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第三版）

在吉登斯的理论中，“后传统”(Giddens，1994)社会是个关键概念，其“后传统”社会的特征体现为行动者和制度依靠信息/知识所表现出的强烈自反性。当然，其中有部分自反性是地方性的且特别的(如对个人生平的反思、公司对销售和库存记录的审查)，但大部分是抽象的。它们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电子媒体和学校组织传输到大众。于是，吉登斯认为我们正栖息在一个“高度现代性”的世界，自反性比起以前的社会更为显著。如果有人接受了吉登斯以上的观点，那么他就会更为重视信息和知识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因为个人和组织在社会上的选择性依赖于具体而丰富的信息。如果有人同意吉登斯的观点，认为我们处在一个具有强烈自反性的时代，并且相信这种自反性是以我们塑造自身和社会的材料为基础的，那么他就会需要一个复杂而深奥的信息环境。吉登斯所说的理论知识可能与丹尼尔·贝尔所假设的并不一样，但它们都是抽象而系统的，它们都包括在同样一个广义的范畴中。

然而，我们还是有理由犹豫是否该用理论知识来描述新的信息社会。至少，安东尼·吉登斯本人也不愿这样做。虽然他强调“拥有强烈自反性的世界就是一个聪明人的世界”(Giddens,1994，p.7)，但他只是把这视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今天的生活肯定是信息更密集的世界，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它代表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

此外，吉登斯对理论知识的新颖性还存在疑问。在1981年，他观察到“社会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并没有出现特别的创新点……实际上……技术的合理性……是工业主义与先前其他社会秩序区分的主要因素”(1981，p.262)。也就是说，我们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作为新型社会标志的理论知识其实早已普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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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吉登斯的反对意见提出了关键的问题评论家所说的理论知识到底意味着什么？上面的引文清楚地表明，吉登斯认为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关理性化的概念可以应用到理论知识的定义中，韦伯的理性化强调了有目的(直接目的)的行动(最明显地出现在行政系统结构的发展中)，同时也涉及抽象和系统的原理、典籍和标准(行政组织的整体)以及行动者对抽象知识的需求(系统应该怎样运作)。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知识只不过是有关行政机构运作的经典规则和程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问到底理论知识中有什么新的元素？因此，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对知识的强调，本质上不过是延伸和积累了工业主义的优势，那么，我们不禁又要质疑—后工业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新颖性？

这让我们对“理论知识”的准确性产生更大的质疑。如果“理论知识优先”是指那些在课本上经典化的已知科学原理(水的沸点、物体的传导性等)，也可以认同。然而，如果理论知识包括了假设的模型，比如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关系贫穷和生活机遇的关系、或者社会阶级和教育机会的关系，这又另当别论了。可能理论知识与物理规律的区别只在于程度的高低，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如果理论知识被视为现代生活专业系统的主要因素，它能操纵水力和污水系统、空中交通管治和电话网络等各类服务业的运行，同时它也组建了以确定原理(如毒性、安全极限等等)为基础的活动监控系统，这样的理论知识又是另一种定义路径了。又或者，理论知识被理解为一种趋势，个人和机构倾向于在他们改造未来的行为之上表现出更多的自反性，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后，如果理论知识是由教育证明(一个普通的策略)特许的，那么这又涉及了不同的意义，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定义。虽然理论的优先性是当前历史的标志性特征，但不准确的理论知识定义，不禁让人质疑它是否能作为辨析信息社会的标准。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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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几年前，丹尼尔·贝尔开始用“信息社会”的概念代替“后工业主义”。但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的分析术语并没有什么重大变化。实际上，无论他的意图何在，“信息社会雷同”于“后工业主义”。然而，我们在这一章的阐述中明白，他的分析并不能成立。

毋庸置疑，信息和知识(包括所有伴随着“信息爆炸”出现的科技系统)都在数量上扩张了，我们也欣然地承认，信息和知识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管理日常生活的核心力量。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可信的证据或论点，能够证明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后工业主义”社会已经来临。进一步说，对“后工业社会”的批判是有效的，我们就是要反对所有同意信息处于支配地位，即代表“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言论。

丹尼尔·贝尔将社会分成几个各自独立的领域，接着将经济分成几个独立的产业，以支持后工业模型的整体结构。但这些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根本原理都无法经受深入的验证。伴随着服务业、白领工作甚至专业性工作的扩张，大量的操作、处理和储存的信息出现，但我们没有理由把它们的扩展看作是因为“商品生产”部门创造了更多财富，使另一部门有条件消费，才造成服务业的扩张。相反地，服务业的扩张支撑着现存的内部互动的经济结构(以及政治和文化关系)。“后工业”社会并没有创新点：服务业及其相关部门的发展强调了现在与过去的连续性。

