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码物的存在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内容不是数码物的关键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关系。在整个数码物网络中，它同时也是一个关系网络。在社交网络的背景下，这些关系几乎决定了一切：朋友，事物的时空等等。当1 Facebook向你建议一个疏远的朋友时，它正是通过对关系的访问与操作来完成这一切的。在万维网的早期阶段，只有超链接与重现才能涉及关系。如今关系通过数据实现，并支配万维网上的生产。“内容为王”口号的时代已经结束：关系已经接手。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内容，而是形式使内容呈现为不同的关系。因此，内容的主要功能是形成用于产生关系的资源。[90]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从元数据的角度讨论数码物的个体化时所言，这个接管过程不是偶然的，而是计算发展造成的历史结果。[91]在先前朋友的朋友的例子中(图表18),事物由不同的关系组成，这些关系由一个“适当的”名字(不是普遍的名字)统一，并用唯一的统一资源定位符标识。在此语境下还值得一提的是，休谟在他讨论七种关系时留下了一条注释：

可以自然地预料到，我应该在其他关系中加入差异。但我认为这是对关系的否定，而不是任何真实或积极的东西。差异有两种，一种与同一性相反，另一种与相似性相反。第一种被称为数字的差异；第二种是种类的差异。[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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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在这一简短的陈述中明显有所保留，这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在万维网联盟的网络本体语言纪录片中，已经存在一种名为“不同”的关系，这种关系涉及身份的否定。[93]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恰恰证实了构建数码物的所有逻辑命题都已经以关系作为它们存在的基础。这种联结不一定是由心理学产生的，而是由认知产生的，正如我们可以在机器中识别的一样。在关系演算中，我们即刻面对无穷无尽的连接，例如网络的出现，数字化与物质化的逻辑关系。由于数据网络不是从特定域的内在性上体现出来的，因此表征本身已经以在本体上假定了关系；一个网络只能通过关系的比较来形成这是建立供查找的网络的关系推断。对于万维网与链接数据而言，不仅有一个网络，而且还有许多可通过指定不同关系构建的网络。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确定关系的两个基本理解。首先，海德格尔将符号理解为关系以及技术物或器具性的首要性。其次，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即使没有忽略休谟的关系论，也将它破坏。通过网络技术对关系的利用，休谟的关系正在变得不太抽象而更加现实化。我们余下的任务是确定如何将这两种关系统一起来，以更好地理解数码物与数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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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世界：论雅各布·冯·魏克斯库尔与海德格尔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从显像(Erscheinung)与组合方面理解客体的两种方法，它们同时对应两种不同的数量级。现象世界将“基础步骤”视为文化与记忆“已在”的所予，而无需进一步的检验。然而，原子世界在不承认其原理之外的情况下寻求逻辑一致性。这两种方法也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关系，一种是存在的，另一种是话语的。但是这两种关系不可能完全分开，正如一个苹果既不能作为原子的集合单独存在，也不能作为其表象单独存在。在这一点上，主张说数码物在关系中分解也许是合理的。基于形式质料原理的技术粉碎了实体与形式质料说本身，开创了形而上学的新时代。关系的具体化与物质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在世存有模式。我们可能想问，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重视我们描绘的关系的哲学轨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回到海德格尔的上手。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实际上认为关系是理解“上手”的基础，尽管他不想发展具体的关系论。我们已经了解到，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基础步骤”可以在我们对器具环境的经验中被撇弃。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话语关系及其时间结构已经被预设，并作为一种类似于习惯或自愿机制的事物而存留。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上手属于工具整体的意义。这种“属于”不应该被理解为财产或所有权，而应该被理解为“作为结构”，工具的“为了……的东西(etwasumzu)”。[94]正如我们在海德格尔的例子中所见，当我们使用锤子时，我们就好像锤子本身有时间一样使用它；锤子里有我们熟悉的东西。我们只需简单地握住锤子，不用仔细审视锤子本身就可以敲击钉子。对这种时间性本体论的理解是操劳(Sorge),它从工具的烦忙(Besorgen)中表现出来。海德格尔认为，空间性只有通过时间性才有可能存在。[95]当海德格尔说“动物贫乏于世”以及“石头没有世界”时，他特指关系—石头没有世界，因为它的关系只是话语关系，决定它是在路上、树旁、或是沙滩上等等；动物贫乏于世，但仍然有一个世界。举一个蜥蜴躺在石头上晒太阳的例子，海德格尔明确地指出：“蜥蜴与岩石、太阳以及许多其他东西有着自己的关系(eigeneBeziehung)。”[96]对于蜥蜴而言,石头和阳光并不是在手，而是上手。上手展现了我们提到的两种关系，而许多对海德格尔的理解在“具身性”(embodiment)的头衔下很容易支持后一种类型(存在的)。[97]将存在关系理解为具身性即便不是歪曲，也是一种对海德格尔抱负的简化，他志在解决《存在与时间》中“存在”(Being)的意义。毕竟，海德格尔并不是科学家——即使他倾向于以非常技术化与逻辑化的方式分析他的主题。因此，他的门生往往很容易被海德格尔的科学面所激发。保罗·班斯(PaulBains)在他《符号学的首要性》一书中，通过世域/周遭世界(Umwelt)的概念，将雅各布·冯·魏克斯库尔的研究与海德格尔的上手并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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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世界在环境与语境之间，在其中的动物主观地诠释环围(Umgebung)的重要性，以产生其世界。[98]对于魏克斯库尔而言，每个动物都有不同的周遭世界，而每个周遭世界都有一组不同的时空框架。[99]作为一名动物学家，魏克斯库尔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动物如何与环境结合以产生周遭世界，从而援助其生存手段。魏克斯库尔著名的例子是蜱虫及其对环境的诠释。首先我们重温蜱虫的故事：

