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码物的存在

论数码物的存在

的观点来总结他的客体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简言之(我将在第五章11详述胡塞尔的逻辑学),胡塞尔将一切都看作可能的意向性客体；譬如，一个数字就像一只苹果一样是客体。胡塞尔的研究旨在反对所谓的朴素实在论与相对主义：对胡塞尔而言，一个客体并非所予(given)之物，而所予由含义的发生构成。为驳斥朴素实在论，胡塞尔提出了悬置(epoché)，意即将所有构成自在物的假设与偏见置入括号，悬而不论。对胡塞尔而言，悬置的过程也是回到不受任何前提约束的绝对自我的过程。一个意向性行为由主体指向客体，这一行为产生的反射构成了客体理念性显现的视域。这一理念性只能通过观念直观(ideation)过程产生，后者重构意义视域。

以这几位学者为代表的现代客体哲学的发展轨迹为研究物体开创了几条总体道路。首先是对实体的反复怀疑态度。实体的超越性立足于上帝，换而言之，实体藏匿于上帝的放射中，因而超越人类经验。对客体的绝对知识隐含的危险很可能带来超验世界的崩塌，将其贬入内在世界。这一哲学轨迹也伴随科学精神，致力于发掘并确立科学方法的力量。其次，意识是终极之谜，没有任何权威可以描述这一终极、永恒的真理。这多种模型试图理解心智并赋予它多种机制。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心智与研究的客体相同(即便它更为复杂)，我们也可以如同思考牛排或菜花那样提出心灵物自体的问题。对休谟、康德、黑格尔与胡塞尔而言，意识不仅有着特殊功能，它也被纳入认知工具(organon)系统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几位中没人会承认工具一词的适用性)。最后，认知的角色彻底落在心智上。事情的另一面则是客体永远是经验的客体。客体的谓述是可经验的性质，上述所有哲学家都急切地要找出使意识达成客体认知的结构，而忽视对客体本身的存在以及它的存在如何制约认知与存在过程的研究。

技术物：从实体到环境

实在论与唯心主义已争论过实体与主体的辩证关系。哲学中的技术无意识意味着它未能理解工业革命后科技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巨变。哲学家以批判者的形象置身事外，维护思想的纯粹性并探究人类本质的想法已被科技进步的洪流冲走。可以说上述大多数哲学家，除胡塞尔之外都先于工业革命时代，因此他们将技术物搁置不论。技术物并不一定是复杂的机器；一把锤头或刀子也是技术物。事实上，胡塞尔是诸位哲学家中见证工业革命之后机器迅猛扩张的一位，但他并未将此纳入他的现象学理论当中。[20]一种新的哲学态度和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必须建立起来，以理解这一进程带来的变化。[21]若本体论始于存在问题，那么问题在于，若不考虑技术的本质，对存在的理解会误入歧途。在海德格尔认为控制论之始乃形而上学之末的主张中，这一点格外明确。[22]因此，我将讨论两位揭示技术物概念并奠基数码物研究的学者：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东(1924—1989)与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乍看之下他们或许并不相融，因西蒙东是现代科技的敬慕者，而海德格尔以反对现代科技而为人所熟知。第三、第四章将提出和解西蒙东与海德格尔，在此我简要地陈述西蒙东与海德格尔是如何解释技术物本质的不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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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东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1958)一书中提出了机器学(mechanology)。机器学通过技术物的演进与技术物及其环境的关系研究技术物的存在，它的究极目的是解决对科技的误解与无知带来的工业异化问题。西蒙东并不追求为哲学再添分支，而是谋求重建哲学整体的形而上学基础。首先他反对以形式与质料考虑物体的形式质料说。也可以说形式质料说与实体一述语思想密切相关，因为是已经个体化的形式赋予质料本质。西蒙东提出通过不同部分因果关系的调解(modulation)而非形式理解技术物。他说明了这些关系是如何在从技术成分到技术个体再到组合的这一进程中建构的。西蒙东将这一演进过程称为技术物的具体化。我们可以从二极管到李·德富雷斯特(LeedeForest)三极管的演进为例理解西蒙东所说的具体化。三极管由二极管演进而来，是一种单向控制电流的设备。它最简单的形式是在一个真空管中，阴极加热而被触发释放电子。阳极因带正电而从阴极吸引电子。当电压极性相反时，阳极不加热因而无法释放电子。因此不会有电流通过。一个三极管在阳极与阴极间放置栅格；直流电流会给栅格带来偏置：若为负电荷，它会将电子推回阴极，产生放大器的作用。西蒙东提出三极管的绝对开端并非二极管，而是在“电极不可反转的条件以及电荷在真空中传输的现象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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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技术个体是维持内在结构运转的技术物，同时能够将外界环境纳入其运作。西蒙东称外界环境为缔合环境(milieuassocié),它提供恢复系统平衡的稳定功能。西蒙东研究技术物的方法与先前的哲学家和现象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将技术物简化为意识的意向性缺陷，使其成为知识的对象。他提出以具体化程度来研究技术物的发生，并发展与技术物相容的哲学。技术物重拾其物质性并达到与控制论学家所称的“控制”相比不同程度的具体化或完善。西蒙东也注意到技术物的具体化使其贴近自然物的地位：

