部门，以及基于效率和效果而生产和使用信息/知识的压力集团。例如，评论家们现在认为“公司课堂”(corporate classroom)与美国的大学和学院一样举足轻重。很容易列出一些重要机构的名单：如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IBM的研发部门以及辉瑞公司(Pfizer)，后者雇用了几十名博士，除了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情以及指导他们工作的原则不同，许多观察家认为该企业看起来“就像一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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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企业之类的替代性知识/信息中心和大学之间的人员流动变得更容易，这表明高等教育已经从内部嬗变，它越来越与绩效标准相一致。如果我们回溯任何发达经济中的高等教育历程，便可勾勒出同样的趋势：实用学科更上层楼，而很难展现“绩效指标”(体现了它的实用性)的学科却日渐萎缩。三十多年来，在英国高等教育中迅速繁盛起来的是如同法律、计算机、商业和管理之类的学科；如今每一所英国大学都以在有限范围内的一些学科中，拥有一些受到赞助的教授职务(sponsoredprofessorship)为豪；大学为公司提供培训项目甚至是批准私下创设的课程变得越来越平常；大学承受着持续的压力，即通过向学生们传授“能力”和“可转化的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使教育与雇佣的“真实世界”的就业市场“更相关”，这些“能力”和“可转化的技能”可以使学生们成为更有效率和效力的雇员。

利奥塔把这个论断扩展到了整个教育领域，他坚称这个领域如今的动力来自如“它怎样才能增加我的潜在收入？”和“这怎样能为促进经济竞争力做出贡献”。这种转变不仅对学校和大学产生了影响，而且改变了教育的概念本身。在利奥塔看来，表现绩效原则意味着教育不再被视为人生独特的接受知识的阶段，反之，教育被当成一种职业，工作需求强烈地支配了这个领域。利奥塔(1993)论述道，“知识不再作为一个整体而一劳永逸地被传递……反之，它是成年人的菜单’，他们要么已经工作过或者将要工作，他们来接受教育的目的是改善自身的技能和增加升迁的机会”(p.49)。这是对当今正统教育政策的重复，而“终身学习”和“弹性”在此类教育政策中是支配性的口号。

第三个方面是由于教育已被重新定义，导致真理长期以来确立的概念被摧毁了，绩效和商品化使人们从效用的角度来定义真理。真理不再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也不再是大学为之仰慕、憧憬的圣地；反之，各类追求绩效和商品化利润的机构之实际需求定义真理之内涵。这种发展是后现代主义的决定性要素，因为用“真理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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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rality of truths)来取代了“真理”，意味着再不可能有任何人以任何标准合法地裁决真理本身。引用利奥塔(1988)的话，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真理只是一种“措辞体制”(phrase regime)，根据人们谈论真理所运用的各类术语定义其意义。

从此而论，传统大学(一度是合法的知识定义者)的衰败，和与之相关的知识分子的衰败，正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Bauman，1987)。利奥塔认为，无论关乎人文，还是普通大众，或是启蒙、无产阶级，或是其他，知识分子都应该以一种“普遍的”热望来追求知识。毋庸赘言，许多知识分子就该抵制以绩效为标准的专家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嘲笑以实用性来指导信息/知识的发展者，认为他们“仅仅是技术匠人”。知识分子们反对技术专家们只在“与某种运行相关的输入/输出……比率”(Lyotard，1993，p. 4)的范围之内工作，而他们通常渴望为更广大的对象研究、写作和讲授。

但是，在教育界之内和之外，知识分子们的辩解听起来日益显得空洞。这部分是因为资源的缺乏，资源的分配变得困难，并且无可避免且富有争议地减少了。但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这是自战后以来(至少)知识分子们存在的理由不复存在造成的结果。在此的要点正是知识分子们自认为他们更有特权接近真理，并且拥有一种总体性视野的主张已经被颠覆。如今，如果有人认为某个特定的学科、职业或者志向要比其他学科、职业和志向优越，那么人们会普遍认为此一说法只不过是一种党派性的主张，不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理性的“措辞体制”。与旅游学、公共关系和商业管理在英国大学中激增的程度一样，任何来自学术界的人认为他们的学科——哲学、英语或古代文明更有价值，因为他们为学生们提供了能接近真理的开阔路径，能使他们更了解“人类处境”，或者更能获取渊博的知识。如此结果，非实用学科的人少则遭受嘲弄，更为常见的是人们会指责此流言论简直不切实际，完全就是天真而无用的恃才傲物。

