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朝九晚五的全职就业逐步瓦解，在线工作得到的却不是自由；什么才是灵活就业背后的真实世界和应对之策？】

目前，高丽努力为即将到来的婚礼攒钱，并且学习沟通和电脑技能，这些可能让她找到报酬更高的工作。“我的打字速度比以前快多了。这是一项技能，如果我做会计或参加金融考试，这些技能就很有用。真的，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将来从事金融或去银行上班都用得到。”

这些故事反映了工人通过按需幽灵工作提高技能的价值，这样他们将来就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高丽想要提高打字和英语技能的愿望表明，虽然总体趋势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做按需工作的主要目的可能是赚钱，但当然也有例外，她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工人是否有外部选择——取决于其他收入来源数量的多寡、他们的年龄或他们的教育背景——与他们按需工作的动机有关。首先，那些有更多其他收入来源的工人，更可能不只是为了钱而做幽灵工作。其次，更年轻的工人更有可能为了获得经验或者学习新技能而做幽灵工作，而不是单纯为了钱。最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按需工人更有可能是为了自我提高，如获得经验或学习新技能；或者为了获取自主权，如利用空闲时间或自己做老板。31总体来说，调查结果表明，那些有其他收入选择的人——无论是因为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还是有其他收入来源——更可能把收入以外的东西当作从事按需工作的首要理由。对另一些人来说，幽灵工作提供了一种方式，来支持尚未形成稳定收入的兴趣爱好。

例如，为了实现自己的舞蹈编导梦，30岁的卡梅拉从佛罗里达州搬到了芝加哥。过去，她通过教授舞蹈以及担任一家公司的品牌大使并在活动中推销产品来赚钱。这两份兼职都能帮她支付账单，但都无法实现她的梦想。教授舞蹈意味着她必须遵守课程表，不能自由地游历去追求她的编舞梦。担任品牌大使让她感到空虚；她称之为没有前途的工作。“总有公司需要推销自己的产品。这不会有任何其他结果，对我和我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好处。”

和弗吉尼亚一样，卡梅拉也是说西班牙语长大的，她决定利用自己会两种语言并且热爱语言的优势。她进入一所社区大学，学习口译和笔译。后来，她决定志愿翻译TED演讲并添加字幕，这是TED开放翻译项目的一部分，可以在其中进行练习。在那里，她发现了Amara，当时Amara刚开始按需提供有偿翻译和字幕服务。尽管卡梅拉在公司活动中担任品牌大使能花更少的时间挣更多的钱，但她还是选择在Amara上做翻译项目。“我可以在任何地方赚钱，做对我重要的事情，”她补充说，“我并不是真想涉足其他领域。我想四处游历实现编舞梦。现在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带上电脑，如果我得到一个任务，我还是可以去做。我过着理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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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梅拉和弗吉尼亚而言，最容易获得的工作就是服务行业的正规就业，它把工资和沉重的义务连在一起。工作把人们束缚在特定的物理位置，以换取体面的报酬。漫长的时间和情感上的空虚会消耗他们的精力，让他们无法做自己喜欢的项目，无论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幽灵工作可以成为一条走出困境的捷径，让工人可以追求比金钱更重要的自治和独立，这也是他们的基本需求。 32

透明天花板

在美国和印度，许多人面临职场歧视，尤其是那些历史上被边缘化的族群、女性和残疾人。而按需工作为他们提供了数字技能普及、身份认同、家庭尊重和经济独立。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而退出职场的女性，在试图返回职场时会面临重重阻碍。美国和印度的女性信奉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教育水平和社会角色，但这两国的女性都很难在工作场所得到和男性一样的薪酬，她们的贡献也很难得到认可。然而，矛盾的是，她们无偿为家庭做着不可替代的照顾工作。 33

34岁的库姆达生活在泰米尔纳德邦的沿海城市金奈，她信奉印度教，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拥有电子学的高中文凭——这是个不小的成就，因为她出生在较低种姓的印度家庭，这种家庭的女性经常为高级种姓家庭做家务。库姆达说，她的教育主要归功于她的父亲，父亲让她和妹妹一直念书，而大多数那个年纪的同村女孩都已经辍学在家工作。村里的人并没有饶过父亲的决定，而是因此惩罚了他。人们担心的是，等到为库姆达择觅夫婿的时候，念书可能会起到反作用，因为对于在她这个种姓和阶级背景下受过教育的女性来说，很难找到相匹配的男人。 34但她的父亲仍然很坚持。

