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如果笔者就此挂笔，然后对读者说，我已经介绍了各种与信息化趋势相关的阐释，这显然不够地道。认真地阅读过本书的读者会发现，本书辨别了某些思想家的说服力，孰强孰弱，字里行间已浸透笔者的诠释。

本书主要通过引用别人的著作来完成笔者对这些信息理论家的深人批评，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认真地审视思想家的理论原则，还需要了解这些理论运行的突出经验证据。细心的读者会在这本书前面的研究中收集到笔者的诸多个人见解。然而，为了使本书的主题更加清晰，笔者开门见山的论述如下。

笔者认为，如果一个人想尝试了解信息领域以及信息在当前时代的意义，那么他首先必须从赫伯特·席勒、尤尔根·哈贝马斯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的观点、研究以及其重要著作中提取信息。但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忽略像丹尼尔·贝尔、吉恩·鲍德里亚以及马克·波斯特等学者的思想。相反地，在分析后一类思想家时，笔者会利用他们著作中人木三分的观点补充我过去研究的缺陷。即使本书批判了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的某些内容，但笔者依然认为这部作品是当代世界最具说服力的分析论著(Websterand Dimitriou,2004)。

笔者赞同某类思想家主要有两个关键要素。首先，我考虑的是这些思想家的研究方法是否阐明了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以及他们的假设是否充分地建立于经验研究之上。在我看来，赫伯特·席勒的批判理论(他的整个理论是果断而有效的，但他对事实发展的思考远胜于他对理论的发挥)、尤尔根·哈贝马斯和历史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确实比后工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支持者的著作更具说服力。更明确地说，笔者偏爱他们的理论并不意味着认可这些学者的任何一个观点，也不说明席勒、哈贝马斯以及吉登斯等人对信息领域特征的描述是一致的。读者能明显地发现，席勒留意资本主义的必要强制性，而哈贝马斯则关注民主讨论的必要条件，而他们二者的侧重点又有别于吉登斯，吉登斯强调国家的军事与公民权利，以及这些因素对信息收集和运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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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思想各有侧重，但是在他们的理论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共同点。笔者之所以偏爱这类思想家，正是因为这个共同点不仅使他们区别于其余思想家，也使他们的理论比其余思想家对信息的阐释更具说服力。席勒、哈贝马斯以及吉登斯都确信，信息化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发展的趋势，不过在19世纪的时候，随着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国家权力的巩固而加速发展。到了20世纪末，由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在过去世界市场从未接触的国家领域建立了公司(地理上遥远的地域也能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使得信息化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也就是说，这些学者相信信息化的发展必须以历史事例和连续性的方式进行研究分析。因此，每一个思想家在独立观察现象之前，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次建立信息化模式和程序，以确保他们在不确定和偶然的情况下也能获得最好的信息，同时这也是为了保证现存的社会形式能永久地持续下去。例如，在赫伯特·席勒的著作中，他不断地强调资本主义特征支配着信息领域的起源和运行：在信息领域中，企业家和市场规则拥有决定权，而权力的不均等也是十分明显的。类似的，哈贝马斯通过阐释信息误传、假信息、信息娱乐(信息所有的伪装姿态)的发展过程，以及商品化、市场标准对各领域的入侵等手段，论证“公共领域”正不断被削弱的观点。因此，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信息爆炸”只不过是理解资本主义扩张历史的一个重要手段。

而吉登斯的信息研究路径则是将信息发展特别置于结合国家的发展以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语境中考虑，例如工业化的战争、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开展等时代背景思考信息的意义。调节学派理论学家的研究侧重点也与之殊途同归，他们强调全球化蔓延的机遇和挑战使资本主义国家沿袭经济衰退和结构重组，在此阶段后发展起来的先进资本主义是信息化趋势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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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强调历史延续性的思想家并不认为世界上没有发生变化。正好相反，在他们作品中的“信息化”正说明了他们承认变化已经发生，并把信息的地位看得比过往社会更重要。然而，他们确实反对利用“信息革命”推翻过去的一切事物，他们并不认为“信息革命”标志着新的社会类型。当这些思想家解释信息化的时候，他们坚持信息化是已经存在与持续关系的结果与表现，而且使现存的各种关系延续并产生共鸣。因此，这些思想家确信，现在导向信息化生活的力量，即使到了公元3000年，也一样引领风骚。

