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码物的存在

么？什么是一切都不远不近——就像没有距离一样——的单一性？所有东西都集中在一起，形成同一的无距离。如何？将所有东西都融入无距离难道不比所有都分开更为诡异?[15]

海德格尔主张回归物。此处的物不是我们通过使用日常范畴来思考的客体。相反，海德格尔挑起了一系列新的范畴来展现事物的物性。我的诠释如下：海德格尔表明，物性只能根据与其环境相关的关系来考虑；这样就不再有客体性，而是具有客体间性。这种客体间性的特征是四重性(Geviert)，海德格尔通过壶的例子说明了它的本质：壶的壶性必须通过大地(Erde)、天空(Himmel)、诸神(Göttlichen)与凡人(Sterblichen)来理解。物(Ding)的秘密在于它不能被认为是对立的东西——对象——而应该被理解为是存在物的集合，存在(Being)在其中自我揭示。对海德格尔而言，客体与物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物依靠自身，而一个客体站于对立；物聚集，而客体建立距离。物一词来自古德语dinc，它也意味着为庆祝和庆典等特定目的而聚集：

然而，在哲学中经久且普遍使用的术语“物”的含义，抑或“物”一词的古高地德语含义，都无济于我们迫切需要发现并充分思考的壶本质的本源。然而，正如我们先前所想，“物”一词旧用法中的一个语义因素，即“聚集”，确实说明了壶的本质。[16]

聚集根据其时代的技术性来描述客体间性。物，此处是一个壶，也是一个技术物，它从远处将其他事物聚集。在这一四重环境中，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只有此在，存在于其他事物当中，作为聚集的一部分。这种事件参与(Ereignis)瓦解了笛卡尔的主客二元结构。这可能是对客体间性的第一次理论探索，也是通过人造物恢复到存在的神奇时刻的哲学努力。数码物如何被理解为四重？这或许是可能的，但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四重不应被看作是可应用于事物的规则；相反，它应该被视为一种思考客体间性的方式。为了彻底澄清，我们需要回到西蒙东提出的关于技术历史的假设。西蒙东意图概述始于原始魔法时刻的技术历史。在古代，魔法是前技术与前宗教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没有区别；正如西蒙东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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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的魔法关系模式根本不缺乏组织：相反，它蕴含着丰富的附属于世界与人类的隐含组织；在此时，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仍未具体化，也未由专门的物体或人类构成，而中介①在功能上存在于第一个结构化中，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结构：它造成了世界中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区别。技术性表现为解决非协调性的结构：它将图形功能专门化，而另一方面，宗教则将背景功能专门化。[17]

西蒙东从格式塔心理学中提取了图形一背景的概念，这表明形式的感知源于图形与背景之间的竞争。[18]在这种魔法化存在方式的结构化中，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区别出现并且互相结对。换而言之，图形是背景的图形，背景是图形的背景。在原始的魔法模式中存在奇点，如某些展现魔法力量的场所与时刻，将人类与世界联系在一起。这些场所和时刻成为焦点(hubs)或西蒙东所说的网络化关键点(points clefs)。客体间性——更何况在这一语境下客体一词仍未存在——以无形且非物质的方式运作。正如西蒙东所言，这些关键点在远处就好像通过可以在远处施加作用的力一样—运作。当图形与背景分离，客体与主体分离时，断裂发生。在这一瞬间，我们观察到两个分裂。首先，宗教的背景主观化与技术的图形客观化分裂。技术物与背景分离，在任意地点与时间遍历几何空间与功能，然后在技术性上过时。将技术物普遍化的意愿需要新的关系，这些关系将物体或技术组合的不同部分重新组合在一起—它们不再作为魔法从远处作用，而是通过接触与步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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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中的沉思(meditation)应为笔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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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关键点失去了相互的网络化以及它们从远处施加影响的力量，它们同技术物一样，只能通过接触逐点逐时地作用。关键点网络的断裂释放了背景的特征，反过来，它们脱离了自身量化且具体的狭隘背景，在所有的时空中飘浮在整个世界上。[19]

尽管西蒙东与海德格尔之间存在差异，我仍旧将海德格尔刻画为客体间性思想家，因为海德格尔试图在哲学中发现一种重新联结此在、物与宇宙的力量，也就是说，通过一定的哲学思考轨迹，重新将人类联结于它曾疏远的世界。海德格尔批判从柏拉图到当代科技对物的理念化，认为物是持存(Bestand)的观点。这一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是系谱学的，因为它概述了一条从根本遗忘出发的问题道路以及基本本体论的要求。海德格尔希望重新将技术物，例如壶，当作一个能够让人类重新联结到将发生的世界的场所。他有一种将物质化的客体间关系转化为无形的魔法关系的倾向，或者如西蒙东所言，倾向于返回到背景与图形的整体或统一。当我们认为海德格尔对工具的烦忙以及对历史性理解的阐释学方法总是指在场却不在手的背景时，我们也可以从《存在与时间》中得到类似的解读。例如，在解释使用锤子的上手性时，意义来自背景，它由既存的习惯与文化知识组成，这种知识是此在所无法主题性掌握的。

