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讲演录

现代人理解的自由很大程度上是意志自由，而这个意志自由在希腊人那里是没有的。希腊人没有提出意志这个概念，但这个意志概念对基督教是非常重要的。基督教有许多传统的难题，每一个初接触基督教的人都可以问很多问题。比如说既然上帝那么好，为什么不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让我们舒服舒服，别那么费劲?为什么世界有罪恶、灾难、不幸?为什么上帝不造就一个没有丑恶、没有灾难的世界呢？既然上帝全善全能全知，为什么不造就一个好的世界，而让我们陷入这样一个悲惨的境地呢?基督教神学家们有自己的解释。他们说这一切都不是上帝不全能造成的，而是人类自由所造成的，是人的意志自由所造成的。上帝的确知道并且能够阻止人类犯罪，但是他认为自由意志是更重要的东西，因为唯有自由意志才使人类有向善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人的这个意志自由是可以不服从理性的。也就是说，你有非理性的自由，有愚昧的自由，有无知的自由，有犯错误的自由。正因为你有自由意志，你才可能受到谴责，可以受到惩罚和奖赏。如果你做一件好事不是因为出于自由意志去做，这个不值得奖赏。相反，如果你做了坏事不是因为出于自由的行为，那么对你的惩罚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个人杀了人，他脑子有毛病，那他就可以免责，不用判他死刑。你惩罚一个有精神病的杀人者是很无聊的，因为他不是在一个自由意志下做的事情。基督教提出的这个自由意志的概念给出了一种新的人的规定性，就是说，人不仅是一个遵循逻辑、遵循理性、遵循内在规律的存在者，他还是一个具有选择能力、具有做任何事情的可能性的存在者，这是我们现代人基本认同的自由观念。这个意志自由实际上在希腊时期没有被强调，是基督教把它拿了出来。这个世界有善、有恶、有不幸、有灾难，但都和人的自由有关系，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由于不恰当地运用求知的自由使我们犯了原罪，所以我们需要用另外一种行为来赎这样的罪，就是追随耶稣，重新运用自己的自由。这个意志自由显示出人的另一个维度，那就是，人除了能够服从理念的召唤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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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志自由的维度，对于理解我们现代社会的很多问题是特别重要的。现在有一句口号叫做：“以讲科学为荣，以不讲科学为耻。”这里包含着的就是一个非常古典的自由观念。实际上现代人都会认为，单纯的认知不足以导致善，一个人可

基督教提出的这个自由意志的概念给出了一种新的人的规定性，就是说，人不仅是一个遵循逻辑、遵循理性、遵循内在规律的存在者，他还是一个具有选择能力、具有做任何事情的可能性的存在者，这是我们现代人基本认同的自由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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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希腊人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仰望星空；对于一个中世纪的修道士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低头沉思、忏悔、认罪；但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他的最高贵的姿势恐怕就是弄潮儿。

能有很多知识，但一样可以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一个很坏的人。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也完全可以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启蒙运动的时候，卢梭就高声讲出了这样的意思：人有不遵循理性的自由。这个维度过去是没有的，它的开掘导致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那就是，人把自己意志自由的实现当做新时代的人文标准。