“具体的技术物，即那些演化到与自然物存在方式贴近的技术物，它趋向于内在一致性，趋向于系统内循环因果系统的闭合，此外它合并以功能条件介入的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并因此参与到因果系统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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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体论方式来理解，技术物是关系的统一体。事实上，西蒙东未经分类就频繁使用关系一词。可以说物体的完善也是其关系的发展。技术成分的关系受限于其内在运作。考虑一下譬如受电压与极性控制的二极管：当它成为一个个体时，它会将关系延伸至外界环境并使这些关系成为其同一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中，西蒙东将个化看作窥探技术物及其与人类世界关系演进的方式。此处必须区分西蒙东的两个术语：个化(individualization)与个体化(individuation)。西蒙东谈论技术物的个化而非个体化。个化与功能相关：身体专门化与精神图式化；当这一术语应用于生物时，它代表精神与肉体的发展分化。与之相反，个体化涉及达成亚稳状态的张力的产生与消除，随阶段变化而表现。或许我们可以说个化需要等级，以将不同成分置于功能次序中，而个体化不建立等级而是“等级化的相对性”。[25]

西蒙东频频以结晶的例子解释个体化。[26]让我们来思考一种饱和的化学溶液，如氯化钠(盐)。结晶之前，饱和的化学溶液处于亚稳状态，这意味着它十分不稳定。微微加温就能使它开始结晶。现代化学告诉我们，离子之间以规律的模式建立新的联系，从而最小化负离子之间的斥力，并且这一模式在氯化钠溶液中逐步扩大。结晶过程中没有唯一的同一性，已经结晶的部分充当(通过持续加温)进一步结晶的基础与催化剂。这一情形下(也在普遍情形下),个体化要求三类条件：(1)能量的，(2)物质的，与(3)信息的并且通常是非内在的。这三种条件可通过关系来理解，因为西蒙东提出“关系并非与实体相关的偶性，而是构成性的、能量的性与结构性的条件，它留存于构成物的存在中”。[27]采用西蒙东的理论，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标记语言的历史来讨论数码物的个化，这将是第一章的任务。而与西蒙东相对，我将提出理解数码物的个体化。这是我苦心思索钻研多年的问题：是什么促使西蒙东在完成他的主论文《在形式与信息的概念下重思个体化》该书的两部分以《个体及其生物物理学起源》(1964)与《心理与集体的个体化》(1989)为题分别出版，其中他从含义更丰富的个体化转向了个化后，又撰写了副论文《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1958)?本书不能长篇大论解释这一历史发展，但我想要强调，在我看来这对西蒙东的政治议程至关重要，它试图克服科技发展带来的异化(这一点由始至终贯穿全书)。要论证人类—机器一世界关系，就必须要从哲学与政治角度思考数码物的个体化。西蒙东未曾清晰表述的这一迫切需要将在本书中得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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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认为海德格尔对关系的理解与西蒙东的形成鲜明对比，但这或许会为我们研究物体的个体化理论提供一些有益的概念参考。