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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东保留了转导作为沟通与传播手段的技术含义。此外，他认为转导是超越(且并置)归纳与演绎推理的第三种推理方式，引发了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会从内部向外部，从外部到内部，从个体到集体，从集体到个体，而是将其本身表现为一种形式与结构转变的过程。[7]将换能器与转导一起考虑也有帮助，意即，在个体化过程中将技术物识别为换能器。西蒙东经常用结晶的例子来说明个体化的过程。当过饱和溶液被加热时，它开始结晶；离子则呈现出“结晶芽”的结构，释放能量，使其从一个部分传播到另一个部分并触发进一步结晶。这里我们看到两种现象：首先是增强过程，因为芽的传播因结晶过程中释放的能量而加快；其次，离子之间的张力产生，通过产生结晶以达到亚稳状态：

一种晶体，从非常小的芽开始，在其母液的每个方向生长和延伸，提供了最简单的转导运作；已经构成的每个分子层都充当形成过程中层的结构基础；结果产生了放大的网络状结构。转导是正在进行中的个体化。[8]

从结晶角度来看，转导是一种新的融合形式。西蒙东的转导性条件总是以系统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时是活力的、物质的与信息的。当这些条件被修改以使得阈值被克服时，转导就会发生。转导实质上是关系性的。出于这个原因，西蒙东区分了关系知识与现象知识。同时，在第三章中，我们已经看到，现象本身就是关系，可以扩展到其他关系。我们的问题是，如果形式逻辑是数码物的基础，我们是否仍然可以想象数码物的转导逻辑?西蒙东本人并非逻辑学家，因此直面逻辑问题时，我们需要转向胡塞尔，同时让西蒙东处于背景中并不断寻找二者的对话。胡塞尔与西蒙东之间的这一联系最初是由德勒兹在《千高原》上做出的，其中他表明胡塞尔开发了一种原型几何(protogeometry)——种处理“不准确(anexact)却缜密”之物的科学。[9]德勒兹提出圆的例子，它不完全是一个圆圈(即理念),但它也不是一个不精确的可知觉存在。它是不准确的(anexact)。德勒兹提出，这可以与西蒙东对形式质料说的批判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赋予质料以强度。[10]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所见，西蒙东的批判旨在提出一种运作或过程思想。这种运作形成了信息来源，其实质上是强度性的。胡塞尔与西蒙东之间的这种比较充当两个数量级之间调解的契机：胡塞尔的感知、形式与能思级以及西蒙东的物质、信息与技术级。首先，我们应该阐明胡塞尔逻辑主义者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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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与本体论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对逻辑与本体之间关系的解释就颇具争议性。一些哲学家认为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本体与逻辑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对他而言，本体论是范畴理论，逻辑则表示推理规则：“本体论的主要方法是范畴分析的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取决于分析是否指向现实的结构(就亚里士多德而言)，或者指向思想与理性的结构，例如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11]根据一些哲学家的说法，亚里士多德想要通过考虑逻各斯与自然的问题来发展存在理论，也就是说，既考虑逻辑也考虑本体。[12]在这两种情况下,推断本体实际上蕴含着逻辑是自然而然的；例如，区分男性与女性已经暗示了逻辑否定，这是本体思想中不可缺少的推理元素。斯多葛学派拒绝了逻辑与本体分享共同基础的观点，因为逻辑包括了论证规则，而本体则与范畴以及存在物本身有关。斯多葛逻辑学家也在两者之间作了区分，称本体为“第一意念”(意味直接从物理现实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并称逻辑为“第二意念”，因为它们是“完全从第一意图的原材料’内容中抽象出来的概念，以及诸如个人、命题、普遍、属、种、属性等等的范畴概念，以及所谓的非范畴性概念，如否定”。[13]19世纪以后形式逻辑的出现似乎进一步将它与形而上学分离(虽然形而上学仍然是分析哲学中的核心主题)。[14]然而，当本体与逻辑在计算机上执行时，它们又重新融合，因此胡塞尔在《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中将形式逻辑与形式本体论结合的计划也为我们的探索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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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网络本体的想法实际上综合了二者：一种调节对存在描述的形式逻辑。根据哲学与逻辑学家波琴斯基(Bochenski)的观点，形式逻辑是“一种普遍类型客体的理论”，“如今构想的逻辑，具有与本体论相似的主题”。[15]尤其是在自动化中，如果没有提供推理手段的逻辑，范畴化是无意义的。在信息科学中对形式本体以及分类本体的应用也关注于语句的有效性与真实性。[16]万维网联盟提出的网络本体语言受到了不少行业标准的影响，例如资源定义框架，框架范式，以及最重要描述逻辑。[17]描述逻辑是弗雷格形式化的一阶逻辑的受限子集[18],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描述逻辑是可判定的，这意味着给定一个逻辑语句，系统将能够从推论中判断这样的陈述是否属实。网络本体语言是描述逻辑的子集，它根据其特定用途保留了一些计算函数；例如，完整的描述逻辑是逻辑学家用于验证系统一致性的强大工具，但它对于语义网的使用而言太过强大。[19]逻辑语言的表现力从一阶逻辑降低到网络本体语言，但语法变得更为复杂与灵活。[20]网络本体语言建立在描述逻辑上，与其说是一个定理证明者，不如说是一个证明验证者：它不能验证答案是否正确，但它“可以遵循答案是正确的简单解释”。[21]

