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讲演录

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世界陷入了一种平庸的平等之中，而这种平等让人产生依赖，像毒品一样。

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们现场直播美军攻打伊拉克，追踪美军的坦克打到了哪里，战争的残酷性由于电视直播这种传播技术，消失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也在拉平，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为了过好日子，小康生活成了共同的目标。所以，技术悲观主义者就认为，在政治层面上，劳动人民、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再也没有可能翻身了，连反抗和斗争的话语都丧失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斗争，觉得这个世界不对头也说不出来，失语了嘛。比方说我要吃饭，反饥饿，技术社会说我会让你有饭吃；你说要住房，技术社会说我会给你房子住。你需要什么，技术社会早晚都会满足你的。最后，你的需要本身都被技术社会给定制了。正是因为如此，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世界陷入了一种平庸的平等之中，而这种平等让人产生依赖，像毒品一样。我最近读了美国一个著名的电视批判家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他就认为现代社会到处都在生产娱乐，让人娱乐到死。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这样一来，技术就使得高级文化丧失了批判的能力，语言平庸化，一切都陷入一种抽象的合理之中，整个社会丧失了一种基本的动力。技术悲观主义者们痛心疾首，因为我们的社会变成了一种单向度的社会，陷入一种万劫不复之中，认为人类没有未来了。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就有各种各样的“终结论”冒出来，认为一切都到头了：历史的终结，科学的终结，人的终结，没有人了。人是什么?人是差异。人是“是”和“所是”之间永恒的差异，人永远不是你现在的自己，你如果永远是你现在的自己，你就死掉了。只有人死了，才能说我永远都这样。人在活着的时候，总是在否定自己，否定状态成为人的活力之所在。但是现在的社会却给了我们一个固定不变的状态，再也没有新东西出现了，技术悲观主义者们往往就陷入绝望之中。西方在20世纪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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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什么？人是差异。人是“是”和“所是”之间永恒的差异，人永远不是你现在的自己，你如果永远是你现在的自己，你就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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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的生产方法普遍采用流水线，这种生产方式会产生高效率，但是它丢失了不少传统的团体生产方式中人性的东西。传统的生产是大家一起干活，说说笑笑，劳动和休闲之间没有明确界限。这个劳动和休闲之间的界限是工业社会带来的。实行流水线生产之后把人与人给隔开了，使他们之间丧失了交往的可能性。流水线虽然满足了工具理性，但是却牺牲了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强调说，交往理性要置于工具理性之上。单纯讲效率肯定不行，就像纳粹杀犹太人一样，杀得很快，但这不是人干的事。所以要用交往理性压倒工具理性和效率理性。生产是否要采用流水线，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要做效果评估，劳动者应该有发言权，并不是都采用流水线就好。

计算机是另一个例子。计算机技术既可以用来加强中央控制，也可以用来加强个体交往。计算机作为一个终端控制和中央控制器，是非常厉害的。马路上的探头，超市里面的监视器，经过编程处理之后，都起着非常有效的监视作用。过去需要派很多人去监视顾客，担心顾客偷东西，现在不用那么多人了，只需要把监控信号汇聚到一个大屏幕上，一个人就可以了。维护道路交通规则也是如此。这就是计算机的好处，它强化了控制。如果一个政府想要监视每一个公民，从技术上它是可以做到的，因为现在监视的成本很低，技术上能够实现。过去超市里面需要十几个巡查人员，现在一个人就可以监视所有的人。对民主社会来说，这也可以说是计算机的原罪，因为它等于提供了一个专制的工具。在一本著名的反乌托邦的小说《一九八四》里面，描述过这方面的情况。技术悲观主义者看到这个情况就说完了，技术越发展，我们越糟糕，越没有出路，越没有民主、自由、人权。人类所有的好东西，随着技术的发展都会被慢慢地抹掉。技术转化论者反对这种悲观的论调，认为计算机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它可以扩大交往。这来。这就是技术越发达，越不利于交往。如果技术的发展使我们人类丧失交往能力，那就很可怕了。现在网上有一帮人就很麻烦，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缺乏交往能力、胆怯、口吃、不敢讲话，但是上网以后就变得青面獠牙、凶恶无比。实际上，他是一个缺乏交往能力的人，需要在现实中进行治疗，可是网络帮助他掩盖了这一毛病，也逃避了现实的交往。现实的交往脸面是要出现的，是有脸交往，面对面的交往，facetoface，而脸是一个伦理器官。你说谎脸会红的，心虚脸也红，所以脸是一个伦理器官。可是网上交往，往往是“不要脸”的交往，是脸部不出现的交往。这个网络技术虽然是扩大了交往，但也要注意它所扩大的是何种性质的交往，而耽误了哪种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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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强势权力由蓝领阶层转移到了白领阶层，使白领阶层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体力不再重要。因此，信息技术带来了一场权力的重新分配，但它究竟是减少了贫富差距，还是扩大了贫富差距呢？这是一个深刻的政治问题。不能简单地认为信息化就是好，要做进一步的思考。如果信息化扩大了贫富差距，它使得本来没有能力获得岗位的人，越来越没有能力获得岗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那就要考虑是否要无条件地实行信息化。

