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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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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会再问网络不是定义为科技系统的一部分吗?那从空间路径界定信息社会,这意味着我们是否在用信息社会的科技定义?有的研究者认为,以信息流通面向界定信息社会更为合适。如果这是一个科技的定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综合服务数字网(ISDN,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的扩展视为信息社会的一个指标,可是关于如何测量具体的数据,几乎没有学者提供任何可以参考的指导。如果以信息的流通为信息社会的特征,那么我们理所当然会问——信息流通的量要多少,速度要多快,才能标志为新型社会?

最后,我们可以说,信息网络,源远流长,由来已久。至少从早期的邮政服务开始,到电报和电话设备就有了信息网络。如果缺少了这些信息网络,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根本无法想象。既然人类生活依赖信息网络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信息网络扩展早为人知,为何到现在评论家们才开始论及“信息社会”这个术语?

文化的

文化是最后一个有关信息社会的定义,最容易得到认同,但同时也是最少被测量的。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日常生活的模式中察觉到——社会上流通的信息正明显地增加。而当下这种情况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电视机在英国已经普及,时至今日,全天候电视节目简直是琳琅满目。电视频道也从一个发展成为五个,而不断翻新的数字电视将会带给你更丰富的选择。电视机已经发展到一体化视频技术阶段,它拥有有线和卫星频道,甚至计算机的信息服务也可以支持电视。个人电脑已可顺利访问网络,而掌上电脑正持续扩张。比起十年前,本地、国内的与国际的广播电台节目输出成倍增长。收音机不再是固定在客厅,而是扩展到家庭的每个角落,汽车、办公室,甚至只要带上随身听和iPod都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广播电台的节目。电影虽然一直是人们信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现在,电影仍然广为普及:不仅可以在电影院和电视机前收看,还可以十分便利地从附近的碟铺租借,或者用便宜的价格在连锁商店的货架上买录影带。闲逛街头,目不暇接的广告和商店橱窗的陈设接踵而来。当你乘坐公共汽车或者地铁的时候,你不得不为应有尽有的平装书和廉价杂志而惊叹。不仅如此,录音磁带、小唱片和收音机唾手可得,为公众提供了更加喜闻乐见的音乐、诗歌、戏剧、幽默和教育。报纸被广泛地传阅,许多新闻标题如免费传单一样落到我们的门前。垃圾邮件每天都在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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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迹象都证明了我们正居住在一个媒介化的城市里,但是信息特征对我们世界的渗透,远比上述例子全面、深刻。这意味着新媒体正笼罩着我们,不管人们是否会对此作出反应,媒介信息都萦绕着人类的生活。实际上,信息环境与我们的关系比以上所说的结合更加紧密。例如,我们的穿着打扮、发型和化妆,以及我们每天塑造自己形象的方式,都有象征的作用,其间透露的信息投射着多重意义。潮流的复杂性反映在我们日常自我形象的设计方式上,相比从前,现在的社会交往包含了更丰富的信息内容。穿着打扮过去只是身体的装饰品,而现在已经成为标志我们身份、权力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符号。明显地,当今时代极大地提高了衣着和形体的符号象征意义。在过去一个世纪,毫无个性的农民罩衣成为主流,直到20世纪50年代,产业工人阶级依旧穿着一模一样的制服进进出出,当我们意识到衣着打扮引人注目时,意义爆炸的时代也来临了。便宜且时髦的服饰流行,人们具有购买能力,无论生活方式和文化类似或迥异的任何群体都易接受,这一切令人乐于鉴赏服饰,甚至是身体的信息内涵。

相较从前,当代文化承载了更多的信息色彩。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饱和的环境里,意味着生活的精髓在于符号化、交换和接收(或者是尝试交换和抵制接收)有关个人自身与其他人的信息。如此表意爆炸让许多学者以为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他们很少试图用量化的方法去测量这种发展,仅仅是主观地定论———我们“明显地”生活在比以往任何时代更满溢符号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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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悖论的是,某些研究者却主张信息爆炸意味着符号的死亡。因为人类深陷在符号海洋的包围之中,用符号来自我设计、装扮自己,天涯海角也无法逃离符号的控制。到最后,结果便是意义的崩溃。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经说过:“信息越来越多,意义却是越来越贫乏(1983a,p.95)。”根据其观点,符号曾经指涉了明确的意义(比如,服饰意味着特定的地位,政治宣言是独特的哲学)。然而在后现代社会,人类陷入了令人迷惑的符号网,我们生在其中,不知轻重,符号丧失了特色。符号来自于四面八方,意义变换迅速,有时甚至自相矛盾,于是它们的表意能力便被模糊了,且变得混乱不清。另外,受众极具创造才情,思路清晰且善于反思,他们不会轻易迷信符号,反而用质疑和试探性的眼光审视所有的符号。因此,符号本来的意义就会被曲解、颠覆或者重新定义。此外,当人们的直接经验不断减少时,符号也就不再能简单明白地代表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符号代表“真实”的经验已经不能获得人们的信誉,因为符号是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它们——模拟(simulation)—就是一切的所有。在此要再次援用鲍德里亚的专业术语,符号是“超真实的”(hyper-reality)。

