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另一方面，贝尔深信理论一定与真实世界紧密结合，此一理念让他与那些认为理论远离现实的学者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同时也让他可以排除于扰作出系统而详细的论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生不逢时，此乃贝尔之不幸，该书出版之际，许多社会学家都质疑他描绘宏大图景的路径，回顾那个时代，人们预期理论类似于哲学(纯粹抽象)，具有深刻的诠释力(Mouzelis，1995)。受制于当时的学术氛围，贝尔的理论受到了普遍的敌视。一方面，他被指责过度单纯化和拥有政治的党派偏见；而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理论主张与经验分析紧密结合，所以不能取悦那些认为理论必须纯粹抽象的学者，更重要的是后一原因导致他与当时的主流学界格格不入。

尽管《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敏锐地把握了社会的新趋势并得到学术界以外人士的认同，但该论著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版后很快就停止印刷了。在笔者看来，丹尼尔·贝尔描绘宏大图景的决定，正是坚持了理论建构与现实世界的分析存在无形的相互关联，它展现了社会学的优秀传统，而某些学者往往在专业领域轻视这一传统。学界后起之秀拉尔夫·米利本德(RalphMiliband)和拉尔夫·达伦多夫(RalphDahrendorf)紧步贝尔后尘，研究路径别无两样，也因自己的研究方法与主流专业人士格格不入，他们的学术声誉深受其害。

不言而喻，笔者异常敬重丹尼尔·贝尔，尤其要重申他在专业上未获承认的成就以及他所展示的社会学研究类型是如此值得人们尊重。确实，他对理解信息社会的贡献，虽然一开始受到了一些关注，但很快便退出人们讨论的范围了。本章将集中讨论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尽管笔者对他心存敬意，但还是会批判性地审视后工业社会的理论。笔者将铺陈若干可靠的证据去证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充满漏洞。不过，需要申明的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虽然并非尽善尽美，但这与我们敬重贝尔的努力成果并不矛盾。在笔者看来，贝尔用适当的方法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同样地，他的研究一直都很中肯，而且总是能激发人们讨论的兴致。

44

信息社会理论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在那么多信息社会的拥护者中，为什么贝尔的后工业概念能够保持吸引力？这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问题。浅薄的评论家在论述信息社会的问题上，经常会挪用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图景。他们喜欢这样说：“这是一个后工业信息社会’，在哈佛教授丹尼尔·贝尔长达500页的论著中有特别重要而详细的阐述。”因《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不凡声誉，所有引述其阐释的论文、著作和电视专辑都沾光得道，被赋予了权威性、洞察力和重要性，而对当代方向和特征的问题，却夸大其词，实际上，这些建议并不值得人们去严肃关注。笔者之所以说后工业社会理论漏洞百出，原因在于其削弱了许多通俗解释的框架，而人类恰恰要仰赖这个框架，才能找到自我。

然而，就贝尔在社会学研究上的谬误而谴责他，并非公正之举，尝试忽视贝尔更是不可取的做法，因为他在社会学里找到了自我。由于丹尼尔·贝尔在社会学上的误解，他没有留下太多能让后来的思想家紧紧追随的思想，但在详述他的错误之前，还是让我们为他的能力而鼓掌吧，因为他劈荆斩棘，引领我们开始深刻思考一个信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的新型社会。后工业社会可能在构思上未必尽善尽美，在经验上仍然有缺失，而且内在逻辑也是矛盾重重，但借用乔治·奥威尔的一句短语说，他最负盛名的论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就是一本“品质上乘的坏书”。像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约翰·奈斯比特(JohnNaisbitt)等未来学家，他们在平装书中的论点曾经风行一时，但他们的论著也不过如此—几乎他们考虑的每个问题都显得弱智、无创意、分析不当且幼稚天真。但另一方面，丹尼尔·贝尔却创造了一本“品质上乘的坏书”，尽管该书仍有瑕疵，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其呈现的价值——学术内涵如此之丰富，而且内容建构如此具有胆识、充满想象力，成就实在引人注目。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45

