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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里迪意识到信息圈正彻底地重塑我们的世界，因为它“既能使我们从根本上创造从未存在过的新的实体，又能使我们以前人无法想象的方式与世界互动并操纵世界”。[42]弗洛里迪甚至提出一种名为“信息人”(infog)的新人类,呼应著名的赛博格。[43]与原子的、非连续的和普遍的计算宇宙相对，如今世界是信息的。弗洛里迪将信息分类为数学信息、语义信息、物理信息、生物信息与经济信息，并且发展了信息伦理学。反思数码本体论与信息圈的理论背景，尽管二者都试图迈向新型的哲学思考与探究，但究其根本，他们似乎并未从已建立的抽象模型与形式逻辑范式中迈出多远。

这两种观点的共通之处在于信息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物，存在于物质性之外并且是一种遵从数学传播理论的数学存在物。尽管如此，对信息的这一理解并未能确切地描述我们的境况，因其已假定人类经验是一个计算问题并且人类是控制论(若非已成计算)机器。值得点明的是，西蒙东也已发展了一套与控制论模型相异的普遍信息论。除量与质外，西蒙东将信息理解为含(signification)义，我将在之后的内容表明除含义外，还有规定个体化门槛的意义(significance)的概念。[44]我将在第五章论及西蒙东的信息论；目前还是回到弗洛里迪。我认为弗洛里迪对数码本体论的挑战为研究计算提供全新视角，但我也想知道在这两种理论之下，是否还有可能保留物体概念，而不被淹没于数码与信息的汪洋大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与物体以及信息打交道，包括身体经验、感觉、情感、欲望，等等。事物不能被完全简化为信息，正如弗洛里迪所主张的，世界不能被简化为原子或比特与信号。弗洛里迪对抽象化水平的应用发展成为实用主义方法，它呈现了一种被原子或数码一元论所遮蔽的多元主义。事实上，我们将在下一部分看到我贯穿本书的方法—粒度级与他所用的抽象化水平十分相似，当然我们仍会看到一些重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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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物：与技术系统的物质关系

我们是否能发现探究数码物的另一方法?虽然我已(在讨论技术物部分的末尾)暗示重拾关系概念的重要性，但在西蒙东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仍未有明确研究关系的体系化方法。实际上，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海德格尔甚至并未发展出一套关系论。我倾向于认为不是哲学思想本身，而是基于本体一谓述范式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关系思想的诞生，以及本体一谓述思想的幻灭。换而言之，本体一谓述模式成为自身的否定。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Lyotard)在他的后现代理论中讨论过这一逻辑。科学与技术是现代的项目；而在发展的某个时刻，它们也暴露现代的局限——掌控意志——而后现代则揭示宇宙反复无常、难以预料的本质。[45]历史反驳自身的逻辑。同样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量子力学的出现为哲学家揭示了以实体思考的弊端。事物存在于不同的现实级。我们能够观察物体的颜色、形状、质地；我们也能以原子、电子或其他微小粒子描述物体。那么我们要如何以微观物理学解释实体呢? 巴什拉主张以存在替代实体，由于后者是无用且危险的。[46]巴什拉的新认识论以关系概念为中心：这些关系将依靠某些技术或观察工具而实现。在他的文章《作为无常与缩影的世界》（1931)中，巴什拉写道：“一切由关系开始。”[47]巴什拉也认为以关系这一全新的方式看待事物是形而上学的任务与挑战：

正是在这一层薄膜上，与外界的关系决定新的物理化学。此乃形而上学家了解关系如何决定结构的最好方式。[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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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关系在逻辑中的发现与在计算技术中的实现也暴露了亚里士多德本体论的问题所在。在数学中的以及后来关系数据库发明中的关系演算将此点明。不难看出，尽管计算工程师与哲学家使用关系技术，他们趋向于继续使用实体一词，而并非真正从关系上理解事物。数码物与技术物在这点上最大的差异是，尽管一方面数码物加速瓦解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Sloterdjik)所说的西方形而上学的“实体崇拜”[49],但另一方面，数码物的具体化带来了由已形成的关系构成的技术系统，在此之中任何事物都有与其他事物连接的可能。正如海德格尔的上手所示，与早期极大依赖指涉关系或涵义的技术组合相比，技术系统由数码物(网络)创建，后者不断地将指涉关系转化为物质形式。我将在第四章以“客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之名讨论这一技术演进观念的核心。数码物既是逻辑陈述也是网络的形成来源。这不仅是哲学概念,更是具体物体。在《数学原理》[50]中，伯特兰·罗素用几个章节的篇幅讨论了关系。数学继承了哲学以主体一述语思考物体的方式，罗素则批判了这一谬误。罗素认为应使关系脱离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