人们对此情境了如指掌:于是嘲笑那些装腔作势的人,但内心明白此等人物不过是扭捏作态;面对政客利用机敏的公关策略而经营媒体及打造其形象,人们顿生质疑,但转念又想,这不过是信息的管理和操作罢了。人们不再渴求任何真实的符号,因为他们都认为,所有的符号已不再真实。这样一来,我们进入了一个“看热闹”(spectacle)的年代,人们心知肚明,所有发出的符号都是虚伪的(“这仅仅是总理最新的照片”、“这不过是加工过的新闻”、“杰克正在和恶棍玩耍”)。同时,人们也知道,他们过去用于建构自我的符号都不具信誉(“我正在虚张声势”或者如“我正在扮演焦虑的父母亲角色”)。

如此一来,符号丧失了它的意义,人们只会在随机遇到的符号中选取他们喜欢的符号享用(这些符号到了人们手里,意义往往又迥异于发送者的想法)。继而,人们为自身、家庭以及工作整理符号时,会为他们自己创造的符号所雀跃。他们“开玩笑地”混合许多不同的形象来代表同样的意义,并转型到从模仿和伪造符号上获取“乐趣”。在这样的信息社会里,我们“有传播,但却没意义。”(Poster,1990,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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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验,我们很容易知道这样的信息社会确实存在,但作为新型社会的定义,与先前的定义相比较,更不靠谱。倘若缺乏标准,那么,我们无法测量表意在近几年的发展,我们很难明白像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这样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如何把现在的社会描述为一个新型的“信息模式”。我们怎么知道在我们的感觉以外,并没有其他的符号在相互作用?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和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完全迥异,根据何在?我们会在本书的第九章看到,那些反思“后现代情境”的人谈到当代文化的特征时津津乐道,但对创立信息社会的清晰定义,他们却感到无能为力。

质化和量化

以上回顾了各种有关信息社会的定义,显然上述定义有待提升,要么不完善,要么不精确,又或者两者兼具。无论是从技术的、经济的、职业的、空间的面向,还是从文化的面向来定义,我们所得出的——究竟是什么构成信息社会?我们又该如何区别信息社会?这些概念和定义都问题重重,争议多多。

我们意识到上述棘手的难题尤其重要。虽然“信息社会”作为一个启发性的策略,十分有利于探究当今世界的特征,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权威性定义的术语,那实在是太不精确了。正因此,虽然笔者有时会用到“信息社会”的概念,也确实承认信息在当今时代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但是本人质疑有关信息社会的描述,同时也对信息是我们时代的主要区分特征这个观点保留怀疑意见。

目前,笔者想对信息社会这个术语提出重重疑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前文曾经提到的定量与定性的测量。笔者之前的考虑主要是定量的方法无法区分那些日常的、不显著的信息活动和更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活动之差异,两者的混同会对人造成误导。把这些活动眉毛胡子一把抓,实在荒谬,就像将办公室主管和首席执行官混为一谈。在此,我想要再次提出质化与量化的问题,因为这两种路径对于厘清“信息社会”是否标志着当下社会与先前社会存在断裂会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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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有关信息社会的定义都以定量的测量方法作为途径,测量出具体数据(白领工人的数量、信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等等),这种方法还假定,统计出的数据超过某一定点(定点不具明确性)则可以说明信息处于支配地位,继而我们就进入了信息社会。虽然,我们都目睹了如山似海的信息储存与流通,但并没有确凿的理由指明这就是一个新型的社会。如果信息社会仅仅以信息如此剧增的量来作为标准,那么,让人难以理解当前社会与先前社会的根本不同。