与丹尼尔·贝尔、吉亚尼·瓦蒂莫以及马克·波斯特的假设相比，拨开重重迷雾，日渐清晰地看出笔者更偏爱信息化生活是既存势力的延伸这个观点的诠释。在所有的方法和观点当中，最大的分歧始终还是选择变化优于延续性，还是接受延续性优于变化。选择变化的方法论不断强调这些信息现象是由于新的社会形态出现而引起的，并标志着一种系统的断裂。这类思想家使用了形式各异的术语来描述新型社会——从最普通的信息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信息时代和弹性专殊化等等。

当然，这其中没有一个思想家会缺乏历史的想象力，不过，他们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分析信息社会区别于过去社会的新颖性。在本书中，笔者努力去证明这些思想家的提议是不可靠的，在证明的过程中，为了有足够的理由反驳他们的观点，我不断地引用那些以连续性为优先的思想家的观点。

可能有人会认为连续性与变化之间的争论是被误解的，且毫无意义。如果人们把这个争论理解为必须在这二者中挑选一个，社会要么只有连续性，要么只有变化，那么这的确是被误解了。实用主义者会坚持，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现代社会的发展混合着连续与变化。如果我们要致力于检验世界如何运作，我们并不需要过多地涉猎连续性与变化之间的矛盾。笔者赞同自己的立场，而且以实际分析超越社会学家中那些老掉牙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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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实用主义者也还是会被问及主导力量究竟是连续性，还是变化？当类似的问题一旦被提出，就不是那么容易回避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评价两类思想家的论点和判断他们的经验证据，看谁更具说服力等途径来解答。这也就是笔者本书努力进行的尝试，正是因为经过比较后，笔者才更倾向于信息社会是过往社会的连续而不是变化，至少有两个理由让笔者必须质疑那些强调信息时代新颖性的观点。首先第一个是现时主义(presentism)的陷阱，它假设每个人的时间都与过去的时间完全不同。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所有历史场景都是唯一的，因此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但是从一个长远的视野来看，现时主义对现在(now)的热情使它过度强调新颖性。阿兰·本内特(Alan Bennett)在他的电影《历史系男生》(The HistoryBoys，2004)中提出“没有一个时期会像不久前的过去那么遥远”，可能也意味着对于现在的这一刻也如此。虽然现在具有紧迫性、强迫性和显性，但本内特提醒我们，“现在”会霸占我们的精力，常常使我们不能以正确的观点看待问题。我们在个人生活中对此道理了然于心，同样可以诉诸更广阔的当代领域中去理解。但凡论述信息社会的观点，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上述现时主义的弊端。其次，那些把信息社会视为新时代的人总是强迫别人接受或者同意当今世界与过往的迥异，他们宣称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舒适的新型社会，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去阻止变化，且只能根据变化的要求适应现实。但历史的轨迹和连续性又使人们注意到，现在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是由人类建立并能被重建的(cf.Bruke,2000)。