作为技术进步的客体间性

我们在第三章中对海德格尔的空间性与时间性的诠释也表明了语境与环境之间的阐释学关系：在语境中的时间—在时间中的语境。当我们使用锤子时，我们处在出于某种目的做某事的背景下；相反，我们使用它的方式则需要大量的背景信息，比如我们的习惯，适合特定目的的锤子特性，以及我们与锤子的关系。因此，对海德格尔而言，此在存在的时间性越出是由处于此在与世界耦合中的现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产生的。从《存在与时间》(1927)到《物》(1950)，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也在语境和环境之间徘徊。在先前关于客体间性概念的探讨中，我们发现这一概念可以构成理解世界及其转变的哲学任务。我们应该思考数码的物质性如何在技术系统内进一步重新构建时间、语境与环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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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东的方法全然不同，但他与海德格尔有着相同的任务—他们都认为哲学是一种中介，可以产生融合，以补偿技术思想与宗教思想，实践与理论的分裂。西蒙东并没有将本体论作为存在物的根基，而是提出思考技术物的起源以及技术性的谱系，并在发明过程中找寻出路。起源与个体化的过程相似；它是由两种非协调性产生的：第一，与自身不协调，第二，与其环境不协调。起源在某种意义上是物体的内在动力，也是它的宿命：

图形与背景彼此分开，以便与它们所附着的世界脱离；关键点客观化，只是它们保留了中介功能特征，变得工具化、机动化，能够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刻发挥作用：与图形一样，曾是背景关键的关键点脱离背景，成为技术物，它们可移动，并且从环境中抽象出来。[20]

技术中介还必须考虑到我们正在思考的物体的数量级。例如，壶充当使用者与液体之间的中介。我们并非任意选择技术物，譬如，它必须遵从液体的数量级。我们无法使用漏勺来盛装液体。如西蒙东所示，这些不同的技术物—例如一个壶和一个漏勺—包含了某些客体间性的技术中介。客体间性不是一个一般术语，而必须根据不同的数量级来理解，譬如，根据液体与粉末的层级以及岩石与树木的层级之间的差异，而技术是寻求解决方案，调和由不同数量级引起的非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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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的中介具有共同的适应系统本质；液体分子或粉末颗粒的数量级使人体无法对其操纵自如，只能借助能够承装数以十亿液体分子或粉末颗粒的中介物。[21]

海德格尔还提到壶是为人类分配并盛装葡萄酒的中介：“壶的虚空是如何盛装的？它通过接受所注入的东西来盛装。它通过保存它所接受的东西来盛装。虚空以双重方式盛装：承接与保存………虚空的双重盛装依赖于倾注….……从壶里倒出就是给予。”[22]物的本质是它跨越距离的统一力量。这种可以从远处在物中统一的客体间性—正如我们在西蒙东的引言中所见慢慢地被接触、瞬间等所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对西蒙东而言已经远离了原始的魔法思想，并给出了技术经验(expérience technique)的“第一直观”:

亚里士多德描述形式与质料关系的方式这种方式尤其表现为质料对形式的渴望(如女性渴望男性那样，物质渴望形式)——已经从原始的魔法思想中去除了，因为这种渴望只能在初始分离的条件下存在，而它既是质料又是形式的唯一存在。[23]

我主张的是，技术物的起源可以看作是一种新客体间性的发明，它试图物质化客体之间的关系并解决内部与外部环境的不协调问题。对西蒙东而言，发明并非来自某个随机历史时刻的天才，而总是对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技术障碍造成的中断或不连续，并且是阻碍进步的障碍。[24]西蒙东自然是通过协调性的视角，历数由成分、物体、组合到个体的技术物门类，从而研究客体间性起源的先驱者之一。在同一段中，西蒙东提到海德格尔：“根据海德格尔的表述，认识技术现实本质的思想，在分离的物体与器具之外，揭示了超越分离的物体以及专门化的职业的技术组织的本质与影响。”[25]数据模式、本体和协议的发展使事物与用户彼此更加接近，并缩短了信息获取所需的时间和地理距离。它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融合，借此我们可以谈论物联网、社交媒体等。我们可以将这个整体称为技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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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到系统

