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讲演录

很多人都知道勾股定理：一个直角三角形，一个边是三，一个边是四，那么斜边就是五，勾三股四弦五。在西方这个定理叫“毕达哥拉斯定理”。我们过去搞爱国主义教育，把这个定理叫“勾股定理”。实际上《周髀算经》里讲勾股的时候，还算不上定理，只是一个经验公式而已。我们的木工在长期的木匠实践中发现这样一个经验公式，但并没有被证明，中国人证明勾股定理是后来的事情，大概在公元500年的时候。但是在公元前500年的时候，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已经给出证明了。他说直角三角形边长的这样一个关系时，不是在测量基础上归纳出来的。希腊数学不怎么搞测量。希腊人虽然用尺子，但那个尺子上没有刻度，尺子只是直线的一个表示而已。毕达哥拉斯证明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个事情，不是拿尺子去测量，而是要根据直角三角形本身的特点推出来。这个毕达哥拉斯定理蕴含在直角三角形本身的特征里面。什么是三角形呢?三角形就是三个边搭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图形。什么是直角三角形?就是有一个角是直角的三角形。什么是直角啊？直角就是一半的平角…从头到尾都是概念的逻辑在起作用，用不着具体地看、具体地测量。他是根据直角三角形本身的特征，推出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加起来等于斜边的平方。希腊科学一开始走的就是推理的道路、论证的道路、证明的道路、演绎的道路。推理、证明、演绎、论证，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把这个道理，这个“理”，按照道理自身的逻辑推出来，不求诸他物。长期以来，希腊科学一开始为什么走这么一条道路成了一个历史之谜!今天我愿意提出我的破解。我认为，这条道路与它把“自由”作为他们的核心人文价值有关系。它的学术要凸显、贯彻“自由”这个维度。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由自，就是自己决定自己，按照自身的原则行事。这个自身的原则最先体现在演绎数学里面，因为演绎恰恰就是自己把自己开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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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希腊科学一开始就跟我们中国的学术不一样，跟中国的生存知识不一样。我们的知识都是实用型的，而他的知识一开始走的是内在演绎的发展道路，所以我们称希腊科学是自由的科学、是内在性的科学、是自我推理的科学。这个科学在当时并不是在和人文相区别的意义上提出来的，相反，它就是希腊人的人文学科。所以我经常说学数学，在希腊人看来不是学一个理科的课程，当然也说不上文科课程。它首先是一门政治课，是一门德育课程。希腊的年轻人通过学习数学慢慢领悟到什么是内在性的东西，从而最终真正领悟到什么是“自由的境界”。“自由的境界”就是固守内在性的境界。柏拉图学园的

希腊科学是自由的科学、是内在性的科学、是自我推理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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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挂了一个牌子，“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指的就是对这种境界的一种要求。我经常开玩笑说：不学数学就不能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希腊人看来，你学的如果只是一些有用的知识，那是低级趣味的知识，只有无用的知识才是高尚的知识，真正的知识。这跟我们中国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我们的实用主义文化来说，没用的东西我们是不会学它的。要解决具体的问题，超越的东西我们考虑得比较少；而希腊人一开始就走这个道路，它一定要强调科学的目标是要达成自由的理念，而这个理念之所以被称为理念，就是因为它是绝对的、内在的、它是自我推演、自我展开的。在这个展开的过程中，理性起决定的作用。讲理、讲死理、就理论理，成了希腊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是他的高足，但是他毕业以后没有留在他的母校任教，而是自己单开了个学校，而且发展了一套和他的老师不一样的理论体系。有人问：柏拉图待你不薄，你怎么另搞一套呢?他说：我热爱柏拉图，但是我更热爱真理“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相传就是亚里士多德说出来的。