在笔者看来，我们要把信息趋势置于历史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压力中理解。其中，历史确实今非昔比，因此，没有人会说现在的资本主义与过去的一样。今天的信息资本主义与20年代早期建立的企业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有着明显的区别，就像企业资本主义时期明显区别于19世纪中后期放任主义时期一样。要准确说明当代资本主义，我们必须确定它的突出特征：规模空前庞大的跨国公司、激烈的全球竞争(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变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国家权力的相对削弱，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现象，它会将世界改造为符合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态。《纽约时代》(New York Times)的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TomFriedman)在其《世界是平的—凌志车和橄榄树》(The Lexus andthe OliveTree)一书中，生动地描写了上述特征，并为它们重新赋予了贴切的概念。弗里德曼直率地说：在“地球村里只有一种游戏”，而美国(最强大和最有经验的操纵者)是这个游戏中的头号种子选手。现在的时代被“美国权力、美国文化、美元甚至美国海军所支配”(p.xiv)，在当代世界，同质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准确来说，全球化使美国的胜利成为引领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同质化意味着世界上其余的国家必须接受美国化。弗里德曼指出，全球化意味着美国将“让麦当劳的巨无霸、电子巨无霸和米老鼠”覆盖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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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笔者，还是弗里德曼，都不认为非西方世界向西方方式看齐，世界就泰然稳定，反而是直接巩固了美国的国家霸权(Friedman，2005)。除此以外，全球化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竞争的激烈化，过去曾经各自独立的领域如今变得紧密相连，推动着社会变化的同时也加速着变化本身(Soros,1998;Greider，1997)。汤姆·弗里德曼(1999)与笔者论旨一致，他那本精彩的书指出如今的世界是活动的、变化的和不稳定的，它不断地发明新产品和改革方法(凌志车)。但人类需要稳定、根基和一致性(橄榄树)。因此，需要安定的人类与动荡的世界之间必然存在着张力，而弗里德曼认为，凌志车将会成为最终的未来。

而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全球化驱使我们所说的“商业文明(busi-ness civilisation)”压倒性地覆盖全世界。因此，虽然我们的确见证着世界的许多变化，但是实际上，在变化的深处也潜藏着一套普遍规律。它们包括：

支付能力将是决定商品和服务供应的最主要标准。

供应将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而不再是集体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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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标准(也就是决定收益或损失的标准)将成为决定事情的首要因素。

竞争(调节的对立面)是组织经济事务的最有效机制。

商品化活动(服从价格规律的关系)将成为规范。

私人财产所有权将高于国家权力。

工资劳动是组织劳动活动的最主要机制。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实践活动的理想化，但不可置疑，上述规则在近几十年间将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蔓延至全球。

形成“商业文明”的原因复杂多样，虽然现在还有少数，但却有重要的力量在抵制其扩张，不过，我们还是看到“商业文明”在近几年依然不断大肆入侵各个领域。“商业文明”扩张之深度与广度所向披靡。在深度上，市场实践已经极大地入侵了隐私生活，这些个人领域在过去，即使在西方也是不受外界影响的。你只要思考一下，就能举出一大堆例子，比如育儿(有趣的玩具和儿童电视泛滥)、日常的食材供应(现在每一个人每天都必须依赖超级市场来获取食物，而在很久以前，许多家庭的服务都是自我供应的，他们在花园和土地上种上蔬菜和饲养牲畜)以及制衣和编制等手工活动的衰落等等(Seabrook，1982b)。

在广度上，我们当然会举全球化扩张的例子，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扩展到许多过去曾经是自给自足的地方。农民阶级在全球大部分地区被淘汰便是一个说明全球化发展的最好例子。在过去，农民阶级是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可是现在，这个阶级已经站在了消亡的边缘(Worsley，1984)。据统计，在1900年，全世界有九成人口是农民(Ponting，1999，p.13)，但当时最大的农业社会(中国和俄罗斯)，到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而在欧洲，农民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原因很简单：农民阶级与市场文明不相容。农民主要是自给自足，他们质疑科技革命的力量，抵制工资劳动和市场组织。因此，由于商业实践，农民的生活方式不再被牢牢地束缚于土地，过去曾经远离商业领域的活动现在正与商业紧密结合(Robins and Webster,1999)。