实际上,抛开量化的方法,把信息定位于不同性质的秩序和功能,也可以作为描述新型社会的途径。如果这样,就不必在意测量信息职业的数量比例,或是计算信息活动所占经济收入的成分,例如,在理论上可以想象信息社会可以只由少数的“信息专家”掌握着决定性的权力。你只要看看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的科幻小说,就可以想象那样的社会,由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所支配,由于劳动者的供给大于经济上的需求,因此大多数人成为好吃懒做的失业者。按照定量测量的方法,也就是职业的模式,这种情况还不具备信息社会的资格,但我们不得不说,这就是信息社会!因为当下的信息/知识对权力结构和社会改革的方向,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我们不能把信息的定量测量(仅仅是信息量的增加)视为当前社会与先前社会的断裂根据。最起码从理论上来说,一些在性质上细小却具有决定性的变化才可能标志为社会系统的新发展。毕竟,仅仅因为现在的社会比起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拥有更多的汽车,并不足以界定当代社会为“汽车社会”。无论是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的“后工业时代”,还是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信息模式的发展”,或者是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的“信息模式”,这些描写信息社会的学者都希望把焦点聚集到社会所发生的系统性的变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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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批评看起来似乎颇有逻辑。若干学者坚持推陈出新的信息与传播科技改革明显地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这一定是信息社会到来的信号。日新月异的科技驾驭着舆论,力量是如此的新奇和重要,它们一定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比起从前琳琅满目的符号包围着我们,如果以此类推,那么也一定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不过,通过对食物的反思,此种想法的缺陷与弊端就昭然若揭。

你们都会认同笔者的假设——食物是生命的根本。一个粗略的分析显示,现在我们所有拥有的丰富多样的食品是我们的祖先(即使是50年前的人)不曾奢想的。超级市场、冷藏法和现代交通工具意味着我们具备前所未有的途径和超级扩增的规模去成功获取食物。食品商店基本上都拥有来自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产品,像新鲜水果和鲜花之类的商品能够全年长期供货,不会因季节不同而断货。

上述情况显而易见。在此,需要补充的是,食物价格比起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要便宜得多。我们用在吃喝上面的开支,比起我们父母的时代要少得多,就更不用说那些生活在遥远时代,需要抗争才能维持生存的祖先。今天过量的食品大大地降低了它的真正价值,这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如此富足的境遇,富裕国家的居民可以任意择食,今晚吃意大利菜,明天吃印度菜,中午吃素食,接着吃中国菜等等。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多数时光里人类所食之物仰赖于获得的种类,品种往往雷同。今天,由于农业企业、农业工厂、自动化、基因工程、全球化、农业化学等等因素的整合(cf. Lang andHeasman,2004),人们已经可以廉价享用丰富的食物供应(结果是过多的食物供应导致肥胖,体重超标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健康问题)。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人类的生存,食物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和世俗的经历。而最近,食物的价格正大幅度地下降,可是却没有人认为我们正生活在“食物社会”,或者是把它标记为与以往社会迥异的系统性断裂。既然如此,那么,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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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说到信息,就可以另当别论呢?

那些把信息社会看作是新型社会的学者,认为通过计算信息流通总量或者在信息产业中工作的人口比例就能简单地定义社会的质变,而别无根据,这实在令人觉得奇怪。此论断依托的设想就是纯粹的信息量的膨胀导致了新型社会的产生。的确,笔者也认同大量的信息增长对于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不可或缺。其实,大家心照不宣,即使失去了大量的电脑交流工具,我们还可以继续现在的生活方式。然而,我们不应该对必须定义社会秩序的能力感到迷惑,食物就是一个切中要害的反例。相比信息,食物绝对是生命里更加不可或缺的元素,可是我们却没有把它确立为当前社会的标志。贯穿社会的发展,量变(以一种未加说明的方式)积累到质变的这个假设,有必要挑战我们的思考。

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1986)在关于信息社会主题的批评中,提供了他对这个矛盾的洞见。他强调区分信息性质的重要性,并延伸至我们如何区分如数据、知识、经验和智慧等日常基本现象。毫无疑问,这些现象本身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变量一—个人获得知识的方式(比如毕业证)可以作为另一种信息(比如大学的通过率)—但它们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基础部分。在罗斯扎克看来,“信息崇拜”(cult of information)的功用破坏了信息品质的区分,在真实生活中,分清其差异,才是生活所需。那些“信息崇拜者”一直坚持信息是纯粹的数量物,只能通过统计学上的方法测量。为了测量信息产业的经济价值、测量花费在信息活动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测量转到信息职业上的国民收入百分数等等,信息的性质维度(信息是否有用?这是真实的信息,还是错误的信息?)便被搁置一旁了。“信息理论家一点也不在乎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是一个事实、意见、肤浅的陈词滥调、深刻的教训、庄严的真理,还是一句肮脏猥亵的话(Roszak,1986,p.14)。”这些有关定性的问题通通都被束之高阁,就像信息是同一化的,而且通过计量来表达:“信息成为纯粹衡量传播交换、流量多寡的工具。”(p.11)

