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有关信息社会的定义如此丰富，本书所回顾的文献都无视信息的意义。大部分的思想家不断地寻找信息增长的数量证据，并都相信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和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的信息论创建了经典的信息定义。他们的信息论用了一个相当特别的定义，区别于平常说法里的语义概念，其信息论认为，信息是一个数量，它以“位元”(bits)为单位测量并通过符号出现的概率来定义。该定义由通讯机器产生并在其中通用，通讯机器的主要功能是存储和交换符号，它们最小的指标是开/关(是/否或者0/1)。

这种方法把其他棘手的信息概念都变成用计算方法就能简易处理的数据，但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排除了那些让人相当头痛但却极其重要的意义问题，以及构成意义的信息性质问题。每天，当我们接收或者交换信息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信息的意义和价值：这信息是否有意义、准确、荒谬、有趣、恰当或者有用？但是在信息论里，它所支持的信息增长测量方法与信息意义的维度毫无关系。在信息理论家的视野中，信息独立于它的内容而被定义为一种类似于能量和物质的物理元素。研究信息社会的一位先驱曾提出：

信息存在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它的存在不需要被感知；它的存在不需要被理解；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情报去解释；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意义；它就是存在着。

(Stonier,1990,p. 21, original emphasis)

事实上，如果用这些方法来衡量，一个载满意义的信息和另一个毫无意义的信息，这两者是相等的。正如罗斯扎克所说的，在那些重量化的信息理论家看来“信息是在连接发送者与接受者的渠道里进行传递的编码，而不管信息的语义内涵如何”(1986，p.13)。这种方法让我们可以为信息定量，但必须以抛弃信息的意义和性质为代价。

如果这种定义信息属于信息社会技术的和空间的定义范畴(把一定量的信息存储、处理和传递作为新型社会产生的指标)，而不考虑信息的意义，那么，信息经济学家的定义与此类似，也存在避而不谈信息意义的问题。在信息经济学家的定义中，他们不用“位元”定义信息社会，而是认为信息有价，以“价格”的最小公约数替代信息的意义性质(Arrow,1979)。信息机器首先考虑是/否(yes/no)这两种符号出现的次数，而信息经济学家则考虑信息的销售量。然而，当经济学家把信息的概念发展到信息的测量方法，都忽略了产生信息意义多样性的异质性。经济学家“尽力想使教育、研究以及艺术等明码标价”(Machlup，1980，p. 23)，就不可避免地抛弃了信息的语义性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Boulding)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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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元的计算……完全抽离于信息的内容之外……对于电话工程师有巨大的用途……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的理论家，我们需要考虑信息的意义以及一种衡量信息重要性的方法，比如，青少年间的流言飞语，琐碎无聊，而连通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热线电话交流则事关重大。

(Boulding,1966)

经济学家认为量化研究的路径，主要依靠成本和价格的计算来解决信息的本质问题，这其实就是“一种猜测信息内在性质的工作”，令人匪夷所思。援用马克卢普的术语形容，“为无价的物体定价”意味着用金钱的量杆代替信息的内容。接着，我们可以打造影响深刻的统计法，但在此进程中，信息是有关某种事实、意义的概念，已荡然无存(Maasoumi,1987)。

最后，虽然文化的精髓在于它的意义，在于人们怎样和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但是令人吃惊的是，钟情于后现代主义的支持者，为符号再无任何指涉特征而呐喊，他们不禁和经济学家的信息测量取向合流了。现在，后现代的理论家着迷于信息的丰富多样，他们以为信息的猛然增长，造成信息失去了本来拥有的语义。符号无处不在，无时不生，如此之多的符号导致了意义的“内部崩溃”(imploded)，意义已不再能够表意。

现在最显著的是那些信息理论家们抛弃了信息内涵的意义，只是为了创作出信息增长的定量方法，然后根据数量得出结论一—信息的经济价值如此快速增长；信息产生的规模如此快速扩展；围绕于我们周围的符号如此纷繁，社会必然发生具有深刻意义的变革。也就是说，信息理论家认为信息与社会无关(信息就是信息)，但同时信息导致空前的社会效应。这种情况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并不陌生，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人主张某些现象是远离社会发展的(比如技术和科学就是明显的例子)，但这些现象内部都藏着巨大的社会影响。作为一种社会变化来分析，这种主张荒谬不经(Woolgar，1985)。