知识分子们曾经藐视“技术匠人”的坚定立场已经倾颓了，此一情形已广为人知。利奥塔宣称，没有人还以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由——更好的教育带来更好的公民—去追求教育事业，虽然这曾经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普遍观念。历史已经摧毁了该观念的理性：如今“没有人会期望通过教育……去培养更文明的公民”，利奥塔论述道(1993)，“只存在表现绩效出色的专业人士……获取知识只是一种能带来更高薪酬的专业资格”(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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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也是最后，绩效标准在信息/知识领域的应用，改变了什么人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段，接受教育意味着掌握特定的知识。但是，计算机化之后，数据库的掌握与运用比在大脑中储存信息更重要。在后现代时代，绩效性决定了“怎样使用终端”比个人知识迫切。所以，如“键盘技能”和“信息检索”之类的技能会取代传统的知识观念(并且学生简介也会证明电子技能，至少与更正统的学业成就一样受到了同等的重视)，因为“数据库成为了明天的百科全书”(Lyotard，1993，p. 51)。

而且，数据库和使用数据库的能力更进一步削弱了传统精英们关于真理的主张。实际上，他们敲响了“教授时代的丧钟”，因为“教授在传授现有知识方面不再比电脑记忆库更有能力”(p.53)。实际上，教授的实际运用能力与全面处理数据库的能力比团队雇员们还薄弱，而工作世界日益需要团队工作，为此需求形式做准备，学生们便会在一些“技能”比如“在团队中工作的能力”、“领导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受到培训和奖励。

现实变化的一切把我们带回到知识/信息的相对主义。对于利奥塔来说，绩效性、商品化以及“宏大叙事”明显失败，所有认为有特权去接近真理的观念遭到人们的拒斥。某些知识分子可能会对此感到绝望，但与后现代信徒鲍德里亚和瓦蒂莫一样，利奥塔(1993)认为此一趋势带来解放，因为，

普遍观念的衰落可以使思想和生活从“整体强迫症”(totali-zing obsessions)中解放出来。责任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它们之间的不相容)强迫并且将会强迫重任在肩者……灵活、宽容和优雅。

(Lyotard, 1993,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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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再次深陷入后现代文化。

批判的观点

上文讨论的每一位学者都是深信后现代思想的后现代思想家，他们还推崇如今时代存在所谓的后现代情境。笔者的困境是我能够接受大量与后者相关的判断(并不同意这标志着一种新型社会的产生)，但是我不能赞同前者的立场，这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我对关于后现代情境的描述所做出的回应。在讨论到信息化发展(informational development)的特征和产生的影响时，后现代思想家们的确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和富有洞见的观点。我坚持，如果不考量表意的中心性和特征(Baudrillard)，不考虑到传播模式发生的变化(Poster)，或是没有认识到现代媒体造就的多样化的世界观（Vattimo)，或者说不领会绩效标准和商品化在信息领域的重要性（Lyotard)，我们根本就不能够审时度势地理解当代世界。

但是，后现代思想刚愎自用地将所有的知识相对化；坚称只有真理的不可穷尽的版本存在而没有真理本身，由此，我们需要扬弃后现代思想。最主要是因为论题本身的矛盾，它显示出了古老的克里特悖论(Cretan paradox)—“所有人都是说谎者”。我们如何能相信后现代的主张，如果认为所有主张都是不可信赖的？借用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话来说(1992)，这是“超级空话”(metatwad-dle)(p.41)，其不承认在分析家们的“话语”之外还存在着真理。

