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例如，当一个制造厂商扩招白领职员时，扩招有可能发生在市场部、培训部或者人事部，公司接纳更多的服务性人才，以便公司业务卓有成效，比如是为了改进销售方式、对工人进行训练使其工作更有效率，又或者是为了公司更谨慎地选择职员。这里增加每个特定部门的劳动力分工，也就推动了服务性工作的增加。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例子令贝尔对服务业的阐述相形见绌，他认为服务业是寄生在工业基础上的一种产业，实在太离谱了。如果我们知道在不同的产业中有类似的职业(各种行业的经理、书记员和律师等等)，我们肯定不会说在该产业中，这些职业是具有生产性质的，而在另外的一些产业，它们是消费其他产业生产的资源。人们会对产业分离的价值产生质疑，因为以产业作为区分标准，就说有的部门完全是生产性质的，而另外的部门则完全只是消费，那么区分的价值又该如何衡量呢？

上述解释让人们开始质疑把社会分解为不同产业部门是否合适？当我们深入仔细地考量服务产业本身的时候，就会产生更实质性的反对意见。人们看到的是，很多的服务性工作不是在消费工业创造的财富，而是协助工业生产财富。格舒尼主张“服务性工作的增加……主要是劳动力分工作用的表现”(Gershuny，1978，p.92)，他让人注意到“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间的系统性关联”的根由（Kumar，1978，p.204)。如此一来，我们就洞察到贝尔严格地区分不同产业部门的荒谬之处了。

例如，勃朗宁和辛格曼把银行和保险业看作是“服务业生产者”，它主要“反映了劳动力分工的增加”(Browning and Singelmann，1978，p.30)。只有在理论上故意熟视无睹的人，才会觉得服务业远离生产活动。格舒尼以下这一段论述，颠覆了过去所有认为服务业来源于“商品生产部门的生产力”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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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大家需要知道。第三产业虽然不直接生产原料商品，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大部分的第三产业都是与生产过程紧密联系的。比如，工业分配和流通的部门虽然不生产任何原料，但是它是产品制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产品不能被销售，那么它们就不会被生产。类似的，金融和保险的主要部门推进了生产和购买商品……虽然在1971年，几乎一半的劳工人口都受雇于第三产业，但其中有少于四分之一的部门(23.1%)在提供最后的消费服务。

(Gershuny,1977,pp.109—110)

即使是教育部门，在其创建初期，也是一个完全脱离生产且不断消耗资源的服务业原型，但是为了满足社会对系统化训练劳动力的广泛需求，学校也开始从事研究活动以保证生产力的提高和管理人员的有效供应，并为企业生产足够的工程师和语言学家。

再直白而言，将社会分成财富创造和财富消费两个部分，或者如贝尔的“后工业主义”理论中，明确将社会分为商品生产和服务产业的做法堪称“冒失且过度简化”(Perkin，1989，p.501)。贝尔的路径满足了一般人的常规思考，但是哈罗德·柏金(HaroldPerkin)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对此观点及其关联的对立面都进行了尖锐批判：

许多企业管理人员认为，私人部门生产财富，却供给公共部门挥霍，这种观念谬以千里。正如我们所认为的，公共部门生产并维持教育和医疗服务，更重要的是公共部门生产私人部门所依赖的技术，此论在理。在当下复杂和相互依赖的社会中，上述相互攻击的言论，幼稚荒谬，而且于事无补，不就是锅笑壶黑嘛。

(Perkin,1989,p. 502)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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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和制造业

这样看来，即使不是在职业分类范畴中，服务业也不能独立于其他工作活动，贝尔的分类欠妥当。如果我们深入地阅读格舒尼和迈尔斯的著作，就会豁然开朗，真相大白，对贝尔把服务业单独分类的路径错在何处也就一目了然了。在他们撰写的《新服务经济》(TheNewω Service Economy，1983)一书中，格舒尼和迈尔斯一开始便运用恩格尔的理论去分析问题，这提醒我们，丹尼尔·贝尔是利用事后回溯的逻辑(ex post facto)去解释服务性工作就业人数的扩张。