现在，库姆达的电子学文凭使她有资格在当地的计算机培训中心任教。她还通过教授印地语口语赚钱。但库姆达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幽灵工作。她从三年前开始在MTurk上工作，丈夫和公婆对此嗤之以鼻：她一个人待在家中偏僻的角落，弓着背坐在笔记本电脑前，完成太平洋时区公司的工作，这怎么可能挣大钱呢？但是，当她的收入与做修理工的丈夫持平，甚至超过丈夫的收入时，她得到了大家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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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姆达的月收入接近25 000卢比（约合350美元），是她所在的镇上收入最高的。她的梦想是挣足够的钱，办一个以她父亲的名字命名的辅导中心，让村里所有人都能看到年轻女性受教育的价值。“我父亲对我的期望比他在成长过程中得到的期望更多。看到我取得成绩，成为村里收入最高的人，他非常自豪。”

达内尔35岁，她花了几年时间完成课程和考试，获得了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传统科研环境中遭受的性别歧视，再加上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使她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也促使她转向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那就是在LeadGenius上工作。LeadGenius刚成立的时候叫“MobileWorks”，达内尔很早就在上面做幽灵工作；LeadGenius获得第二轮投资的时候，公司聘请她担任办公室经理。达内尔很高兴地把全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在LeadGenius总部做全职雇员。她把LeadGenius描述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包容性的工作场所。

尽管身处不同的世界，达内尔和库姆达都展示了按需工作的变革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对个人，也对整个家庭起作用。但并非只有库姆达这样的女性面临透明天花板。曾因残疾、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在工作场所遭受歧视的人报告说，按需工作是一种避免职场骚扰的方式，这种骚扰来自资历更深或权力更大的同事。

拉克什亚34岁，几年前在一场三轮机动车事故中受伤，导致腰部以下瘫痪。他和直系亲属以及其他亲戚生活在东德里一个历史悠久的社区里，家中陈设非常豪华。事故发生以前，拉克什亚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他把大部分收入寄给了父母，帮助他们买地盖房子，也就是他们现在住的地方。现在拉克什亚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楼上的大卧室里，卧室有一个阳台，可以俯瞰房子的大门。家人陪着他在房子里四处走动，上下楼梯，但很少出门。

从事故中恢复以后，拉克什亚至少花了一年时间寻找工作，由于频繁被拒，于是他转向了线上工作。至少网上的人看不到他的残疾。20世纪90年代以来，歧视残疾人在印度一直是非法的，但尽管如此，像拉克什亚这样的人在正规就业中感觉到被排挤的例子并不罕见，美国也有这种情况。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之所以被拒绝，究竟是因为残疾，还是因为在医院康复期间，他的简历上有一年多的空白。35

最近两年，拉克什亚一直在UHRS上做幽灵工作。他平均每小时做150多个任务，而上个月，他在这个网站上工作了近200个小时。拉克什亚的工作包括新闻报道分类、成人内容审查、视频内容分类、必应检索词分类，以及英式英语和印式英语的发音比较。他训练聊天机器人——由语音和文本驱动的计算机程序——识别疑问句和陈述句，用于智能对话。他还做简短的市场调查和与图片相关的任务，把搜索问题转换成对话的形式，帮助改进印地语的查询，并审查印地语标题下的成人内容。“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持思维活跃，”他说，“我必须这么做，我必须保持忙碌。”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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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什亚和库姆达这样的人利用按需工作来撬开就业机会，否则他们可能会被拒之门外。UHRS和MTurk之类的平台向请求者提供的工人数据非常少——如果有的话。回想一下第一章，API使工人的个性变得抽象了。请求者只知道ID为“A16HE9ETNPNONN”的工人完成了工作，不知道那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还是基督徒，也不知道其是否残疾。这种抽象的缺点是，它会造成去人性化，使请求者忘记他在雇用的是活生生的人。好处是，请求者不会因为库姆达是女性而歧视她，也不会因为拉克什亚瘫痪而歧视他。