因为同样的理由，信息社会的热衷者一开始就根究的问题信息和信息工作者的扩张，并不能代表新的社会系统的来临。克里夏·库马开门见山地说：“人们对信息科技的重要性，甚至是信息革命的承认是一回事；而要人们承认新的工业革命、新的社会类型甚至新的时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p.52)。

贝尔所强调的“理论知识”，如果没有在实质意义上，但至少在分析上与上述所提及的数量变化是紧密结合的，比起后工业社会的主题“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理论知识”有更大的吸引力。理论知识的作用在性质上起了变化，它对计划和控制社会事务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对于社会变化感兴趣的人，信息/知识在当代社会的意义，颇具吸引力。虽然在贝尔的著作中，有关理论知识的论述并不尽善尽美，在书中的重要性也次于他所强调的职业变化，但是在表面上看来，有关理论知识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在贝尔的著作中，理论知识不但过于模糊，难以直接应用，而且它的新颖性和重要性也受到了质疑。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理论知识作为证明我们生活在“信息社会”的最有趣和最可信的证据，一点也不离谱。这也是为什么笔者会在本书的后面几章继续谈到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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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我们确实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信息和信息活动形成了日常组织和大量工作的基础部分。信息的规模和范围正在急剧扩大，面对冲击，社会学家渴望分析和解释信息的发展。本章的旨意就是确认贝尔的“后工业”并不能合理地解释社会现象，他希望把“后工业主义”强加给“信息社会”的宏大抱负，可以说是壮志难酬。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现代信息的意义，则必须另辟蹊径。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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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调节学派理论

我们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我们生活在一个喧嚣的时代。固然，每代人都以为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日新月异，所以当有人宣称人类正进入“第二个工业革命”时，不同意见的质疑论调也就应运而生且派上用场。我们的时代确实发生着一些特别的变化，不过，也有一些望重士林且不带偏见的学者注意到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凡的时代。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Hobsbawm，1994)认为，从1975年开始到现在的几十年象征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快速的根本(变化)”(p.8)。许多人都承认，社会既有关系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变化的步伐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快速。

以职业为例：不久以前的英国工业区，比如南威尔士和东北部，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年青一代都能安心地(即使不热衷于此)跟随他们的父辈进入煤矿、造船厂和钢铁工厂工作。上述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已经开始萎缩，到了80年代便退出历史舞台了。而在这些地区的新职业既有国家创建的“政府机构”，也有旅游、休闲和个人护理等领域。众所周知，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确实，像煤矿工人之类的职业曾经标志着英国的经典认同(在一个世纪以前占据了全部劳动力的5%)，而现在就像斯毕塔菲尔德(Spitalfields)的丝纺工人一样，没有与时俱进，和当下时代格格不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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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陆在过去25年间一直间断地发生着严重的政治骚乱，冲突通常在伦敦、利物浦、伯明翰、布拉德福和布里斯托尔等中心城市爆发，然后扩散至周边地区，甚至发展到郊区的海威考姆勃。我们不知道此种骚乱什么时候会再次发生，但它们肯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和某个地点翩然而至。在遥远的巴黎(2005年底，巴黎的暴乱一直持续了几星期)和洛杉矶(1990年代一直断断续续地爆发骚乱，造成了重大财物损失和人员伤亡)也发生过类似的骚乱。我们的私人关系也正经历着不那么激烈，但却让人忐忑不安的变化，这一切都集中反映在家庭模式的转换(社会学家喜欢把它称为“家庭的选择”，包含男女同性恋关系、同居和再婚关系的家庭)以及父母的焦虑上，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以身作则、风范后代(离异家庭的子女也日渐普遍)。道德的护卫者会大声疾呼“回归基本的家庭伦理”，而政治家则坚持“尊重”，但城市的非法行为已一发不可收，如果认为儿童仅仅是被“喂养”长大，我们的婚姻也不大可能回到“至死不渝”(tilldeathus do part)的境界。