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提出一条“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来反对后现代思想家们，即在人们的想象之外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Nor-ris，1990)。这并不是说，真理就在那里，如同星星一样闪耀。当然，真理必须在语言中建立，因为真理并没有向我们显露。但真理并不仅仅是语言游戏，并未因此而被颠覆。而且，尽管我们从未曾在任何绝对和终极意义上紧握住真理，但我们可以通过展示更好的论据形式、更可信的证据、对学问的更精确的运用以及通向研究对象的更可靠的方法论途径，来发展出真理的更充分的版本。如果不这样，那么一个宗教狂热者所透露的“真理”与一个无偏见的学者所展示的“真理”应当等同(Gellner，1992)，这便陷入了一种能带来潜在性的灾难性后果的相对主义(Gibb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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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绝对相对主义的坚持，常常使鲍德里亚的观点沦为一种彻头彻尾的蠢言。可以确定的是，在引起人们对新闻生产的关注和在提醒我们媒介符号的构建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所遭遇到的唯一现实(比如发生在伊拉克、科索沃和克什米尔的事件)上，鲍德里亚还是有功之臣。但是，当他继续争辩新闻只是一种模拟，除此之外不再是任何其他事物时，他做出了如此荒谬而夸张的论述以至于他的观点变成了谬论。他是荒谬的，因为显然所有称得上是新闻的新闻都有再现的特征，尽管新闻是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并不完美的反映，这可以通过如下手段得到证实：比较对相同问题和事件的不同新闻报道，或者/并且意识到的确存在着一个新闻采集者们对之做出回应的经验意义上的真实(empirical reality)。毫无疑问，我们有必要坚持此一原则，即新闻报道是(能够)再现现实，惟其如此，人们才可以质疑哪些新闻具有可靠性(如果他们有怀疑)，他们才能判断出一篇报道要比其他报道更准确和更真实。在我们开展这项比较的任务时，我们也能意识到我们正在区分出那些对事件的再现是更充分还是更不充分，更真实还是更不真实，由此而令要么存在一种“真理”，要么存在无限的“真理”的后现代论断成为谎言。

但是，比保持新闻报道具有再现特征这样一条原则更紧迫的，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新闻所报道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真实。新闻对经验世界的提炼自有成功之处，但如果拒绝承认经验世界的存在，我们就会落入鲍德里亚(1991)在评论海湾战争时愚蠢而不负责任的立场，除非我们记住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鲍德里亚坚持，战争开始之前，海湾战争(1991)从未发生，因为其完全只是一种媒介模拟，或者说，在事件结束之后，它仅仅只是一种模拟核战争的战争游戏(Baudrillard, 1992, pp.93—94)。

这并不是要否认第一次海湾战争只被大多数人看成是一种信息事件，或者是要否认直到1999年的北约入侵科索沃、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海湾战争为止，第一次海湾战争是受到媒体最大规模报道的战争。这也不是要忽视大量的媒介报道深深烙印着党派偏见，甚至宣传色彩。与之相反，只是因为战争新闻缺陷多多，所以我们可能想要了解这些新闻有多大可能性是再现现实的，又有多大可能能够区分更可靠的报道和不那么可靠的报道。例如，大多数人都同意这种观点：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中，与欧洲媒体相比，美国媒体被认为是更倾向于美军以及这场攻击本身，因此美国媒介报道普遍没有质疑当局发动战争的合法性，而只是主观臆测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只是关注入侵军队将有可能造成伊拉克采取报复性的毁灭行动。这不是我的主观判断，而是通过系统分析、现有证据以及比较不同国家的新闻报道而得出的合理结论(Tumber and Palmer, 2004; Tumber and Webster, 2006)。此外，处于美国境内的领导性新闻机构，特别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几个月之后，新闻机构开始指责自身在2003年早期的几个月中的报道缺陷甚多。如果同意鲍德里亚的观点，我们就必须认为这些不同看法只是不同看法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沙文主义的福克斯新闻与《自由》(TheIndependent)的报道没有区别。这显然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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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同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与鲍德里亚的观点相比，已故的雨果·扬(HugoYoung，1991)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他告诫他的读者要注意到“随处可见的电视”(wall-to-wall television)报道所传达出来的“真实的幻象”。告诫读者要注意“任何人都不能假设他们在任何媒体上听到的都是真实可靠的”，他继续指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同意依照半真半假的陈述来行动”便要求“记者应该坚持虚虚实实的报道原则”。也就是说，我们的确应该对新闻报道持怀疑态度，但这使得我们要更坚定地最大程度地去获取可靠的信息。如果我们最终相信一切战争报道都纯属虚构，缺少可信度，那么我们对于解决冲突争端，也就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因为媒介报道都沦为了语言游戏。

在一个“虚拟现实”技术(可以精确地模拟一些体验，比如开飞机和驾车，以及潜在地还包括亲密关系)盛行的时代，以及在英国之流的社会中(遗产工业正在坚定不移地重建历史景象)，鲍德里亚对寻求真实的理性提出的责难一呼百应。不过，再赘言几句，鲍德里亚的问题在于他一发不可收拾的相对主义，他拒绝区分不同程度的真实性。我们提议要区分不同程度的真实性，并不是说存在着一些核心的具有永久真实性的事物，而是主张通过批评，人们可以区分出哪些现象更真实，而哪些更不真实(Webste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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