我认为，这一看法大概是无意识地源于哲学谬误：我们习惯性认为关系命题不如类命题(或常常与之混淆的主谓命题)基础，这就导致我们往往将关系看作一种类别。[51]

让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海德格尔认识伯特兰·罗素”或者“我比你高”——虽然我们可以用主谓类命题思考这些陈述(我和罗素不能被简化为一个类命题；况且我们都属于“人”这一类。),但仍需为这些陈述建立独立的数学表述。罗素提出可以用xRy的形式表述，其中x是所指，y是关系语(relatum),R是关系体(relata)。[52]在现代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中,“关系演算”随后(以不同探究方式)发展出两个分支：元组关系演算[53]和域关系演算。[54]元组关系演算由数学家、信息科学家埃德加·弗兰克·科德(EdgarF.Codd)于1960年导入。它是关系模型的一部分，后来成为关系数据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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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关系技术由数字化进一步实现并被用以发展同一系统。在第一章中，我将表明数码不应被简单地看作1和0，而是其处理数据的能力。从1970年至今，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与互联网和万维网的发展，我们见证了信息技术从具体的专家转移到普通用户的受众。我们也见证了数码物的出现与具体化，从通用标记语言，历经标准通用标记语言、超文本标记语言、可扩展标记语言以及可扩展超文本标记语言(XHTML),直到如今由蒂姆·伯纳斯-李的语义网提出的万维网本体。也正是本体论这一神秘词汇使得数码物研究与哲学研究紧密相关，并让我们认识到技术问题本质上也是哲学问题。再次重申，本书讨论的数码物是通过元数据与元数据方案形式化的数据对象，它们可以粗略地理解为本体。正如本导言开篇所讲，每一个对象包含多重逻辑陈述。

计算机的出现与其处理大型数据的普及宣告了基于关系存在论的信息系统的降临。埃德加·托德(EdgarTodd)的关系数据库是这一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由万维网联盟提出的语义网代表了客体间关系发展最新境况。作为一组逻辑陈述，数码物被归于计算之中。事物的情感与感性可以被计算。一个数码物与其他数码物的关系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增强，即便它的内容不变。数码物依据一些参数与算法成形，网络则在数码物中诞生。由协议与标准链接的多重网络构成了我所说的数码环境。雅克·艾吕尔(JacqueEllul)或许是第一位在20世纪70年代意识到这一演进及其与数据处理关系的学者。在他的著作《技术系统》(1977)中，艾吕尔采用西蒙东的物与组合的概念并发展出自已的技术系统论：

数据处理解决问题。多亏了计算机，一种技术组合的内在系统学得以呈现，它以信息水平表达自身并作用于信息水平。子系统通过交互总体与集成信息得以协调。这是任何人、任何人类群体以及任何机构都无法企及的。技术化越是先进，越多的技术部门就会变得独立、自主和不相干。只有计算机能胜任。但明显一台计算机是不够的。它必须是在所有系统通信点相互关联运作的计算机的集合。这一集合成为不同技术子系统连接点的子系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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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已经被纳入一个受算法控制的成型网络中，他们也有能力自己做这些事情。这一点促使我们认为技术系统不再与社会经济系统相分离，而是有着聚集并综合它全部功能的能力。虽然西蒙东以类似方式思考具体化，但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来说，预见网络时代仍为时过早。对西蒙东而言，网络是技术进步的局限，因为网络将会主宰技术活动，而人类将对此束手无策。工业数码物的扩散改变了这一境况，也因此促使我们思考西蒙东的观点，这一观点表达如下：

一个人可以改变工具，可建造或修复工具，但不可能改变网络，他不能凭借自身建立一个网络：他只能依附于这个网络，适应它，参与其中；网络支配并封闭(enserrer)个体的行为，甚至主宰每一个技术组合。[56]

如果我们能理解由物体到系统与关系成型的发展，那么我们会问出如下问题：这暗示了什么？我们要如何研究这些物体，才能理解它们的存在？本书将进行这一未完成的任务，研究吉尔伯特·西蒙东与马丁·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这两种关系并发展他们的洞见，以理解数据的物体本质。