贝尔认为人类正进入一个新的系统，也就是后工业社会，信息出现频率的增加和重要性的提升是后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丹尼尔·贝尔认为无论是在量的层面，还是质的层面，信息和知识都是后工业社会的重心。一方面，后工业主义的特征是越来越多的信息被利用；而另一方面，贝尔声称后工业社会在性质上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尤其是他所说的“理论知识”在显著地增长。换句话说，在后工业社会的世界里，不仅仅只是信息量增长了，还有新的信息/理论也在发挥作用。认识了后工业社会的上述种种特征，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贝尔的“后工业主义”理论，对于那些希望诠释“信息社会”的学者，如此具有吸引力。

贝尔认为信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事件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毫无疑问，这一预见性，一语中的。然而，丹尼尔·贝尔把它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类型“后工业”时代出现的信号，如此阐释却是谬误连连。如果对照现实世界，把后工业社会当作新的社会趋势来检验时，人们会发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并不能被证实。也就是说，当把“解析性概念”与真实的社会存在相比较时，我们会发现“解析性概念”并不实用。此外，只有把一些特定的理论出发点和方法论应用于社会分析，后工业社会作为“理想类型”的建构才能言之有物。但是当人们考察真实的社会关系时，会发现这些理论和方法破绽百出。简而言之，后工业社会的设计在经验上、理论上和方法论上都缺陷重重，本章以下篇幅就将逐一论述。

新进化论(Neo-evolutionism)

丹尼尔·贝尔提出美国正引领着全世界通往一个新的社会系统—后工业社会。虽然，贝尔并没有开门见山指出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是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但他认为历史的轨迹沿着前工业、工业到后工业社会发展，预期可考，贝尔以并不严谨的年表来描述了颇具特色的历史轨迹。的确，援用贝尔的术语来勾勒历史的各个时期并不困难。比如，在18世纪初，英国就处于前工业时代—也就是农业时代；而到了19世纪末，英国便进入了工业时代一——也就是制造业兴旺发展的时代；而现在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后工业主义的信号———服务业成为社会的主流。看看贝尔的社会路线设计，我们会轻易地认为，历史成了自行发动的机器，正向着完全成熟的后工业社会迈进。对于社会发展，贝尔信心百倍，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宣称后工业主义“将在21世纪成为美国、日本、苏联和西欧等国家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Bell,1973，p. x)。

46

信息社会理论

尽管社会发展的确有一个消长历程，但社会科学界已扬弃进化论的线性思维模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m)往往自鸣得意(相关论著的作者恰好都舒适地生活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他们认为人类居住的社会任何时候都在前进，那些没有我们幸运的人们应该雄心勃勃地追随发达国家的脚步，从而扭转乾坤，因为社会进化论乃历史之必然趋势，势不可当。进化论者自以为是的论调不仅令人讨厌，而且在学术上也常常备受谴责。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而言，有两个互相关联、尤其著名的论点问题重重。第一个是历史论(historicism)的谬误(此论认为我们可以发掘出历史发展趋势潜在的规律而去预测未来);第二个便是目的论(teleological)的思想陷阱(该观念认为社会一直向着某个终极美好的目标进发)。如果以当代的观点和进化论思想来看，批评家都会说贝尔是进化论者。因为他认为，按照西欧、日本，尤其是美国的发展方向来看，历史有明显的发展趋势。依据上述观点，人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或者担忧任何发生于他们社会中的问题，比如不公正、不平等或者人性的变化无常或是冷漠无情，因为根据历史的逻辑，他们不可动摇地朝着更好更理想的状态发展，会迈向尽善尽美的社会。

