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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陈述都应该是可以推论的，并且计算机应该能够达到人的智能水平—即便不是更高层次的思维，也至少能在常识上媲美。[1]但是德雷福斯指出，即使世界上有数以百万计的物体与事物的表征，也不足以解决常识性的知识问题。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很难想象我们可以囊括每种可能的语境，其次，计算机无法构建来自数百万个表征的语境。[2]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因为闵斯基提出了微观世界的观点，通过将域限制为一组问题来实现智能化。此假设存在问题，因其忽略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前结构，或理解的阐释学：微观世界假设了整个在世存有。知识库将持续增加，但不会达到智能的本质。德雷福斯因此声称语境问题会无止境地倒退，这意味着这种笛卡尔式的人工智能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要在图片中挑出两个点作为眼睛，我们必须已经将该语境识别为一张脸。要将这种语境看作是一张脸，就必须从光影中辨别它的相关特征，例如脸型和头发，而这些特征又可以在更广泛的语境下被认为是相关的，例如，一个家庭环境，程序可以在其中找到脸。这一语境也必须由其相关的特征识别为社会的，而不是比如说，气象的，由此程序将人而不是云看作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只能根据所选择的相关特征以及在更广泛的语境下解释的特征来识别每个语境，则人工智能开发人员将面临语境的倒退。[3]

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哲学基础的批判非常清晰且令人信服。相反，我们也有理由看到语义网或本体驱动的方法与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老式人工智能非常相像。正如计算机科学家约里克·威尔克斯(Yorick Wilks)指出的，

有些人将伯纳斯-李、亨德勒(Hendler)和拉西拉(Lassila)语义网的首次发布(2001年)看作用新奇时髦的万维网术语对老式人工智能议程的重新表述…这种规划行为是老式人工智能的核心，并且几十年来对人工智能形式知识表示的研究正在向现代本体讨论发生直接的转变(在语义网的讨论之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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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基本上可以使我们复述德雷福斯对我们语境的批判，也就是说，本体驱动的方法不会产生任何与人类智慧真正对等的东西。然而，我们应该在此处做一个区分：早期人工智能的议程是关于模拟智能，而目前本体驱动的万维网不再是模拟，也不是关于特定的工具或设备，而是创建人与机器可以通过物质化关系进行交互的环境。这也是我们先前的讨论关注空间而非智能的原因。这也标志着我们与德雷福斯方法之间的根本区别。德雷福斯的巨大贡献是他清晰地表述了智能模拟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具身化，它随后由瓦尔特·弗里曼(WalterFreeman)发展的神经动力学方法所继承。[5]神经动力学较少涉及心智中的表征，而更多地涉及头脑的可塑性。它是基于神经元、肌肉、激素物质性的理论；但在此我建议审视技术的物质性—链条、电缆、电子的流动等等，以及尤其是统一资源定位符。

本章将继续讨论关系。与其简单地说存在着脱离物质化的关系，例如此在的存在，我更关心审视物质化如何构成一种新的时间结构。我们已经看到，数码物或一般事物必须根据话语与存在关系从根本上来理解。话语性来自言谈的能力。语言的物质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书写或印刷，另一种是通过语法化和模拟来重新创建人工语言能力。与需要写作工具和纸张的前者相比，后者需要更细致的客体间关系。从通用标记语言到超文本标记语言再到网络本体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逻辑能力的语法化与模拟过程，它以分析性和连通性为前提。数码物让我们看到，那些我们习惯性认为在思维中产生作用的关系—如休谟、康德、黑格尔和胡塞尔的理论所讲——如今变得物质化且可以根据某些算法进行操控。当我们认为技术进步遵循从物体到子组合再到组合，然后到子系统再到系统的轨迹时，第三持存的内部动力根据物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不断变换。如果我们观察从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Babbage)的差分机与分析机到1946年的电子数值积分计算机(ENIAC)的发展，我们可以轻易发现机械零件之间的关系被电子开关取代。话语关系变得物质化并被转化为物体之间的联系。我想用这种方法来理解关系的客体间性。在哲学传统中，客体间性被主体间性的阴影所笼罩。在本章的前半部分中，我将展示主体间分析如何倾向于将所有动力还原为主观理解，并忽略了技术维度，并且我将提出如何通过客体性的概念来理解技术系统。本章的后半部分试图理解作为技术系统中客体间关系的时间的物质化，并且表明它不仅是机械时间或时钟时间，而且也是拓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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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性与语境