第二章 什么是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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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研究信息扩张的定量方法在很多方面都受用，但这肯定不足以让我们信服一信息爆炸的结果会让社会产生深刻的变革。为了正确评价什么是信息社会，它和其他社会系统有什么不同或相似之处，我们必然需要清楚信息的性质和意义。什么类型的信息正在增长？谁产生了什么类型的信息，是为了什么目的和出现了什么后果？正如我们所见，从以上问题着手研究的学者都执著于思考信息的意义和性质，其阐释与那些运用无语义的定量方法的人明显不同。前者对新时代到来的宣言感到疑问重重，他们都同意现在社会的信息量是在不断增多，不过拒绝把这些隔离于信息的内容之外(他们总是会问：什么是信息？)。他们不认为仅仅是信息量的增多便引发了向信息社会的转型。

如果你考虑一下“拥有着信息”和“已知晓”之间的差别，也能从另一方面引出同样的问题。“已知晓”也就需要一个人拥有信息，比起单纯使用大量的信息，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阶段。记住这个区别，它鼓励着怀疑者向那些相信信息的巨大增长标志着新的、更高级时代的人挑战。例如，请试着比较一下，19世纪的政治领袖与今天的政治领袖，前者的阅读量局限于少部分经典的哲学家，比如《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们的教育课程通常是简要的和不精确的。对比之下，乔治·W.布什(美国总统，2000—2008)手上则掌握着数量多得不可想象的信息来源，为了保证没有任何信息的缺口，他聘用了数以千计的雇员去转换和分类信息。虽然同样接受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育，但是亚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1861一1865）和乔治·布什(1789—1797)的信息资源则十分匮乏。不过比起现在的美国总统，没有人会说林肯和老布什孤陋寡闻，毕竟他们的理解力和判断力老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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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

除此以外，还有另一种意见主张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此论不需要在信息意义上作深入的思考，而且同样不需要对信息增长进行定量测量，比如信息工作和信息经济的增长量，其考量的是信息运用方式上决定性的转变。有鉴于这样的主张，信息社会被定义为一个理论知识占据关键地位的社会，而社会对理论知识的重视程度是迄今为止空前绝后的。这个论题把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团结在一起，因为在这个信息社会里(似乎用“知识社会”可能更为恰当，比起大量的信息，它唤起了更多的知识)，事情都在理论优先的条件下被组织和裁决。虽然理论知识的优先权对裁定信息社会理论的作用不大，但是大量的事实表明它可以作为当今生活的区别性特征。在本书中，笔者会不时地涉及该概念(在第三、五、八章以及最后的总结章节)，所以在此只需简略提及。

所谓理论知识，意味着抽象的、概括的和在各种媒体上已经系统化的知识，其抽象在于它不能直接适应于特定的情形，其概括性在于对目前任何动向来说都是适当的，它们通常会在诸如书本、论文、电视和教育课程等文本中再现出来。理论知识和以前实践知识统治的时代相比，在当代社会扮演的关键角色会受到争议。例如，如果有人在思考谁是工业革命的制造者，那肯定就是丹尼尔·贝尔(1973)提到的“天才工匠”，他们对“科学和他们的发明中最根本的原理漠不关心”(p. 20)；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改进的鼓风炉；乔治·斯蒂芬逊(George Stephenson)的火车头；詹姆斯·瓦特(JamesWatt)的蒸汽机;马修·博尔顿(MatthewBoulton)的工程改革，以及涌现于1750—1850年间的不计其数的发明，那都是脚踏实地的改革者和企业家的作品，人们用实践的方法解决实践上遇到的问题。虽然在19世纪结束以前，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已经塑造着工业的进程，但还是遗留着上世纪未解决的问题。

