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最后，鲍德里亚主张我们只剩下要去体验而不是去解释的“景观”的论断，再一次反映了他对经验性证据的蔑视。无可否认，在当代世界，我们被暴露在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变化的符号之下，但是并没有严肃的证据能够证明可以抛弃意义。可以确定的是，这使得对符号进行清晰的解释变得异常困难，但其复杂性并不能贸然以为解释既然易变，那么解释本身不再可能或是必要。人们并没有被符号所笨拙化，并没有成为鲍德里亚所想象的愚蠢的“沉默的大众”。

马克·波斯特有许多观点和鲍德里亚一致，与此相关，他的著作也受到了许多类似的批评。不过，在此可以再次批判他的历史分析。波斯特主张历史由三部分组成—口述、书写和电子交流(electronicexchange)，如此历史观具有强烈的技术决定论色彩，所以，我们已经如雷贯耳的批评也适合于评价他，即他的言论实在是对历史的不尊重（Calhoun，1993）。

当然，吉安尼·瓦蒂莫警示我们关注媒体扩张所导致的多重视角，这个提醒很中肯。电视让我们看到来自其他文化以及来自我们自己的社会体验(Meyrowitz，1985)，这些体验可以引发我们挑战现状并且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不过，稍稍留心若干的经验证据，我们就会发现视野论调缺陷相当显著，因为一切证据清晰地显示某些视野—特别是美国视野，然后是欧洲视野—比其他视野获得了更多再现的优势(Tunstall，1977)。我们都在说好莱坞支配了世界电影业，美国电视占据了其他国家电视节目的大部分，或者说摇滚乐大体上是发源于伦敦、洛杉矶和纽约，但我们并不是主张其他视野都被忽视了。与此相反，我们认识到其他文化也受到了关注，甚至在此发出了声音—例如，想想饶舌音乐和城市电影，通过少数族群的视野，它们可能展现出另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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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承认媒体急剧扩张，的确丰富了主流视野之外的景观，但并不等同于说媒体就为大众提供了“多重现实”。与此相反，情形肯定与学者赫伯特·席勒反复论述与批判的现实一致，即媒体再现何种视野必然受到了意识形态因素和经济因素的限制。也就是说，尽管一些文化可能在媒体上发出声音，但这种声音却受到了扭曲，它们通常以一种媒体公司认为适宜和可接受的方式被包装起来，最重要的是，它们很可能是—或者已经被制造成为——迎合市场的产品，由此而限制其他视野的媒介再现机会，比如中国视角和乌克兰视角获得大量播放时间的潜在可能。

对瓦蒂莫的评价，也适合于运用对其他后现代思想家的一种基本批评，即瓦蒂莫的论述中缺乏一种致力于评估媒介产品的经验性分析。他认为如山似海的媒介内容带来了许多“另类现实”(alterna-tive realities)。但是，我们的分析应该超越不言而喻的道理，应该展示出视野的变化(以及使用媒介的局限性之所在)，以及对这些视野的不同再现机会。这当然需要对权力进行分析，而后现代思想家们断然忽视了权力分析(虽然他们声称权力到处存在)。

虽然利奥塔的作品对绩效标准的影响和信息/知识的商品化的论述给人以启迪，但同样显著地存在着权力分析的缺乏。人们很容易在一个很广泛的领域中看到绩效性和商品化的影响：技能性书籍(“how to”)和“畅销书”支配着出版业；在电视领域，带来广告收入的“收视率”(ratings)是成功的关键测量标准；在研发活动中，投资者们所追求的是“市场卖点的解决方案”(marketable solutions)，科学家们被迫签署版权弃权书，在专利呈递中，“知识产权”受到保护。或许最重要的是，利奥塔重新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教育领域(无疑这是“信息社会”的核心领域，但是经常被忽视），他论证绩效标准以及事务的日益商业化对教育事业的入侵(Robins and Webster，1989;2002)。

但是，利奥塔的主要问题在于他的结论—一所有知识的可靠性都荡然无存，一个适当的回应是庆贺我们从真理的“专制”中解放了出来。如此惬意的放纵似乎遗忘了引导且会继续引导绩效性和商品化扩张的权力和利益。而且，如果有人想要识别权力和利益的过程和作用，他就会描述出至少暗示了以另一种方式组织社会可能性的现实：“这就是社会的真相，之所以真相如此，是因为我们可以使真相有所不同。”简言之，这就是秉持启蒙运动的理想，即追求另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的理想。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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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后现代情境？