当我们开始这项研究时，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在印度兴起。执政党的权力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从表面上看左翼的、世俗的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转向了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Party）。通过受访者的眼睛，我们看到了这种转变是如何强化了女性对家庭、宗教和文化义务的明确要求。也许是当时的政治保守主义让幽灵工作对我们所遇到的印度女性更有意义。现代职业女性成了备受追捧的角色，而幽灵工作成为通往它的一个渠道。她们可以获得收入，又不必陷入围绕“呼叫中心女孩”的不正当行为的那种激烈的全国性辩论。所谓“呼叫中心女孩”，指的是那些跟各种种姓及宗教信仰的男人一起上小夜班和夜班的女性，人们指责她们把赚钱看得比礼节和虔诚更重。36然而，美国女性在谈论按需工作的价值时，更可能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掌控自己的经济命运、开启新工作，或者在照顾老人和小孩之余培养新技能的方式。

人们利用幽灵工作来对抗谋生之路上的常见压力。但是，把幽灵工作当成一种选择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对于那些体验派，他们找不到资源和同伴，也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节奏。

并非只有阳光和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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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工作帕累托分布的特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围绕着对生活的投入来安排工作，从更典型的计划B工作的压力中得到一些缓解。上述工人的故事表明，按需工作本质上并不是糟糕的零工。当工人需求和市场需求达成一致且相互配合时，它可以转变为更具实质性、更能令人满意的东西。如果对按需工作不加审视，或把它隐藏在软件背后，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快速增长的全球就业世界，那么按需工作就可能真的迅速转变成幽灵工作。技术本身并不是很好的均衡器。按需工作有潜力成为每一个人的经济机会，最明显的证据是，全球仍有一半人口无法获得这种工作。按需工作把没有可靠网络连接的人排除在外。如果所有国家都能跟上当前互联网的发展速度，20年后全球互联网的普及率将达到100%。37在那些有网络连接的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网速非常慢，使用的设备已经过时。38尽管印度的4G网络和宽带价格相对便宜，但我们采访的许多工人在季风季节难以维持工作，因为暴雨和狂风经常导致停电。世界上达到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缺少做幽灵工作的全套设备，也没有特定的雇主或政府机构负责改变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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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挑战是，工人的日程安排和对生活的投入有太多变化，幽灵工作帕累托分布的“灵活性”意味着人们不共享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职业身份——这是组织工人利益的三个关键因素。最后，由于工人之间缺乏协调，不能维护自己劳动的价格，同时强势的请求者负责给劳动定价，如此，愿意接受最低价格的工人“胜出”，这意味着请求者可以建立一个按需工人库，吸纳那些愿意以更低价格完成任务的工人，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平台上所有工人的工资。39人们接受幽灵工作的负面影响，并不是因为幽灵工作的好处，而是因为计划B就业的缺点。这也提醒我们，人们总是会找到方法让他们的工作更有意义。

我们发现，像世界各地的工人一样，从事按需幽灵工作的工人在接受一项任务时，心里想的不只是获得报酬。在这个世界里，经济压力彻底剥夺了我们不计后果追逐梦想的野心，而考虑薪水之外的事情则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力量感、掌控感和自主性。而通过社会连接和同志情谊这种最常见的方法，人们使工作中的经济需要变得有意义。

(1) As–salamu alaykum，常见的阿拉伯问候语，意思是“祝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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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第三部分 对抗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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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陌生人的善意与协作的力量

仍然存在的社交需求

任何一个开启新工作的人都知道，讨好同事有多么重要。同事会告诉你洗手间在哪里，教你如何填考勤表，并向你建议如何处理与老板之间微妙的谈话。最终，同事甚至可能分享其他工作的信息，如另一个部门的职位空缺，或者告诉你某个经理出了名地对员工苛刻——你会希望避开这种经理。这些饮水机旁的谈话扩展了办公室的社交空间和亲密关系，它很有价值，但很容易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考虑到这一点，然后再想想作为按需工人会是什么感觉。你的办公室可能是厨房的操作台，或者是靠在卧室墙上的摇晃的桌子。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你要在工作和照顾家中老幼之间来回切换。而是否有稳定的电力和网络，则取决于你住在哪里。如果手机服务比宽带便宜，那么手机可能是你工作的唯一入口。如果你是雇主，那么与你联系的不是人类，而是一个计算机接口。大多数任务的薪水只有几美分，但你会多做一些，指望积少成多。完成一项任务时，你永远不会听到“干得好！”，所以你必须自己成为啦啦队队长和监工。报酬丰厚的工作，也就是每小时15美元的工作，总是转瞬即逝，但你不知疲倦地浏览数据面板，希望能找到一份。