海德格尔本人或许会直截了当地否认这一主张并怀疑《存在与时间》对关系理论的帮助。然而，我将在第三章论证为何我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位同西蒙东相同的关系哲学家。海德格尔对理解技术物的贡献可见于《存在与时间》中对“上手”的讨论。海德格尔提出两种范畴：上手性(Zuhandenheit)与在手性(Vorhandenheit)。我们可将在手看为将事物作为意识客体并试图到达其本质的理解方式(如同在自然物的情况下那样)。上手是一种互动方式，当中我们搁置理念与客观性问题，并让物体以其功能向我们呈现。我们在西蒙东与海德格尔中看到了类似的念头，对物体的理解由实体转向外界环境。二者的区别在于海德格尔忽视了技术环境而集中于意义环境，在关系环境中理解自我表现的物体。譬如，海德格尔说明我们使用铁锤的方式：在使用它之前，我们不需要取得关于(作为在手的)铁锤的观念；我们只是拿起它并用它将钉子敲进我们需要的地方。这种日常实践活动抛弃作为意识活动的经验概念。它证明先前将客体归入认知的理解，忽视了客体与此在之间的动态关系。例如，对海德格尔而言，若正确理解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它无非是对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觉悟；也就是说，这并非是自我投射的线，而是自我不得不追随的关系场。

在上述的概念化中，西蒙东与海德格尔都主张回到物体本身。我得承认此中我有所欺瞒。因我避开了海德格尔对对象(Gegenstand)与物(Ding)的区分。这一区分将在第二章与第四章中探讨。“回到事物本身”(zu denSachen selbst)是胡塞尔现象学的著名口号。但如前所述，胡塞尔的方法仍倒退到主体与实体之争的范式中。“回到技术物”—我含蓄地给予西蒙东与海德格尔的口号意图避开传统形而上学的唯我论并使事物不依赖中介而存在。西蒙东与海德格尔都指出关系问题为技术物的形而上学解释。对西蒙东而言，是内与外之中和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个化的动力。对海德格尔而言，是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事物与人/此在不同程度的自由。此处我们看到西蒙东对技术性的关注与海德格尔对世界的关注互为补充。我认为这一联系能够开放新的视角。然而这一课题仍无定论，这成为我们研究数码物存在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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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关系来诠释海德格尔使我们的研究同格拉汉姆·哈曼的物体导向哲学相区分。哈曼的著作与本研究产生共鸣，因其理论发展也由海德格尔的上手与在手出发。诚然，我同物体与关系的初次接触得益于2007年同哈曼的私人通信，但我对物体与关系的理解同哈曼的截然不同。对哈曼而言，每一个物体都是一个工具存在(tool-being)。每一个工具存在都是真实的且不能被简化为原子或微小的物理存在。我也有类似的看法，我认为如今将信息抑或数据流看作数码物的组成，虽是可能却不充分，但我更愿将其理解为不同的数量级。尽管如此，我想提出两点，以从根本上区分这两个课题：

