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讲演录

阶层。中世纪有一个骑士阶层，他们是守卫城堡的。中世纪的国家很多，有的甚至像我们的校园这么大的一块地方也是一个国家，像德国那么小的地方就有三百多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城墙，为了保卫这个城墙，就养一批人，叫做骑士，他们专门负责防务。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戴盔穿甲，拿着长矛。堂吉诃德不是就有这么一套行头吗?当火药发明出来以后，城堡没用了，几炮轰过去就把城堡打穿了，所以，火药就推翻了骑士阶层。这个骑士阶层曾经是封建制度的一个坚强后盾，火药技术却把这个阶层给摧毁了。所以，马克思高度赞扬火药技术对于这种政治革命的重大意义，说火药技术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

这个理论就认为东方专制制度来源于兴修水利的需要。

当然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水利工程。大家知道，以希腊文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有悠久的民主制传统，而东方社会多是专制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这个大一统的中央专制制度是怎么来的呢?有一个德国人叫维特夫，他提出一种理论叫“水利社会”。他说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是水灾，一会儿是旱灾，农业灌溉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因此需要兴修大型的水利设施。可是大型的水利设施需要一个高度有组织的机构来主持和维持，他就认为东方由于水利这种天然的需要，必然要搞一个中央专制制度。这个理论就认为东方专制制度来源于兴修水利的需要。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话，水利技术本身就不是中性的，因为它要求大部分人会聚在一起干活，会聚在一起干活就有一个服从指挥听命令的问题，有服从权威的问题；需要集中，就有一个专制问题。我们讲专制有时很有效率，原因就是这个。这个典型的例子表明，各种各样的技术里面都包含了利益指向，利益的倾向。任何一种新技术出来了，我们都可以而且应该问一个问题：谁会受益，谁会受到损失。你不要单纯地告诉我，这是一项高技术，是一项技术很先进的东西。并不是任何一项高技术必然带来政治上的公平、平等和正义，这就是我们讲技术有政治的一个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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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对于第一个问题做了初步的介绍。就是说自古以来，许多伟大的技术里面都包着深刻的政治含义，这些含义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意识到，以至于使统治者或者鼓励这些技术或者压抑这些技术，对他们有利的他们就鼓励发展，对他们不利的他们就不许发展，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

技术的政治批判

第二个问题，我们讲一讲现代技术为什么会走上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的道路。昨天我们讲了技术可以做人类学分析，今天我们要对技术做政治学分析。这条道路首先是由马克思开辟的。大家知道马克思有很多伟大的发现，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他发现了人首先要吃饭才能再干别的事情，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马克思还有很多发现，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系的一

任何一种新技术出来了，我们都可以而且应该问一个问题：谁会受益，谁会受到损失。并不是任何一项高技术必然带来政治上的公平、平等和正义，这就是我们讲技术有政治的一个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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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过，手推磨产生了封建领主制度，蒸汽磨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他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主张，技术本身的革新是一种政治颠覆的力量。

项发现就是“技术有一种能动的革命力量”。马克思说过，手推磨产生了封建领主制度，蒸汽磨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他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主张，技术本身的革新是一种政治颠覆的力量。一种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新技术的出现，必然会带来社会制度相应的改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近代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自然技术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社会技术，这个是一个现代性的现象。我们昨天讲了，自古至今都是社会技术在起支配作用，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近代以来从质和量上、从规模和程度上，机械技术的发展开始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力量，它反过来要干预政治。马克思在19世纪就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

当然他还不是一个很彻底的技术批判主义者，因为他自己有时候似乎也强调生产力和技术的极大发展本身，具有超越制度之外的独立意义。苏联人有一个口号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在这个说法里面，电气化作为一种高技术被中性化了。似乎电气化共产主义可以用，资本主义也可以用。共产主义只是在电气化之外再加一个苏维埃，把这两个加起来就可以了。这种讲法里面其实是包含了一种对技术的政治含义的不彻底认识。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最早意识到了，工人的悲惨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大工业本身，工人阶级整个是大工业生产出来的。他们在谴责工人受到异化，工人的生活很悲惨的时候，也多次讲过工人的悲惨主要来源于他们在大机器面前的无能，机器一旦开动，工人就没有办法。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技术将造就一种政治格局。马克思之后有一些思想家沿着这个思路往前走，认识到近代以来新的社会形态的形成都是由新的技术构成的。最关键的有两样：一个是交通技术，一个是通信技术。交通和通信在英文里是一个词，communication，交通和通信都是交往，都是社会交往技术。所以，近代社会制度的变革起源于一种交往技术的变革。这个交往技术的变革，导致了城市的大型化，如果没有汽车，没有交通工具的发展，大城市是很难大起来的；如果没有通信技术，大城市的管理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现代城市是建立在这种交往技术之上的。但是这样的技术有一个特点就是高度集中。比如集中供暖，一家一户的供暖效率不高，集中式供暖效率高。集中供暖，就由不得你自己了，它说供就供，它说不供就不供；如果它想供，你不想供都不行，它说不供你也没有办法。这样就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权威，我们所说的各种垄断集团都是在这种所谓效率的名义下，来实施它们实际上的集中制。马克思时代已经认识到，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他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他说机器一旦开动的话，每一个人都必须跟上，工人就没有自由了。每一个人必须坚守岗位，按照机器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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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社会制度的变革起源于一种交往技术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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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好工作；如果你不做，整个工厂就没办法运作，那么工人最终也会失业。所以工人就陷入一个被动两难的选择，要不你就混口饭吃，丧失你的自由；要不你获得自由，就没有饭吃。怎么办？这就是机器本身带来的一种铁的规律，你想活下去，你就必须以失去你的自由为代价。