伴随信息的量化测量方法,那些研究者继而断定越来越多的信息深刻地转变了社会生活,罗斯扎克觉得此论不可理解。尽管我们需要区分信息的性质才可以使日常生活有条不紊,但信息社会理论家却发明了令人敬畏的信息活动统计方法,再进一步断言信息爆炸这一趋势在性质上改变了我们整个社会。罗斯扎克认为,这是一个关于“信息”的迷思学(mythology)—信息的辞令掩盖了各式各样的区别,然后信息理论家把所有类型的信息混为一谈,并且坚持我们最后得到的是万能药而不是平淡无奇的汤水。正如罗斯扎克所说的,这个论断看起来毫无争议,对于希望公众接受这个变化的人来说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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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带有安全的中立特征;研究者堆砌的数据意味着无懈可击的事实,这既简单,又有助益。如此单纯的外表,正是一个技术决定论尽可能掩盖其目标的行政议程中最完美的起点。毕竟,谁又会说反对信息?

(Roszak,1986,p. 19)

罗斯扎克不遗余力地与量化信息的想法论战。无论是电脑的使用普及程度如何飙升,或是新科技数据处理能力如何增强,或是新科技的数字程序处理能力如何提升,或是数字网络的创造力如何强大,这些统计数据不断堆积、翻新的结果,就是人们欣然地相信信息是社会系统的基础。上述现象不胜枚举,意在促使我们认同信息社会理论家所坚持的—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的观点。但西奥多·罗斯扎克向来反对“信息数量增多,新型社会就产生”这个论点,他坚持维系人类文明的“统治意识”(masterideas)并不是完全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像“是对是错,吾爱吾国”、“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我们都是神的孩子”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原则都是我们社会的中心理念——但它们在信息理论家所言说的信息出现以前便存在了。罗斯扎克并不认为这些或其他“统治意识”都必须得正确(实际上,很多都充满偏见——比如,“所有犹太人都腰缠万贯”、“女人天生柔顺”、“黑人是天生的运动健将”),他所强调的是这些理念及其必需的质化评估(qualitative engagement)胜于信息的定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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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路径。

我们很容易低估社会理念的重要性,与科技、增长的生产力或者现在市场上数万亿的美元交易相比较,社会理念几乎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但请在脑海里领悟罗斯扎克所言,以及下述思想的重要性: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独立宣言》,1776年7月4日)

这些句子不断在世界上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中回响。“人人生而平等”的这理念激励着那些在现实中郁郁不得志的人。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战场上再次提起了这个理念,葛底斯堡三天的战争就已经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生命(美国南北战争中所牺牲的生命是过去所有美国战争伤亡的总和共有60万人死于战争中),亚伯拉罕·林肯在他简短的演讲中重新唤起了1776年的理念: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1863年11月19日)

一百年以后,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馆,马丁·路德·金记起了林肯的理念。在美国黑人仍然在某些州受尽虐待的时刻,马丁·路德·金向着一大群民权支持者和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声宣布: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冈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女儿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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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对在华盛顿争取工作和自由的

游行队伍的演讲,1963年8月28日)

我们很难想象,在现代世界会有比“人人生而平等”更具感召力的言辞。虽然大量信息可能会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但罗斯扎克入木三分,因为他坚持这种或者与此相类似的理念是奠定社会的基石,比起任何积累的、可测量的信息都要更重要。因此,他反对信息社会理论家把先后次序颠倒,同时还偷进了一个错误的概念—信息增多(通过测量计算),社会就产生根本的变革。

信息是什么?

罗斯扎克对信息的统计测量不以为然,因此,学者开始意识到什么可能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我们能如此思考信息的问题,归功于罗斯扎克一直呼吁要再次以质的判断来衡量各种不同的信息,而不是信息理论家的量化测算。他提出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信息量的增加是不是使公民见识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否只要利用越来越多的信息,我们便能见多识广?什么类型的信息正被生产和存储,对于广阔的社会来说,这些信息的价值是什么?什么类型的信息职业正在猛增,为什么?又有什么信息职业正在走向终结?

上述问题意在促使我们一定要坚持检查信息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当然,信息是一个基于常识理解的术语。毕竟,第一个浮现于我们脑海的定义是信息的语义(semantic)定义—信息是有意义的,它有一个主题—是有关于某人或者某物的情报或者指令。如果我们把信息概念用于定义信息社会,接下来我们便会讨论到信息的特征。我们肯定说,有关这些论题、那些领域、某个经济过程的信息组成了新的时代。然而,这种基本常识的定义一定会被信息理论家所唾弃,因为在他们的视野里,信息是可以被测量的信息,不屑于信息所拥有的语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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