弗雷格的意图是创建一种普遍语言(lingua characteristica)来作为数学的基础，这个想法与语义网的伯纳斯-李观点相当，他也称之为“逻辑语言”。[22]这种逻辑语言并不新颖，因为它可以上溯到一系列先例，从弗雷格、康托尔(Cantor)、希尔伯特、哥德尔与图灵到布尔(Boole)、德摩根(DeMorgan)与莱布尼茨。但直到弗雷格才产生这种逻辑语言。布尔的逻辑仍然是普通数学逻辑发展而来的数学分支，而弗雷格想通过将数学作为符号逻辑来颠倒这个秩序。[23]通过使用创新的符号方法，弗雷格开发了他称为概念文字(Begriffsschrift)的形式系统。概念文字能够表达所有人类的演绎推理。在1930年的博士论文中，哥德尔证明弗雷格的规则回答了希尔伯特提出的问题。[24]图灵后来重拾希尔伯特的判定问题(Entscheidungsproblem),发明了通用机。判定问题可以概括为搜索可以将所有人类演绎推理还原为计算的算法。[25]我在第六章中会更详细地介绍通用机的历史；现在需要指出的是，它的发展或多或少集中在弗雷格的逻辑概念与体系上。当然，说现代逻辑与经典一阶逻辑没有太大区别，或者将语义网运动简化为弗雷格式的项目是不合理的。例如，希尔伯特的数学形式主义已经将弗雷格的逻辑与数学公理结合起来，将一阶逻辑细化为命题逻辑，这至关重要。但在描述逻辑中，核心弗雷格式一阶逻辑的特征，如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区别以及术语与谓词的含义仍旧保持不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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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中的客体与概念

弗雷格的逻辑哲学并不像人们如今面对的符号系统那样抽象。弗雷格赋予概念以很高的地位，对他而言这是一种“在逻辑上不能摈弃的原始物”。没有概念，就没有类与集合。所以，当对象在集合中时，它已经归入概念之下。弗雷格在他的概念文字中区分了对象表达与概念表达：概念表达在“其出现的句子中扮演着谓述角色”，而对象表达代表“被认为从属于其所出现的句子中的概念”；[27]例如，“—是马”表示一个概念，而“黑神驹是马”①是属于此概念的对象的简单谓述：