卓别林有一部电影叫做《摩登时代》。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他演的那个角色站在一个大机器流水线旁边，不停地拧螺丝。这个电影里有很多象征。在那个时代，卓别林就开始了对现代技术进行反省，面对巨大的机器就产生一种巨大的逻辑、压抑、节奏和纪律。在这个逻辑面前你是没有办法的，每一个人都很渺小，每一个人都必须顺从它，不顺从它你就走人。对于现代技术的反省，马克思搞得更早。他早就认识到，专业化和流水线是现代工业的本质。马克思对这个本质是忧虑的，但他本人并不主张砸毁机器，不支持卢德派的砸毁机器运动。卢德派工人要把机器砸毁，要还我自由，因为机器不但会剥夺你的自由，还会剥夺你的岗位。任何一项技术革新的目标就是裁人，因为机器能做的事情都不需要人来做了。第一个在数量上裁人，第二个在质量上裁减技术优良的人。因为，机器越先进，人就越傻瓜，也就不需要这么聪明、优秀、厉害的人。过去的手工艺车间里，某些东西只有少数人能做，这些人就会受到很大的尊重。后来技术革新了，这些优秀的手艺人也就渐渐什么也不是了。过去的熟练工人可以拿工厂主一把，说这个技术只有我个人会，这是属于我个人的特殊技能；而技术革新以后，机器全能做了，你们这些人全都无所谓，把你们全都解雇了。所以，机器的发展伴随的是工人的无能化、平庸化，工人技能的贫困化。这是现代人追求技术革新的一个普遍的后果：技术越发达，用户越傻瓜。我们用的很多电器都倾向于操作简单化，成为傻瓜机器。典型的是傻瓜相机，其他电器也都跟着傻瓜化。你使用这类傻瓜电器越多，你就越无知。你的完全无知，实际上是你把你的权力给让渡出去了，你就把你日常的权力全部让渡给了那些托拉斯，那些跨国集团。我们的权力和智力，在技术产品的使用中悄悄地流失，我们越来越成为在政治上苍白无力的人。所有这些症候，在马克思的时代已见端倪，他已经有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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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有几个重要的事件，一个是“泰勒制”的出现。泰勒制，你们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它的原理很简单：作业标准化、规范化，以提高生产效率。机器越完善，工作越简单；工作越简单意味着工人越傻瓜，相对就不需要那么高技术的工人。第二个就是“福特生产线”。福特公司是汽车大王，它是怎么成为大王的呢?就是流水线生产，大大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流水线生产，是我们这个时代技术逻辑的一个高级产物。它要求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越细越好。你总

机器的发展伴随的是工人的无能化、平庸化，工人技能的贫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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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本来是自由自在的人，你可以有很多动作，可是只要站在了机器旁边，你就只能做一个动作，这就是对工人的异化。

是只做一件事情，就像卓别林那样，你就总是做一个动作，别的就不要管了。可是，这是无机的节奏对于有机者的一个莫大的侵犯。你本来是自由自在的人，你可以有很多动作，可是只要站在了机器旁边，你就只能做一个动作，这就是对工人的异化。但它却是有效率的。当时就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十个工人在某段时间里独立做工，如果手工做的话只能做十个徽章；如果十个人合在一起做的话，在同样的时间内他们可以做四万八千个徽章，但条件是这十个工人所做的工作都不一样，他们对彼此的工作互相不了解，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过去做时都相互比较，谁做得好，谁做得坏，相互学习。比如做一个瓷器，每一个人都做得不一样，大家可以比较，相互学习；现在几乎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做出来之后是什么东西和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工人完全被机器化了。工人不是被比喻成螺丝钉吗?做一个螺丝钉，拧到那儿算哪儿。但是福特生产线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它在1908年的时候，12个小时生产一辆车；到了1913年，93分钟生产一辆；到了1927年，24秒生产一辆。福特公司在20年的时间内推行它的流水线生产方法，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工人还是那么多，经过高度的组合和技术革新之后，效率数百倍增长。但是技术越高级，人类越低下，人类越受到贬低，你在机器面前越一无是处。