客体间性的最终表现是形成穿越所有空间和时间障碍的技术系统。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客体间性成为了一种徒劳无益的力量，正如海德格尔在1950年的文章《物》的开篇所讲，距离的消除并不意味着接近——如果我们将这种接近性理解为物(Ding)/聚集(dinc)双重意义上的融合方式。那么技术系统又为何物? 我们如何才能在数字环境中将其概念化?环境与系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加以区分，因为技术系统这一术语的扩散意味着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思想中的重要时刻。马秋·特里克洛(MathieuTriclot)在《技术环境—概念的系谱》中提出，技术环境这一术语已经慢慢被技术系统所取代。[26]更确切地说，根据特里克洛对谷歌工具的分析(尽管此研究方法结果的准确性可能会招致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技术系统这一术语直到1968年才在法语界变得越来越流行。之后，它的使用量下降到最低水平，并且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再次开始流行，自此它几乎取代了技术环境这一术语。我们或许会推测可能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些因素。其中之一是环境抗拒分析(除了西蒙东的缔合环境，我们将在第六章中再次提到)。与技术系统相比，环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中关系是指涉性的，而在技术系统中，关系与结构更加具体化。但对我们而言更为紧迫的问题是，技术系统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我对技术系统的理解受到两位法国思想家——历史学家贝特朗·吉勒(BertrandGille)与哲学家雅克·艾吕尔—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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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吕尔使用了技术员系统(le système technicien)一词，它被翻译成“技术系统”（technological system),但它的字面意思是“技术人员系统”。吉尔使用系统技术(le système technique)一词。这两个原始术语实际上比通常的翻译“技术系统”的范围更广。我认为，技术员系统实际上可能更适合捕捉我们的当代情况，因为我们的文化正日益成为技术工程文化。任何这些术语的选择都可能引起混淆，特别因为对某些历史学家而言，技术系统(technicalsystem)一直是存在的。读者应该注意，就我们这里的讨论而言，“技术系统”（technicalsystem)的翻译是优先的，因为我想将技术系统与技术环境进行对比。艾吕尔的动态技术系统深受西蒙东以及其他思想家的影响，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以及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Neumann)。 借鉴西蒙东的《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艾吕尔将从物体到组合，再到子系统与系统的发展作为他本人理论的基础：

变得可分离的技术物可以按照某种安排与其他技术物组合：技术世界提供了无限的组合与连接的可能性…构建技术物意味着筹备可用性：工业组合不是唯一可以用技术物实现的组合—我们也可以实现非生产性组合，其目标是通过有组织的中介的规则串联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以创建一个人类思想与自然的耦合。技术世界作为一种可变系统介于二者之间。[27]

艾吕尔提出，要研究一种特定的技术，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一种工具，而应该把它当成是一个技术系统来研究。[28]技术系统不是单纯地按随机方式对其成分进行组合，而是遵循某些因果关系并构成其整体。技术系统根据自己的逻辑进化，好像它本身就有一种存在。技术正在逐渐“将自己组织为一个封闭的世界”[29],这一过程也消除了非技术因素。[30]但是人们可以发现不同技术系统之间的同构。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观察到艾吕尔的理解来自对西蒙东的技术演进与冯·诺依曼的自我复制系统的平行解读。与艾吕尔相似，贝特朗·吉勒将技术系统的概念发展为一组彼此相互依赖并保持某种一致性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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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技术在不同程度上都依赖于彼此，并且它们之间需要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所有结构，所有组合与所有过程的不同层次的连贯性组合，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技术系统。[31]

吉勒的技术系统概念部分来自艾吕尔。事实上，吉勒在其文章《技术系统的概念》(La notion de “système technique”)[32]中批评了艾吕尔对技术系统另一方面的无知。吉勒认为，人们应该通过其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来研究系统，而艾吕尔只强调动态方面，如自我复制。技术系统的静态方面包括保证不同子系统，组合与物体的内部一致性的结构。如此思考，吉勒的分析与我们对数码物的分析更为接近，因为内部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基础设施的标准化。技术系统中的客体间关系需要保持连贯，以便每个部分相互影响。对吉勒而言，更应讨论系统的兼容性而非其同构；有些系统或许的确能够连接到其他系统，但这种兼容性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艾吕尔与吉勒之间的区别在于，吉勒强调静态结构的重要性在于赋予连贯性，而艾吕尔则关注技术系统的动态性质，该系统通过将指涉关系整合为可物质化的客体间关系而演进。此处两个方面我们都会关注，因为它们表现为两个数量级。