实体。哈曼认为海德格尔发展了一种新实体的概念。[28]我认为实体对海德格尔并非问题，因为实体一偶性二分对他而言是西方形而上学谬误的开端。在本书中，我彻底拒绝实体的概念。海德格尔的任务是以时间关系代替实体，前者不是固定的存在物而是操劳(Sorge)的动态。哈曼否认这点，认为海德格尔从未建立起时间哲学。[29]我的理解是，若海德格尔意图创造新的实体，则这个实体只能是时间。事实上，本论点继承海德格尔之处在于时间是试图理解数码物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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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哈曼试图理解非关系而不是关系，譬如，当物体被当作上手使用时，它不仅从此在撤回，也从其他工具那里撤回。[30]本书意图追溯的海德格尔是一位关系哲学家。上手物与在手物表达不同关系；前者是时间(或我所说的存在关系)，后者指属性(或我说所的话语关系)。哈曼并未清楚地解释他所说的关系。在他论述布鲁诺·拉图(BrunoLatour)的书中，哈曼将他描述为网络与关系的形而上学家，但这些关系似乎是一种未加具体分析的，从一个行动者到另一个行动者的力。他甚至具有争议地提出黑箱(使行动者网络运转的未知因果关系)是一种新实体。实体与关系意义的含糊[31]或许给予我们不可简化论，但它也留下了形而上学的黑箱。

基于这些主要差异，本书从一个不同的出发点去思考数码物与关系实在论，而非直接参与到哈曼的思辨实在论中，纵然我了解这一涉及客体的思想流派中仍有不同方法论，尤其是伊恩·伯格斯特(IanBogost)的《陌生现象学》(2011)、列维·布莱恩特(LeviBryant)的《物的民主》(2011),以及蒂莫西·莫顿(TimothyMorton)的近期著作。我非常重视这些作者的工作，但此处无法回应他们所有人(实际上这会意味着改变本书的主旨)。

数码

数码物理学与计算形而上学

对物的哲学研究随着工业现代性的展开经历了转变，从我归纳的自然物转变为技术物。我希望通过先前的研究，上述这点已经明确。相应地，在此我提出，一种对数码物全新的探究正亟待进行。许多杰出著作已经为数码概念的研究提供了耐人寻味且不可或缺的线索，特别是莱布尼茨与现代逻辑学家和工程师，如弗雷格(Frege)希尔伯特(Hilbert)、图灵(Turing)、哥德尔(Gödel)，以及更为当代的思想家，如爱德华·弗雷德金、康拉德·楚泽(KonradZuse)、史蒂芬·沃尔夫勒姆(StephenWolfram)、格里戈里·蔡廷、卢恰诺·弗洛里迪，以及许多其他学者。若数码指的是二进制系统，那么这一概念可追溯至莱布尼茨。事实上，莱布尼茨是当今计算机科学相关领域的重要奠基人。1669年，莱布尼茨已在名为《二进位数学》[32]的三页手稿中概述使用二进制系统进行除法与乘法运算的可能性。在这一创举中我们或许可以领会两点重要意义：第一点是它在运算中的作用，鉴于它有效地将十进制系统简化为二进制；第二点涉及他后来所说的普遍语言(CharacteristicaUniversalis),这是一个能完整表达所有概念与事物本身的符号系统(Zeichensystem)。众所周知，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系统与普遍语言极大地受到汉字的启发。通过他与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的书信往来，莱布尼茨接触到易经并讶异于其中的二进制系统早已存在千年。莱布尼茨将二进制系统看作最初的表意文字，认为之后的汉字是这一表意文字的进一步发展。与欧洲语言的表音本质不同，汉字是表意的。从这一角度考虑，汉字预示着普遍语言，因其使用有限的符号来表示世界。普遍语言并不仅仅是数学，更是形而上学与神学，因其建构表达理论，而这是形而上学的核心。[33]这一表达理论同时也是关系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逻辑关系理论。我将在第三章详述这一点。算法信息论的先锋之一蔡廷认为莱布尼茨是四百年前宣布计算宇宙学项目的重要思想家。34]他引用了莱布尼茨《形而上学话语》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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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选择了最完美的世界，即在假设上最单纯，在现象上最丰富的世界。正如几何学中的线，它的构造简单而属性与影响却极为显著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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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对任何试图表述世界的计划都至关重要：它必须谋求成为“在假设上最单纯，在现象上最丰富的”。普遍语言观念的核心是如何以有限的符号表述世界的问题。这也是莱布尼茨看到汉字便激动不已并竭力去找寻一个比汉字更普遍的书写系统的原因之一。对蔡廷而言，用于表现特定集合或某种数据的算法也同样必须要比它们小。蔡廷也饶有趣味地提出“比特”一词应被改为“莱布尼茨”。[35]莱布尼茨的数学与哲学洞见引领了后来形式逻辑系统与计算机器的发展。这一历史将在第五章与第六章中重述。依据这一历史脉络，我们或许能最好地理解一些数码思想家理念，如沃尔夫勒姆的计算宇宙与弗雷德金的数码物理学或数码哲学。此处我挑选几个弗雷德金在其文章《数码哲学导论》中清晰提出的基本思想。在摘要中，他写道：