又盲又聋的蜱虫需要觅食，它会爬到一些嫩枝或树枝的末端，在那里它可能会落下或被掸到一只正在经过的哺乳动物身上。由于蜱虫的皮肤对光敏感，因此它朝向光线攀爬。它可以通过其嗅觉来探测正在接近的哺乳动物(即，哺乳动物具有其汗腺分泌的特定体味)。当蜱虫嗅到来往哺乳动物的气味(或信号)时，它会(凭运气)落在它上面并抓住。蜱虫对温度敏感并寻找一个温暖无毛的场所(例如腋下)，在那里它会自己抽满血液，并变成豌豆的大小。[100]

第三章 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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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斯通过他对符号学家约翰·迪利(JohnDeely)的研究，比较了蜱虫对环境的生物适应性与海德格尔具身化意义上的上手。蜱虫不生活在植物、风、哺乳动物等的世界中；相反，它生活在作为世界的世界中。作为世界的世界是一个非主题化的环境，也就是说，只有事物本身而没有事物的表征。这乍看之下吻合我们对海德格尔批判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问题——对象(Geganstand)——的分析。班斯进一步引用了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海德格尔在其中论述并参考魏克斯库尔的著作《动物的周遭世界与内心世界》)一书中的论述，即动物在世界上的贫乏“不过是一种财富”。[101]班斯倾向于将海德格尔的上手与他所认为的海德格尔的“对整个存在的前逻辑理解等同—它规定了知觉中呈现的客观世界(世域)的可理解性，客观世界在对其自身的关系中被理解”。[102]

根据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来识别这种对环境作出反应的方式是成问题的，我认为我们必须区分发出信号的世界以及选择信号的动物。当然，它们是不同的，尽管它们是不可分的—因为如果世界没有发出任何信号，那么动物就不会接收到它。这一问题在解决信号强度问题上具有首要地位。为了理解这种细微差别，我们首先应该简要回顾一下乔治·康居朗在《生物及其环境》中对“环境”（milieu)一词历史的精彩概述。 [103]19世纪引发了许多围绕环境问题的争论与理论，例如，奥古斯特·孔德、让-巴蒂斯特·拉马克、查尔斯·达尔文以及亚历山大·冯·洪堡等思想家。在这些争论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往往变得日益亲密，而同时解释性术语“环境”的使用成为一种科学工具。这随后将人类学、生物学、统计学、实验室实验与哲学相结合，以发展一种理解进化与人类行为的方式。我们或许可以说，对环境的最初理解就是包围生物的空气与环境。对于拉马克而言，环境特指流体形式，如光、水和空气。拉马克环境理论的核心是适应：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我们自然而然地适应它，坚持下去，不会放手，就好像它根本没有改变。达尔文批评了这些自然主义者，他在《物种起源》的导言中指出：“自然主义者总是认为诸如气候与食物的外部条件是变化的唯一可能原因；他们只是在狭义上正确。”[104]达尔文提出了两种对环境的另类理解：(1)竞争或为生存而斗争的社会环境；(2)自然选择的地理环境。达尔文将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从外部环境扩展到社会方面，也就是说，考虑到生物体本身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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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康居朗而言，“环境”一词也可以用于理解魏克斯库尔的理论—只是我们在将德文周遭世界(Umwelt)译成法文环境(milieu)的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康居朗写道：“魏克斯库尔非常谨慎地区分它们。周遭世界指定适合特定有机体的行为环境；环围(Umgebung)是简单的地理环境；而世界(Welt)是科学的宇宙。对于生物而言，具体的行为环境是一组具有信号价值及意义的刺激。”[105]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周遭世界其实不再是我们以前见过的那种环境。康居朗提出重新评估他本人的环境理论；然而，魏克斯库尔的周遭世界概念更多的是与语境相关。语境是主体的意义选择。在环境分析中，语境给了我们另一个粒度级。因此，如果我们将海德格尔的烦忙与世域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一个陷阱：认为环境是主观的意义选择。什么是选择?选择与被选择之间是什么?我们或许可以说，世界变成了中心，我们所认为的它的选择只是世界的“功能”之一。