“商业文明”中是否包含有信息元素，有的人可能还有一点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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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只要想想“品牌”在日常生活的传播，或者“知识产权”在各种领域(从科学研究到体育商品)的重要性，我们就能得出肯定的答案。信息领域中商业化成分不断增加，过去使用录制的音乐，电影画面等所需获得的批准或者其他的“创意产权”在今天都受到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2004)所说的“混搭文化(remix culture)”的制约。“混搭文化”把画面、音乐和文字合并到一个数字媒体上，它代替了过去的文本表达形式。过去，文本形式能受到“正当使用原则”(指的是允许人们在不影响作者利益的情况下有限地引用他人的作品，而不必征得作品所有者的同意)的保护，而现在，当作品以图像和声音产品出现时便不再表明出处了。当然，在信息领域中也会出现反商业化的逆反倾向，比如政府免费信息的散布、公众服务网络和不受版权保护的文学电子作品集等等。但是，这不能算是一种有效的反抗企业化浪潮和为了最大化产权所有者在投资创意和知识产业收益上的立法努力。

有人曾经了解过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时代吗？在此，且容笔者强调几句。首先，市场机制的渗透并不意味着会对消费者造成损害。相反地，只要有足够的资金，依赖食物和衣服商店总比局限在沉闷的家庭烹饪菜肴和忍受过时的衣服要好。同样地，信息市场化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只要拥有资金，他的才干和人生的旅程便会无比地崇高。此外，身处资本主义的制度，即使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也能过着被大部分农民所羡慕的生活。第二，农业阶级被各种各样的方式所破坏，其中当然也有镇压和剥夺，但最重要的蚕食手段还是市场社会的推进，市场社会所提供的变化和机遇与农民生活的方式相去甚远，后者无能力分享前者的恩惠。

全球化已经确保社会无法再回到19世纪的放任政策时期。商业文明如雷贯耳，它为19世纪的自由商人所承认，但是到了现在，商业文明已置身于一个全新的语境中。其当今的商业文明，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存在于全球化范围内的企业之间存在着激烈而残酷的竞争，并排斥那些被边缘化的小型企业。现在的资本主义被大型公司(比如通用汽车、壳牌、松下和西门子等)所控制，这些公司总是拥有惊人的研究与开发预算、国际化的分布和全球化销售活动。此外，全球化资本主义与世界金融市场(每日交易额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市场)实时相连。如今世界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和速度都盛况空前，它使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今天资本主义的许多方面已经在全球化范围内运行着，比如世界商品销售、国际分工和全球品牌创造等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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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此笔者尽力强调当前时代的新颖性，但这些趋势基本上属于巩固和拓展了过去长期存在的规则。现代全球化经济象征着资本主义行为方式的蔓延和发展，见证着市场机制的使用增加、私人而不是公共财产的膨胀、收益性成为各种组织存在的理由、工资劳动的出现以及支付能力支配着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质量等现象。简而言之，我们所生存的“全球网络社会”延续着(有人喜欢用“转变”)长久以来的资本主义原则。正如克里夏·库马(Krishan Kumar,1995)所总结的，信息爆炸：

并没有使工业社会的组织方式在根本上产生转变，也没有改变工业社会发展的方向。现在支配社会的利益、权力和控制规则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工业制度时期早已存在。而两者之间的不同在于这些规则运用的广度和强度……但这些规则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Kumar,1995,p.154)

赫伯特·席勒的作品因缺乏理论的世故圆滑而被嘲笑，不过在笔者看来，其作品还是十分有效地让我们明白到在信息领域中资本主义胜利的意义;其研究同样提醒我们把平常的问题(信息革命对我们做了什么？)进行反向思考，甚有助益。席勒所提出的“我们能够对信息做什么？”的问题，能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需求中，使我们认识到全球化资本主义需要利用广告、信息与传播科技、公司计划和有效销售等手段。