主体间性通常指人类主体之间的集体意识。主体间性成为认知(因此也是知识)与感受(移情、道德、宗教)的共同基础。为了达到这一共同基础，我们需要一种方法来理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现象学的实用主义理解通常把焦点放在主体间的理解上而不承认客体间性。人的主体成为相关性的来源，因为理解总是与主体头脑中的知识相关联。我不会试图讨论所有现象学家，而是聚焦于在第二章讨论过的胡塞尔现象学派。现象学演绎的基本目标是找寻这一基础：“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实际上意味着通过回归纯粹自我而对主观性进行研究。我们不会立即在此处批判这种方法；事实上，我们将在第五章重拾这一点。哲学与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的相关性现象学将胡塞尔对语境的现象学理解推入了社会与经济分析领域。[6]舒茨的理论在信息科学中也经常被引用来理解相关性的概念，因为信息检索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从大量数据中呈现最相关的信息。我想表明，对客体间性的忽视如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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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我们采用舒茨对我们现状的分析。

舒茨对多种相关性的探索是在一个由人类理解为单主题的(monothetic)语境下分析其多主题(polythetic)结构的尝试。多主题与单主题这两个术语来自胡塞尔，我们可以再次以海德格尔的锤子为例来解释它们。当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锤子时，在他的第一次遭遇中，他将不得不研究如何使用它(如果今天我们很多人不经常使用像锤子那样的简单工具，那么可以用别的东西替代，如新的计算机软件)；例如，他可能必须审视手柄，将其与过去经验中的其他事物联系起来，等等。这种审视锤子的方式是多主题的。但是当他习惯了锤子时，他就不必经历这个程序；他只是拿起它并击打钉子。现在他对锤子的理解是单主题的。在此意义上讲，舒茨的研究与海德格尔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实际上在文章中提及了海德格尔的上手[7]：

即使我试图将社会期望的知识分解为多主题步骤，也可能常常发现这些传统的、习惯性的知识点仅仅在关于已知事物的单主题的意义上如此，而导致这种沉积的(即导致单主题意义)包含多主题步骤的传统已经失去。甚至这种多主题的步骤或许从来没有被执行过，可能社会划分的知识是建立在哲学家、英雄或圣人的权威之上的，或者是建立在“部落的偶像”中所蕴含的盲目信仰之上。[8]

与多主题步骤对等的单主题总是指舒茨所说的手头库存知识(knowledge in stock athand)。这一知识同时指的是过去的(社会)经验与(自传上和生物上的)认知成熟的记载建构(以及重建)。舒茨实际上引用了让·皮亚杰(JeanPiaget)的研究，以证明“在一个孩子的一般心理发展达到潜在的基本概念对他有意义的水平之前，是不可能教会孩子诸如与因果有关的问题的。精神分析学者的案例研究充分显示，即使是事实问题，过早的知识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困扰”。[9]舒茨将手头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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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为四类，我总结如下：

1.我们过去心理活动的沉积，例如科学知识，对问题的诠释。

2.习惯性所属，包括理论活动以及实践的思维与行为(例如解决问题的方式，使用工具的方式)。习惯性所属是人类往往忽视和忘记的事情。这与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将“有”(esgibt)——现代技术本质的所予—看作理所当然的批评类似。

3.世界的时间与意义结构，或者舒茨所说的“我们在世界本体结构中行为的表演性”。意义结构是指人类经验不可分割的时间意义，譬如，当音乐家不得不把音乐分成不同的乐句来练习的音乐中的“乐句”；其他分割，如分成单音符或随机乐句，将导致意义的破坏。

4.来自社会世界，人际交流，社会与文化经验的知识，以及在世存有中的主体间理解。[10]

人类主体可以根据不同的相关性水平查看这手头些库存知识。舒茨对三种相关性进行了分类，即主题式、诠释式与动机式。主题相关性是指“在非问题熟悉性的非结构化领域—并随即将领域转化为主题与视野——构成问题的事物”。11]舒茨进一步细分两类主题相关性—“强加的相关性”与“内在相关性”，前者是在熟悉的环境中出现陌生性(例如，阳光灿烂夏日午后的雷声),而后者则是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的自然变化(例如，用户将注意力转移到她电子邮件旁的在线广告)。诠释相关性是指主体通过在概念域中检索，来诠释出现的某种现象的典型性。例如，当一个男人在房子的黑暗角落看到一条卷曲的绳索时，他或许会怀疑它是一条蛇，因此他必须做出诠释。这可以理解为胡塞尔所谓的“解明”，这是主体将其意向引导至前述谓经验的特定部分的能力。动机相关性有三种特征，舒茨将其归结为三个短语：“因为”、“感兴趣”和“为了”。舒茨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借用有益于信息科学，但它未能达到可用以理解高度技术性的环境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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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塞尔相同，舒茨也没有注意到与客体有关的所予问题，而是依赖于主体知识的沉淀，尽管他有机会更彻底地研究客体，例如一段音乐中的乐句。舒茨指出，环境不能被视为所予，而应该被看作是选择的结果。当一个人在森林里散步时，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他经历的每一个场景都是一个选择的场景。但在数字环境中，所予并非由自然所予，而是由一系列计算与相互作用(这也产生了程序缺陷)造成的。用户在预先编程的环境中的角色即使不是完全设定好，也总是已经被预料到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仍然可以说舒茨是正确的，因为每一次明示的交际也意味着选择，但这种选择并不完全取决于主体；它由程序设定的所予发起。也就是说，我们从未处于原始时间中，而是始终处于被采用的时间里。在此书的末尾，舒茨确实讨论了这一无知状态：