在此，我简要重申一次—贝尔的研究从现今社会服务性工作不断增加的事实入手，然后根据恩格尔的规则作出推论服务业的扩张源自于个人财富的积聚，个人的额外收入会开支于服务业。贝尔认为，因为现在有更多的服务人员，所以人们一定在服务业上花了更多的钱。一开始，此论似乎令人信服，但它是错误的，原因在于贝尔对服务业实际干什么(service workers actually do)这个问题的思考不靠谱。我们已经明白，为了使商品生产变得更有效率，大量的服务性工作是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分化所致，而与贝尔关于服务业扩张的结论是两回事。

贝尔理论的另一个主要错误就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人们只要购买商品就能满足他们对服务的需求，而不是雇用服务人员为他们服务。格舒尼和迈尔斯谈到这个主张时，他们反向思考恩格尔定理(Engel's theorem)，他们想知道情况是不是真的会那样——财富的增加并不会增加个性化服务的消费。因为相比较贵的雇用服务人员消费，便宜的服务性产品似乎更实用，人们会通过购买商品满足自己对服务的需求，而不是通过雇用服务人员。毋庸讳言，按照恩格尔定理来说，当生活水平提高的时候，人们希望得到更好的服务，但人工太贵，人们并没有准备好支付那昂贵的雇用服务人员费用，当他们看到商场上有合适的服务性产品时，他们便会选择购买和使用服务性产品来满足他们对服务的需求。比如，人们想要用更便捷的方式打扫房子，但他们没有足够的钱请清洁工，于是真空吸尘器取而代之，这是人们消费得起的商品服务；或者，他们想要不时地装饰他们的房子，但因为他们不想付钱雇用油漆工，他们会买一套自助设备来自己动手完成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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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舒尼和迈尔斯同意恩格尔定理仍然具有诠释效果，人们确实需要服务，但是与买一台机器的价格相比，雇用服务人员的昂贵价格，令消费者望而却步，雇用人工的服务显然没有吸引力。于是消费者需要商品形式的服务，这类需求“产生了改革服务供应的动力”(Gershuny and Miles,1983,p.42)，同时也意味着服务业的需求影响了制造业本身(impact on manufacture itself)。人们对服务的需求经由商品满足而不是通过雇用服务人员满足，比如摩托车工业和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这种趋势的发展。格舒尼提出，根据过去印象深刻的经验资料，服务性产品的增加意味着“自己服务自己的经济”(self-service economy)的扩张，这与贝尔的“后工业服务社会”理论几乎背道而驰(Gershuny，1978，p. 81)，此种趋势正渗透到服务业和服务性就业两个领域。格舒尼说：

仔细地研究工作和消费两个模式的转变……揭示出逐渐呈现的不是“服务业经济”，而是与此相反。根据……(贝尔的)教条，我们希望发现服务消费正在可观地增长，可实际上，我们发现服务消费占总体消费的比例在明显下降。比起购买服务，普通家庭似乎更喜欢购买耐用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可以让最后的消费者为自己生产服务。

(格舒尼，1978,p.8)