为什么要从数据的角度研究数码物存在问题？诚然，在人们眼中，它们是多彩又可见的物体，而在编程的层面上，它们是文本文件；深挖到操作系统，它们是二进制码，究其根本，在电路板层面上，它们只不过是由电压值和逻辑门的操作产生的信号。我们要如何将这些电压差与数码物的实体等同？刨根问底，我们可能会去思考硅与金属。最终，或许会考虑粒子与场。从这些层面思考是可能的，但这种做法或许不是最富有成效的。在下一部分中，我将解释基于数量级分析的方法论，它可以有效地定位我们的探究并发展一套独特的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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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数量级

我对数量级的理解主要来自加斯东·巴什拉与吉尔伯特·西蒙东。数量级是认识论科学中的常用方法。西蒙东的方法似乎受巴什拉影响，虽然西蒙东意图用它分析技术而非科学。这一依据数量级的分析方法是本书方法论的主体；但本分析方法也与巴什拉和西蒙东的不尽相同。对巴什拉而言，数量级也是脱离笛卡尔式观察者主体的方法，这一主体偏向于绝对的定位与不变的主体性。[57]笛卡尔式主体从单一的视角与现实观察世界：延展性。数量级让我们可以观察物体不同方式的存在。巴什拉如下定义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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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课上，我们学习与所学现象的数量级一致的思维…数量级可被看作是第一级别的验证。在本质上，它表现为充分证据。它不仅仅为方法辩护，也同其周围环境一样荒谬地表现为存在的迹象，表现为物理学家本体论信仰的一个决定性记号，上述存在的精确性更为缺乏，因而这更为惊奇。[58]

数量级也表示近似与不精确，意味着我们无法以绝对的精确性分析世界，而只能相对地去分析。这不仅仅受海森堡(Heisenberg)不确定性原理的影响，也因为数量级可能赋予我们不同的、互不相容的知识体系。一种粒度级就是一种选定的现实。抽象化水平是一个工程学方法，借此复合物可以被还原为可理解的术语：着手一个问题并以不同的抽象程度将其划分。数量级将问题分割为不同的、由工具为媒展现给观察者的现实。要分析观察对象的存在，观察者需要特定数量级的工具。譬如，由于光的波粒二象性，通过不同的观察装置我们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正是巴什拉现象技术(phenomenotechnic)概念的核心。在每一个数量级上，我们都不能完全了解事物，而我们应该问，我们可以忽略什么?——因为“我们应该忽略那可忽略的”。[59]

对西蒙东而言，粒度级也是使我们可以精确研究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以及不同层次发明的方法。譬如，我们可通过技术性、美学或知觉研究它们。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中，西蒙东通过因果关系具体化演进程度以及技术知识总体研究技术物；在《想象与发明》中，他通过图像与想象研究技术物，从外在、中间、内在层面观察工业产品：外在层面是物体在外部世界的表现，中间层面是半技术半语言的，内在层面则完全是技术的。[60]西蒙东与巴什拉之间的细微差别在于，对西蒙东而言，技术装置一工具不仅仅是使我们能够观察到一个现象各个深度的媒介，也是一个连接两种不同的数量级的工具。这也是他与弗洛里迪的抽象化水平之间的第二个显著差异，因为一个抽象化水平只是一个分析而非综合工具。西蒙东提出工业异化源于微技术(microtechnics)与宏技术(macrotechnics)这两个数量级的综合。流通与统一对于手工制品是不可能的，它们产生于工业技术物出现。[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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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具的中介作用中，我们会发现在不同数量级之间跨越的解决方式。换而言之，物质构造充当解决两个不同数量级之间紧张关系的“信息”并因此改变整体结构。伴随它的跨越则是再结构化，我们可以用西蒙东的转导来命名它。这也使我们能够发展一套在不同数量级之间建立一致性的普遍哲学方法，并系统性地建构一个(德勒兹意义上的)一致性平面(planeof consistency)。康德著名的二律背反可被视作为同一事物建立两个极端数量级的尝试。譬如，在第一组二律背反中，正命题为“宇宙在时间上有起点，在空间中也有限制”，反命题为“宇宙没有起点，在空间中也没有任何限制；它在时间与空间中都是无限的”。[62]不难看出第一个数量级涉及物理而第二个涉及直觉。这两个极端数量级问题的解决，成为康德的哲学方法并促使他系统性地发展出一致的理论。尽管弗洛里迪将他的方法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联系起来，此处我想重点强调解决。

我的方法论主要基于研究不同数量级的方法并致力于创立一个通过发展关系理论来连接不同数量级的思想系统。哲学概念可被看作试图克服两个数量级间不协调性的发明。因而哲学在本研究中是技术的。不过哲学家不等同于技术员。巴什拉写道：