技术与环境:论勒罗伊-古汉与斯蒂格勒

第三章网络空间

技术物(锤子、钉子、桌子等)都构成世界的器具意义。但世界究竟是什么?它绝不是自然。海德格尔在魏克斯库尔的周遭世界之上增加了一个技术维度，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海德格尔的确在探讨技术环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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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现代技术的问题是未能构建技术环境的恶果，其中现代人将所有事物都视为可被“意志”命令的计算物(因为人类倾向于将现象看成事物的整体)。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的本质—座架的危险。海德格尔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或沉思观念作为计算思维的对立，是对事物另类经验的一种渴望。它绝不意味着将动物的生命形式看作本真的。我们可以在此就技术环境问题简要比较海德格尔与安德烈·勒罗伊-古汉。勒罗伊-古汉试图将技术环境的概念发展为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隔膜。[106]内部环境是鲜活且不稳定的部分。它由无限的元素组成，包括用过的以及储存的产物、内部分泌物、荷尔蒙、维生素等等。相比之下，人们可以将外部环境视为表示自然且惰性的部分，如风、石头等等。[107]技术位于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而非构成技术环境。技术环境并不是我们为了分析目的而从整个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东西，它不能与内部和外部环境分开。勒罗伊-古汉写道：

人类在自然界中表现得像一种诸如动植物的活的有机体，对其而言，自然产物不能立即被吸收，而是需要器官的发挥(lejeud'organes)，这些器官能够制备出要素；人类群体通过一组物体(工具或仪器)同化其环境…这种人造外壳(enveloppe)的研究是技术。[108]

