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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本体与本体论理解为两个不同的数量级。这两个术语需要第三个术语来化解它们之间的张力—即为西蒙东所说的个体发生(ontogenesis)—这用以化解存在物(being)与存在(Being)张力的术语就是关系。个体发生意味着有机个体的产生与发展；它不怎么涉及个体是什么的问题，而更关系到它如何在自身与集体中个体化的问题。对西蒙东而言，在不同的数量级间都有背景与图形。我们或许可以说本体论是背景而本体是图形。图形不能独立存在，因为图形不自我产生，而是由背景承载的。但这不意味着图形是背景的反面，也不意味着图形不如背景重要。在西蒙东给出的例子中，生命是背景，思想是图形。没有生命就不会有思想。[67]西蒙东也发现技术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似性。技术物的图形需要一个其他技术物与环境组合的整体环境。的确，如果我们要思考技术系统，将生物—这里是说人类—理解为技术系统的一部分，那么这一图形与背景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也暗含了涉及存在研究的政治议程。

35 网络化与融合

依据西蒙东的思想，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件技术物的存在方式在于它不同的网络化模式，这些模式包括组织各种技术成分、个体与组合的内在结构，以及技术物所处的更广阔的环境。对西蒙东而言，异化的问题来自对技术的误解或不解，从而误解技术组合。这一误解造成背景与图形的断裂。西蒙东认识到，首先，异化出现于缔合环境不再能调节图形的情况。图形影响背景，使得背景不再能够保持与图形的循环因果性。这一循环因果性就是缔合环境。其次，知识的分歧造成了文化与技术分离的局面。在第四章中，我将重述西蒙东对技术的思辨历史，其中魔法分化为技术物与宗教，技术被分化为科学(理论)与技术(实践)。对西蒙东而言，我们必须要发展能够调解文化与技术对立的哲学思想，并创造对抗异化的技术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任务就是融合已经产生分歧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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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的研究而言，我们所处的环境与是西蒙东时代所提出的由机器与操控者构成的组合已不再相同；它更是一个由各种物体与用户形成的网络所构成的信息系统。若可以通过失常的缔合环境分析异化，那么这意味着社会准则可以从技术角度分析，因为社会准则早已铭刻入技术系统。若我们要解决工业化产生的异化问题，则必须要分析技术系统，这需要严格的方法。本书将技术系统理解为包括人类与事物的关系统一体，并主张根据不同数量级思考关系的组建。要研究一个技术系统并且正确定位其缔合环境，我们需要从存在关系着手，然后处理话语关系，以协调背景与图形。对西蒙东以及异化问题的理解也受海德格尔技术本质批判的影响。

融合的议程也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特别是他1950年的论文《物》，其中他主张通过四重性理解一个物体，这四个层面是上帝、天堂、尘世、凡人。海德格尔观察到，尽管科技发展极大地缩短了事物之间的距离，比如电视、广播与电话，实际上人类与事物的距离却增加了。海德格尔提出回归物(Ding)的本义以及它与古德语词dinc—意思是“聚集”—的关系。物体(海德格尔举了壶的例子)就此成为聚集四重性的场所。社交网络的用户知道一个数码物—如Facebook上的图片—的功能是聚集其他用户的评论与讨论。海德格尔应该会质疑这一概念，正如他质疑电话和电视一样。顺着海德格尔的思路，此处要提出的问题是，当我们已经能创建网络时，又如何能够处理融合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西蒙东未能解答这一问题，因为在他的时代，一个人还不能创建一个网络。同时，海德格尔回归事物的四重性以及西蒙东对网络的理解，使我们能够思考客体间性(我将在第四章解释这一点)，这成为我们理解技术系统化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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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目标是回归数码物本身，并思考经验中其他形式的融合与网络化。这尤其是本书第三部分的内容。从第一部分到第二部分经历了从物体到系统，从本体到本体论，最终以关系与个体发生解决的运动轨迹。在随后的第三部分中，我们将会回归数码物，但这次面对的是逻辑与物体的关系，这是另一个数量级。鉴于构建数码物的最终目的是执行贯通整个万维网的逻辑语言。20世纪初，胡塞尔已经将形式逻辑的问题看作欧洲科学危机的表现。胡塞尔将形式逻辑理解为技术化(Technisierung)，由此我们不再能理解逻辑的根源，即经验。对胡塞尔而言，在经验而非符号逻辑中，我们可以找到更强的判断概念。与此相对，他提出(与外延逻辑相反的)内涵逻辑以重建逻辑基础。如今分析哲学家仍在讨论胡塞尔与形式本体论，但胡塞尔克服形式逻辑的主张却鲜有问津。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如在本书中这样问道，是否可以寻回胡塞尔这一主张并应用于对数码物的思考?这并非一定意味着我们需要放弃形式逻辑，而是要从计算层面实现胡塞尔的概念，正如布赖恩·坎特韦尔·史密斯(Brian Cantwell Smith)所出色完成的那样。