经过设计，幽灵工作试图把一份工作简化到只剩下最基本的元素：一项任务和一份薪水。按需平台的设计者假定“用户”独立自主地工作。对他们来说，如何高效地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是更大的难题，而工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数字劳动就是收集数据提供给算法，或者生产又好又快的内容。这种观点并非邪恶或出自恶意，但它无视了幽灵工作的现实和需求。

我们绕过企业的API，面对面地与工人交流，看到了按需平台宏伟外表下的内幕。工人告诉我们，他们如何建立复杂而繁荣的社交网络，来对抗按需平台的孤立状态。我们看到工人在网上交换信息，相互通知报酬丰厚的工作机会，还把电脑和网络分享给新人。我们听说工人集资替换同事的故障电脑，听说素眛谋面的人交换礼物、庆祝生日。工人们通力协作，不仅设计出针对平台技术缺陷的变通方案，还在倒苦水的同时解决了工作中的社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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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存在有形的工作场所，但与传统的朝九晚五相关的社交需求仍然存在。没有人为工人提供基础设施，所以他们就自己创造。工人们协作克服工作平台产生的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更具体地说，他们协作降低了平台为完成工作而强加给他们的交易成本，并为彼此提供社会支持。最活跃的工人致力于三种类型的协作。第一，他们协作减少间接成本，如注册账户、避免诈骗、找到工作和获得报酬。第二，他们协作完成工作。第三，他们协作重建工作中的社交。从根本上说，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工人渴望甚至依赖工作中的社交——闲聊、八卦以及关于工作窍门和支持的闲谈。幽灵工作依赖于陌生人的善意。

工人通过协作解决问题，在几乎没有指导的情况下摸索应该怎么做。1当别人通过分享失落情绪而缓解认知负荷的时候，他们也会感到宽慰，这就像讨论工作中的挫败感，实际上会推动工作向前发展。2按需工人之间的协作揭示了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的深刻的社会经验和意义。3工人们对协作的偏好也凸显出屏幕背后的人及其努力是这个劳工市场真正的通货和价值。与我们所说的通过优化的计算机代码实现规模的故事相反，是工人在为API添砖加瓦并努力构建彼此间有组织的活动。在这一章中，我们回过来讨论协作的重要性，以及在根本不重视工人与其他任何人交谈的环境中，完成任务与协作之间有什么关系。

协作最常发生在那些花最多时间做高要求工作的工人之间。尽管这是一种跨文化现象，但印度按需工人与美国按需工人的协作看起来有所不同。本章的数据反映了这一现实。我们发现，在印度，发短信和共用物理空间的需求与其他严峻的现实相呼应，比如季风季节不可靠的电力供应，以及翻译美式英语口语表达的语言挑战，如翻译“jonesing for acookie”（特别想要一块饼干）。

这一章将更多地关注印度工人以阐明协作的重要性，但我们注意到，美国工人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协作，就像他们的印度同行一样。我们将以一个深刻的事例结束本章，在这个例子中，工人们展现了集体的力量——跨洋协作，为自己和他人发声。

协作减少交易成本

22岁的约瑟夫是印度南部城市特里凡得琅的一名学生，信奉基督教。他拥有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学士学位，想攻读设计专业的硕士学位，但他真正热爱的是音乐。约瑟夫是当地一个乐队的吉他手。不练习也不表演的时候，他在MTurk上工作。约瑟夫2012年加入MTurk，因为他可以一边赚钱，一边有足够的时间玩音乐。他试过其他的线上招聘网站，但都是假的。约瑟夫通过Facebook的一个群组听说了MTurk。第一次申请注册MTurk时，他被拒绝了，因为他的身份证上写的是旧家庭地址。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要注册MTurk，工人必须有政府颁发的写着家庭住址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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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西方人似乎很简单的事情，对印度人常常有障碍，因为在印度，人们的家庭通常没有正式的地址。约瑟夫就是这样。由于无法提供MTurk需要的邮政地址，他从一家代理机构买了一个账户并使用了它的地址——这是一种常见的变通方案。约瑟夫购买之后不久，该账户也被冻结了，可能是因为地址与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不符。约瑟夫第三次尝试注册账户，他在Facebook上买了一个。他是这样说的：“我在Facebook上找到一个人，他来自（两小时车程远的）特里苏尔，但他不再为MTurk工作了。我使用他的账户，并分给他薪水的20%。”