我们生活在我们当前的文化中，它被机器世界所包围，并被制度、社会与技术所支配，我们有对其足够的知识来产生期望的结果，但是不需(如果有的话)太多关于这些结果如何达成的理解。我们打开开关，按下按钮，操作拨号盘，然后知道我桌子上的灯泡会点亮，电梯会上到期望的门，或者我很有可能通过电话听到我想与之交谈的声音……然而，我始终不知道这些结果是如何产生的。我只知道，不知怎的”，我转动电话的拨号盘触发了几种机制……而通过所有这些未知的或者只是模糊的事件，我将能够与我远方的朋友交谈。[12]

然而，对于舒茨而言，这种无知并不是问题，正如他通过引用以下例子所表明的：将信件放入信箱而不必知道邮局如何工作；赚取工作收入，购买商品和服务，而无需成为经济学家；与朋友交谈而不知道喉部如何工作。这表明技术物不可能变得透明，且我们必须把这些抽象看作是自然的；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见，正因如此，现象学才把焦点放在“现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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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与环境

如果我们可以将主体间性的定义简化为包含主体一语境相关性，那么它的另一极，客体间性就具有客体一环境相关性。环境与语境不同：语境总是主体的意义选择，环境更加适时；它持续下去，并且需要一个(重新)结构化的过程来改变它。这种结构从一种物质状态转移到另一种物质状态。关系的物质化明确了隐含的内容，也就是说，它缩短了距离或缩短了过去需要绕行以执行相同行动的弯路；多重明确性也产生了牵连，反过来再引入隐含性。关系的重构构成了一个新的接口，可以让人类进入世界与自然。这个接口同时是分裂与融合的。它分裂是因为技术发展要求越来越精确的物质与实践的定义，这导致了不断的分歧；它融合是因为人类实践总是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和需要而忽略这些差异并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我想在先前的段落中表明，传统的主体间性方法忽略了客体中物质化的大部分话语关系，或者将它们从属于主体间性认知的客体。相反，主体间性由相关性系统决定，这又是知识的沉淀。这种在个体内部性与民族群体之间表达的手头库存知识就是勒罗伊-古汉所称的技术环境。

与此方法相反，我想说明对数码物的客体间性的分析是可能的，并且可以通过主体间性补充对文化的分析。[13]在此，我想再次快速回顾海德格尔的主体间性与客体间性问题，因为我认为，就我们先前关于空间性的讨论而言，重新理解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关系概念十分重要。除了胡塞尔关于主体还原能力的方法之外，海德格尔提出通过时间理解主体性，因为时间是历史的，而此在始终是历史的存在。例如，当我被问及“你今晚想出去吗?”并且回答“我没有时间”时。我确实有时间，但我将时间私人化，我把它当成自己的时间。但是最终，我处于历史的时间里，因为此在始终是历史的。这种对时间的阐释学观点将历史事件放在与编年记载的历史记录相比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因果关系网络中。因此，主体间性始终是历史和文化的。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提出了两种主体间性的理解。对于胡塞尔而言，主体间性在实体的纯粹自我中找到了它的展示性基础；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主体间性在历史中的此在的被抛性(Geworfenheit)中找到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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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深刻不同在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范畴性的，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是时间性的，但正如我将提出的那样，我们可以在海德格尔思想中发现对客体间性矛盾但深刻的理解。简而言之：如果主体间性表达为胡塞尔一元自我的语法或海德格尔时间性(Zeitlichkeit)的语法，那么客体间性的核心就是客体之间关系的语法，这带给我们历史(Geschichte)与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看到，海德格尔即刻抛弃了关系哲学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如何能仍旧认为他是一名客体间性的思想家呢?而且，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无尽的形而上学问题：什么是关系?一切都可能是关系的，甚至是时间与空间。我们也提出从休谟与罗素的角度来看待话语关系，他们通过关系而非偶性与实体来理解客体。因此，正如我们所见，对休谟而言，关系是客体性的基础，因此也是客体间性的基础。我们也暴露了休谟关系的不足，并对话语关系与存在关系进行了区分。休谟的关系是能思的，因为他想利用它们来推测思维是如何运作的。通过客体间性，我们可以分析社会关系，不是通过社会互动，而是通过技术系统中的物质化关系来分析。