最后，工程师不是创造并署名具有突出个性作品的艺术家。他是一名几何学者，理性方法的守护人，他所在时代的技术社会的真正代表。他如同物理学家，沿着近似实现的狭窄道路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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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他看到精确的结果。[63]

哲学家寻找相对性，使得这种理性不被视为一种绝对的方法，而被视为一种相对的方法。一方面，它动摇理性方法，而另一方面，它也连接到另一个数量级上。我将在本书中通过不同数量级研究数码物。但这绝不是要尝试建立一个精确的知识系统，而是通过囊括技术与哲学思想从而确立思路，为数码物的不同现实架起桥梁。这一数量级方法的基础是理解关系一因为关系可以从一个系统延伸至另一个系统，从一个数量级延伸至另一个数量级。这也反映了本方法论与哲学思考的一致性。关系绝不是一元论，而是“内在多元主义(immanentpluralism)”。与它的水平轴相接的是垂直轴的观看、注视(theoria)。[64]若技术员将结构理解为关系来源，那么如巴什拉所言，“形而上学家会最好地理解关系是如何决定结构的”。[65]数量级成为本书的一般方法。它也强调哲学思想的创新性，并表明通过连接系统内在的数量级，哲学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禁锢自身的系统。

个体发生:本体(ontologies)对本体论(Ontology)

数量级有不同范围，这可能带来一些新颖的研究。譬如，我们可以从第一组数量级展开研究：这是从微观物理学到屏幕表象数量级的范围。第二组数量级由语义网结构的技术特征展现。第三个范围由代码到现象。我们选择第三个范围，并从数据的角度进行研究，因其构成了计算与人类经验之间的媒介。因此，我们能够利用数量级处理并分析数码物存在的多个层面。关于本书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为什么它涉及存在(existence)而非存在方式(modes of existence),后者被西蒙东与艾田·苏里欧(ÉtienneSouriau)(《不同的存在方式》2009/2012)所使用，也被布鲁诺·拉图在他最近出版的《存在方式研究》中用到。诚然，对一些读者而言，我试图阐明的数码物的各种数量级或各种水平的现实似乎是存在方式的同义词，甚至后者可能更为贴切。然而我由存在方式倒退(在该词最好的意义上)回存在，因为我想让本书不仅仅关系到数码物存在方式的描述，更关系到其潜力与问题。有关数码物存在的研究试图在支持人与物个体化的条件下，重新阐明它们在技术系统中的地位。换而言之，本书是以个体化的政治议程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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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阐述两种关于存在的数量级：本体与本体论。本体论(Ontology)一词源自希腊语on与logos。On是 einai的现在分词，意思为“是”(tobe)。Logos源自legein，意思是“谈论”，或海德格尔说的“放在……面前”。本书(特别是第二章)的中心主题之一就是揭示计算机科学与形式本体论中的本体与海德格尔基本本体论之间的张力(本书中的基本本体论为首字母大写的Ontology，而本体ontologies指信息科学中的概念)。对数码物构造极为重要的本体被海德格尔批判为形而上的存在遗忘。对海德格尔而言，形而上学没有真正去提出存在的问题，而只是关注本体。这一遗忘是一个错误，也意味着现代技术构成问题的走向，因为根据海德格尔所言，现代技术科学将世界看作以可控的方式理解并描绘的图像(本体)，这会导致威胁。海德格尔也指出17世纪现代物理学的开端预示了18世纪技艺(technics)向技术(technologies)的转变。这一转变也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现代化。技术的本事不是技术，而是他所说的座架(Gestell)。座架源自动词stellen,意思是“放置”“安放”。在这一放置中，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成为了持存物(Bestand)。[66]在我的研究当中，我更常使用技术的(technical)而非技术的(technological)来指代更广泛的技艺，以及将消极的技术转变为积极的可能性。

然而，本体仍是数码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体使数码物成为物而非只是数据。本体同康德的范畴一样，是创造性的。范畴采集资料并将其组织成序，统筹存在的多方要素。类似地，本体赋予机器识别物体并将其作为统一体而不是随机数据运作的能力。在第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在数字环境中同时进行的两个关于物体问题的运动。一方面是数据的物化，另一方面是物的数据化。本体在万维网及其他应用发展的阶段仍旧十分重要。本体也成为关系来源。即是说，它们不仅仅是表征。特别是当物体处于更广阔的环境中时，这些关系增加并加深。如我们将在第三、第四章中看到的，信息技术可以被理解为关系的技术。这带来了另一问题：若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技术系统中，我们要如何应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我们又在何处安置基本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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