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换句话说，在前工业社会，为了生存，我们只能依靠强壮的体格和传统的办法与土地抗争，而接着在工业社会，我们要把命运与机器生产紧密相连，但是到了服务性/后工业社会，信息成为主要的工作原料。毕竟，在“人与人竞争的游戏”中，信息必须是基本的资源。请想想，银行家怎样才能处理金钱交易？临床医学家怎样与他的病人对话？广告商怎样创造和传播形象和符号？教师怎样传播知识？其实服务性工作就是信息工作。在社会上占据优势的服务性工作必然需要大量的信息。为了在以后的叙述中再次运用贝尔的术语，在此我们要分清三种类型的工作，分别是“采掘工作(extractive)”、“制造(fabrication)”和“信息活动(information activities)”(Bell，1979，p.178)。这三种工作的平衡性早就在几百年前被打破，因此在后工业社会，“信息工作组成了职业结构的支配性群体”(p.183)。

丹尼尔·贝尔深入地描述了为什么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生活环境。首先，信息产业中大部分都是白领的职业，因为它需要处理人而不是处理物，诚信在大部分工作中的地位变得比以前重要。其次，在服务业中，专业人士十分活跃。通过计算，贝尔宣称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人力资源中超过30%的人是专业人士（Bell，1989，p.168)。这意味着在后工业社会的“核心人才”是“专业人士，因为教育和培训，专业人士已经具备了专业知识，能够提供各种不同的技术以满足人们在后工业社会不断增加的需求”(1973，p.127)。此外，“后工业社会的核心是专业技术服务工作”(Bell,1987，p.33)，“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了后工业社会的主要优势群体”(Bell,1973，p.17)。最后，服务业中有一个特别的群体对“后工业社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就是由医疗、教育、研究和政府的专业人士所构成的群体，通过他们，可以证明“学校、研究机构、专业工作和政府的新知识阶层的扩张”(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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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会上的专业工作越多，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也就越重要，对质量的要求也就越高，人对人的工作也会随之而增加。这不仅展示了一幅令人憧憬的图景，同时提升了信息/知识的地位。我必须得说，除了描述后工业社会的积极特征之外，贝尔的论述，道理还很深沉。他认为，因为专业性工作产生了大量的信息，专业人士的增加，不仅意味着比起以前流动的信息持续大爆炸，而且也说明了社会经历着决定性的变革。那是因为社会利用专业人士，也就是知识专家，进行工作前的计划安排。如果这种部署成为社会的重要特征，那么变化无常的自由放任主义将被取代。专家并不会让自由市场出现不确定的未来，他们用预测、战略和计划取代了市场调节那双“看不见的手”。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路径，具有目的性和自觉意识，命运之神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服务业是由专家管理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游戏”，因此人际关系的性质便引起人们的重视，而这是后工业社会另一个本质上的改变。学者并不会关注他们对单独一个学生个体发展的影响；他们关心的是全体人员在知识、性格和技术方面的成长。医生同样不会把一个病人看成是收入的几分之一。在这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中，专家知识十分有效力。按理论上的逻辑发展而言，社会将会发展为人道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人不再被看作一个个体单位(工业工人的命运必须要与机器和金钱相联系)，而是从以人为本的服务产业中受益，专业人士都首先以顾客的需求为工作前提。计划推进的方向需要领导的作用，如贝尔所说，在后工业社会“新的意识”就是把社会看作一个“公共的社会”(1973，p.220)，促使“团体而不是个人”成为关键的参考点。对环境保护、长者的照顾和教育的成就等问题的考虑必须超出职业的范畴，这些问题的考量必须优先于经济的收入和商业竞争。由于专家的专业意见，优先权得以提上议事日程。贝尔证明，这意味着从“节约”(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原则)原则转换到以“社会效益”为主的生活模式(以“公众兴趣”为基础……努力满足社会的需求,Bell,1973,p.283)。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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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时，读者可能会对谴责“后工业”社会理论中含有进化论假设的论点进行反思。我想，我们很难否定后工业社会是更先进的社会形态。因为比起后工业之前的社会，它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从前所有社会追求生产力的目标在后工业社会里已不复存在。