海德格尔的批判比胡塞尔的更为深远。世界的技术化是形而上学谬误的表现。在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本质—座架中，形式脱颖而出并成为工业化的动力。在这一进程中，时间充当形式的同步。譬如，人们愈发倾向于依赖机器安排自己的生活，安排会议、就餐、睡眠等活动的责任落在手机上。在这种同步中，时间的统一性—海德格尔所说的操劳—被破坏。科技发展使我们愈发难以在日常生活中集中精力。这不仅仅是科技表现的问题，归根结底，更是思考的问题，它是推崇形式的思考：逻辑。逻辑提出了一个思考的问题，因为逻辑根据僵化的关系从一个概念转移到另一个概念。在海德格尔看来，控制论的发明是语言的逻辑化。曾是去蔽(disclosure)的语言失去了时间性的越出(ecstasy)。作为存在启示(revelationof being)的功能逐渐丧失。语言的背景被图形剥夺。哲学家也停止思考：如海德格尔所言，“人们不再思考；人们忙于做哲学”。[68]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海德格尔试图通过作为先验理解力的先验想象力概念寻回形而上学的基础而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康德移除了先验想象力在先验理解力中的作用，使其成为普通的能力，并且以图式论一即范畴与逻辑—取而代之。海德格尔试图将康德理解为批判新康德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哲学家，后两者认为逻辑应是形而上学的基础。对海德格尔而言，形而上学被控制论终结：我们生活在时间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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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信息系统，特别是语义网在寻求逻辑语言，这意味着什么?当一切正在变成数据，由逻辑陈述再现，再由运算法则自动化，这难道不是更高形式的座架吗?这使得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海德格尔的立场都陷入僵局。我们可以通过数量级理解这些差异。若时间是形而上学的基础，那么技术不能被理解为时间吗?这也是贝尔纳·斯蒂格勒关心的课题，他提出通过时间或更确切地说，第三持存—理解技术。本书很大程度上受斯蒂格勒观点的影响，它启发我将时间置于技术系统中思考。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技术系统中识别不同的时间数量级：基于点的时钟时间、间隔与期间、拓扑时间，我们将在第四章讨论。基于斯蒂格勒的第三持存，我们可以提出由算法产生的第三预存。事实上，多亏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建立的张力，我们得以重新思考逻辑与数码物。我们可以思考逻辑是否只是这些关系中的一组，如此一来，难道我们不应可以思考新型关系以及新的关系组建方式吗？对数码物的胡塞尔式批判与组织是否可能? 我们是否可以在能够指引新形式(物体或此在)个体化的技术系统中发现转导逻辑?

一个已经在技术中实现的关系思想如何才能自我否定，指向另一种可能性?这难道不是海德格尔在引用荷尔德林诗句时所说的技术的危险?“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69]我们已看到利奥塔也在其后现代研究与物的实体一偶性概念批判中探索了类似的逻辑。新的可能性在于掌握严格的思维方式以及对技术发展的敏锐。因此，以关系分析数码物的起源以及对技术发展作为客体间性演进现实的理解，试图发掘新的与技术物相处的敏锐；人们或许会在此发现通过以哲学与技术话语重估缔合环境，从而达到转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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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结构

本书旨在通过海德格尔与西蒙东的物论研究标记语言与本体，从而发展对数码物的哲学研究。置身于各式当代理论中——如物体导向哲学(抑或是思辨实在论)、信息哲学以及数码哲学——本书致力于为研究物体提出关系思想并将其转化为设计技术制品的关键问题。尽管这似乎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但它应被视为对未来更大的数码物研究框架做出的贡献，这一框架将会需要越来越多的综合性理论与实践。为进行这一研究，我画出数码物的生命周期，如图表6所示。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物体”，第二部分为“关系”，第三部分为“逻辑”。每一部分包含两章。