此外，服务性产品“是工业结构全面改革的重要基础来源”(Gershuny and Miles,1983，p.121)。“服务性产品已经工业化”的观点颇具穿透力，就是本书所说的“消费至上资本主义”(consumer capital-ism)。按照“消费至上资本主义”的逻辑，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过程都紧密关联。格舒尼和迈尔斯不断批判丹尼尔·贝尔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假设，他们认为贝尔把社会分隔成各自独立的领域，完全是严重的误导。历史记录显示——“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得力于社会和技术革新的成果，这些改革是为了满足人们对服务业中交通运输、家政服务和娱乐等领域的需求而兴起”(p.121)。换句话说，二战后的社会并非由“工业”部门创造的财富(或商品)补偿人们雇用服务人员的花费，当时社会上主要的产业活动都是制造服务性产品，从而满足消费者明显存在的需求，服务性产品替代了雇用服务人员的消费。贝尔的理论阐述一开始并没有考虑这个因素，他一直坚持社会领域各自独立的立场，以至于南辕北辙了。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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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舒尼的合理批评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反对，而且是全盘否定贝尔有关后工业社会的观念，我们毫无保留地拒斥贝尔所有反整体论的理论(社会并不是完全不相关联，而是内在地相互关联)以及他把社会变化视为向着“服务经济”进化的想法。他对后工业社会的解释是错误的，他对“人皆有所养”社会的阐述缺乏说服力，而他对社会独立产业的坚持(社会各产业间靠因果关系联系着，服务业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更是漏洞百出。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种观点—随着服务性工作的增加，社会上会有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作，甚至更多的专业性职业，尽管这些情况都属实，但贝尔强调的理由并不能宣告“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相反，该趋势都清楚地说明了已建立的社会一经济系统是相互依赖且连续统一的。而且，此一转变确实导致了信息和信息活动的增加，就此而直接宣称“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那就离谱了。

且容笔者最后再赘言几句。我们可以肯定当代社会比以前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拥有更多的信息工作，这就是笔者的论述起点。但我们已经明白，贝尔把信息工作的增加降级为扩张的服务业就业的增加，所以抨击贝尔的观点易如反掌。现实社会的经济是整合的，许多服务性职业是为了帮助产业运作而发展，而不是单纯消费商业生产部门的资源。该情况也说明了在当下情境中，信息和信息工作的意义何在。

在一般的商业事务中，信息活动备受重视。一些评论家认为今天的经济(不仅是农业和制造业，还包括所有对国民生产总值作出贡献的企业)特别需要信息，比起贝尔所强调的消费者服务业都更紧迫地需要信息。也就是说，服务业的生产者(producer services)(比如银行、广告公司、研究与发展部门、网上数据服务、电脑软件供应和管理顾问等信息活动)实际上是现在经济活动的轴心。服务业的生产者(如格舒尼证明的，为了援助更广泛的经济部门)在近几十年会促进信息集中性的提高。政治经济学家比尔·麦乐迪也是这样想的，他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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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信息商品和服务运用到产业中，而不是作为产业的消费者……我们需要……认识到信息……在现代经济中，几乎是所有生产活动的基础。信息角色的变化重组了产业结构和创造了全球信息经济。

(Melody,1991,p. 2)

随着本书的层层递进，我们会遇到志同道合者，他们也反对贝尔“后工业服务业经济的社会”图景，不过，他们都同意信息和信息活动在20世纪后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

理论知识

前文已述贝尔“后工业”模式的根基不牢实。同样地，他把“后工业”社会等同于“信息”社会的论点难以立足：虽然他的主张很专业，但白领和服务性工作并不能象征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他所提出的论断，“后工业主义”是信息时代的典范写照，也是不堪一击。最重要的，与先前的社会相比，似乎并没有显示现在社会与之前社会的断裂，而且实际的情况刚好相反。正如克里夏·库马所评述的，“后工业理论家所挑选的趋势，事实上自工业主义最初诞生时就已显现，该趋势不过是当时那些倾向的推断、强化和澄清”(Kumar，1978，p.322)。既然这样，我们应该反对把后工业主义的理念作为对现代信息的正确理解。不过，贝尔的理论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信息工作在发达社会里大量增加，但这并不足以塑造一个新的社会类型。就像我们不能断言服务性工作的扩张，就证明了新型社会的来临一样，信息量的增加并不能够代表一个新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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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我们不能接受贝尔的断然设想仅仅只是信息自身的增加就创造了新的社会类型，但我们不妨关注他观点中其他有关信息的讨论。贝尔在阐述后工业社会的时候，不仅看到服务部门从业人员的扩张导致了信息的剧增，而且还敏锐捕捉到后工业社会中信息性质上的另一个显著特征，这就是贝尔所说的社会轴心原则的“理论知识”。现在，随着专业性工作的增加，人们无疑会使用更多的“理论知识”，在此讨论的“理论知识”不是量化能够随便衡量的现象(律师、科学家等的数量容易计算)。“理论知识”既是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也是后工业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标志，而且对后工业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虽然在原则上，“理论知识”在后工业社会的中心地位至少会对工作内容或者工作性质进行改革，但是我们还是不完全清楚这些想象是否会与贝尔其他有关后工业社会的描述(比如职业的变革、产业部门的转换等等)吻合。