知识保守主义

信息工作和大量以知识为基础的专业工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是丹尼尔·贝尔所论述的区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断裂标志。不可否认，比起过去的社会，现在的社会拥有更多的信息工作，而且信息的使用也在明显地增加，但贝尔又执意认为这些都标志着后现代社会与先前社会产生的系统突变，如果按照这个论断，不又有问题了吗？

根据贝尔的理论，第一棘手之处就在于他的新型社会类型构建的根基并不稳当。在他的理论中，并没有任何内在的理由去解释专业人才为什么会如此猛增，即使增速惊人，我们也不会就此相信专业人才猛增而导致新时代的来临。例如，如果我们这样解释，工业的所有制还是保持不变，驱使经济增长的动力仍持续运作，而社会系统(除了职业结构以外)还是未受损伤，这听起来也显得合情合理。比如，虽然瑞士主要依赖银行业和金融业，而挪威和西班牙的职业结构较为分散，但没有人会认为像瑞士这样的国家与挪威和西班牙是根本不同的两个社会。无论国家所展示的表面特征如何，它们归根到底都是资本主义国家。

对此问题，贝尔和他的支持者有两个回应。首先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到底要发生了怎样程度的变化才足以让人肯定这是一个系统的断裂？对此论题，最诚实的回答就是笔者的判断和理由充分的论点，本书立即会提供理由去支持笔者对系统连贯性的判断。其次，贝尔用自己所信奉的各自分离的“领域”分析去回应，中轴所发生的变化仍是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即使其他领域未必与中轴发生的变化相关联，各自也会连贯性地发生变化。如果以职业的和信息的发展来作为区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标准，证据确凿而可靠。笔者将在下述篇幅与贝尔讨论，我认为贝尔的反整体论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可以证明社会是一个整体系统，而且持续关联性地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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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开始实质性讨论之前，笔者再举一个质疑“后工业”时代来临的理由。贝尔提出的有关从旧时代转型到新制度的解释，正是问题所在。当我们询问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发生时，贝尔会诉诸于社会科学中明显而常见的论点，比如知识保守主义。那么我们就有根据去怀疑他的理论的合理性，怀疑他所主张的新系统是否已经粉墨登场。

按照贝尔的理论，社会类型的变化源自于生产力的提高，它使人力资源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再转移到服务业成为可能。生产力的提高源于科技的革新，它让我们从较少的农场中获得较多的食物、从较少工人工作的工厂中获得更多的产品。正如贝尔所说：“科技……是生产力提高的基础，生产力是经济生活转化的关键”(1973，p.191)。正是生产力创造了后工业社会的基础，因为它生产的财富开创了所有的服务性职业。

在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个社会学理论的形成与科技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表述十分相似，而后者是在社会科学上受到严重质疑的观点。科技决定论存在两个疑问：第一，科技乃社会变化中决定性的动力源泉；第二，科技本身远离社会世界发展，但是它却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评论家不禁会问—真如上述所论，那么，人类、资金、政治、阶级(Webster and Robins，1986，ch.2)又在何处？科技是变化的动力，但同时与社会关系毫无关联，此论认真严谨吗？为什么是由价值和权力决定研究开发的预算？团体投资科研革新的优先权由什么决定？政府凭什么选择这个研究计划而不是另一个计划？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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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清理科技决定论的缺陷，不如全面理解贝尔的知识保守主义的个性。例如，科技是变化的驱动力这个源远流长的思潮，至少可以追溯至亨利·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在18世纪最后几年，也就是工业化的最早阶段就如此提倡了。实际上，该思潮在所有的社会学初级读本中都受到了强烈的谴责。社会思想史中根深蒂固的知识保守主义已遭人诟病，贝尔却自以为新奇，以“后工业主义”概括社会类型，难怪人们要讨伐他的学术破绽。