无可否认，后现代思想对当代生活的思考影响深远，特别是影响了关注信息问题的分析家们。此一思潮弥漫于社会学、文化研究和传播研究领域，其中像利奥塔和鲍德里亚之类的学者—最显赫的是福柯，不胜枚举的学者频繁地引用他们的论述。显然笔者承认后现代思潮的贡献和影响，虽然我很不赞同后现代思想。后现代似乎太经常地自作聪明和不负责任，它在恶作剧式地质疑一切事物时显露出了一种极端的愉悦，而同时它又不能区分问题的相关性和证据的质量。所以，后现代主义显示出了一种深刻的保守主义倾向，它只是在不停地纸上谈兵，却没有任何结果举措(不同于袖手旁观)，这与中世纪的宫廷弄臣如出一辙。这说明了尤金·哈贝马斯(1981)的睿智，在多年以前，他就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新保守主义，尽管福柯和他的追随者们具有非常时髦的吸引力。此外，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相对主义是前后矛盾的、自我否定的，并且根本不负责任，这种相对主义认为差异意味着一切，所有的解释都是对解释的解释。思忖小规模互动的复杂性或许会让人感到有趣，甚至是受到启迪，但是，如果把相对主义应用到如战争、军事性宗教派别，以及2004年9月发生在别斯兰(Beslan)的恐怖主义分子对将近200名学童的残暴的大屠杀上时，后现代主义在智识上和政治上的破产已是昭然若揭。

我对后现代思想的异议，并非否定已为若干学者讨论的后现代情境的存在。我们居住在一个后现代社会而不认同后现代思想，两者之间其实未尝不可以兼容呢？享乐主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或许甚至是离心的)行为，对确定的“真理”主张的怀疑，对“专家们”的嘲弄和敌意，对新事物感到愉悦，在体验中感受到快乐，以及对讽刺、模仿作品以及表面性事物的强烈偏好，都可被视为后现代的生活方式，也是后现代性的象征甚至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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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齐格特·鲍曼(b.1925)是分析后现代情境的旗手。自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他发表了深刻认识和考察后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虽然他并没有旁征博引，但是他对当代社会的洞见却是明察秋毫。鲍曼把现代性描述成一个以寻找秩序为特征的时期，一个寻求稳定和控制的社会(其得到关心其公民的民族国家的庇护)，一个对规划持有信心的时期，以及一种想象理性能够为我们如何优化组合而造就更多确定性的场域。与此相反，后现代性带来了不稳定和不安全，国家的力量萎缩，全球性的市场胜利了；这导致了选择的自由，但却使得人们对未来忧心忡忡，怀疑理性本身，尤其是质疑特别声称自己能够接近理性的专家们；后现代性也使国家的控制被消费主义的“诱惑”所取代，影响人们生活在矛盾和不确定性中的需求(Bauman，1997)。这种“流动的生活”(liquid life，Bauman，1997)是一种充满了持续不断的更新和可能性的生活，充满了各种潜在可能，却缺乏一种判断如此可能是否达到的标准。于是这造成人们在生活的每个层面上都难尽如人意，从私人生活(Bauman，2003)到全球领域，都缺乏一种对一个更好的未来的信念，虽然人类正在不断地改变环境的事实获得了广泛的承认(Bauman，2006)。

鲍曼认为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相互关联(如果不是可化约为资本主义的话)。实际上，被资本主义的坍塌以及全球化的加速所释放的喧喧嚷嚷的新自由主义，是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富有弹性的生活方式的核心元素，而后者是后现代性的特征。鲍曼只是在论述资本主义怎样与后现代性联系上时有些不清晰，但是他对市场的持续显著性的承认，远离了后现代思想家们，比如鲍德里亚，后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的决裂。还有一些人比鲍曼更加直率，他们认为我们如今生活在其中的后现代情境是资本主义关系长期发展的一种结果。也就是说，一些卓有建树的学者们能够识别出资本主义关系的一些潜在的特征，其有助于解释我们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变化。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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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思想家并不情愿认为后现代情境是由一种决定性的历史原因造成。例如，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91)的一篇著名文章中，他仅仅提到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cultural logicof late capitalism)。对于詹姆逊来说，现实主义文化与市场资本主义相关，现代主义文化(超现实主义等等)与垄断资本主义相一致，到如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消费者资本主义难脱干系，彼此之间有最紧密的关系。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和约翰·厄尔里(John Ur-ry)(1987)的分析模式与之如出一辙，他们认为由受过教育的、以职业为取向的、个人主义的和流动性的人群所组成的“服务阶层”正在出现，他们对“社群”(community)和“传统”相当冷漠，这与后现代生活方式便是近亲结合了。