正如我在上次讲演中所说的，我们说“人文”的时候，往往指的是“人”和“文”两个东西。其中的“人”指的是理想的人性，其中的“文”指的是达成这种理想人性的教化形式。“文”依赖于“人”。“人”的生活模式根源于对什么是高尚的人、什么是纯粹的人的认定之上。对西方人来说，自由是他们最高尚的人性理想。希腊人认为追寻理性就是自由，因此发展出了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科学”在这里就是指那些演绎的、论证的、推理的、证明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思想”的那些基本的风格和特点。经过基督教洗礼之后的近代的“人”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它不光是要推理、论证、演绎，还要实现自己的意志，要有所欲所求，而且通过推理、论证和演绎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这正是现代科学的精神实质。而这根源于对自由的看法的改变。对于一个希腊人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仰望星空；对于一个中世纪的修道士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低头沉思、忏悔、认罪；但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他的最高贵的姿势恐怕就是弄潮儿：他要去做事情，闯天下，要有所作为，至于做什么是开放的。你可以做勇士去格斗杀人，也可以做演员去作秀，总而言之，你要把自己的人生价值通过你个人的方式实现出来，那就是做事情，不要闲着。闲着是最大的反人性。我们都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个经典的段落。保尔说，人的一生应这样度过，在他临终的时候，回忆自己的一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他的这个思想表达的就是近代的新的自由观。这个自由观就是通过自己的行动使自己的意志自由得以实现。基督教自由观念的改变，为现代的人性理想奠定了基础，就是由一个唯理的自由转换为唯意志的自由。尼采把现代性的这一核心部分归结为“权力意志”，willtopower，或者叫“强力意志”，也翻译为“求力意志”，对力量的追求。对于这个目标不管你是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不管你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总而言之，它成为了一个新的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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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造成的第二个改变，是人的地位的改变。在希腊时代，人的地位是不高的，当然也有一些智者像普罗泰戈拉说过，人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很像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说法。但是他的这个说法在当时是受到驳斥的，受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驳斥，认为这会导致相对主义，有碍于确定性知识的寻求。事实上希腊思想的主流，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没有把人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世界的逻各斯不是人来宣布的，而是由神来宣布的。个别的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不过是有幸“看见”了神界的这个逻辑，遵循这个东西能够进入一个比较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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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基督教开始，人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创世记》里讲人的创造时有几个特征。上帝是按照自己的面容来造人的，因此人的形象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另外，上帝是把人当做万物之灵长来设计的，造完人之后，上帝吹了一口精气或者灵气，使人成为万物之灵长。上帝还允许人来管理地上的所有事物，飞鸟走兽游鱼都由人来管理。所以《圣经》本身，就为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逻辑可能性，以至于后来有些思想家认为，现代环境破坏、环境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典型的如怀特。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争论，但是人的地位从基督教开始确实是发生了变化。在上帝之下，在这个唯一的绝对之下，人是最高的。人甚至具有某种准上帝的可能性，这是后话。但基督教确定开辟了这个空间，他的意志自由就是要去创造，要去实现，不管是善行还是恶行。因为有了意志自由，他是可以嫌上帝创造的秩序不够好，准备自己亲自去创造的。不管怎么说，《圣经》为人类中心主义埋下了种子，至少提供了一种逻辑可能性。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基督教的创世观念。创世本身对于近代科学有什么意义呢?它的主要意义是为机械自然观提供了一个逻辑前提。大家一定要记住，把世界整体看做一个机器，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在几乎所有的文明和文化里面，世界都是被看做一个有机体，自我生长出来的，世界的起源类似于一个有机体的繁殖过程。通常的创世神话都把世界看成一个生殖行为，如天父啊、地母啊，然后生下来一大堆东西。这个有机体的生殖过程是一个内在的过程，本身没有什么可追问的。但是机械就不同。机械之为机械就在于它必须有一个外在者，一个他者，来创造它们。所有的机器都暗含了一个创造者。我喜欢举例说，你走在沙漠里，你看到一个植物，你会很感动，在沙漠里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这个植物能够长出来，你会很钦佩它，你会认为这个植物是自己长出来的。但是走了几步，你看到一个手表，这个时候你一定不会认为这个手表是沙漠里自己长出来的，你一定会认为它是被人扔在这里的。机器作为机器，必定有一个制造者。如果这样的话，整个世界就很难被设想为一个机器。因为世界的意思就是包含所有的东西，至大无外嘛，我们不可能设想世界之外还有什么，这本身是一个逻辑的困难。因此，你甚至逻辑上不能设想世界是一个机器。但是，基督教文明可以。因为基督教的上帝永远是一个他者，一个绝对的他者，永远在世界之外，而世界就是上帝的作品。机械自然观的逻辑前提是创世观念。过去我们经常批评机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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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自然观的逻辑前提是创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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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是一种僵化的唯物主义形式，而神创观好像是一个反动的唯心主义，言下之意，就是机械自然观是“人民内部矛盾”，神创观是“敌我矛盾”。其实这两者是一回事。没有创世观念就不可能为机械自然观提供必要的逻辑前提。所以我们看到，只有在基督教这种逻辑脉络之下，才能把整个世界设想成一架机器。

自由意志、人类中心主义、创世这三者在我看来，构成了近代科学很重要的三大预设。

自由意志、人类中心主义、创世这三者在我看来，构成了近代科学很重要的三大预设，没有这三大预设，近代科学是产生不出来的。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进一步解释这三个要素对于近代科学的重要性。我们通过几个重要人物的思想来表达近代科学和希腊古典科学的区别。我们经常说笛卡儿和培根是近代科学的两杆旗帜。笛卡儿讲“我思”，这个“我思”为何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呢?“我思”实际上表达了近代人对世界的一个重新安排。就像希腊人一样，“思想”依然是世界的本质，但不同的是他加了一个“我”字。在“我思”这里，“我”这个大写的人——当然不是笛卡儿本人——成为世界的一个价值原点，成为一个阿基米德点，整个世界成为我的世界，是通过我的眼睛看出来的那个世界。于是，“我”就成了世界的先验标准。这是笛卡儿的意思。