通信技术作为扩大交往的一种技术，实际上也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的颠覆作用。通信技术是好技术，不然人民群众为什么这样欢迎它、拥抱它?它确实具有颠覆传统的等级制、实现民主和平等的功能。通信技术必定是一种交互技术。我最喜欢举一个例子，慈禧太后是一个专制者，对她来说，她所拥有的东西你最好别想拥有，就她一个人有，显得独特。但是有一样东西，她有了之后，她也希望你有。这个东西就是电话，因为电话她不能一个人玩儿。这个例子很清楚地显示出，通信技术天然地具有一种颠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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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是一个伦理器官。

还有宣传技术，它既具有广泛传播信息的功效，又具有洗脑功能。现代的广告就建立在这样的原理之上，广告其实就是用来洗脑的。有些营养品的广告天天看，慢慢地就被洗脑了明知道它没有营养，也会不由自主地去买。电视可能成为扩大民主的一种技术装备，比如刚才我讲到的电视可以解散军队，也可能成为人民的麻醉剂，就像刚才讲到的“娱乐至死”。技术转化论者认为，应该考虑到技术的各种可能性，不仅要制止某种可能性，而且也要发展某种可能性。比如说电子投票，它可能很民主，也有可能很麻烦。电子投票你做不了假，你投的票立马就可以显示出来。但是，它也有不好的后果，第一个结果是匿名投票行不通了。如果你在电子投票中投了反对票，立马就能知道这个反对票是第几排第几列投的，代表们就会有压力。第二个后果是，由于这个投票的结果会很快显示出来，就会影响后来的投票人，比如一看希拉里票数上去了，后面的

广告其实就是用来洗脑的。有些营养品的广告天天看，慢慢地就被洗脑了，明知道它没有营养，也会不由自主地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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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会也投希拉里算了。投票还未结束，结果就出来了，这对于后来的投票者有影响。所以，电子投票，有可能导致民主，也有可能导致不民主；有可能导致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强，也有可能导致削弱。再如高速公路也是有争议的。我们现在只看到它的好处，其实它的坏处也是很多的：一是侵占了农田，二是导致动物的迁徙困难，改变了原有的生态。另外，高速公路兴建以后，传统上的交通要道就丧失了经济发展的机会。我的家乡，过去有几个很繁荣的集镇，它们是传统意义上的交通要道，但高速公路一修，它们立马就死掉了。因此，高速公路对谁有好处，谁受益最多，应该如何规划路线，这都是问题。现在打着高科技的旗号，通过技术革新变相地进行垄断和谋利的情况很多。比如电视是否都要搞有线电视是一个问题。有线电视是要收费的，问题是，国家是不是必须有几个免费的频道。据说有的地方农民交不起有线电视费，又没有免费频道，电视机都闲置了。