大卫·哈维(1989b)毫不犹豫地明确上述关联性的存在。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在资本主义积累中发生的变化所造成的结果。直接地说，我们与当代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弹性—雇员们的适应性、公司进行变革的能力，以及变化本身的加速—促使后现代文化的产生。哈维认为战后的福特主义时代提供了按照标准化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的产品；现在，后福特主义盛行，通过一种经济制度提供了选择、多样性和差异，此种经济制度遭遇经济危机的困扰，面对新环境(信息传播技术、全球范围的竞争、全球化)而急切地想通过“弹性生产”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弹性消费”找到解决方案。后现代文化是这些趋势的结果；如同哈维所述：

福特现代主义的相对稳定的美学标准已经完全让位于一种后现代美学，这种美学以动乱、不稳定和暂时性为特征，它赞颂差异、短暂、景观、时尚以及文化形式的商品化。

(Harvey, 1989b, p.156)

换言之，后现代主义与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过的从福特主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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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后福特主义的转变是一致的。

有趣的是，丹尼尔·贝尔的出发点与大卫·哈维完全不同，但贝尔在解释后现代情境时却与哈维持有同样的倾向，即把后现代情境解释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运行的结果”(Bell，1976，p. 37)。贝尔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在创造和支持大规模消费，赋予人们汽车、时尚、电视以及其他所有事物上所取得的成功，带来了一种快乐、享乐主义、刹那满足的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还没有称之为后现代文化，但这就是后现代文化所指的全部。这种成功也助长了一种经验高于意义的观念（Bell，1990)，矛盾之处在于经验高于意义是与以节制和效率为导向的价值体系相冲突的，而正是后者的价值体系首先为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令人惊叹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我认为这些为后现代情境的论述提供了历史分析，并且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性信息来支持其论断，颇具说服力。不过，坚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仍然可以忽视一切论争，果断地认为这些观点就是自负的“宏大叙事”，哈维仅仅把后现代情境解释成资本主义力量的内在逻辑的呈现；而贝尔秉持坚定的现代主义立场，只是把后现代视为一种比以前所有文化都要明显低级的文化。

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些论述都断然不可接受，因为他们都假设看到了真理，但实际上真理并不存在。例如，哈维声称他透过后现代文化的表象看到了一种潜在的，但却是决定性的经济现实，后现代论者以为他不过是展现他仰慕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此一视野把他所研究的后现代对象贬低为“文化傻瓜”，因为他们没有像一位知识渊博的教授那样清楚地看到隐蔽的资本主义力量(Harvey，2003)。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哈维的观点只是无限的可能性中的一种看法和一种解释，并且是一种相当病态的解释(Morris，1992)。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研究中没有一项可以超脱于批评，相当重要的是那些能够指出作者的缺陷、遗漏甚至是偏见的若干批判论点。所以，例如，大卫·哈维或许会承认他的著作，如果敏锐地吸收女性主义的滋养，那么他的论著更加受益(Massey，1991)。但是，承认批评的价值，并非等于接受认为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解释的后现代主义信条，其间有不可逾越的沟壑，因为两者之间是迥然有别的实质分析的领域。我们会欣然接受每种论述都是片面的，但不可以借此理由就抛弃论述，或者任何论述仅仅等同于任何其他“解读”，简单以为两者难分高低或是断然以为各有千秋，因为人们必须展示某些论述存在何种偏见，而另外一些论述又是如何完善。换言之，我们想起了后现代对相对主义的礼赞难以立足，这在否定所有主张真理观点的同时推翻了它自身的论断。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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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作为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一种描述，“后现代性”这一术语颇有价值。其对令人不安的变化、流动性、怀疑主义，对讽刺的强烈偏好，以及对关系的不稳定性的强调，都捕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征。研究后现代性的最重要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阐明了当代生活的核心要素，尤其是隐藏于过多的选择之下的永恒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对一切事物做出选择，从头发的颜色到是否支持国际特赦组织。作为一种情境，后现代性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到，与加诸于我们的祖先身上的约束相比，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有哪些加诸于我们身上的枷锁已经废除；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到它是不是强调了令人烦扰的要求：我们现在必须选择我们要怎样去生活，虽然在其中进行选择的清晰场所已经瓦解了。反过来，鲍曼对“诱惑”的关注警告我们要注意市场、广告和名流的特殊意义所有的媒体以及与之相连的影像在以前的控制体系都大规模地衰落的时期中至关重要。此外，后现代思想家们对符号和表意、模拟和不真实，和对应用于信息和知识的绩效标准的改革能力的强调，以及对电子中介信息的重要性的承认，对“信息革命”的研究者们来说，上述一切都受益匪浅。