丹尼尔·贝尔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思辨严谨，以至于不容我们指责。其实这就是他工作的特点，他已经对这些谴责或者其他相关的社会科学里多次出现的错误有所警惕(比如，技术决定论和技术恐惧设想)。面对进化论的谴责，贝尔很快就能作出反驳，但单纯的否认并不能证明他的无辜与清白。在笔者看来，难免觉得以贝尔之见——后工业社会比起过去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更具优势，这就像我们很难抗拒后工业必然来临的观点一样——根据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我们会不可避免地向着“后工业主义”前进。本书下文将评论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阐述，读者可以亲自判断贝尔的言论是否有步进化论者后尘的嫌疑。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47

各自独立的领域

丹尼尔·贝尔最重要的理论和基本的方法论在于总结了后工业社会的变迁源自于社会结构，而不是因为政治或文化上的变化。在社会结构的发展过程中，肯定对政治和文化领域“构成挑战”，但贝尔强调变迁不可能从单独一个方面开始散发到社会各个侧面。在他看来，发达社会“根本上是分离的”(Bell,1980，p.329)，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作为各自独立的“领域”，各自自主，在一个领域里出现的事物不一定会在另一个领域中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在经济上发生了某种变化，它将会为政客提供机会或者制造困难，但贝尔坚持这样的回应并不会自动产生，社会结构领域(包括经济)与政体各自为政，并不相互塑造。

如果用另外一个术语来说，贝尔是一个“反整体论者”(anti-ho-list)，他一次又一次地重申，社会并不是“有机的组织，它的整合程度还不足以把它看作一个单独的系统来分析”(Bell,1973，p，114)。贝尔拒斥一切极权主义/整体主义的社会理论，无论(尤其)是来自于左派思想，并承认资本主义已经入侵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的理论，还是保守且相信社会功能是以整合的方式存在，并向着秩序和平衡方向发展的理论。为了反对这些理论，贝尔我行我素，不作解释，武断地把当代社会分成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三个领域(为什么只有三个领域？为什么不是法律、家庭和教育这三个独立的领域?)。正如笔者前文所述，贝尔教授并没有为现代社会中“各自分离的领域”提供论据，他只是说，在当今社会就是存在着几个独立的范围，其他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的社会科学家都是错误的。

48

信息社会理论

贝尔坚持主张社会分成几个各自独立的领域，他的立场与论点值得我们费神吗？笔者以为这是贝尔思想的关键，绝对值得探讨。首先，各自独立的领域充斥着贝尔几个明显矛盾的观点。贝尔经常重申：“我是文化上的保守派、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Bell,1976，p.xi)。这一切取决于他坚信社会上有三个独立自治的领域，顺理成章，他可以拥有三个不同的立场，只要他支持文化独立于经济，而经济又独立于政治之外，那么他所扮演的三个角色也就安然稳当、振振有词，而不像其他迷惑而矛盾的思想家一样摇摆不定。

其次，贝尔利用这种根本上的独立领域回避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不用理会每个领域的发展会对其他领域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凭借这一立足点，贝尔可以承认一个领域的事件的确可以引起其他的领域产生“问题”，但是他并不会对此作更多的解释，因为他决定只考虑特定领域的问题。显然很难让人接受贝尔的这种做法，他坚持三个领域相互独立、各领域根本分离的理论和方法的假设前提，正是他回避棘手的各领域之间相互作用这一问题的救命稻草。

此外，贝尔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证据去证明他研究的出发点(Ross，1974，pp.332—334)。虽然在人类生活的世界中，我们每天一定得面对不少涉及文化、政体和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问题，不过，贝尔坚持这三个领域“根本分离的”立场的托词，实在是他聪明的权宜之计。

最后，后工业社会理论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贝尔揭示了过去存在的“共同价值体系”(common value system)已经失范(Bell，1973，p.12)，这种体系曾经为社会所共享，但现在已经崩塌，贝尔确确实实坚持着“在我们的时代，这三种领域在不断地分离”(p.13)。他的另一论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讨论了曾经整合的文化精华和社会结构需求的崩溃(贝尔认为冷静、节制和勤奋是19世纪的清教徒组织的特征，它鼓励投资和节俭，因此特别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的主题。此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贝尔强调了如专业人才增多等趋势，而这些趋势都对政治有重要的影响(我们马上会问：专业人才会占据支配地位吗？)。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贝尔一定会强调这些领域的相互联系，而不是它们的独立性。按照贝尔的论述立场，我们不禁要问一过去曾经统一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是怎样分裂的，它们又是怎样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的？到底它们之间还存留着多少和什么类型的联系？其中一个领域的发展是不是真的会对其他造成影响，它们原本的样子是什么？正如评论家彼得·斯泰因弗尔(PeterSteinfels)所说的：

