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存在之真 拉康哲学映象

第四章 索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

从总体来考虑符号。

—索绪尔

如果说，早期拉康哲学的学术资源主要来自超现实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那么对拉康中晚期哲学语境历史性追究的最后焦点，必然会集中于语言学结构主义。因为拉康中晚期研究的主要词语至少在空间意义上过多地依从了索绪尔、雅各布森，特别是列维一斯特劳斯等人所构建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平台，拉康的大量范畴均取之于这个重要的理论思潮。所以，要吃透中晚年拉康，我们就必须先来叙述语言学结构主义的故事。当然，拉康对后者的汲取依然是一种颠覆式的吸收。这也是我们已经熟悉的拉康式的思想史承袭模式。

1. 索绪尔：能指与所指

结构主义是20世纪中期在欧洲兴起的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潮。①它最早发端于世纪之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历经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的“布拉格学派”，最后在60年代的法国获得了空前的胜利。结构主义一反传统西方的主体中心说，在个人主体之外的语言结构系统中建立了祛主体性的全新语境。多斯曾评论道：“结构主义是对西方历史上一个特定时刻的抗争与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它表达了自我仇恨，表达了对传统西方文化的拒绝。”①此处提及的自我仇恨是指结构主义对笛卡尔以来一切主体暂学的贬谪和拒斥。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与拉康哲学的逻辑意向是完全一致的。20世纪下半叶以后，结构主义逐渐发展成一种影响广泛的世界性学术思潮，它直接作用于西方现当代诸多重要的文化、艺术和学术流派。我以为，结构主义是一种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学术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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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结构主义主要是指语言学语境中生发出来的结构主义思潮。结构主义还有另一个发生学路径，即从复杂性科学，特别是系统论和控制论中形成的结构主义思想，如皮亚杰的建构主义思想。关于语言学结构主义的历史语境及其演进过程，可参见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下卷，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这是目前我所读到的有关结构主义思潮最好的学术史传记。

② 杰姆逊说，结构主义是在1955年列维一斯特劳斯发表《忧郁的热带》一书后成为“群众运动”的，又因1960年《泰凯尔》的创办和1962年列维一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一书的出版，结构主义在1966～1967年间登上了它的思想顶峰。158·参见杰姆逊《语言的牢笼》，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参见杰姆逊《语言的牢笼》，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说到结构主义，布洛克曼曾经十分形象地使用一个空间上的逻辑关系做比，即“莫斯科(圣彼得堡)一布拉格一巴黎”，这也是语言学结构主义历史发生学的真实逻辑。当然，篇幅所限，我们在此不可能完整地再现结构主义思想的历史进程，只能选择其中一些重要环节，特别是拉康后来截取并用以座架弗洛伊德的一些重要思想规定。

以时间为序的话，第一个要说到的人物一定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关系论。②我也认为，这是对拉康中晚期语言学精神分析思想影响最大的理论。

索绪尔关于语言的论说，起于他对语言（langue/lan-guage)和言语(parole/speech)活动异质性的界划。根据他自己的标注，这叫“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①语言是一种准则，是言语活动的主要部分，相对而言，言语属于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存在范畴，它的性质更为复杂，横贯于个人与社会、物理与心理等多重领域。巴特就认为，扩展的言语就是后来在后现代语境中受到焦点式关注的话语(discours)。②而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总体或“一个分类的原则”。索绪尔正是由此标举出自己独特的共时性语言学研究语境的。其中的关系就好比汉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和准则，可是中国人的言语活动却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从标准普通话到任何一种地方方言(如广东话和闽南语)之间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

