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码物的存在

海德格尔与座架的起源

存在与存在物之间的区别构成了海德格尔所谓的本体论差异(ontologische Differenz)。本体论差异也体现在对象(Gegenstand)与物(Ding)之间的区分上。德文的对象(Gegenstand)一词由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Wolff)从拉丁文ens翻译而来，而后者又是本体论的主题。[69]沃尔夫遵循苏亚雷斯的观点，把本质而非存在当作“存在物的要素以及其所有运作的源头”,[70]海德格尔认同吉尔森的批判，因为对他们二位而言，要探究存在的问题，就必须摆脱这样的本体论框架。对海德格尔而言，将ens翻译成“对象”表现了本体论的问题，因为它也在字面上指出人类与对象之间的对立关系：对(gegen)立(stehen)。对象对应于对事物或其在场的认识论的理解。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事物构成其自身的存在结构，它远远超出其外观与功能，被赋予形式知识的主题。海德格尔对客体的批判始于他对事物或自然构成的理解。他质问为什么西方的形而上学被称为形而上学，并回答说这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以物理学——或是希腊文的自然(physis，φúots)—为基础的。[71]形而上学的历史不外于是决定存在与真理的历史。海德格尔将真理观念(Aletheia)理解为前苏格拉底古希腊思想中在场(Anwesen)的出现。这要与另一种在场方式区分，后者仅仅是正站在我们“对立面”的东西。海德格尔要把在场的本义理解为一种正在接近的东西，且它在越出的(ecstatic)意义上与人相遇。[72]这种把事物当作在场的理解方式意味着一种过程，通过此过程，事物失去其时间维度并准备被形式质料说所侵占。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塑造雕像时形式与质料的分离过程，[73]同时将沉思(theoria)与实践(praxis)和创制(poiesis)分离开来。沉思作为创造性的形而上学将形式(eidos)与逻各斯(logos)等同，并将自身从积极生活(vita activa)转化为沉思生活(vitacontemplativa)。[74]对事物的误解导致了对生产的误解，如行为中表达的思想。从技艺(technic)向技术(technology)的转变中，这种误解被放大了。与沉思、时间和创制相关的技艺(technē)的本义也在知识转化过程中丧失了。在《论技术的问题》(1954)中，海德格尔试图找出技术史上的一次突破，它始于15世纪，将技艺从现代科学与技术中分离出来。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古希腊思想中的技艺也是创制，是一个产出(bringingforth)的过程。海德格尔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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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质料因，材料，如制作银制圣杯所需的材质；(2)形式因，材料所进入的形式、形状；(3)目的因，如所祭祀仪式要求的圣杯的形状与材料；(4)动力因，它带来成品，实际的圣杯，在本例中是银匠。[75]

前三因是物质相关性，它们为第四因做准备。例如，圣杯是由银制成的；它的形式与白银本身的性质有关，也取决于仪式的特定环境。我们可以将这三因重新定义为物质、形式与功能。再举一个例子，制作一把刀，我们需要的是金属材料和刀的形式，我们根据它的功能来制作它，例如打斗，劈砍或打开信件。这三因显然对应于工匠制作的常识。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第四因动力因没有得到适当的解释，它实际上并非是银匠。银匠是根据前三因思考的人，但他不能成为第四因。海德格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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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的仔细考虑(überlegen)是言说(legein)，逻各斯。言说植根于言谈(apophainesthai)，使……显现[76]

希腊语中这一显现就是创制，德语为生产(hervorbringen)。海德格尔继续道：“只有在隐蔽之物进入无蔽(unconcealment)的情况下，创制才会发生。它在我们所说的去蔽(dasEntbergen)中停留并自由行动。希腊文有真理观念(Aletheia)一词用于去蔽。”最后的因带有澄明(Lichtung)可能性的意义，其中人类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进入明朗。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问题是他所说的“持存物”(Bestand)的结果。持存物表示一种事物，它可以被命令与计算，甚至空间和时间也仅仅被看作是度量。持存物必然是现代技术的基础，并且它基于对象(Gegenstand)的概念也不足为奇。这种生产模式内在的思想被海德格尔称为座架(Gestell)，他认为座架取代了技艺，成为现代科技的本质。座架对世界的闭合施以暴力。事物的复兴需要回到世界的问题上，将世界从被限制在逻辑思维中的客观化中恢复。

物的分离与依附世界

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似乎是坎特韦尔·史密斯的基础形而上学所无法达到的，这使我们可以质疑它们两者，对于坎特韦尔·史密斯与胡塞尔而言，研究主要是针对在手的问题，而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我们有必要比这种认识模式更进一步。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差异?我们可以说，当我们研究在手性与上手性的时候，涉及不同的数量级。在手性与形式密切相关，因为概念化一个客体，给它一个最普通的形式，需要提取其谓述的注视。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与他的形式质料说的一致性上十分明显。至关重要却仍不清楚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数量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研究它的一种方式或许是声称它们像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那样作用，它将语言能力与世界和日常行为联系在一起。我想从这里转向讨论分离问题，它既是思想从世界的分离，也是客体从思想的分离。这两个分离殊途同归。海德格尔与西蒙东对技术物分离的比较将澄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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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德格尔而言，通过前述谓来理解客体的方式不再仅仅是一种“观点”，而是源于现代形而上学的整个思想。在他1938年的文章《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海德格尔将此整体描述为“世界图像”(Weltbild)。对海德格尔而言，世界图像的特征不是世界的图像，而是世界“被设想并被理解为一幅图像”。海德格尔写道：“现代时代的根本事件就是将世界作为图像征服。图像(Bild)’一词现在意味着结构图像(Gebild),它是人类生产的产物，用以表征与前置。”[77]如此发明的技术以这种思想为先决条件，将其视为世界图像，并将其运作对象视为可理解的图像。思想从世界中脱离，因为世界只是思想可以思考的一个图像。