所以，一切技术革新我们都要问一问谁会受益，谁会吃亏。当年的纺织工人非常欢迎搞技术革新，结果是全部下岗了。当年国家号召搞技术革新，是要提高效率，但没有算账，没有算清楚提高效率谁会得益。在这个技术发展史上，一些技术革新并不是都是朝着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对某一部分人有利的方向发展。举一个例子。20世纪4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曾经研制出来一种番茄收割机。这个机器的使用效率是很高的，但是它要求大规模作业，土地面积太小，机器就没有办法发挥它的作用。这项发明的结果导致了一个后果，加州的番茄种植业主由60年代初的6000家减少到1973年的1600家，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都种不了。因为机器非常好用，可以自动分拣大个小个，因为美国超市上大小番茄的价格不一样，光这一项机械化就节省了不少人工。这样一来，买不起这个机器的人就种不了番茄，劳动成本太高了。结果是导致了三万两千个工作岗位没有了。也就是说，加州大学的一项重大发明导致了三万两千人下岗，种植者特别是大种植业主却大大获利。因此，一部分下岗者和小种植业主就去告加州大学，说你们侵犯了我们的权利。你加州大学是公立大学，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去搞技术发明，结果是让我们这些工人下岗了。这次诉讼结果以加州大学败诉告终。这恐怕是我们中国人想不到的。这是技术里面有政治蕴含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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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纽约长岛有一座立交桥很奇怪，那座桥建造得很低，公交巴士根本通过不了。造桥者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家伙，他对下层社会的人很瞧不起，桥之所以建造得这么低，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考虑到穷人也可以通过坐公交大巴去长岛看美丽的风景，他只考虑到了开私家车去看风景的人，这个桥造得让小车过得去就行。这种技术就是典型的种族歧视或者贫富歧视技术。这座桥好像现在还在。过去我们的大街上都没有残疾人专用道，现在的大街上都有，残疾人的权益在技术上得到了体现。在建房子的时候、修路的时候都要体现对残疾人这样一种考虑，这是一种符合人道和正义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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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到银行里去存款取款，你需要站着排队，现在给你发一个号，你坐在那里等，这就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空间技术安排，这反映了储户政治地位的改变。但是火车站还是让你排队，这反映的是另一种政治格局。你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一目了然。

所以，评判技术革新也要搞清楚这项革新谁会得益，谁会受损。最近有一个案子，是关于QQ的。有一种叫做珊瑚虫QQ的新技术，它的研发员最近被腾讯起诉。据说这个人是一个革新高手，是个发明家，这项珊瑚虫技术的发明可能是损害了腾讯的垄断地位，所以就遭到了起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但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任何一项技术革新，实际上都包含着权力方面的诉求。如果它能够打破垄断，人民群众就会衷心欢迎。有些垄断企业以技术革新的名义，把财富向自己收敛，只对自己有利。所以，在技术的背后蕴含着大量的利益再分配。技术批判主义者就是要考虑，这个利益的分配里面是不是包含着更多的公正、公平、民主，是否包含着更多的交往可能性。过去到银行里去存款取款，你需要站着排队，现在给你发一个号，你坐在那里等，这就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空间技术安排，这反映了储户政治地位的改变。但是火车站还是让你排队，这反映的是另一种政治格局。你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一目了然。再比如说水电站，水利部门当然说要多建水电站，多建水坝。问题是建了水坝以后，当地的老百姓是不是首先的获益者？挖煤老百姓没份儿，出气出油老百姓没份儿，搞水坝，老百姓也还是没份儿，那这些新技术、新产业为什么还要搞呢?过去核电厂搞不搞，化工厂搞不搞，周围的老百姓没有发言权。过去都以技术的名义，以造福全体人民的名义，现在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上来了，我们就要多问一下“为什么”。需要电，需要建电站不错，为什么一定要“核”电站？为什么建在我这里，不建在别的地方？问题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技术方案之中，而不是抽象的反对或赞成。长江三峡争论的也不是建还是不建，而是高坝好还是低坝好的问题。还有人认为不要搞一坝方案，可以搞多坝方案。建坝涉及多个方面的利益，任何一个技术方案所带来的利益分配是不是充分公开了，是不是让公众参与讨论了，这些都是政治问题，是技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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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先是批判了技术中性论和技术乐观主义，接着简单地表达了一下技术悲观主义的论调。我本人更倾向于技术转化理论，我认为技术转化理论更合理。同样的技术，不同的方案就体现了不同的政治视角和不同的利益分配。因此，技术哲学要从政治哲学中吸取营养。同样，当今的时代，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都必须关注技术里面所包含的政治蕴含。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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