我们只能通过给予对象为了属于这个类而必须拥有的属性来确定类。但是这些属性是概念的标记(Merkmale)。我们定义概念，并且从它到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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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出版于1877年的英国畅销小说，《黑神驹》（BlackBeauty)使主人公黑神驹成为一匹家喻户晓的马，故作者以此举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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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概念并不是逻辑的最基本要素。在“论概念和对象”[29]中，弗雷格回应了本诺·克里(BennoKerry)的挑战，并提出了他最有趣也是最“矛盾”的论点之一:概念马不是概念。这至关重要，因为对弗雷格来说，在一阶逻辑中，我们不能谈论概念，而只能谈论对象。克里提出，在“概念马是一个容易获得的概念”这一句子中，“概念马”既是概念又是对象，因为命题同义反复式地说“概念是概念”，同时也使它仍是弗雷格分析中的对象。弗雷格拒绝了这一反对，并说“概念马不是概念”；那么“柏林市”是城市，甚至“维苏威火山”是火山吗?弗雷格认识到他表达的“困窘”。事实上，他写道：“由于语言的某种必要性，字面上讲，我的表达有时会与想法脱节；我提到一个对象，而我想要的是一个概念。我彻底意识到，在这些情况下，我依赖于准备妥协的读者—不咬文嚼字，不钻牛角尖。”[30]为了减轻这种困窘，弗雷格解释说，在一阶逻辑中，要谈论一个概念，我们必须将它转换成一个对象，或者让“对象去代理”。根据弗雷格所说，这样做的理由是，在他的系统中，与对象不同，概念不能成为主语并因此归于谓述之中。非常重要的是，在网络本体语言中必须有一个统一资源定位符来指示对象，即使它仿佛被言说成是一个概念。数码物（例如YouTabe视频)属于不同的概念/本体，并充当这些类的实例，它们可以重新组合为“完整的”对象。 [31]

对于弗雷格而言，用语言表达的概念马不再是概念，而是我们可以描述的对象。黑神驹的专名(propername)给我们以这匹马的描述。我们知道它美且黑。弗雷格在语言中建立了一个意义系统，其中专名不仅仅是外延。因此，弗雷格的逻辑陈述或句子的真实性必须超越对断言对象谓述的直观理解。论及的对象不是纯粹符号。弗雷格与罗素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 Mill)的批判着重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密尔将专名理解为不一定带有真正含义的符号。一个例子是英国小镇达特茅斯(Dartmouth)的名字；密尔认为，即使达特河改变了流向，达特茅斯不再是达特的入海口(mouth),我们仍然可以称它为达特茅斯，不管该复合词的意义如何。与之相反，弗雷格认为名称确实有意义。为了区分关系，弗雷格引入了两个模糊的概念，即涵义(Sinn)与指称(Bedeutung)。在日常德语中，这两个词的含义或多或少是相同的：“意义”。弗雷格的文章《论涵义与指称》（ÜberSinn undBedeutung)的英译有所不同，因为它的字面意思是“论意义与意义”(OnMeaning and Meaning)。在这里，我们采用最常见的翻译，“论涵义与指称”(OnSense andReference)。弗雷格首先讨论了专名的含义与指称，后来将这一讨论扩展到了对谓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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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专名(词、符号、符号组合、表达)表达其涵义，代表或指定其指称。通过一个符号，我们表达其意义并指定其指称。[32]

我们可以利用弗雷格提出的例子，通过考虑“晨星”与“晚星”来说明这种差异。它们都有相同的指称(Bedeutung)—金星，但它们有不同的涵义(Sinn)。通过这种方式，含义成为身份问题，而指称涉及对象。但是弗雷格继续说，必须把指称优先为研究逻辑的主要标准：“逻辑书籍包含对表达式的模糊引起的逻辑错误的警告。我认为它也同样涉及对明显无指称专名的警告。”[33]当弗雷格将含义与指称扩展至句子时，我们观察到一些奇特的东西。弗雷格称完成专名的表达式为“函数表达式或不饱和表达式”。考虑一个完整的表达式，如 $^ { * } 5 + 8 ^ { * }$ ，符号“+”是一个函数表达式，因为它完成了表达式。弗雷格的谓述与函数表达式具有相同的作用。弗雷格将谓述理解为“通过删除一个或多个单称词项(singularterm),从句子中获得的表达式”[34],即，将主语从诸如“—是马”等表达式中移除。那么什么使表达式为真?判断是要判断某些事，正如弗雷格在脚注中所写，“对我而言，判断不仅仅是对思想的理解，而且是对其真实性的承认”。接受思想的真实性是指称，正如弗雷格所声称的：“正是对真实性的追求，促使我们始终从涵义走向指称……因此，我们被驱策去接受一个句子的真值作为其指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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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的涵义与指称