但是，认为“我们正在步人一种全新的历史结构(historical con-figuration)”的观点却是问题重重。恰恰与之相反，后现代情境的大部分特征可以通过正在发生的(加速的)趋势来说明，现代主义思想家比如赫伯特·席勒、尤金·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和大卫·哈维都振振有词地解释了当代社会的趋势。与后工业理论相同，后现代主义宣告了信息已经获得全新的首要地位，并且认为伴随而来的是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类型的诞生。同样，与后工业主义一样，后现代主义也经不起经验证据与理论洞察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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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第九章 信息和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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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信息社会

《信息社会理论》的主要论旨是分析信息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本书一直在质疑：为什么信息能成为定义我们时代的特征？这一探索路径的合理性何在？因此，笔者研究的出发点是评析各路信息思想家的言论，他们都一致认同信息在当代事务中的重要性—与往昔的社会相比，现代的信息不仅在量上大大超越于过去，而且在当前的商业交易、休闲娱乐以及政府活动等各种事务中，信息还扮演着核心和关键的角色。

不过，思想家们除了上述共识之外，其理论分歧也甚为鲜明。尽管所有人都承认社会上的信息量正在有针对性地增加，但除此以外，其他与信息有关的讨论总是充满争议性。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笔者才尽量尝试理解和解释信息领域的过往风云。笔者希望清楚地了解各种不同理论方法的根基，同时用所能收集到的经验证据、外部理论以及批判视野去检验它们。

笔者有时会强烈地怀疑“信息社会”的合理性，虽然这一概念常被运用于社会科学及其以外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信息社会”的说法颇具价值。概念是思考的工具，它帮助人们组织观察世界的方式，并建立一个清晰的思路。但在我们思考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批判地审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而批评的一部分任务又涵盖了以更加一语中的术语推陈出新。信息社会这个概念有其相当的功用，继菲利普·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之后，大卫·里昂(DavidLyon)也曾描述“信息社会”的作用——它是一个“有问题的”、“基本的组织路径”，用以“组织一系列特别的、总是不断产生新的研究课题的社会现象”(Abrams，in Lyon,1988，p.8)。“信息社会”的概念有助于学者汇总范围广泛而数量繁多的现象，其中包括了职业转变、新媒体、数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等等。尽管如此，信息社会的概念还是存在缺陷，特别是把信息社会描述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时，弊端就更加昭然若揭了。笔者相信考察信息趋势对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特征至关重要，但实际上，大部分的信息社会设想都缺少这部分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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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对不同的“信息社会理论”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评价。许多对“信息时代”的评论总是源自于幼稚而想当然的立场“信息革命已经发生了，它会带来许多深刻的社会影响，在此就是某种我们可以预期并见证的新冲击。”这种想法一开始就带着一种不言自明的坚定的直觉感，并追随着一条整齐的线性思路—科技革新导致社会的变革。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把该思路作为研究信息化、科技化等等先进趋势的出发点，谬误百出。虽然科技决定论所向披靡，但是社会理论的贡献就在于让我们远离科技决定论的影响(当然有的思想家十分暖昧，他们对科技决定论游移不定)。

除此以外，笔者以为当人们通过本书阅读到赫伯特·席勒、安东尼·吉登斯、曼纽尔·卡斯特和齐格蒙·鲍曼等人的理论时，他们对于信息在当代社会的意义一定有更深刻的理解。例如，丹尼尔·贝尔主张服务业的增加带领着信息职业的扩张，这是“后工业”社会自我运行的最重要因素。吉登斯的理论是，信息社会起源于监控活动，而这些监控活动主要被组织世界紧急事件的国家所掌握。读到这里，谁能不被吉登斯的论点吸引呢？赫伯特·席勒则认为，二战后的信息爆炸使资本主义公司得以稳定前进。尤尔根·哈贝马斯担心“公共领域”中的信息质量正不断下降，因为“公共领域”是民主政治正确运行的基础，而信息则为民主参与者提供氧气。信息理论家提出社会一经济组织的形式正从福特主义转型到后福特主义，谁能不承认此理论的合理性？吉恩·鲍德里亚有一句格言，他认为对符号的观察实际上是一种模拟，或者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说的“表现绩效原则”一样，对符号的观察加强了信息在“后现代”的产生和应用。我们深受这些理论家的高见的熏陶、启示、震撼、激励而认真反思。最后，当人们遇到这些思想家和他们的著作时，谁还会说有关“信息时代”的所有言论都属于无可救药的愚蠢？

第十章 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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