我们再看看培根的思想。弗朗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后来成了现代性的口号，它意味着追求力量、追求效率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形而上学预设。培根的这个预设当然有它的时代背景，它蕴含着基督教传统及其变革的时代背景，包含着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思想背景，这些背景共同铸造了一个新的科学形象。这个形象就是，科学不再是一种沉思、一种静观，科学必定要诉诸行动。所以近代科学，不只是理论科学、理性科学，都最终要诉诸技术，诉诸力量。也就是说，近代科学和近代技术有着内在的不可分性。现在西方的学者，把现代科学叫做technoscience，这是把technology和sci-ence嫁接起来造的一个新词，可以译成技术科学，或者技科，就是中文经常讲的“科技”。其实我们中国人比较好地把握了西方近代科学的本质。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科学最重要的是要转化为生产力，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科学就不是科学，或者说不够科学，这是自培根以来，近代科学最重要的逻辑。如果我们不面对这个逻辑，一味地讲科学与技术的区别是幼稚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对于古典希腊科学是讲得通的，而且必须要区别开来，但是对近代科学是不容易讲通的。对力量的追求的深层根据是意志自由，所以培根的思想背后有基督教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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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接着讲讲笛卡儿思想背后的预设。笛卡儿讲“我思”，“我在”，他似乎没有讲世界。其实它背后已经蕴含了这样一种新的世界观，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叫做“世界图景的时代”。所谓图景，是指通过观看显示出来的东西；世界图景是指，世界就是“我”的表象。叔本华有本书叫做《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个标题把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他所说的“意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意志自由，是力量性科学、操作性科学的根据，而“表象”就是世界图景。“意志”和“表象”，其实是现代性这件事情的两个侧面而已。库恩曾经区分培根科学和数理科学，所谓培根科学就是要动手做，不能光靠想，最后还要有力量，有效率，培根科学导致对实验室的重视。实验室科学在希腊思想中是没有根据的，只有意志型、力量型科学才要求实验室。培根科学和实验室科学注重观察，注重实验都是把世界作为我的对象，作为我的意志的对象。我的意志要改造世界、征服世界、利用世界，我要做事情，我要做对人类有好处的事情，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事情。这种意志自由支配下诞生的科学必定不是仰望星空式的，也不是低头沉思式的，而必定是实验室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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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志自由支配下诞生的科学必定不是仰望星空式的，也不是低头沉思式的，而必定是实验室的科学。

在西方的历史背景下出现过三种科学的形态。第一个形态是希腊的演绎科学，或者叫理性科学。第二个形态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把希腊式的推理和神学教义结合在一起，是西方科学的第二个形态。第三个形态就是实验室科学，也就是培根科学。

培根科学不是单纯的观察，不是不声不响、不露声色地待在一边静静地旁观，而是把事物抓起来，放到实验室里来，按照我的意志，按照我希望达到的目标，来对它进行反复的拷问。培根说，自然界不轻易吐露自己的秘密，怎么办呢？需要你把它抓起来，放到拷问室里拷问。它不回答怎么办?你得给它点颜色看看，高温高压高浓度或者低温低压低浓度，等等。总而言之，在一种非自然的状态下，让它吐露奥秘，告诉你它的规律。所以近代的实验室科学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刺激和应激反应之间稳定规律的寻求。就是试一试对它做一个动作，看它有什么反应，再把这个动作幅度做大一点，看它再有什么反应，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套刺激一应激的反应规律。所以说实验室科学的本质就是控制论科学，他的目标都是要控制自然，要自然吐露一些可控制的秘密。近代科学的很多特征在这里得到了解释。近代科学的一个要求是必须可操作，当然可操作性也是现代社会的一般要求。比如我们经常说，你说了半天，说得天花乱坠，你告诉我怎么做吧。这就是对可操作性的要求。这种精神根深蒂固，因为来源于近代的求力意志，来源于现代人把世界看做是一个意志的对象。我的意志决定了必定用一种进攻的态势，一种斗争的意识，一种斗士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界。世界是我要用来搏斗和征服的对象。征服的方式是首先掌握自然界的刺激一应激反应规律。为了掌握这种反应规律，就需要有条理、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刺激，进行试验，记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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