相反，西蒙东观察到了思想从物体的分离。在《想象与发明》中，西蒙东展示了图像周期[感知—心象(mentalimage)—符号]是如何驱动发明的。但发明不限于思想；实际上，当它以技术物实现时，它就脱离了思想。我们甚至可以观察到，技术物并不完全遵循它们应有的途径。我们或许可以用两个分离来描述这一点。首先，技术物的具体化揭示了一些原本不属于设计的新功能。西蒙东将其称为冗余功能(foncitons surabondantes)。[78]在物质上的实现总是超越了最初为解决某一问题的发明目标：

发明是为了实现目标，实现预先完全预测的结果，这种说法是部分错误的。发明的初衷涉及一个问题；但发明的结果不仅仅是解决问题。[79]

西蒙东将这种分离与马克思剩余价值概念作了比较。这些盈余依据自己的逻辑积累并改变环境。第二个分离发生于物体到达使用者手中的时候。将这些技术物重新植入于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中，并产生新的图像与美学，它们重新进入图像周期。海德格尔对整体思想的强调与西蒙东无法完全被思想理解的物体分离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两个周期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增强(amplification),即思想周期与作为发明的图像周期。一个将思想增强为系统的整体；另一个增强发明中的想象力。我们很难做出简单的对错判断，因为不同的因果关系不能被视为互相排斥。如果我们将这些差异理解为数量级差异，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用第三个术语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从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存有”研究它，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西蒙东的分离概念产生共鸣，部分原因在于世上的事物总是超出人类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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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明智的选择是从中点—这两个分离相遇的路点，也是克服两个数量级的第三术语—开始进行接下来的研究。《存在与时间》中最为典型的上手性例子之一就是使用锤子。我们使用锤子而不考虑它表象的理念，并且不把它作为认知的主题；相反，我们只是用它。人类不是仅会观察的行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海德格尔而言，一切都可以成为技术物，或者说是格拉汉姆·哈曼重构的“工具存在”。[80]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海德格尔的“技术物”与西蒙东的技术物不同，后者更多地与技术知识有关(几乎与技术物相反)。海德格尔的技术物关注物体的存在方式，在世的此在可以理解这些存在方式。正如海德格尔所提出的,世界是关系矩阵(Bezugszusammenhang)。[81]世上的技术物也是由关系矩阵配置的，而这种关系矩阵又通过情境性地显露意蕴(Bedeutung)来定位此在的“此”。根本问题在于，关系矩阵是否在不同的技术系统/世界中产生变化?这与西蒙东对技术组合中以及人与技术物之间关系的分析有什么联系?这仍是此书的任务：在这两个数量级之间产生“量子飞跃”。事实上，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中，我不会将西蒙东与海德格尔置于彼此对立的位置，而是会将他们视为不同数量级的代表。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来源于对物体的理解，而对于西蒙东而言，技术不亚于物体的演进。实际上，海德格尔与西蒙东都意图使人类脱离自身作为世界中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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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本体论的两种方法，或者我们可以说，研究物体起源的两种主要方法—一种通过物体的形式结构与功能(本体)，另一种通过事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本体论)—必须共同作用并指引我们的研究。如果个化对应本体与逻辑的演进，那么个体化就对应本体论—一种在世存有的理论。数码物的个体化不仅必须位于物体本身的结构中，而且也须位于其外部环境中，它部分地构成了其缔合环境。当我们考虑本体论并因此能够理解个体化时，缔合环境才是可能的。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本体论必然是技术性的。本体论如果想要把握物体本身的存在方式，就离不开其技术本质。我想通过第三方来化解这两个本体论概念之间，以及语法与语义之间的对立：关系。第三章通过回溯《存在与时间》中关系的概念及其在数学与信息科学中的概念化，解释数码物的关系矩阵。第四章根据我所称的客体间关系描述技术演进，并考虑时间如何在技术系统中得以表达。

第二章 数码物与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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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关 系

第三章

网络空间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讨论了数码物的概念，作为一种通过遵循西蒙东的个化概念，从标准通用标记语言到语义网的技术沿袭。在第二章中我追溯了坎特韦尔·史密斯、胡塞尔以及海德格尔理论中物体的起源，来理解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在本章中，我提出通过阅读海德格尔与西蒙东来回溯与重释关系概念，并且发展一套从亚里士多德，经由中世纪哲学、莱布尼茨、休谟、康德、胡塞尔与罗素以及最近的计算技术的谱系，从而理解个体化。如果我们可以说个化意味着形式的进展，那么个体化就解释了关系与结构的运作中发生的转变。在迄今为止的分析中，我们试图从数码物的形式(如元数据方案)来研究它。元数据通过我所说的“关系”来确定数码物及其之外。关系的概念从中世纪哲学直到最近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尽管它始终存在并且困扰着许多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确定它的范畴时对此产生了很大的疑问。这引起了中世纪哲学家们在讨论中产生的一种倾向，他们争论关系是否能够被归结为与物质有关的外部偶性，或者关系是否是独特类型的一元属性。在本章中，我意图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角度来考察“关系”的问题。随后，在第四章中，我将“客体间性”这一概念发展为西蒙东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中对技术思辨史的平行解读，以了解信息时代的技术进步，特别涉及“技术系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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