数码哲学基于两点概念：比特，如计算机中的二进制码，相当于状态信息最微小的再现；状态的时间演进是类似于计算机处理器线路中的数码信息过程。数码哲学似乎能为许多我们在世所观察到的过程的根本问题提供非凡证明，我们的尝试正是由此激发。[36]

如弗雷德金本人所说，通过假定“一切都基于某些简单且非连续的过程，空间、时间以及状态，皆为非连续的”，[37]他将原子论推向极端。依据这一观点，物理定律在计算上是通用的，因它构建了以有限算法解释世界的基本模型。这一世界观来源于量子力学，其中原子的能级是非连续的。比特的运行还可用其他两个数学模型解释，一个是丢番图分析，数论领域确定了某些代数方程的积分解；另一个是自动机理论，它研究虚拟机的自我运行，是沃尔夫勒姆进一步推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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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哲学

思考数码并非全部。信息哲学家卢恰诺·弗洛里迪批判数码本体论会造成模拟与数码的对立，因为如果世界以数码理解，模拟则不会有一席之地，而我们每日都会接触到模拟。与其将世界看作原子与非连续的，弗洛里迪提出以信息思考世界。弗洛里迪在他的文章《反数码本体论》中表明数码本体论者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不同水平的抽象化，这是他采用工程学的方法。[38]简而言之，抽象化水平是以已有数据塑造系统的方法。依据自身粒度的“分隔”或“分割”，观察者能够拥有不同的抽象化水平。数码本体论家的问题在于他们忽视了抽象化水平可能会不同，而坚决认为只有一种数码。与之相比，弗洛里迪至少提供了一种在肯定信息在计算中的重要性外也承认人类经验方法。弗洛里迪的著作对数码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他扩展了信息的概念，使其超越计算与控制论，并试图构建一个普遍的信息哲学。

在控制论中，信息是一个几乎不可捉摸的东西；然而，它可以被传达，可以被比特和熵所衡量。控制论奠基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Wiener)有一段著名的话：“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或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主义如今已无法存续。”[39]克劳德·香农(ClaudeShannon)与维纳给出两种对信息的理解。对维纳而言，与混乱的度量熵相反，信息是组织的度量。与此同时，对香农而言，信息表示了意外与不确定性的水平：当期待与结果不同时，一个意外就发生了。作为香农的合作者，瓦伦·韦弗(WarrenWeaver)指出，“唯一符合为信息’设定的自然要求的数量正是热动力学所提出的熵”。[40]不难看出维纳与香农对信息的定义截然相反，其特征完全不同。弗洛里迪进一步表明信息必须由机器转向世界并重新利用，换句话说，就是要证明计算是信息哲学的唯一部分。因而他将我们生活的数码化的世界称作“信息圈”，该词由生物圈而来：

我几年前基于“生物圈”指代我们地球上能维持生命的有限区域—发明了术语“信息圈”。“信息圈”一词含义是由所有信息存在(包括信息代理)、它们的属性、互动、进程以及关系构成的信息环境整体。这是一个可以与“赛博空间”(只是信息圈的一个分区)相提并论，却又不同的环境，由于信息圈也包含离线与信息的模拟空间。[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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