我对客体间性的理解包含两个部分。首先，它指客体内部与外部关系的物质化。技术的一般趋势在于通过将不可见成分或方面变为可见和可测量的形式，从而实现各种关系。这一物质化也意味着解决某些问题或扫除某些障碍的模式化。例如，当我们表示一个数学问题时，我们需要在纸上演算，将思维物质化为痕迹，之后我们可以重新组织这些痕迹以进一步计算。时间也可以成为机器的时间性关系：例如，设置早晨七点的闹钟可以将你唤醒，但是这种时间性关系既不由感情也不由感受性组成，而是物质接触；在早期，这些接触处于齿轮之间，现在它们处于石英与信号的震荡之间。客体间性的历史在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自我展开；它也是其语言本身发展的历史，我们不应立刻在语法和语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客体间性从非物质变为物质，神圣变为世俗，无形变为有形。第二个方面是物质化的客体间性创造了自身环境，连接自然与人造。如果说魏克斯库尔的蜱虫赋予我们环境的基本概念，但它仍然是一个原始的概念(正如西蒙东所说的与心理图像及符号相对的第一范畴[14]),是由自然构成的。人类构建并使用延伸其敏感性的工具。同时，工具成为系统并创建自己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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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间关系

吉尔伯特·西蒙东或许是客体间性思想家中最具有系统性的一位。让我们重拾第一章中探讨的两个例子，以说明客体间性的上述两点。首先是从二极管到李·德富雷斯特三极管，然后到四极管、五极管的演进。二极管是一种单向控制电流的装置。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在真空管内，阴极被加热并因此被激活以释放电子。阳极带正电荷，从而吸引来自阴极的电子。当电压极性反转时，阳极不加热，因此不能发射电子；因而没有电流。三极管在阳极和阴极之间放置控制栅格。直流电流可以给栅格一个偏置：如果它是负电压，则会将一些电子排斥回阴极，从而充当放大器。一个四极管在控制栅格旁边放置一个屏栅极以控制放大率。客体间性是由电子的接触产生的，通过模式化，它们可以被有效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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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环境有关的第二点，西蒙东经常谈到金堡(Guimbal)涡轮机(以发明它的工程师的名字命名)，为了解决由于焦耳效应引起的能量损失与过热的问题，它使用油来润滑发动机，同时将其与水隔离；它也可以将河流纳入，作为涡轮机的驱动器和冷却剂。这里的河流是发动机的外部环境，但它也与发动机建立了联系，例如接触表面。这种关系在发动机的实现中物质化。在数码物中，我们通过由表征确定并由自动化控制的虚拟关系看到另一种类型的物质化。我们研究了第一种标记语言—通用标记语言，它是为了解决不同软件在计算同一对象时不兼容的问题而发明的。通用标记语言通过为不同的软件生成一个通用对象来解决兼容性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关系数据库的出现也是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但当时数码物的概念还没有具体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元数据标准(如超文本标记语言、可扩展标记语言以及网络本体)的进一步发展扩大了数码物的应用范围，使其可以在任何地点和时间被任何基于网络的工具使用。

客体间性是一个现实，也是一种持续被激发(改进)的媒介，可以解决不同系统(包括人类与技术系统)之间不协调的问题。这不是即刻显而易见的。我想通过重新解读海德格尔1949/1950的文章《物》与西蒙东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一书中对技术物产生的论述来揭示这种理解的基础。在客体间性的早期阶段，数据总是给予的。数据的所予也是世界的所予。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总是经验到某些给予的东西，不仅是物理上存在的某种东西，而且也是给予我们知觉的东西，这是我们经验的主要来源。我们不应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对象那样，将人和经验的客体作为对立。相反，它们都应该被理解为在世存有，意即它们的共存性。在描述了电视、收音机、飞机等当前技术发展之后，海德格尔写道，由于技术进步，地点、人和时区之间的距离正在消失。然而，他质疑，这种距离的消失是否真的意味着接近，他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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