这样一种把真理置于老师之上的行为，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难以理解。《论语》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讲法，叫做“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父子互隐，隐就是隐瞒，比如你父亲犯了错误，甚至犯了法，孔子说你作为儿子不应该举报，他犯了错误你不应该公开谴责，别人可以谴责。这说明什么呢?因为中国文化是以血缘亲情作为基本的文化基因，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它是可以讲得通的。过去讲国家，国是按照家的结构形成的，而家庭的基本结构是血缘亲情关系。据说韩国法律里面还融入了儒家思想。比如说，在窝藏罪、包庇罪的处罚方面，如果你们有亲属关系的话，可以减除一半。本来该判十年判你五年就行了，这叫“亲亲互隐”，情有可原。在伤害罪里面如果你是亲属的话那要加倍，比如说，你虐待你的父母或孩子，本来判五年的话要判十年。儒家文化讲亲亲互隐，而希腊人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所以我们可以说，希腊人讲理讲到一个极端的地步。因为在他们看来理是至高无上的，上面没东西了，讲理讲到绝对的地步。一件事情如果不合理，他们甚至认为，那么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存在，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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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希腊有一个叫芝诺的哲学家，他说：运动不存在。为什么运动不存在呢?因为运动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他说让我来证明给你看。为了从A点到达B点，我必须先到达AB的中点C对不对?为了到达C点，又必须到达AC的中点D；为了达到D点，我必须先到达AD的中点E…以此二分无穷无尽，所以我实际上一步也迈不动。第二个论证是这样说的：跑得快的追不上跑得慢的。为什么呢？他说，比如一只兔子想追本来在它前面的一个乌龟，它必须先到达乌龟刚才的位置对不对？可是等你到达乌龟刚才的位置的时候，乌龟又不在那儿了，又往前爬了。接着追，接着追还是这样的，你又要到达乌龟刚才的位置，到达乌龟刚才位置的时候，乌龟又在前面了…所以芝诺说，我们只能说兔子越来越接近乌龟，却不能说它追得上乌龟。这就是芝诺的所谓“运动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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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一般听到这里，直接反应就是你这是诡辩、狡辩嘛。我们中国人向来就不信这个歪理邪说，怎么追不上呢？你顶多是开一个玩笑而已。不是的，他们很认真。芝诺说，这个道理讲不通，那么运动就不存在。我们应该注意这个悖论确实推动了后来西方数学和逻辑的发展。这个难题到现在也不能说很好地解决了。后来也有人用动作来展示运动的确是存在的，但芝诺会说，尽管我确实看见你手在动，可这是假象。你把筷子放在水里去，筷子弯了没有?看起来是弯了，实际上没有弯，所以你看见它弯了实际上是假的。你看见我手在动，实际上并没有动，为什么没动呢?因为它不合理。运动因为不合理所以不存在。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走的路子一开始就设定了一个坚硬的东西，这个东西坚硬无比，可以作为永恒的根据。因为要捍卫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希腊人甚至不惜宣布我们的大部分感觉世界都是假的。从希腊以来，西方人的思维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二分：主客二分、人与自然的二分、真相与假相的二分，其原始的根据就在于对这个坚硬的“理”的坚持和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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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讲过，人生在世终有一死。一个有死的人能够活蹦乱跳地、兴高采烈地、执著认真地活着，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一开始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模式，这个模式里面核心的价值理念就是最高的人文理念。这个理念一旦打破了，我们的生活就会出现危机，因为生活值不值得过就成了问题。举个例子，什么样的情况使我们觉得万念俱灰?一个文化的基本价值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民族就很成问题了，我们称为“文化危机”。大家知道五四时期我们的中华文化就处在文化危机之中，那个时候的优秀青年都不相信中国传统，觉得中国文化就是一团糟。鲁迅就很典型，他大声疾呼“不要读中国书！”跟青年们说“一个字都不要读!”你看看中国书里面就两个字：“吃人!”因此可以说当时的文化危机十分地严重。

同样对希腊人来讲，那个至高的理念不能破，一破了整个希腊文化甚至整个西方文化都会出问题。举个例子： $\sqrt { 2 }$ 的发现。大家知道 $\sqrt { 2 }$ 就是一个等边的直角三角形的斜边的长度。等腰的直角三角形，如果直角边是1的话，那么斜边就是 $\sqrt { 2 }$ o$\sqrt { 2 }$ 最早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个成员发现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祖师毕达哥拉斯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叫做“万物皆数”，世界上的事物本身都是“数”，可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个成员发现 $\sqrt { 2 }$ 不是一个数。当时的希腊人认为数都是有理数，所谓的有理数都是正整数之比，我们今天叫做有理数。只要你能把一个数表述成两个正整数的比例，哪怕是无限循环小数它也是有理数。但这位成员却发现 $\sqrt { 2 }$ 不是一个数，永远不能够表述成两个正整数之比。这个发现出来以后，毕达哥拉斯学派可以说是悲痛欲绝，他们说怎么办呢?我们学派的宗旨是万物皆数，结果发现居然有一条边不能对应一个数。怎么办呢?没办法。结果他们把这个发现者扔到海里去，把他给处死了。我们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就把你处死算了。这个问题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对至高的理念强调到什么地步。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至高的理念，导致了希腊人的科学成了在人类所有的文明中间一个非常突出的东西，极其突出。它对于“理”之绝对性的强调，对于内在性逻辑的拘泥导致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知识类型。这个知识类型中国古代没有，其他文明如埃及、印度也没有。没有一种文化有希腊的这种知识理想和知识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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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理”之绝对性的强调，对于内在性逻辑的拘泥导致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知识类型。