第四章 索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

① 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4页。

②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瑞士著名语言学家。1857年，索绪尔出生于日内瓦。1875年入日内瓦大学学习物理和化学，1876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历史语言学。1878年发表《论印欧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一文。1880年，以《梵语中绝对所有格的用法》获博士学位。索绪尔长期在巴黎和日内瓦从事语言学研究。他于1913年2月去世，终年56岁。代表性论著为身后由他的学生巴利(Bally)和薛施蔼(Sechehaye)整理出版的课堂讲演录《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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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说，要将语言从复杂的言语活动中分离出来，就要从在个人行为中建构言语的交谈出发。交谈一定是两个以上的人之间的对话行为，这是一种循环式的社会事实，起点是言说者头脑中的一个事件，即“概念的意识事实是跟用来表达它们的语言符号的表象或音响形象联结在一起的”③。比如我们此刻正在论说拉康的他者思想，那么首先，在我们的头脑中，拉康关于他者概念的意义与汉字中的“他者”形象和发音是联系在一起的。此时，它只是我们头脑中的一个心理现象，当我们将这个词述说出来，通过发声，它已经转换为一个生理现象，最后，当声音传递到听者的耳中，就成了一个物理现象。可是，只有当听者能够听懂“他者”这个汉字，这才最终构成一个言说的“社会事实”。如果言说者的发音是英语的“oth-er”，而听者固然听到声音然却不知其意，那就并不构成索绪尔所说的循环中言说的社会事实。所以，被索绪尔称为社会事实的是如下一种经过无意识的“社会晶化”了的现象，即个人言说交谈中，每个人都在复制作为“平均数”的符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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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页。

② 巴特：《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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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2页。

这个语言结构化的无意识性，正是后来拉康论说大写他者时着意关心和强化的东西。

假若言语是一种“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那么其中那种社会晶化了的符号关系就是社会性的语言。“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它是使一个人能够了解和被人了解的全部语言习惯。”①异质性的言语形成同质性的语言符号系统，后者是一种个人之外的有着确定对象的符号关系。索绪尔强调，在语言中，“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这就是索绪尔那个著名的所指与能指相结合的意指(signification)理论。

索绪尔说过：“语言是组织在物质中的思想。”②可在他看来，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对应它的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构性关系。③这是一个重要的界定，语言不是反映论中指认的对象(实存)与其直接表象的关系，而是概念(存在=本质)与指认这一意义的示符——音响形象的关系。也就是说，语言本身是一种关系，但它并非一对一地直接指称对象，而是语言自身的一种关系系统。拉康后来也接受了这个前提性的观点。他特意说明，这个音响形象指的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声音和形象的“心理印迹”。所以，“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索绪尔说：“我们建议保留用记号(sig-ne/sign)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signifié/signified)和能指(signifier/significant)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④巴特说，索绪尔的记号区别于信号(singal)、指号(indice)、象征性的符号(symbole)，它特指一种非象征意义上的任意的记号。而能指和所指这一对范畴，也是在他对形式(forme)和观念(idee)、形象(image)和概念(concept)等关系性规定的比较中精选出来的。①

第四章 索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5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7页。

③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页。

④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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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指与所指历来是语言学研究两个最难理解的范畴。我们必须在索绪尔的原初语境中对它们做一个较为深入的解读。依索绪尔的说明，所指，是在语言符码中那个被表示、被指认的成分。请一定注意，这个成分不是实在的事物或对象，而是作为一定对象本质的观念意义。“所指不是一桩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理表象”，所以，有人以“符码受指”或者“指符”来直译此词。能指，则是用来表示、标识一定观念意义的意符成分，前面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种由音响形象构成的指代符，所以也有人用“符码施指”或“符旨”来直译这个词。巴特说：“能指是一种中介物，它必须有一种质料”，声音与形象、物品与书写物都是能指的内质。③最重要的是，“索绪尔的记号只关心所指(概念)与能指(声音意象)之间的关系，从而把指涉物一脚踢到了门外”。

以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关键点，即所指和能指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东西，而只是同一语言记号的两面。比如汉字中“人”这个字符，书写下来的一撇一捺的“人”和汉语发音中“ren”就是“人”的能指或施指，而“人”所意指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的意义观念，则是“人”的所指或受指。所有语言符号都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用一个不十分准确的类比，这有些类似于记号的外部形式和其意义内容之间的关系。巴特就曾说：“能指构成表达面，所指构成内容面。”⑤在另一个场合，索绪尔甚至说，语言就像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二者无法切割开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索绪尔绝没有对所指和能指进行等级划分。反倒是后来的列维一斯特劳斯和拉康将能指变成了象征关系中骑在所指之上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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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巴特：《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1、133页。

②巴特：《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6页。

③巴特：《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40页。

④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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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巴特：《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4页。

其实，这种记号并不仅存在于语言之中，现实生活中还有大量非语言的记号，譬如图画和象征性的事物。斯特罗克就曾经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阐述这种关系：