不过，“理论知识”确实对生活的各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贝尔认为，“从根本上来说，现代社会的彻底创新就在于理论知识经典化，无论是在经济生产还是服务领域都有核心作用”(Bell,1989，p.169)。根据这种特征，贝尔描述到：

后工业社会就像知识社会一样，(因为)革新日益来源于研究和发展(并更直接，因为理论知识的核心作用，直接导致科学和技术产生新的联系)。

(贝尔,1973，p.212)

通过“后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的比较，我们可以充分理解“理论知识”。在过去，革新完全由“天赋优异的科学业余爱好者”引发，科学爱好者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根据经验而研究，不断经由试验发现错误后，继续尝试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比如有人会想，乔治·斯蒂芬逊(George Stephenson)制造了火车头：当时，他正面对着一个实践的难题：如何才能把煤从路途方便但却远离河流的煤矿中运出，为了回应这个问题，他发明了以蒸气为动力并能在轨道上行驶的火车。斯蒂芬逊虽然完成了此发明，但他并没有受过任何高等教育和学习过蒸汽机和牵引力的科学知识。或者，我们再看看詹姆斯·瓦特(JamesWatt)的蒸汽机，瓦特发明蒸汽机源于他想尝试改进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的早期蒸汽机模型。而在20世纪早期，天才的思想家亨利·福特(HenryFord)虽然没有接受过任何有关工程学的正规学校教育，但他凭借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灵巧的实践天赋成为汽车生产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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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后工业社会以“超越经验主义的理论先行和符号的抽象系统……理论知识可以阐明各种不同领域的实践”(Bell，1973，p.20)。这意味着现代的改革是以已知的理论原则为前提而推进。比如，电脑科学吸收了阿兰·图灵(AlanTuring)的论文《论可计算数》(“On Computable Numbers”)中的精髓，这篇开创性的论文是以二元制数学、整合线路的最小化原则为研究起点的，它让“微型电子电路改革”得以建立在已知的物理原则基础上。此外，人类基因组合系统化所衍生的基因工程潜隐着令人敬畏的影响力，它的发展一直推动着人类基因组合计划前进。正如贝尔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的生产“在根本上依靠着理论工作”(Bell,1973，p.23)。

现代社会的理论知识优先，不仅在技术革新领域，甚至出现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例如，政府制定政策时都要以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为前提。理论知识的形态多样，比如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供应经济学政策等等。政府官员每日应对紧急事件时的决策都依赖着每个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支持。另外，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理论在政治事务上的作用。在创造教育机会和药物供应的环节中，专家都会以家庭结构、生活方式的变迁和人口统计学的趋势等理论模型为决策的基础。举一个最近的例子，英国常规的政策，比如21世纪中期的养老金供应政策必须考虑年龄结构、国民寿命、就业率和国民迁移类型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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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不妨看看当代针对环境问题所制定的政策。我们很快会明白，当代社会的政策并不仅仅是针对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比如海底石油的溢出或沙漠化)；当然，政府还会考虑到这些情况的可能性，但他们的建议更多是基于生态系统可承受能力的理论模型来考虑。因此，通常由人口增长、鱼类资源、臭氧层的情况等理论方案引发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讨论。政府只能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实际的政策，比如在英国，针对本国炎热而干旱的夏季的应对政策必须考虑到全球变暖的背景理论模型，同时考虑到全球变暖的延续可能性和影响。当然，这些模型现在说来还是不成熟和不精确的。不过，我们要明白，严格说来，理论知识确实并不完美无瑕，但它在我们生活中却至关重要。以上运用的理论知识常常是不准确的，但这并不会破坏它成为我们行动的前提条件。原因在于我们的行动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比如，技术问题和社会障碍)，而现代生活则是基于抽象的、概括的行为理论而得到组织。