我们很快就会清楚所有的混乱，归因于这个时代铺天盖地的大众媒介，前所未有，信息唾手可得。每天足不出户，打开电视，我们就能了解政治的不稳定、经济的困难和令人烦扰的社会问题。每个家庭不仅能收看电视，而且还能从广播、报纸、杂志和免费广告上获取资讯。毋庸惊讶，人人皆知现实的瞬息万变。的确，这些变化必然会引发激烈的论争，但变化本身的范围之广和速度之快简直不容置疑。

人们已经十分洞悉这些变化了，因为媒介总是提醒我们—剧变的核心特征是信息和科技，它们操纵着变化。由于收集和传递信息的新方式的出现，大众媒体自身也在根本上嬗变—在过去，轻型摄影机的发明使媒体能够到达过去无法深入的地区拍摄；而现在，全球卫星系统在几分钟内就能接收几千英里之外的图像。全世界都能同时见证柏林墙的倒塌、关注南斯拉夫在1992年到1996年间的分裂，以及2001年9月，双子星楼被恐怖分子所驾驶的民航飞机所撞倒。社会的符号环境包括书本、小册子、广播、电视、录像、网络等各方面，其迅猛扩张意味着有关两性关系、人们的欲求和困难(对艾滋病所应持有的态度和行为)等议题的信息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们的意识，且会受到比以前更多的关注。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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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前的变化中，重中之重是增加受众接收的信息。例如，今天许多“信息饱和”的新职业，它们不再需要体力工作者，而是需要拥有演讲、写作和领导能力的人才。举一个贴切的例子，过去的煤矿工人，现在只能在比米什和达拉谟镇等地区的工业博物馆向旅客介绍煤矿的改造。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普遍的共识，信息传播科技乃构成混乱的必要元素一—工厂应用的电脑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增加职位，同时未来的许多工作都需要熟练操作电脑。而且，计算机化加速了现代社会的演变，劳动力也要随之作出适应性的更新。更进一步地说，无线电通讯在全球的延伸，不仅意味着人们足不出户，坐在电话、网吧和电脑前，要联系朋友和世界各地的关系真是易如反掌，同时也说明了经济和政治战略的构建必须敏锐地考量全球性因素。

我们很难判断到底有多少信息和信息科技与此巨变相联系，但大家都会承认变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近几十年它的速度不断加快，而信息是该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此外，变化并不仅仅只是一连串的事件和紧急状态。过去也常发生比现在更激烈复杂的动乱，例如，在1939一1945年发生的剧变，令现在的所有动乱都变得黯然失色。因此，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变化不仅使我们遭遇各种各样的紧急事态，而且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常规挑战。二战后，为了改善战乱生活，国家竭力拨乱反正、励精图治，创造为大众所熟悉的生活世界，工厂可以重新营运，人们重操旧业，恢复往昔的生活习惯。从过去稳定工作(或职业)的废除到各行各业的重建，从对国民身份的信任到对健康和安全的警惕，在当今社会的各领域，飞速而广阔的变化对我们提出了全面的挑战。

不计其数的人试图去理解这些变化的主要形式，本论著涉猎到一部分，而剩下的笔者将在接下来的章节继续讨论。某些学者认为，我们正处于工业社会(industrial)到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的转型之中，根据丹尼尔·贝尔和其他学者的意见，社会正从制造业转换到服务业；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则指出，社会是从现代(modern)转型到后现代世界(postmodern world)；对于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和约翰·厄尔里(John Urry,1987)来说，社会是从组织化(organised)资本主义到无组织的(disorganised)资本主义；可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2)却认为这些变化揭示了“历史的终结”，在失败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t)试验面前，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每个学者都试图用不同的侧重点解释完全相同的现象，因此他们对变化的意义的阐释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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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本章将集中讨论两个互相关联的思想阵营，就分析理由而言，颇为在理。一方提出理解当代发展的模式是福特主义(Fordist)到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或者新福特主义 neo-Fordist)的转型；而另一方则认为，我们正远离批量生产(mass production)的时代而步入弹性专殊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宰制的社会。在笔者看来，上述路径是对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思考中最系统化和影响最深远的理解方式之一。

上述两个学派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笔者以自己的分析框架洞察这些评论家之间的分歧所在。在讨论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主张时，本章集中论述发源于调节学派的理论思想。调节学派理论的主要创始人有经济学家阿兰·利比茨(AlainLipietz,1987)、米歇尔·阿格利埃塔(Michel Aglietta,1998)、罗贝尔·博耶(Robert Bo-yer，1990)，此外，还会加上几个独立分析的学者，特别是大卫·哈维(DavidHarvey，1989b)、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尔里，他们就变化的主要观点与调节学派存在着不少共识。当谈到弹性专业主义理论时，笔者会集中讨论在这个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标志性著作——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和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的《第二次工业革命》(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1984)