第二章 什么是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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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人类生活依旧还是由经验、实验、技巧、提炼的常识所支配，最多不过是增加了一些实践和技术系统化的普及知识。在农业、建筑、医学以及众多供应人类生活必需和奢侈品的领域，这都是司空见惯的问题。

(Hobsbawm,1994,p,525)

相比之下，今天的改革都肇始于已知的原理，最明显的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虽然这些原理可能只有少数专家明白)。那些写进课本中的理论原理是改革的起点，比如基因进化是人类基因工程的奠基，而物理和数学则是信息与传播科技和其关联软件的基础。理论知识中的航空、塑料、医学和药学等各种不同的领域是今天生活的基础。

我们应该很难想象理论知识的优势会在尖端革新中受到制约。任何一项技术应用，如果没有理论做先决条件支持它的发展，就会令人匪夷所思。例如，道路修理、房屋建造、污水处理或者摩托车制造等每一项工作都必须以有关材料耐久性、结构法则、毒素、能量消耗等等已知的理论原理为先决条件。理论知识形式化地载入课本，而且通过课程教育进行专门化传播，这种教育模式意味着大部分人对他们专业技术以外的理论知识一无所知。虽然如此，在今天，无人不知理论的深刻影响，我们可能会把理论知识想象成为像微波炉、CD播放器和电子钟这类日常的科技产品，把建筑师、水利工程师和技术工看作一个实际的人，如此想法肯定没错。他们也确实是一个实际的人，但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理论知识已经被这些从业者掌握了，并已把它融入实际工作之中(而且通常会用结合了理论知识的测量、测试和设计等新科技补充）。

理论知识的优先性现在已经到达了科学和技术以外的领域。比如，政治学，我们可能会重视理论知识在大部分政策和辩论中的核心作用。政治学固然是“可能性的艺术”，它必然会受到偶然性的影响，但是无论我们观察交通、环境还是经济，我们都会看到理论以主要角色发挥作用(支出收入分析模型、环境可承受度的概念、通货膨胀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所有领域的理论标准(抽象、概括、系统)都让人感到满意。理论知识可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它不能限制核子物理和生物化学的运用，但它在类似的地方也起着作用，理论知识已广泛地渗透到当代生活中，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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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理论知识进入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1994)所提出的——从家庭室内设计到健身计划安排，在我们所有进行的事情中，理论知识都发挥主要作用。这种观点与吉登斯(Giddens)的“自反性现代化社会”如出一辙，可见，社会是以高度社会化和自省为生活方式构建的基础来组织的。如果事实真是如此，我们将日益依靠反思和以评估风险为基础的决定来建设我们生活的世界(而不是根据自然或者传统的命令)，对于形成我们的反思，理论知识举重若轻。比如，在发达社会的人们已非常了解人口统计学的模型(我们是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主要来自南部的世界)、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等知识，这类知识是理论的，因为经过抽象和概括才得到，而且通过专家的收集和分析，流通于各种各样的媒体。此类知识不能直接被应用，但是它不可置疑地影响着社会政策和个人计划(从养老金的分配到个人的生育安排)。由此，理论知识已经成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定义性特征。

我们很难想出一个方法去测量理论知识的量。类似于大学毕业生和科学期刊的增长率这类数据简直太小儿科，不足以说明理论知识的含量，虽然如此，理论知识依然可以作为信息社会的标志性特征，因为它是生活怎样运作的公理，而相比之下，我们祖先的生存则受到了环境、无知和自然力的制约。正如笔者所言，罕有信息社会思想家注意到理论知识的作用。他们都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科技的、经济的和职业的等容易观察但却与理论无太大关系的现象上。而且，我们很难令人信服地说明理论知识在近几十年里已经呈现出它的优势。把理论知识看作是现代化发展(现代化在20世纪的中期开始加速发展一直持续到21世纪，并出现了吉登斯所说的“高度现代化”)的内部成果更具有说服力。