对技术系统的这一思考将我们引向两个研究。首先，我们关心的是系统的静态的客体间结构；其次，我们关心与其连接的其他系统的动态重构。吉勒已经表明，技术系统的演进总是需要从人类系统(如其社会、政治和法律维度)中残酷且剧烈地割离，以创造技术系统的连贯性。[33]在这样的断裂中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人类系统对技术系统的演进造成阻力，第二，人类系统必须改变以适应技术发展。在数字化的情况下，这种重构变得可见与可物化；随后我们将看到这是如何帮助我们迈入对西蒙东所说的产生转导效应的量子跃迁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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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与万维网

艾吕尔在他的书中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技术系统已经取代了技术环境。对艾吕尔而言，决定性的时刻是计算机的发明与数据处理技术的出现。这是本书决定从数据方面而不是二进制代码方面研究数码的主要影响因素。我们怎样才能构成一个以连贯的方式物质化客体间关系的技术系统?答案是通过计算机。例如，考虑一个城市数据库，我们观察到它将不同的组成部分连接在一起，例如人口普查结果、水、电话、电力、运输以及其他网络。因此，我认为艾吕尔实际上并没有忽视技术系统的静态部分；相反，他已经将数据视为允许连接不同部分的客体间关系的最重要的物质形式。对我而言，数码最深刻的现实不是二进制运作的实现，而是数据处理的实现。艾吕尔清晰地看到，计算机的数据处理能力远远超越了人类的数据处理能力：

数据处理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计算机的存在，出现了技术组合的内部系统学，表现为信息层面并在此层面上运行。通过全面和综合的相互信息，子系统得到协调。这是任何人，任何人类组织，任何构造都做不到的事情。技术越是发展，技术领域就变得越是独立、自主与不连贯。只有计算机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但很明显，它不可能是一台计算机。它必须是一个在系统所有通信点上相互联系工作的计算机组合。这个组合成为不同技术子系统之间连接的子系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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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英语界中，技术系统被称为信息系统。我们或许可以说，艾吕尔技术系统概念的决定性发明就是数据库的出现。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Bush)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题为“如我们可能所想”的著名文章，计算机科学家大卫·艾兰·格里尔(DavidAlanGrier)展示了文中信息系统发展的脉络。[35]布什想象了一个名为Memex的未来机器，它或多或少像一件使用缩微胶片作为存储系统的设备，以便用户可以轻松浏览大量文档。格里尔认为这是信息系统概念的开端。信息检索的概念在20世纪40年代发明的第一代计算机的参与者中还不存在，因为它们或多或少是用于计算的计算机。在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在IBM，诞生了一些着重于信息检索的项目，譬如那些生产RAMAC计算机(1956年)的项目。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许多其他实践项目都在使用数据库与搜索算法进行信息检索。但正如格里尔所指出的，是科德发明的关系数据库实现了信息系统的梦想。数据处理进入了20世纪70和80年代的历史阶段。

格里尔还指出，在庆祝布什“如我们可能所想”五十周年的会议上，在蒂姆·伯纳斯-李，泰德·尼尔森，艾伦·凯(AlanKay)等先驱者在场之时，人们宣布“万维网与互联网在学术生活以及越来越多的商业和个人领域的普及，突出表明网络是布什的设想中最广泛的实例”。这对格里尔而言也意味着信息系统的终结，因为“如果网络被视为一个数据库，它将大大超出科德的框架”。[36]格里尔认为，关系数据库在信息检索历史中的出现与商业模式和发展密切相关：“科德开发了一种结构，可以令商务人士关注某些类型的关系。这些关系决定了企业如何考虑客户、账单和员工。”[37]

格里尔的观点可以通过其他例子来支持，比如用于公司行政和组织程序自动化的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生产企业资源规划软件的领先企业之一甲骨文公司以数据库系统起家。然而，我并不认为信息系统与网络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分离：网络并没有通过消除数据库的作用来取代信息系统，相反，我认为它进一步物质化由统一资源定位符所表示的更精细的关系。统一资源定位符甚至不是20世纪80和90年代的超链接：它们是指示主体、客体、谓述(RDF)的较小存在物。更精细的关系划分还可以实现另一个级别的自动化。这意味着能用数据库管理的组织结构与程序现在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更精细的可物质化的客体间关系。譬如，当我们谈论事物的数据化时，我们看到物流公司如何使用射频识别(RFID)将物体变成网络上可管理、可追踪的数字数据。另一个例子是在社交系统(如社交网站)中使用数码物来捕捉社交关系。在第六章中，我们还将看到雅各布·莫雷诺在Facebook上实现社会关系测量学，将其作为从数码物的角度捕捉社会关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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