如此理解，技术环境对海德格尔理解世界至关重要。这暗示着纯147 粹的生物学与生理学理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一观点无法将技术整合到环境中。这意味着仪器与工具也应该与时间关系相对应。贝尔纳·斯蒂格勒在他的著作《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一书中，依据他对海德格尔的诠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与方向。他认为，正是技术的记忆(anamnesis)本质构成“已在”，后者是属于我且给予我的历史，即便我从未经历它的确立。“已在”(schonda)这一术语借自海德格尔，海德格尔以此术语来表明，当此在被抛(thrownness)之时，我们立即遭遇“已在”，或者说世界。世界不是自然，但必然是历史的。历史是时间，以技术物为形式的沉淀赋予我们以世界。这个思考带来对技术的另一种诠释。斯蒂格勒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中研究了这一点。泰坦爱比米修斯的过错源于他忘记向人类分配技能，而他只有在将所有技能赋予其他动物之后才意识到这一问题。因此爱比米修斯的兄长普罗米修斯不得不从奥林匹克诸神那里偷火给人类，以补偿他们所缺乏的内在特殊技能。这成为了人类生活中技术的开端。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是遗忘，这导致他兄长的二次过错—窃火。这种双重过错同时也是起源的缺失(default)(技术作为反作用力),它作为遗忘的补救与后见之明；它是人类历史的代具(prosthesis)，也是存在的条件。[109]此在对真理的重演受此过失的制约。此在的存在特点是有限性或向死而生，这反过来影响了此在对存在的理解。虽然动物也可能具有这种时间上的有限性，但区别在于，对此在而言，它不仅是一种自然死亡，而且是一种属于自身的死亡，这是一种预期，也是一种独存共存。在看到未来的死亡时，世界将自身表现为决断状态(resoluteness),是此在存在的时间性越出。这种时间性越出同时也是历史的—因为对我而言，“现在”总是单一的，而这种单一总是历史的单一。此在的这种历史单一性不亚于技术物“历史单一”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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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死亡预期状态的人类，必须随后将他们的记忆外化为技术，即通过语言、写作、工具与动作。然后，技术将人类的过去作为已在嵌入。这已在就是文化记忆，是我们继承但从未经历过的事物，但它们构成了我知识与经验的缺陷。第三持存的第二个表达是技术物—在我们的研究中是数码物。我们写作、拍摄照片、制作录音和录像，我们建立社交关系，我们在Facebook上以链接的形式建立社会关系。这些第三持存也构成了我的第一与第二持存，就像留声机使现场表演能再次(或多次)重演一样。作为我们讨论数码物的一部分，除了习惯性时间的过去之外，我们还可以将“过去”的另一个维度定位为文化记忆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也是一种可编程记忆，它在很大程度上区分西蒙东和海德格尔的技术物与作为技术环境和可编程环境的数码物。这给了我们数据(datum)一词的第二个“给予”（第一个指的是感官资料)。本章的最后，我们以YouTube上的经验为例来说明环境如何发挥不同作用，也为下一章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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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移动鼠标，然后点击一个链接—个在YouTube索引页上建议给我的默认链接。然后，我的点击操作会将我引导至播放视频的页面，并且还会显示图片和图像。然后我注意到，还有其他几个作者发布的其他视频的建议链接，这些链接告知我相关视频，其中包括与评分和评论等统计信息相关的一些数据。在观看所有这些内容时，我的注意力分散在视频和所有外围显示之间，结果我始终在它们之间来回切换。然后我注意到一个标题有趣的相关视频，我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这个视频的细节上—标题、小缩略图以及播放次数。然后，我将我的注意力从我之前参与过的所有事情中撤回，因为我试图发现此视频与我之前观看的视频之间的联系。然后，我点击此链接，它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来观看这部新视频。我在YouTube上的行为可以被清楚地分析为从前谓述经验到主题化，再到视域的过程。但是我们这里没有考虑的问题是客体的所予。我们可以考虑另一个有助于澄清这一点的例子。让我们想象一个男人在进入黑暗房间角落时看到一根堆放的绳索，并怀疑它是一条蛇。这种情况只是一个无法借反思来阐明的所予。主体是怀疑、恐惧与诠释的主要行为人。最后，这名男子可能无法明确判断，他将(因此)需要用棍子触碰一下绳子，看看它是否是蛇。然而，在我们的例子中，根据我的输入，所予实际上是系统或智能代理的“被动”综合。当然，我们必须在这里考虑它是否真的应该被称为“被动”——由于坎特韦尔·史密斯可能称之为“主动”。这些情况从何而来?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为了解释这种相互作用，我们需要从作为关系的客体转移到关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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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系统的时间

在前一章的末尾，我们意图在不断物质化的状态下—从关系到环境再到系统——考虑两个数量级，从而将它们之间的差异重新统一起来。我们现在想要寻求如何进一步弥合原子组成与现象表现之间的差距，而不是继续将它们理解为两个分割的现实。这也给我们进一步发展关系概念提供了机会。通过制定话语与存在关系，我们想要在技术发展中了解动力。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我并非认为在具身化方面并行研究海德格尔与魏克斯库尔是错误的；而是说，我想指出另一个研究方向，它比具身经验或具身理性更加关注技术进步。具身理论的发展扰乱了20世纪70年代研究人工智能的主流范式。那时，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在他的著作《计算机做不到的事》(1972)中猛烈抨击人工智能研究忽略具身化的现状，并随后在《计算机仍做不到的事》（1992)中以修正的版本加以重申。他批判的核心是，这样的研究采用笛卡尔的方式来进行感知与行为；与此相对，德雷福斯提出了如今广为人知的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它将具身化作为行为的基础。德雷福斯的批评影响了一代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包括特里·温诺格拉德(TerryWinograd)、菲利普·阿格雷(PhilAgre)等人。

为了理解德雷福斯的批判及其与我们研究的相关性，我将简要介绍框架问题。在人工智能的早期，马文·闵斯基(MarvinMinsky)与其他人——如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约翰·麦卡锡（JohnMcCarthy)—设想如果我们能够用逻辑陈述来表示世界，那么所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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