第二章 什么是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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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章对信息社会这个概念的关注与质疑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检视了各式各样声称可以考量信息社会的标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里我们要讨论不同的思想家，他们都用各种不同的标准表明我们正在或正准备进入信息社会。他们以相当不同的路径、方法与标准去论证信息社会的时候，我们不禁疑云顿生。而且，这些标准从科技的到职业的变迁，再到空间的特点虽然它们一开始出现时都显得理所应当、振振有词，但再一推敲，其模糊含混的问题就昭然若揭，它们都不能自圆其说—信息社会是否已经到来，或是信息社会未来何时来临。

其二是信息社会的支持者不断地寻找测量信息增长的定量方法，然后断言这就意味着在社会组织上出现了性质上的变化，此种做法让我们更加怀疑信息社会的图景(但不是怀疑目前生活的信息化)。同样的事情也明显地出现在信息的定义上，信息社会的支持者认可了信息无语义的定义。越来越多的“位元”会带来越来越多的信息经济价值，这是十分容易计量的，因此，他们就可以减轻在性质上分析信息的意义和价值的痛苦。而且，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越过了信息的基本定义，而把它看作是没有内涵的物件。正如我们所见，从以上方法着手研究信息领域改革的学者，明显不同于那些虽然认识到信息爆炸的现象，但仍不抛弃信息意义和目的问题的学者。

最后，有人提出了理论知识的优先性是信息社会有趣的区别性特征，但这个主张依然具有争议。它既没有借助定量方法，也不需要深层次地分析信息的语义。理论知识不可能完全是新的，但其重要性正不断彰显一—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虽然我笔者强调的理论知识，罕有信息社会支持者进行关切，但笔者会在以后的章节里不时地提到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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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在那些赞同新型社会来临的思想家中，久负盛名的“信息社会”特征的论述来自于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主义理论。“后工业社会”术语与“信息社会”是同义的，这里需要补充一点，虽然，贝尔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创造了“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PIS)一词，但大约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人们对计算机和传播科技发展的兴趣盎然，未来学思潮所向披靡，贝尔才开始用“信息”和“知识”替换了“后工业”这个前缀。