如果花儿还只是在静悄悄地开着，我们就无法把它当成一种记号，因为并没有什么东西已经呈现出来并将它变成一种记号。但如果对于文化来说，花儿可以并且常常被用作一种记号：比如把它扎成花环，作丧事之用等。在这种情况下，花环就是一种能指，用我们的话来说，它的所指就是“慰藉”。①

如果我们向自己心爱的女孩子送玫瑰，那这花朵也是能指，它的所指就是爱。这是容易理解的比喻。

同时，在索绪尔那里，所指与能指的关系首先表现为一种任意性。多斯认为，索绪尔这个观点来源于柏拉图《克勒泰勒斯篇》中赫莫杰尼斯与克勒泰勒斯的对话。在那场讨论中，前者明确提出，词语是任意指派给各种事物的。②索绪尔举例说，在法语中，“姐妹”的观念与用来做它的能指的s-ö-r(soeur)这串声音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它完全可以用其他词语来表示。再比如，中文中的“苹果”，在法语中是“pom-me”，英语里则是“apple”，德语中又成了“apfel”。这些词与它们所指认的对象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完全是任意性的约定俗成而已。在这里，索绪尔还专门批评象征符号说，即记号(sign)不等于符号(symbole),特别是将能指与象征联结起来的认识，在他看来，象征恰恰不是任意的，不是空洞的意符，而正好是有内在关联的指称。①索绪尔对象征的这种理解，显然不同于后来的拉康。在这个问题上，索绪尔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即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并非凝固不变，而是变化不居的。

第四章 索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

① 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以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②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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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索绪尔关于语言记号关系任意性的观点必然会引出一种质疑，如果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并且不与对象直接相关，那么，它们又如何建构具有真实内容的意指作用？其实，这恰好引导出索绪尔语言结构论的正面逻辑，即任何语言概念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只能依存于与符号结构总体的特定关系。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个内含复杂结构的功能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为此，他提出了“音链”和“语链”的概念。这也是后来拉康能指链的逻辑导引。任何一种语言中的概念符号都是任意的、暂时的，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更。所以，没有基本内核的记号就必然只是一种共时性的关系存在，它们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通过与其他符码的差异性关系来确定自己的存在。也由此，索绪尔说，语言系统中的概念

都不是预先规定的观念，而是由系统发出的价值。我们说价值与概念相当，言外之意是指后者纯粹是表示差异的，它们不是积极地由它们的内容，而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确定的。它们的最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②

索绪尔说过，就符码而言，“没有正面的规定，只有差别”，因为任何一种能指和所指任意构成的意符均没有自己独立的意义，它只能在一种语言的系统总体或“格式塔整体”(Ge-stalteinheit)中获得异质规定性。在这一点上，索绪尔倒真是接近马克思、海德格尔的“关系本体论”。在此，我们当然可以想起马克思那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他“全部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海德格尔那个只能“在世之中的”此在。对这一点，布尔迪厄有着非常自觉的意识。他直接指认结构主义为关系性思维方式：“该思维方式与实体论思维方式决裂，导致任何一个成份的特征将通过把该成份同其他成份结合为系统的各种关系来显示，是这类关系给出了该成份的意义和功能。”①也就是说，一个概念并不具有什么“初始的意义”，“它不过是由它与其他类似的价值的关系决定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意义就不会存在”。再通俗一些说，索绪尔反对概念孤立地直接映射对象，而强调语言作为一个系统结构整体式地与世界的面对。由此，索绪尔很深地拒斥了传统语言学中的要素中心说和“以词为中心的语言观”，即语音论，而走向强调总体关系的音位说。后来，维特根斯坦还曾说过：“句子只有作为语言系统的一分子时，就像微积分中的一个式子一样，才有意思。”所以，绪索尔有一句口号式的言论：“从总体来考虑符号”，②而这个至关重要的总体结构恰恰又是我们无法直观的东西。捕捉一种抽象的语言系统结构，拒绝历史主义，突显共时性，贬低历时性，正是后来结构主义理论逻辑中最关键的思想本质。作为总体性出现的语言结构将会转化为结构主义的核心范式，也成为福科的知识型、阿尔都塞的问题式、拉康的大写的他者之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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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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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3页。