此外，贝尔深受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熏陶，这也导致人们对他的保守立场的质疑。马克斯·韦伯是经典社会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他记录下了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所发生的工业改革。贝尔把韦伯看作是“理性化原则”的主要思想家，推崇备至。韦伯认为“西方社会主要的特征就是理性化原则”(Bell,1973，p.67)，在贝尔的术语中，这意味着“少做多得”原则的产生，更简单地说，“拥有功能效率和测量精神的规则正到处扩散，节约’观念(利益最大化、最佳化、消耗最小化)不仅体现在材料资源上，而且扩散到生活的每部分”(p.67)。此外，生产力的提高实际上是新科技的应用，它是“理性化原则”的基础。贝尔教授认为，“社会结构的轴心原则是节约，也就是根据损耗最少化、可替代性、利益最佳化和最大化等类似的条件进行资源配置”(p.12)。

接着为了诠释社会变迁，贝尔提出了一个人们非常熟悉且激烈争辩的论题，但遭到诸多驳斥(cf.Janowitz,1974)。生产力的提高源于技术的革新，该论点一直潜藏在他的理论中。贝尔拒斥有关技术决定论的谴责，但他认为引起变化更基本和决定性的因素是“理性化原则”，这是“少做多得”出现的根本动力，它驱动着科技的发展。作为研究贝尔思想的当家花旦，克里夏·库马(KrishanKumar)一语中的，他说：“贝尔所有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特征都可以看作是韦伯思想的延伸和精髓，他们都认为理性化原则’一直在西方工业社会稳定地发挥着作用”(Krishan，1978，p.235)。知识保守主义满意地解释新型社会在根本上发生的社会变化，但这一论点可能会遭到唾弃。可是贝尔的论述并非如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贝尔在引用韦伯的思想时，他反复重申的论点不是强调现代社会与过去的断裂，而是现代社会一直持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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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的研究论题仰赖于19世纪到20世纪初，探究工业主义的来临及其发展方向的社会科学家的思想，贝尔的研究路径削弱了后工业社会的新颖性。毕竟，向经典社会理论家汲取营养，原本是理解工业主义的发展，但贝尔借道开路的同时，却又声称他们实际上诠释了新型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实在太离谱。克里夏·库马对此再次进行了生动的评论：

后工业主义的理论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承认知识导师的重要性。他们显然不明白，如果他们的理论从工业主义的经典分析中吸取太多核心的内容，然后再用这理论去解释新型社会秩序的转型，实在没有说服力。如果经典工业主义的定义作用依然支配着社会，那么新的元素又怎能组成新的秩序？

(Krishan,1978,p. 237)

贝尔对“理性化原则”作用的推崇，进入前人已开创的康庄大道，每一条道路上都有来自同辈社会科学家的警告信号。在他有关“理性化原则”的论点中，最著名的箴言是—所有的工业社会“都是依靠功能效率原则组织起来的，功能效率原则迫切地需要达到少做多得’的境界并且选择更理性’的方法行动”(Bell,1973，pp.75—76)。贝尔必然会认可收敛论(convergence theory)，但如此论调忽视了不涉及“理性化原则”的因素，或者说贝尔唯“理性化原则”马首是瞻，无视政治、文化、历史的差异(Kleinberg，1973)。贝尔坚持“所有工业社会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科技力量无所不同；科技和工程知识的类型是相同的(或者教育方式是相同的)；职业和专业分类基本是相同的”(p.75)，贝尔主张所有的社会都设定了相同的发展旅程，它们必然跟随着后工业社会的路径前行。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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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与“理性化原则”相联系的棘手难题就是贝尔如何自圆其说，他既同意生产力可以从社会结构(工业社会的“节约”模式)上获得，从而服务部门继续扩张，又强调服务部门的扩大会产生“社会效益”和社区意识。虽然，贝尔告诉我们后者将会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决定性特征，但我们还是会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纯粹的经济生产。如果经济不发展，工业社会如何运作？也就是说后工业社会同时需要经济发展的支撑，那我们不禁会问一我们是否还陷在“工业社会”中？即使有众多的服务业人员，社会的根基是否还是“少做多得”？我们何时才能超越这个社会潮流？我们必须注意到，如果贝尔预期的“后工业”变迁的必要条件，依然仰赖于自动化和多产的工业系统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我们绝不能说这是一个后工业社会。