我们还会发现，专业化的分工也带来官僚阶层的技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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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官僚做的是人事，处理人际关系，因此他要受到系统综合的人文教育。这个人文教育怎么样我们先不去评价，肯定是饱读诗书，遇事能够引经据典，对儒家一整套伦理规范有深刻的领悟。他一旦遇到复杂的事务，缺乏既有的条文直接参照，还是可以按照人之常情来判断。他的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来提醒他，从善弃恶是一个绝对的律令。总的来说，由于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的官僚多是文化人，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的管理方式是一种人伦的方式，不是专业化管理。工业化以后你们会发现，整个政府机构不再是一个伦理教化、以德治国的机构，而差不多就是一个纯粹的指令执行机构。执行的指令也是越来越专门，越来越互相不通。你隔着一个科，对门的事和你没有关系。各部门相互推诿责任，所谓“踢皮球”，跟这个管理方式也有关系。政府组织越来越官僚化，官僚阶层越来越技术化，技术统治就出来了，technocracy就出来了。这个词有好多种译法，我们把它译成“技治主义”，或者“专家治国论”、“技术专家治国”，简称“技治主义”。我们中国经历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多长时间，改革开放以来突出一些。我们目前盛行工程师治国的思路，到处都是“工程”，连教育界都充斥着工程的术语。教育部部长是学工科出身的，现在正在实施的“985工程”、“211工程”、“精品工程”，等等，全是工程。感觉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工地，正在开展各种各样的工程。工程师治

专业化的分工也带来官僚阶层的技术化。中国古代的官僚做的是人事，处理人际关系，因此他要受到系统综合的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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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逻辑处处盛行。

马克思当时提出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针对工业化社会的过度专业化，人的碎片化。

马克思当时提出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针对工业化社会的过度专业化，人的碎片化。在20世纪的发达工业社会，这些问题和毛病更加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学者在反省这场由科技武装起来的疯狂战争，其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集体灭绝。战争本身当然是残酷的，而这件事情比战争本身更加令人不能忍受。德国也算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出过贝多芬、歌德、康德这样的伟人，他们怎么会竟然想到把犹太人一批一批像处理垃圾一样地集体消灭掉！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消灭的过程非常专业，非常有效率。一些科技专家被指派去研制高效的毒气室和焚化炉，以便高效地把活人转化为可以肥田的骨灰。《辛德勒名单》里面显示出来的，一边按动毒气室的按钮，一边放着瓦格纳的音乐。他们处理犹太人的过程，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就像在工厂里生产产品一样。这个体系极其科学，技术极其先进。而且更令人震惊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现整个事情居然不是少数人干的，德国人民差不多是集体参与的。这件事情的出现，令思想界震惊，甚至有人对西方文明丧失了信心。为什么对西方文明丧失了信心?因为当时的德国差不多反映了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德国人非常忠于职守，从来不对更高的价值产生怀疑。他认为我只管好我的事情，整个社会就好了。就像老是拧那个螺丝，至于我拧的什么东西，运到哪里去了，用来干什么，和我没有关系。我就是老拧它，把它拧紧。忠于职守成了一个职业道德，我就是干我自己的事，别的事情我不管。管理者分科分层，政府官员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零部件，是达成某种指令的工具。他的完善程度取决于他是否能忠实地执行上级发给他的指令，而德国人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是特别的典型。德国人总的来说是非常刻板的。有人玩笑说，深更半夜，晚上12点以后马路上一个人一辆车没有，德国人也会等到红灯变成绿灯之后才过马路。这也不能说是玩笑。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些伟大的品质，正是靠着这些品质，他们做出来的东西都非常精良，非常耐用。不过不幸的是，这样的伟大品质碰到了过分强大的工具理性，就出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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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技术并不要求你是一个通才。我们的确应该严肃认真地考虑这样的问题：像我们东南大学这样的工科院校是否需要人文教育。如果没有对工业社会的一个批判性反思，大学教育应该如何办的问题就得不到严肃认真的解决。这涉及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马克思开辟的这些思路，后来都被大大推进，统称为“技术的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马克思本人是一种温和的技术决定论，他并不认为技术完全能决定制度。他不是还提到人的全面发展吗？他认为共产主义要比资本主义制度能更好地促进技术的发展，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技术仿佛又成为中性的东西。在这里，马克思显然是不彻底的。在中国，大家都知道，最盛行的就是技术中性论。今天我们要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既是对马克思思想遗产的一种继承，也是要把这个思路往下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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