不过，还需要提一下的是，索绪尔并没有直接使用“结构”一词，“结构主义”这个命名是由雅各布森认证的。

第四章 索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

① 布尔迪厄：《实践感》，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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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结构主义的历史逻辑

1913年，索绪尔与世长辞，这个年份恰巧也是当代思想史上讲述语言结构主义故事开始的时段。第一批人物是20世纪前期(1915～1930)云集在莫斯科的一批文学理论家，他们的名号为“形式主义”。①有意思的是，这一学术思潮的名称并非自指，而是起于对手带有贬义的批评。②其中，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各布森是主要代表，二人分别统领了圣彼得堡的“诗歌语言理论研究会”(1914年成立)和莫斯科的“语言学研究小组”(1915年成立)。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新的学术思潮也缘起干艺术。雅各布森就说：“我是在一群画家中长大的。”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毕加索、乔伊斯和斯特拉文斯基，以及象征主义、未来派特别是立体主义等美学艺术运动。显然，从学术内里层面上看，索绪尔的日内瓦语言学派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意向性观念在更深的层次上对形式主义产生了影响。

与之前我们已经看到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一样，形式主义的艺术家们不满于当时在文学艺术领域居统治地位的声称“反映现实”的实证主义和现实主义，他们拒绝将文学艺术视为外部现实(客观内容)的简单镜像，而试图突显艺术的技巧性介入的能动本质。在传统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上，他们更看重表现性的形式。因为作为客观现实的“内容本身什么也不是，重要的只是用法”。③于是，他们声称，要“从传统的形式类比中解脱出来，从形式作为外壳、作为可以倾倒液体(内容)的容器的概念中解脱出来”。①形式，已经深化为一种导致艺术发生的变形和突显程序。这又暗合了索绪尔的一句话：“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实体。”所谓的形式其实正是后来那个关键性的结构概念的雏形。而这种变形的程序就是所谓的陌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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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时间上看，发生于20世纪初的形式主义不可能直接影响到早年的拉康，并且这一文学理论思潮直到在20世纪50年代才由美国语言学家维克多·埃利希首次介绍到西方。然而，1965年，也正是结构主义开始真正兴起的时候，托多罗夫才编译了《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这一流派立即引起了法国思想界的高度重视。

②参见《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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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布洛克曼：《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4页。

什克洛夫斯基率先提出了所谓“陌生化”(ostranenie)的观点。②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手法(形式)，在形式主义者看来，它表征了艺术的本质，即通过“增加感觉难度和感觉时间的困难形式的手法”，以达到一种“破坏感觉自动性”的效果。③什么叫“感觉自动性”？其实就是感觉在日常生活中的麻木性。这一点，与超现实主义的论点几乎完全一致。在这种麻木的感觉目动中，“一个事物处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它，但是我们不再去看它。因此，我们就这一事物无话可说”。该状态的实际结果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丧失了任何新鲜感和生命激情。在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中，比如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这种感觉自动化被艺术家解构，人们仿佛是“第一次看到”过去熟知的各种事物，在一个完全陌生化的艺术情境中，寻常的人与物重新散发出神性的光芒。根据这样的理论逻辑，艺术的本质就是反现实。这与超现实主义的思路又是十分吻合的。

1920年，雅各布森移居捷克，并按照莫斯科语言学研究小组的模式，于1926年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学会，进而形成著名的布拉格学派。也是在此时，雅各布森读到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并且开始认真精读胡塞尔的《逻辑研究》。1928年，发源于索绪尔的日内瓦语言学派和布拉格学派共同召开了第一届国际语言学大会。在那个会上，第一个以结构与功能为核心的语言学纲领新鲜出笼了。①在这份纲领性文件中，语言首次被表述为一种自足的功能系统。原先那种在特定艺术形式(诗歌和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主体能动性，现在已经蜕变成言说主体特定的“意向性”的重构，语言成了一种功能性方法的、有着自身内在结构的系统。1935年，雅各布森等人正式开始使用“结构主义”的名称。

第四章 素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

① 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②据说，“陌生化”一词，是什克洛夫斯基在自己的《散文理论》中试图用俄语“奇怪”一词构造一个新词时，少写了一个字母而误为的，后来就将错就错地使用了。

③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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