过去的四年里，这样的安排让约瑟夫能够在MTurk工作，并保留80%的收入，大约每个月20 000卢比（合275美元）。把MTurk账户卖给约瑟夫的人会收到纸质支票，并把钱存进银行，然后把收入的80%转到约瑟夫的银行账户。约瑟夫用这笔钱资助家庭。他赞助父亲的文具店，为母亲买了第一台洗衣机作为生日礼物。他还给自己买了一辆摩托车。现在，约瑟夫把卖给他账户的人称为“工作伙伴”，如果没有他的协作，约瑟夫就无法应付平台的管理需求，即一个有效的物理地址，以及处理自己工资的银行授权。

约瑟夫的故事说明了印度的一个普遍情况。在数字劳动平台上注册账户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尤其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落后地区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些地方没有公路，没有政府服务保证他们的住所有自来水，更别提邮件了。当时，亚马逊给按需工人支付纸质支票。然而，我们的几位受访者表示，他们很难收到邮件，更不用说存支票了，因为他们所在的社区没有银行。和约瑟夫一样，我们采访的一些人使用朋友或家人的地址，因为这样更可靠；但如果地址和身份证不匹配，他们的账户就可能被冻结。

34岁的库姆达就是在一次求职骗局中上当后找到了MTurk。现在，她指引亲戚朋友加入值得信赖的平台，防止他们犯同样的错误。她说：“我最开始做的是外包工作。我和一个朋友去找工作，到处都是骗局。我是我们这个地方最先了解MTurk的人。我的朋友是通过我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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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urk的（所以他们知道这是安全的）。”库姆达是协作帮助他人找到工作的一个例子。在劳动平台上注册账户需要工人提供私密的财务信息。由于缺乏实际的工作地点，也没有明确的系统审查平台的真实性，工人必须相互依赖，才能从窃取电子邮件和个人信息的骗局中辨别合法企业。

我们发现，在美国和印度，大约有25%的工人通过朋友介绍了解MTurk。在LeadGenius上这一比例更高。这表明雇主的口碑跨越了各个平台。4工人通过电话、论坛、网聊、Facebook，甚至面对面的交流分享做任务的技巧，尤其是那些收入高的人。同样，公平可靠的请求者的名字（即雇主）经常在按需工人之间流传。

圣吉夫22岁，是喀拉拉邦的一名学生，他通过在MTurk上工作以及维护几个关于爱情和友谊的博客赚钱，这些博客通过谷歌关键词广告产生被动收益。5他最初是在计算机应用课程上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了MTurk。他喜欢MTurk，因为他可以兼职工作。圣吉夫经常留意深夜的任务，有些事情他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做。如果看到一份前景好的工作，他会把这个消息告诉朋友。他说：“如果我在工作时找到了一份靠谱的任务（工作），我会打电话告诉他。”

虽然我们的民族志和调查数据表明，工人之间会沟通和协作，但我们无法看到这些做法有多么普遍或多么广泛，也无法看到地理位置等属性与按需工作背后的协作数量的关系。因此，为了了解这种协作的规模和结构，我们请MTurk的工人帮我们绘制他们完整的交流网络。我们给MTurk工人提供了一个“精简版Facebook”，工人可在上面匿名报告与他们交流的人的昵称以及他们用于交流的媒介，如电子邮件、短信、Skype或工人使用的线上论坛。6工人可以看到有关他们之间关系的各种信息，如他们为什么开始在MTurk上工作，他们如何保持动力，以及工人愿意分享的任何人口统计信息。

该交流网络由10 354名工人和他们之间的5 268个连接组成。其中1389名工人（13.4%）至少与其他人有一个连接；在这1 389名工人中，平均每个工人至少与7个人相连（见图1）。乍一看，人们可能会问，如果86.6%的工人与任何人都没有连接，我们为什么还要关心这样的网络？这13.4%就是核心工人，他们就是第四章中提到的“永久在线派”和“定期派”，所以如果你在MTurk上发布任务，你更有可能从这个池子里找到工人。此外，我们将看到工人聚集在不同的线上论坛，因此交流网络由重叠的社群组成，这些社群就是工人用于交流的线上论坛（见图1）。但仅仅这个网络的存在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工人们没有协作的基础设施，所以他们在MTurk平台之外建立了整个网络，并自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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