以上我们讲到了科学在西方的第一个阶段：希腊科学。这是一种自由的科学，一种内在性科学，它不是经验科学，它是没有用的科学。希腊人相信，一门知识越没有用就越纯粹、越高贵。但是这样一种科学在历史上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希腊文明的衰落而衰落。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重新发扬光大希腊的科学传统，并且酿造出了另外一种科学类型就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现代科学。现代科学不是一种纯粹的科学，它是要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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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求力科学

现代科学有两个始祖，讲了两句很有名的话。一个叫做弗朗西斯·培根，讲了一句“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很重要，它一语道破了现代科学的特征。什么特征呢?现代科学是力量型科学，现代科学是有用的科学。培根批判希腊人都是孩子爱玩儿，不懂得把科学用来造福于人类，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在我看来，希腊人有两大重要的发明，一个是刚才说到的演绎科学，另一个就是奥运会。明年我们就要开奥运会了，而奥运会就是希腊人发明的。当然现代奥运会和古代奥运会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古代奥运会，olympic games，是游戏。现代奥运会游戏的成分已经很淡了。现代奥运会是竞争很激烈的，叫做competition更贴切，不像是希腊人的奥运会，就是玩儿，是一项自由的运动。这件事情应该跟我们刚才讲的科学的起源连在一起理解。所以培根说希腊人不行，那么好的科学一点用没有，吃得还是那么差，住得还是那么差，过的日子也就那么一般。他认为科学应该为人类造福，要发展功利型的科学，发展应用型学科。怎么办？首先要面向经验和实践，所以

现代科学是力量型科学，现代科学是有用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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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科学一开始就走上实验的道路，其背后的根据就是要通过对自然进行拷问来逼出自然的奥秘，从而最终掌控自然、征服自然，为自己造福，为自己服务。

培根说，要对自然界有一种新的态度，要利用它。培根还说，要征服自然必先顺从自然，欲顺从自然必先了解自然，怎么了解？因此他说了解自然不是一般的了解，不是你坐在一边看着自然界，应该把自然界抓起来拷问它，让它供出自己的秘密。所以培根的思想实际上为近代的实验科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哲学依据。近代的科学一开始就走上实验的道路，其背后的根据就是要通过对自然进行拷问来逼出自然的奥秘，从而最终掌控自然、征服自然，为自己造福，为自己服务。这就是我们近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的本质，即为人类造福，它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还有个人物我们称为笛卡儿，是一个法国科学家。他也有句名言，他说“我思故我在”，很多人都听说过。这句话比较费解，但实际上这句话也被认为是近代思想的第一声号角。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句话里，“思想”、“理性”依然是这个世界的根据，只不过，这个思想不再是“神”的思想，而是“我”的思想。当然这里的“我”不是笛卡儿本人，而是我们大写的人。人类的近代之所以走向了一个新的科学类型，与我们人成为中心有关系，所以我们说近代科学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科学。今天我们讲“以人为本”，实际上是近代科学基本的思路：人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核心。世界是什么样的，从此以后都要按照人的目光，按照人的理解框架去透视它。笛卡儿不仅提出了这个“以人为本”的思想，而且给出了实现的方案，那就是对世界进行普遍的数学化。笛卡儿是近代数学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直角坐标系是他发明的。几何和算术过去是两个独立的学科，互相没有关系，但是从他开始几何、算术相通了。所谓的解析几何，就是通过算术或者代数的方式来解决几何问题。笛卡儿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还原工作，就是把物质归结为空间，把空间几何化，以此实现世界彻底的数学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认为只有数学上能说得通的东西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注意这句话，这句话跟希腊人的话很像，只有合理的才是存在的，不合理的不存在。笛卡儿进一步规定了自然界本身，那就是能够被数学化的部分才是真正的自然界，不能数学化的部分呢?或者是暂时不能数学化，最终还能数学化，或者是原则上不能数学化。对于后者，他说那就不是自然界的东西，而是人自己脑子想的东西，是脑子的私心杂念、胡思乱想。从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继承了希腊人的科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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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跟希腊科学不是两门完全不一样的科学，而是源与流的关系，但近代科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什么维度？就是力量的维度、征服的维度、实验的维度。希腊科学是不讲实验的，它不做实验，它认为动动脑筋就可以了，内在性的思路，这与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有关：他们把自由看成是对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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