仅就本章的篇幅难以全面展示上述思想贡献的深度、分歧和差异，笔者只能作一简要追溯与概括，突出这些解释中信息的作用和地位。如此谋篇布局，不只是因为本书的主题是信息，也不仅仅因为信息是组成这些假设转型的重要元素，笔者更希望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信息在当今社会的特征和形式。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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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学派理论

法国的一群知识分子(Boyer and Sailard,2002)开创并推进了调节学派理论的发展，他们在早期深受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影响，其中有数位健将，特色各异，有像米歇尔·阿格利埃塔这样的代表人物异于学派的传统思想，也有阿兰·利比茨对生态运动有着自己的独特回应。不过，调节学派理论始终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保持着密切联系，为了掌握某个特定时期的总体特征，调节学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习惯寻找社会关系的整体(holistic)解释。调节学派总是强调一系列的社会特征相互联系，从而维持社会的自身发展。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仅仅单独而集中地分析工厂或家庭中的科技革新，完全不足以理解社会的变化，必须把科技发展置于与其相互联系(interconnect)的因素中分析研究，比如政府角色、阶级成分、集体趋势、消费类型、两性关系的变化和功能系统的其他因素等等。

调节学派的基本问题包括：资本主义怎样保持它的不朽(perpet-uation)？资本主义系统怎样实现有效的利润业绩和稳定地保持资本的扩张？按照调节学派理论的思想家的话来说，怎样才能可靠地进行资本主义的积累(capitalism accumulation)？他们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倡放任市场，资本主义会慢慢趋向平衡的论调缺乏兴趣，而调节派理论则坚持，除了依靠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之外，政府还应更为关注社会秩序的稳定。当然，我们可以论证任何系统都保持着一个动态发展进程，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其不稳定性已根深蒂固，但调节学派却致力于寻找维持动态经济的稳定根基。这似乎有点古怪，简直就是一意孤行(Sayer and Walker，1992)。调节学派思想家承认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关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雇员总是希望从雇主身上得到更多的薪水，雇员与雇主间相互强有力的竞争意味着改革是永远必需的，因此雇员与雇主的企业接管是经济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他们还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在这些压力之下，资本主义如何才能继续维持发展？换句话说，调节学派寻求包容和控制不稳定性的方法，因此资本主义才能在这些变化中继续发展。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他们希望尝试探索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经济整体平衡观点以外的另类选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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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理论

调节学派的思想家寻找任何时候都能掌握全局的经济积累体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他们计划确定主流的生产组织、收入分配方式、标准的经济部类划分和消费管理模式。他们尝试分析调节的模式(mode of regulation)，也就是“标准、习惯、法律和规则等网络确保(积累)过程的协调统一”(Lipietz,1986，p.19)。接着，他们可能会发现其中的“游戏规则”(rules of game)，以此引领我们去考虑如何从法律条例到教育政策各方面达成社会的控制。

调节学派追随者的目标是研究经济积累体制及其调节模式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学派内部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分析积累的模式，特别是它的构造变化。他们认为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十分熟悉的一系列危机(经济衰退、失业、破产、劳动力断层等)被新建立的经济积累体制所化解，新的积累体制代替了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发挥着稳定作用的旧体制。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福特主义经济积累体制变得不再牢固，它一直摇摇欲坠并处于分崩离析之中，且开始让位于后福特体制，后福特体制也可能会恢复和维持资本主义的企业兴旺。

接下来，笔者的内容将注意力集中于比较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经济积累体制，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我们讨论调节模式的内容减少，但读者应该会对其内容有所知觉(Hirsh，1991)。特别当他们阅读到20世纪80年代尝试构建后福特体制的内容时，读者可能会回想起那个时期的英国境遇—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1979—1990)决定通过改变工会的合法地位以削弱罢工运动；修订学校和高等教育结构和课程提纲；重组地方政府；特别是主要的政府评议机构——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的废除(cf.Gamble,1988;Kavanagh，1990)等等。首相通过这些手段增强新的社会控制。

第四章 调节学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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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就某种程度来说，调节学派理论虽然有很多观念和想法都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但与其说它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倒不如说它巧妙地把这些理念融合到保守派的框架中。调节学派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功能主义的考虑，它确定维持资本主义的方法，并以某种方法删去了这个系统的粗糙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