不过，丹尼尔·贝尔(b.1919)从对后工业社会感兴趣开始，便一直强调信息/知识将在新型社会中扮演关键角色。在他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一书中，贝尔描绘了一幅有关未来雏形的复杂社会图景，虽然有关后工业社会的理论早已在一篇论文中问世，但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之间，该理论正好契合了当时在发达社会中发生的爆炸性科技改革。新的科技快速渗透人办公室、工业生产过程、学校和家庭，转眼间，电脑无所不在。面对诸多新科技的突然来临，人们迫切地需要用一种易于理解的调查去发现时代跳动的脉搏。而在丹尼尔·贝尔的重量级论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中能发现这种现成的模型，因此，我们毋庸惊异，当谈到上述问题时，许多评论家直接援用贝尔的理论。尽管贝尔只把“后工业社会的概念看作是一个解析的建构，而不是一幅具体而有形的社会图景”(Bell,1973，p.483)，但这无关紧要，尤其对于记者和作家来说，后工业社会看起来恰恰就是未来世界的蓝图。贝尔似乎早已预见了电脑传播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震荡，确实，他早已描写了人类对信息科技大幅度增长的需求，事实如此，不言而喻，社会发展应验了他的预言。继而，贝尔因“后工业社会”的理论而赢得了声誉，此乃时势造人，他的名声鹊起自在情理之中。自此之后，贝尔开始采用“信息革命”这一流行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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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伴随着人类对“强大的微电子”兴趣的淡化而衰落的未来学研究，因90年代出现的互联网和国际万维网而再度复兴了。在这次未来学发展的高潮中，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预见和思考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要挑剔一个历经不止一代人精益求精地琢磨的概念，并非难事。罕有社会科学能经受住十年的考验，有鉴于此，丹尼尔·贝尔能够让“后工业社会”这个术语持续成为重点讨论的议题，成就不凡，令人称羡，这就是贝尔强大的想象力和智慧的精神遗产的明证，直到现在，任何人想要将“信息时代”概念化都必须追想且拜读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论著实乃学术的压轴之作，克里夏·库马(Kris-hanKumar)是研究贝尔理论的最尖锐的批评家，但当谈及后工业主义理论时，他也承认该论著“比起目前其他有关未来学的著作而言，在知识水平上绝对更开阔和严谨”(p.7)。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其他社会科学家研究社会变化的方向，在观察未来发展时，他们大部分都强调专业技术、科技和知识的作用。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能像贝尔那样可以对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种系统性和实质性的考量。此外，贝尔的后工业主义理论首次尝试去掌握信息和信息科技进展，而此先驱表率所建立的原则至今仍然垂范世人(cf.Touraine，1971)。由此，丹尼尔·贝尔作为该领域的第一批思想家，对未来社会的诊断如此灵验，风头十足，堪称泰斗，望重士林(Jumonville，1991;Liebowi-tz,1985；Waters,1996)。从《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1961)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of Capitalism，1976)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贝尔的多部论著影响卓越，声誉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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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丹尼尔·贝尔，笔者渴望知道他的思想风格、关切要点及其论著产生的历史语境等，洞察这些要素非常必要。首先，虽然他确实发明了后工业社会理论，但丹尼尔·贝尔并非一个脱离现实的理论家和超脱尘世的模型构建者。相反，贝尔的路径与真实世界紧密关联，他在深入分析现实世界之后构建理论化诠释也就是建立归纳性综述。因此，他的理论与对现实的分析密切结合。贝尔的生活背景让他充满热忱地理解世界，并为了更好地改变世界而努力。贝尔出身贫寒，成长于纽约市下东区的一个贫穷的波兰移民家庭，从少年时期开始，贝尔就极其热衷于政治。岁月流转，贝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之前曾是一名报道劳工事件的记者，而后成长为一名最具影响力的“纽约知识分子”(NewYork intellectuals)(Bloom,1986)。狭窄的学术生涯对于他的品质与能力而言，有些大材小用，但他还是在哈佛大学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要与众多的社会学家竞争，对于贝尔来说，哈佛教职来之不易。论文集《意识形态的终结》为他赢得博士头衔、美国学界的重要地位和卓越的科技成就，这些荣誉奠定的声誉几乎都不属于正统的渠道。此外，他所从事的研究问题宏大却不实用，视野开阔而雄心勃勃，因此为了得到研究主流的认同，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设计调查研究。贝尔在学术上的业绩并非完全仰赖社会学家的身份，他可能就像《圣经》和莎士比亚罕有调查数据。他是一个多产的学者，但其大部分作品都是非主流的。贝尔最喜欢的出版物并不是学界的权威期刊，而是《异议》(Dissent)、《新领导》(TheNew Leader)和《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等针对政策决定者和政治思想家的智慧型期刊。当他在英国写作的时候，别人很难想象他的作品会出现在《社会学评论》(SociologicalReview)上，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在《展望》(Prospect)、《新左派评论》(The New Left Re-view)和《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的文章。

但这并不意味着贝尔作为非学术主流的正规军，就会遭遇解职；他参与政治活动，但并不意味着他缺乏高质量的学术工作所必需的公正客观。这些品质反而意味着他有着强烈的愿望去厘清世界的意义，他为了改变世界而渴望更好地理解世界，他在写作大题材的论文时同样表现出此种资质与品性。贝尔建立理论时所考虑的关切点高屋建瓴，他尝试区分出现今社会最重要的特征、社会变化的元素和主要原因，他的雄心抱负就是要勾画出当今生活的基本轮廓。然而在专业的社会学家看来，贝尔有点另类，因此笔者以为他的观点缺乏同一时代研究者的认同。一方面，他对大问题的关注使他疏远了从事实际问题的专业人士，所谓的实际问题可能是一款软件的开创，又或者是实验室中科学家们的互动。对于专业人士而言，贝尔太急于概括了，他的解释也比较粗糙。在贝尔的时代，对特殊现象的复杂性和偶然性进行复杂的研究更受关注(Webster,2005)。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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