第三章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49

显然，经济、政体与文化三个领域是紧密关联的，贝尔正好需要认真地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贝尔解释性地把社会分割为三个领域，但是他始终无法摆脱一个观点，那就是社会是一个整体；这个观点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论文中突然出现，虽然没有被明显指出，但这个观点一直隐含在贝尔的思想中，这个观点是他焦虑的源泉……(这也就是说)贝尔需要一个联系这三个领域的理论和一个有关它们分歧的理论……某一领域的简单理论是不适用的……但他不需要指出有关三个领域相互作用的程度、方向和模式。

(Steinfels,1979,p. 169)

后工业社会

概括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读者需要记住贝尔研究的出发点一社会结构与政治根本分离。至关重要的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该社会结构包含了经济、职业结构和阶级系统，但排除了政治和文化议题。因此，《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只考虑了发生在一个社会部门的变化，而且贝尔认为，人们切忌假设这些变化

50

信息社会理论

是最重要的部分。

贝尔根据每个时期占支配地位的职业模式，提供了几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其中，工作类型是最普遍的现象，它能成为区分不同社会的特征。因此，贝尔说在前工业社会，农业劳动是最普遍存在的工作，而在工业社会，工厂工作则成为典范，到了后工业社会服务性工作就占据了支配地位。

当贝尔认识到生产力的提高是社会变化的缘由时，他开始解释这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型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关键因素，是因为“理性化”(rationalisation)原则(效率)的应用，工作中“少做多得”(moreforless)的状况成为可能。在前工业时代，每个人都必须到土地上工作以竭力维持生计。然而，当农业技术的创新使整体人口的生计已经不是生存的基本问题时(比如，可以通过改善农业实践、农作物轮作和动物管理)，所有人不再需要都固定在土地上工作，其中部分人口可以从农田中解放出来，在食物的供应得到保证之后，他们就能从事其他的工作。因此，他们流移到城镇和农村，为正在发展的工厂充当劳动力后备军，并且从农村购买多出来的粮食。当这种趋势继续向前推动，越来越少的人口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农业剩余产品(农业的理性化越来越多地依赖科技，它所需的农民就越来越少)，所以大部分人从农田中得到解放，投身到新兴的工厂系统工作。这种合理化的过程并没有在农业中停止，虽然现在只有很少的人在农田工作，但是因为如联合收割机、工厂化农场经营和基因工程等高科技的作用，现代生产力空前巨大。在英国，曾经所有的人都在土地上劳作，但依然无法完全满足生存的需要；但现在，少于3%的劳动力就能为全国超过一半的人口提供食物。

随着这种过程的推进，我们进入了工厂劳动力开始占据支配地位的工业时代，其间的转型，“少做多得”的原则功不可没。因此，工业社会随着工厂应用更多高效率的技术而兴旺发达，生产力也在稳定提高。蒸汽机在增加输出的同时减少了劳力的需求量；电力允许装配线批量生产同一规格的商品，其中不少曾经是奢侈品；现在有不少的工厂因为有了高配置的电脑，几乎不需要工人。工业化的发展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51

可以描述为机械化和自动化联合缔造了生产力大幅度提升的奇迹。
越来越少的人力，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这是恒久不变的逻辑。

随着生产力的剧增，工厂生产出的剩余产品让人们可以消费过去难以想象的奢侈品：例如教育、医疗、娱乐甚至假期。与此伴随的是这些工业上的财富所创造的消费为服务业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以满足新的需求为目标的职业已经诞生，并作为工业社会的恩惠而被接受。工业创造的财富越多，所需要的工人就越少。由于科技改革，越来越多的服务性工作方兴未艾，接着便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工业中解放出来，既而投身于服务业。