后工业服务社会？

笔者怀疑后工业主义理论沿袭了研究工业主义主要特征的社会学。我也同样对后工业社会的基础表示怀疑，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专业性工作的增加(伴随着信息活动的增加)表明一个完全新型的社会的降临。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还有更多充分的论据去驳斥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描述。

贝尔把服务业的发展看作是后工业社会出现的经典符号，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贝尔的这个观点就能理解他的谬误了。接下来，本文将证明服务业的扩张所象征的意义，正是各种关系的连续体(continuities)，其与贝尔所假设的服务业的扩张是现代社会与过去社会的一种断裂的事实完全背道而驰。笔者通过回顾格舒尼和迈尔斯(Gershuny&Miles)的评述，在最权威的系统解释之后，我们就会再次明白“后工业社会”的理念破绽纷呈。

本文再次重述要点—贝尔引用了一个不可置疑的事实作为“后工业主义”到来的首要证据一—在工业和农业部门衰落的同时，服务性部门的经济正在扩张。从理论上而言，当服务业持续扩张，其内部的专业性工作同样也会飞速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给予了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资金，其源泉是工业与农业效率的提升，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在服务业找到工作。财富是由工业和农业部门创造的，原则上，只要人们继续渴望消费他们的财富(这是刺激服务业发展的原因)，服务业的扩张就不会终止。而服务性工作天生注定是要以人为导向的，它与自动化绝缘。贝尔的结论浸透着历史的见解，他引经据典说明在1947年，超过一半的美国劳动力在“商品生产”部门，而49%的劳动力在服务性部门；到了1980年，“商品生产”部门只剩下32%的劳动力，而服务性部门则占68%(Bell,1973，p.132)。这种趋势不断被后来的事件所证实，每一个数据不断用服务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证明了服务业的增长，到现在服务业职员大概在总劳动力中超过了70%。因此，贝尔利用这些表面上成立的证据预示新型社会的来临，“后工业主义”便在既定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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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理解贝尔所应用的推理是很重要的。贝尔将职业划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也就是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但他又果断地将它们以下述方式联系起来。他认为服务业是依靠其他两个产业的产出，服务业消耗的资源都是由工业和制造业生产的。以更通俗的话来说，贝尔假设社会财富生产部门必须帮补财富消费领域。司空见惯的例子就是学校和医院不能生产财富，只能消费“我们可以花费得起”的经济，那就是工业所创造的财富。

在此需要掌握的关键点是贝尔并非简单地将职业分成不同的部门，且以此作为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象征，他同时运用因果理论去巩固统计分类，使其互为因果。虽然现在此论已鲜有人关注，但在贝尔的论述中却时时体现出这样的假设—第一和第二产业生产力的提高是“驱动社会变化的动力”(Browning and Singelmann,1978，p.485)，社会将迈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时代。十分不幸的是，对于贝尔的假设来说，谬误重重。

首先，笔者认为比较次要的问题是关于贝尔的“阶段”发展论。从前工业到工业，最后到后工业主义，财富一开始主要聚集在制造业上，伴随财富增长到合适的程度，大部分的财富就会移向服务部门，从历史观点上说，这个变化实在唐突。“第三产业泛化”(over-tertia-risation)的第三世界国家被视为经济体制不协调的典型，但这也说明了在工业基础上建立服务业没有历史的必然性，对贝尔的观点更有效的回击在于并没有证据说明发达社会的前进过程一定是把大部分的工业生产职位转向服务业，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并非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而是从农业转向服务业(from agriculture to services)。此外，即使是在英国，历史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从1840年到1980年期间，制造业工人占总体劳动力比例相当稳定，基本保持在45%～50%之间，而伴随制造业的崩溃，就算加上妇女劳动力，工业人口也锐减至不足总体的三分之一，这归因于经济的衰退和20世纪80年代的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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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资料显示，社会从一个产业进化到下一个产业的说法有待商榷。除了英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产业工人并没有占据总劳动力的大多数，但即使是在英国，也很难证明就业转型的井然有序，即是从一个产业相继转移到下一个产业。完全可以说，后工业社会理论就是“蛙跳”(leapfrog)诠释，能说明从农业直接转移到服务业的普通就业实践类型。这种情况犹如农业和工业的先进生产力所向披靡，导致自动化程度的飞速发展，仅在一个世纪之间，社会便从前工业时代跳跃(jump)到后工业时代。有鉴于此，我们仍然质疑贝尔“从商品到服务”的主题，而认同他提出的另一理念——服务业的发展所需的财富由其他两个部门共同创造。