关于涵义与指称的同样问题适用于万维网。不过，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要将它理解为另一个数量级，从而产生解决方案或寻求共识。逻辑学与计算机科学家帕特里克·海尔斯与蒂姆·伯纳斯-李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对于伯纳斯-李而言，统一资源定位符可以指称任何他称之为资源的东西；同时，对于海尔斯而言，为了语义网或逻辑系统的存在，没有直接的办法来保证指向13岁的蒂姆·伯纳斯-李和60岁的蒂姆·伯纳斯-李的统一资源定位符是指向同一个人[36]——两个内涵(年龄),但是同样的指称(伯纳斯-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语义网的研究人员之一哈利·哈尔平建议摆脱弗雷格与罗素的传统，转向后来由索尔·克里普克(SaulKripke)开发的阿尔弗雷德·塔斯基(AlfredTarski)的模态逻辑。克里普克通过引入可能世界(possibleworld)的概念来发展有力的身份问题解决方案。正如克里普克所定义的，“一个可能世界是由我们与之联系的描述性条件所给予的”。[37]对于克里普克而言，专名是一个刚性指示符(我们也可以说是弱指示符或宽松指示符)。一个刚性指示符由一组描述来定义。此处克里普克与弗雷格和罗素不同，他就此批判了两位逻辑学家。对于弗雷格和罗素而言，描述是专名的同义词，而对于克里普克而言，描述只是众多指示符刚性的因素之一。

可能世界不仅是时间世界，例如，伯纳斯-李分别是13岁和60岁的世界。我们也可以将它们与希拉里·普特南(HilaryPutnam)所说的语言劳动分工联系起来。在他的文章《“意义”的含义》中，普特南对弗雷格、罗素和卡尔纳普等逻辑实证主义者进行了批判，尤其批判了“一个词语的意义(在内涵的意义上)确定了它的外延”[38]这一点。相反，普特南表明，金、铝等词在不同社会语言学领域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他提出让我们设想一家工厂里有人戴着金结婚戒指，有人的工作是销售黄金结婚戒指，而还有人的任务是确定某物是否是黄金。普特南表明，我们不能肯定地说，有机会购买黄金的人将能够可靠地分辨出某物是否真是黄金。我们可以说存在不同的可能世界，而问题在于找到贯穿所有这些世界的身份。如果专名不是其指称的同义词，那么这表示该对象不再是其实体或其情状。与我们对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中关系性的诠释类似，克里普克表明，我们必须面对先前的哲学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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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通过一个虚假的困境得到了相反的观点：他们发问，客体处于性质捆束的背后，还是说客体不过是捆束？二者都不尽然，这张桌子是木质的，棕色的，在房间里等等。它具有所有这些属性，并不是背后没有属性的东西；但是它不应该被认为是其属性的集合或“捆束”，也不应是其基本属性的子集。[39]