只要这种发展的过程继续推进，也如贝尔所坚持的一—我们正一步一步迈向后工业社会，我们可以确定下述情况必然出现：

从事工业的工人数量不断下降，最后几乎没有人会在工业领域找工作(“机器人工厂”、“全自动”的时代)。

伴随着工业从业人员数量的下降，工业的产量却持续增长，这是因为一直坚持不懈地实施理性化原则。

工业的产量转化为不断增加的社会财富，这部分的财富会用于发现和满足人们新的需求(就像从医疗设备的消费转向按摩师)。

越来越多的人口持续从工业工作中被解放出来。

旨在满足新需求的服务业不断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也就是，当人变得富有的时候，他就必须发现新的消费点，而这些工作都需要服务人员)。

贝尔对后工业主义的论述，证据源自于我们熟悉的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就已详细地阐述了类似的情形，后来维克托·富克斯(VictorFuchs，1968)对此进行量化分析，发现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数量明显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三产业或者服务性部门的从业人数的增长。对于贝尔来说，“服务业社会”也就是后工业社会。

52

信息社会理论

然而，在详细论述后工业社会之前，我们必须强调服务业的就业状态是人力资源漫长迁移史的真正终结。究其原因，直言不讳地说“少做多得”的原则引发了农业转型到工业自动化的趋势，工业社会淘汰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随后产业工人阶级也因为社会转型而遭淘汰，数量顿减，但同时社会财富仍然递增。像贝尔这样的思想家认为，这种职业淘汰未必是坏事，说明社会在积极发展.因为社会正走向“工业社会”时代的终结。“工业社会”结束后，既摆脱了体力劳动工人，同时又歼灭了激进的政治对立。原因何在呢？贝尔尖锐地提出，如果无产阶级消失了，无产阶级的抗争又从何而来？激进运动如何展开？自动化机器生产摧毁了工人阶级，但同时社会还是保持着旺盛的财富增长。根据恩斯特·恩格尔(ChristianEngel)的理论，社会得到这种额外的资源，也就发展出人类新的需求，同时损耗了额外的资源。正如前文所说，社会的额外财富引发了服务部门的就业增长，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富裕吗？新的需求正在被创造吗？这些都导致了服务性行业的增加，比如酒店、旅游和精神病治疗。实际上，人类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只要有钱，人类就会创造出新的需求，比如按摩师、业余运动员和精神治疗师。此外，服务性行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的人工服务很难被自动化所代替。既然服务业是人工操作的取向，而且常常是无形的资产，那么生产量不断提高的机器就不能真正地适用于服务业。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能够使社会工作者、护士和教师自动化呢？

简而言之，服务业能够在农业和工业以外创造更多生产力/财富，但我们不需要担心服务业的工作会趋向自动化。正因为如此，遍及前工业和工业时期的进化过程在成熟的后工业社会失去了它的前进动力。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由技术革新所引起的就业转移历史也走向了终结。也就是说，就业是有保障的，科技创新替代工作的情况不复再生。

信息的角色

如果我们相信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造就了服务业的支配地位，那么我们还是想知道在这个等号中，信息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贝尔能够大胆地宣布“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1973，p.467)，以及为什么“服务业经济”预示着后工业主义的来临？要理解信息在这个理论化过程中的作用并不困难；贝尔利用许多相关的观察资料去解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各个不同时期的人类生活。在前工业社会，生活是“一场与自然竞争的游戏”，在那里，“人们用原始的体力进行劳动”(Bell,1973，p.126)；而在工业时代，在“技术和合乎经济利益”的条件下，“机器占据着优势”，生活是“一场与虚拟自然竞争的游戏”(p.126)。与过去的两个社会相比，“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生活是一场人与人竞争的游戏”(p.127)。“竞争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既不是体力，也不是能源，而是信息”(p.127)。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