虽然笔者坚信，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我们理解信息化的最好方式，但是笔者并不以此指代信息化的全部内涵。本书还分析了理论知识及其在当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不过信息社会思想家认为理论知识无助于我们理解信息与传播科技、信息贸易、职业转变和信息流通(显然，这些趋势都影响了理论知识)。所以他们最后还是把理论知识作为当代社会的其中一个显著特征。丹尼尔·贝尔介绍了“理论知识”的术语，但他却没有对这个概念给予足够的重视，反而去关注高等教育、研究与开发职业等事物发展程度的量化测量方法，并把这些现象作为信息社会出现的证据。抽象、概括而系统化的理论知识总是会让人认为它与科学和技术相关。但尼科·斯特尔(NicoStehr)指出，理论知识流通于科学领域以外更广阔的范围，实际上，理论知识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安东尼·吉登斯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着力于个人和社会事务中的抽象而概括的知识，因为知识支撑着我们的决策、风险评估并控制着我们的命运。正因为这个原因，理论知识是当代社会关系的核心。尽管如此，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并不等于认可我们栖息于信息社会的主张(虽然比起计算信息与传播科技的运算总量，理论知识更加能说明信息社会的到来)，吉登斯努力地说明，理论知识来源于现代性本身，而当前社会的“高级现代性”早已根深蒂固，其进程发展得更激烈。当然，理论知识会有很多层的含义，但是理论知识的优先性使我们区别于我们的前辈，并可能是我们决定自我特征的最重要因素。最后，当我们把信息置身于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背景中，我们便能理解信息在今天的意义。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自反性现代化”和理论知识正以崭新的方式引领着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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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会与那些声称信息社会正在出现的主张形成鲜明的对比，信息社会理论家总是不断为新时代的到来寻求决定性的解释。不过比起像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90)、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1995）和迈克尔·德图佐斯(MichaelL.Dertouzos,1997)等支持科技决定论的科技拥护者而言，信息社会理论家的理论要老练得多。不过，这些信息社会的支持者还是保留着科技决定论的潜在倾向，比如“第二次产业分化”(Piore and Sa-bel)、新的“信息模式”(Poster)和“信息化模式的发展”(Castells)等理论都有着科技决定论的影子。此外，克里夏·库马(1978)尖锐地指出，在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概念后隐藏着类似于科技决定论的思想，不过贝尔对变化的思考更复杂深奥。在贝尔的理论中，社会潜藏的“合理化”原则主要表现在对科技的改进和技术的重组方面。在前面的章节中，笔者竭力强调这些信息社会思想家的共同观点。虽然他们的理论看起来似乎有所不同，但其中交织了一个共同的原则：宣称信息社会到来的人，都热衷于科技(或者是贝尔所说的技术)决定论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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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笔者又要重申科技决定论的两个主要问题：科技决定论直接指出科技/技术是一切变化的先决条件(但未免过度简单化了)，并同时假设科技/技术远离价值和信仰的范畴(这是更值得注意的一点)。证明科技决定论是错误的观点并不是一件难事，不过科技决定论的思想的确影响着许多有关信息发展的分析。笔者以为科技决定论误解了社会变化，它将社会变化的关键因素去社会化，坚持把科技/技术隔离于社会世界(拥有价值和信仰的世界)之外，并断言科技这种独立的力量是引发社会变化的特权机制。毫无疑问，那些把“信息科技革命”去社会化和/或相信科技功能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人，都很容易接受信息社会的观点——科技带来的冲击使整个社会形态焕然一新。

本书第二章已经提到，主张信息社会已经到来(或者正在到来)的人，他们运用的测量方法与科技决定论如出一辙。明显地，他们尝试通过计算新秩序的现象总量来确定信息社会的到来，这些现象包括了信息科技、信息的经济价值、信息职业的增加、信息网络的扩张和符号与意义的表面(太显而易见了，根本不需要计算)扩张。支持信息社会理念的人计算了上述范畴或其他类似的代表现象的数量，然后得出一个结论—社会被越来越多的信息和信息科技所包围，他们把这些量化的元素标志为质的转变，也就是信息社会的出现。

当我们尝试检验他们对信息概念的定义时，我们往往会看到类似的原理假定信息是一系列量化的现象，并按现象的内容将其分类——因此我们能看到许多的“位元”、“价格”和“符号”，这些单位表面上都不具有意义(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Roszak，1986]指出，信息的内容是最本质的东西)。没有语义含义的信息更便于统计数量，但我们又再一次回到这个结论一信息量的增加预示了社会和社会组织在质的方面的变化—也就是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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