贝尔认为该变化意义重大。可能最重要的是理论优先于所有领域，赋予了后工业社会规划能力，因此后工业社会比先前社会，就更能控制未来。这种能力与专业人士组织和管理生活的倾向一致。此外，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理论变得更全面了。计算机理论不仅可以管理“组织复杂的事物”，而且通过编程，还可以创造“智能科技”(Bell,1973，p.29)。“智能科技”整合了知识(规则、程序等等)，并反过来以理论知识为基础推动革新。

不容置疑，理论知识是一个醒目的理念，从表面上看来，它定义了一个依靠生产和使用信息/知识为核心的新型社会。在以前，社会的发展主要为满足实践需求。如果理论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起点，那么它的确可以宣告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到来。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并不只是更多的白领工作者，或者更多位元的信息正在被生产，我们讨论的是社会生活的新基本原则。

尽管如此，贝尔论题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如何准确地定义理论知识，由此导致学者对贝尔的质疑(Kumar，1978，pp.219—230)。理论造就了抽象而概括的标准、法律和程序，可以认可的是那些先进的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就会被系统化地载入典籍，这些经典书籍为其他的从业者所学习，然后他们再把吸收了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人们认为，此原则是研究和发展计划中的核心，它一直处在改革最前沿。而社会上也有许多证据证明，该原则在如建筑学、工程学、食物处理甚至服装设计等专业性工作中色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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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人会拓展理论知识的理念，使它包含更丰富的内涵所有可以证明社会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事实。比如，为了说明知识在当代社会的优先性，有人会把许多白领雇员在法律、社会服务和会计学上接受过的训练也视为理论知识。我们确实可以说，在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传播理论知识。毕竟，这是一个普遍的重复过程，至少英国如此。在英国，大众高等教育(适学年龄的人群中大约有30%的人进入大学)需要训练大量合格人才，使他们能在“知识社会”成功运转。这些被传播的知识无疑是系统化、抽象化和概括化的实际应用，不过其中也有大量理论知识是来源于对科学的解释，比如化学和物理。

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1994)就当下我们生活于“知识社会”来扩展理论定义，他论述了知识已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构成。实际上，无论是设计新技术，还是生产日常人工制品；包括我们一切的所作所为，理论知识都十分重要。当我们利用渊博的知识去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定位时，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有意义。

在此，理论知识的理念成倍扩展，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斯特尔仿效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本书的第八章会更深入地讨论吉登斯)而提出的观点。斯特尔指出知识的发展有三种形态：有意义的(meaningful)(知识的启迪目标，为了更好地被理解)、生产性的(pro-ductive)(应用于工业的知识)和行动性的(action)(在此，知识要紧密地与生产联系，比如生产智能设备；知识同时也影响着我们的日常活动表现)。这里所阐述的最后一个知识形态，与吉登斯所强调的“后现代”存在的强烈自反性(intensified reflexivity)相类似。吉登斯想强调的是，现代性其实是人们从自然的束缚中解脱后，受到社会共同体限制的状态。在过去，因为“命运”人们不得不做他从前所做的事情，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变化，个人和全体都可以为自身做决定，集体的命运掌握在“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中。也就是说，社会日渐摆脱了过去固定不变的界限，变得更易适应，同时也承认了人类的决定效果。这种趋势的发展需要提高个人和集体对社会的反思，或者说是自反性，但这并没有被理解为某些迈向自我沉溺的倾向，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开放性地对待各种不同领域的思想、信息和理论，这些因素之间互相检验、合并交织为语境，根据这一语境，人们才能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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