对贝尔理论的第二个批判要害在于他坚持农业和工业所创造的财富是服务业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个观点遭遇攻击的原因首先在于“服务业”是统计学家在经济领域统计工作分类中的剩余部分，统计学家把那些既不属于第一产业的职业门类，也不属于第二产业任何部门的职业类型，统统纳入服务业，那么服务业就成为“产业中的破旧袋子，但凡房地产、按摩院、交通、计算机室、公众管理和公众娱乐等之流的部门都可以纳入囊中”(Jones，1980，P.147)。这里所强调的正是服务产业的无所不包及其作为其他产业的剩余部门的“属性”，那么，仅仅因为便于统计而将第三产业与其他两类产业区分，起步就误入歧途。正是这样的社会结构(social construction)，“服务业”作为单独的一个产业部门类别，既分离于制造业和农业，却又仰赖这两个部门创造的成果，所以这误导了贝尔，使他从表面看来似乎振振有词，服务业的扩张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力提高为基础，然而，只有从概念的范畴来说，服务业才能被视为独立于其他产业部门，且同时又依靠农业、制造业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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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格舒尼和伊恩·迈尔斯(Jonathan Gershuny & IanMiles)的实证研究为我们贡献了“服务”的更深一层含义，以此检视贝尔的破绽就很清楚问题的根由了。两相对比可知，丹尼尔·贝尔论述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中有关服务业的定义是错误的，服务部门是与工业相对的，只要完成“从商品到服务”的转型，后工业社会就来临了，但是贝尔并没有清晰地定义服务业由何构成？其内涵是什么？

如果与商品的本质作比较，服务业的定义就一目了然：商品是物质，恒久存在，由使用机器的工人制造，商品用于销售，得到商品的人可以按意愿使用商品。相比之下，服务是非物质和暂时的，由人制造而且由人享用。

(Gershuny,1978,p. 56)

贝尔认为整个后工业社会处于一个社会发展的特别阶段，为了把后工业社会区别于“工业”社会，他把服务行业作为商品生产的对立面看待，因为服务业提供的是服务(是“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游戏”，是信息的和无形的)，而在工业社会中，工人都从事商品制造。贝尔理论的主题意在指出—当社会上有足够的财富投资非物质服务业时，社会就离开了工业主义，而新增的服务性工作吸纳大部分的就业人员，但是它不生产商品，而是消费其他部门创造的资源。

当有人检查服务性工作的实质(也就是，服务业其实只是一种职业形式，而不是一种社会部门分类)和第三产业与其他工业部门之间的真实关系时，这种有关社会和社会变化的模型的假设就会变得岌岌可危。如果我们仔细地检查一下服务性工作的定义—生产非物质和短暂产品的职业(Gershuny and Mile,1983，p. 47)，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职业并不仅仅局限在服务业。虽然工作性质有一点不同，但银行或者发电厂的会计工作就可同时归属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类似的，在大学或者建筑工地工作的木匠也可以同时被分到两大类中。这也就意味着，产业的分类标准并没有明确说明劳动者的工作类型，服务部门中会有许多商品生产者，而在第一和第二产业中也会有许多非生产者。实际上，根据格舒尼和迈尔斯的统计，在扩张的服务性工作中，有超过一半的服务工作机会的剧增是源自于“第三产业部门内部交换”的成果，而不是部门与部门之间就业机会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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