在哈尔平本人的研究中，他无不赞同地表明，解决统一资源定位符身份危机的一种方法是认识到蒂姆·伯纳斯-李实际上(并且无意识地)是克里普克的追随者，[40]因为万维网允许可能世界的存在。我赞同这一分析，同时我认为这一问题的提出仍需更加精确，而且在克里普克可能世界中可以确定的关系思想在这一分析中大部分被错过了。可疑的是哈尔平提出的对象的概念：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确定一个统一资源定位符不一定表示一个专名及其对象；相反，它所表示的是相当随意的，可以是一个谓词，一个对象，一个关系。前面关于网络的涵义与指称的论点将所有东西都视为对象，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对应心智和机器之间的旧类比。例如，人们可以在脑中思考任何事情，通过思想中的这种表征，它就成为一个对象。在考虑数字2的情况下，后者成为思考的对象而非表示数量的概念。哈尔平关于统一资源定位符的论点倾向于将所有关系等同于专名。如果我们说“吕纳堡市很美丽”(ThecityLüneburgisbeautiful)，吕纳堡就是一个专名，因为它是一座在德国已存在数百年的中世纪城市。相反，“很”(is)和“美丽”都不是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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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作为外延的谓述给对象以身份，也不是自在物定义对象；而身份是来自一系列描述。统一资源定位符掌握，但不掌握整个对象；它并不总是掌握专名，但它总是掌握关系。统一资源定位符在不区分其数量级的情况下处理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被合理地称为通用资源定位符(后来更名为统一资源定位符)。我相信，在此运动之下有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正如哲学家亚历山大·莫南(AlexandreMonnin)的杰出所为，取消所有类型的对象并用“资源”这个名称取代它们—尽管这不是我们此处的意图。[41]一个统一资源定位符有意向，但不一定有意向性—如果我们在现象学的严格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确，我认为，在对对象的这种误解中—即当统一资源定位符只能部分地掌握对象时，它的理论家和技术人员就以为它掌握了整个对象—我们可以追溯哲学逻辑应用历史的一个分支，这也可能使我们能够构建另一种理解。

胡塞尔与逻辑批判

如果我们将万维网视为一个物质化的客体间关系的技术系统，这个系统也在不断地实现新的关系，那么任何包含在符号逻辑框架内的研究都不会产生技术理解之外的成效。在本节中，我想重新介绍胡塞尔的思想。胡塞尔对逻辑的批判包括批判符号逻辑，认为它将意义视域还原为短路。(如果能够)简而言之，胡塞尔的任务就是通过经验理论找到一种具身方式来理解逻辑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这带回主体间性的概念，以及它如何转化为客体间性以产生一种新的主体间性形式。这表明另一种类型的客体组织是可能的，并且它或许能够将用户重新整合到逻辑系统中，换而言之，就是实现融合。胡塞尔的逻辑在我看来是由另一组关系组成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本体论、逻辑与客观性的新模式。最后，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与客体间性有关的主体间性的另一种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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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涵义与概念的问题。当我们说“苏格拉底是人”时，谓述“是人”必须分析苏格拉底所处的概念。这些含义来自哪里?当我们根据它的指称说一句话为真，那么如何能说一个概念为真?这似乎并没有困扰弗雷格：

仅仅因为(掌握与判断)是一个精神(seelisches)事件，我们不必关心它。我们可以掌握思想并承认它们的真实性就足够了；它如何发生是另一个问题。[42]

弗雷格进一步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我们不像拥有观念那样是思想的拥有者。我们不像拥有感官印象那样拥有思想，但我们也不像看待星星那样看待思想。”对弗雷格而言，思想(Gedanke)与涵义很接近，两者都是不显现给我们且不可掌握的观念性。我们或许可以说，对弗雷格而言，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可以适用于计算机。形式逻辑的伟大之处在于真实性不受任何诠释的限制，但这也是它的弱点，因为它不能包含运作逻辑。阿尔弗雷德·塔斯基与索尔·克里普克的模态逻辑已经放宽了弗雷格与罗素所设定的界限：可能世界解放了专名与其指称之间的同义关系。如果我们现在转向胡塞尔，是否可以想象，如果被阅读的是胡塞尔而非弗雷格，计算机科学会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可想的问题吗?胡塞尔并不是我们在命题中可以替换的符号。如果被阅读的是胡塞尔而不是弗雷格，那么希尔伯特的决断问题就不会出现，图灵也不会发明通用机。胡塞尔是一个世界，但不是一个符号。同样，亚当和夏娃也不能替代彼得和玛丽，因为亚当和夏娃像奥德修斯一样，都是刚性指示符。这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吗?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问题是可理解的。但它也没有意义，因为如果我们指定意义一词来指称实际或真实的东西，这样的世界就是不可思的。谓述的含义是什么?它从何而来?与弗雷格的涵义与指称相比，胡塞尔的现象学只不过是一个通过理解经验(Erlebnis)来实现这些关系明确性的研究，正如他所明确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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