通过研究标记语言的历史，从通用标记语言到超文本标记语言、可扩展标记语言与语义网运动提出的万维网本体，第一章概述数码物的起源。本章在与西蒙东的技术物分析平行视角下阅读这一技术史，意即，将其看作具体化与个化的进程。个化被呈现为一个分析技术物内部动态演进的方法，而非以社会经济结构理解它们。本章进一步寻问是否能够理解数码物的个体化。这一问题试图推进研究，因为西蒙东并未对技术物使用个体化一词，而我提出通过技术物个体化来思考是彰显西蒙东技术物研究的方式，后者始于反对异化的话语。这一来自西蒙东的迫切要求贯穿全书，个体化与转导概念将会被不时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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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由两组对立开篇：一是本体对本体论，二是语义对语法。本章通过汤姆·格鲁伯(TomGruber)的研究以及巴里·史密斯、尼古拉·高利诺以及鲍里斯·海宁格(BorisHennig)等对形式本体论的研究，概述了计算领域的多种本体与物体概念。形式本体论是由胡塞尔在他的《逻辑研究》以及后来的《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中提出的概念，后来被信息系统领域的当代哲学家采用。我们必须意识到，此处提及胡塞尔其实忽略了胡塞尔研究的根本目的，即对逻辑的现象学研究方法。本章提议从全新视角看待物体概念以及本体论。本章关注计算机与认知科学家布赖恩·坎特韦尔·史密斯的研究，他的著作《论物的起源》强烈批判计算机科学家研究本体的教条主义方法，并提出计算的基础形而上学。我们将会看到，坎特韦尔·史密斯的方法其实接近于胡塞尔的方法，特别是后者被形式本体论家所忽略的方面。本章随后引进另一个本体论概念，即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或本体论(Ontology)。本章结尾提出这些对立可由第三个术语化解，即关系。

第二部分旨在发展唯物主义的关系论。第三章通过研究哲学史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休谟、海德格尔以及伯特兰·罗素)的关系论概述了该理论。本章提出以两种形式理解关系：话语关系与存在关系。本章随后说明话语关系如何在计算中—首先通过关系演算，然后通过埃德加·科德提出的关系数据库，最终在当下语义网的发展中—执行。本章提出，要理解数码物的个体化，就必须化解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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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与存在关系间的张力，这一张力的化解导向技术系统的话语。

第四章着手研究技术系统的概念，它以客体间性概念为中心。现象学研究以及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的现象社会学聚焦于主体间性，而并未对客体间性多着笔墨。客体间性指可成型为话语关系的关系。譬如力学中的物理接触和形式逻辑等。我主张客体间性概念而非主体间性概念，可被进一步发展以理解技术的演进。我特别研究信息系统、万维网，以及(受西蒙东启发的)雅克·艾吕尔与历史学家贝特朗·吉勒的技术系统话语的产生，表明环境概念正逐渐被系统概念所取代。

本章提出将海德格尔1950年论文《物》看作重建客体间性—他称客体间性为四重性(das Geviert)——以及根据所谓的技术(电视、广播、电话)缩短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事实将人类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主张。本章也思考西蒙东的思辨历史—他将技术史看作从魔法开始的持续分化过程—以及他集合哲学思考以融合人与世界的主张。这两位哲学家的共同点在于提倡回归物(海德格尔)与技术物(西蒙东)，从而融合人类与世界。这一观点可能立刻招致反对，认为我们确实已经生活在网络化的社会，人与事物在这一社会中的距离缩短，特别是主流社会学观点认为物体在当代文化中已取得更高级的能动性。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表明的，这些网络其实没有产生融合而是距离。

若我们要在系统的技术现实中思考，那么要如何进一步发展数码物概念？尽管西蒙东未能给出直接答案，他反思技术物发展以及构建技术人文主义的努力仍是第三部分的中心。第三部分问题研究思路与前几章截然不同。若说前几章旨在发展数码物的思辨哲学，那么最后两章研究的则是人类经验与形而上学，我认为这两者是海德格尔与西蒙东对现代技术讨论的基础。因而，读者将会在第三部分中看到另类的逻辑史，它也是数码物与计算的基础。这两章进一步讨论了20世纪初围绕逻辑的争论，特别是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著作中的内容，从而提出通过另类地思考数码物而研究融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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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究最近的逻辑学争论[帕特里克·海尔斯(Patrick Hayles)与蒂姆·伯纳斯-李]，尤其是涉及万维网中的意义与指称，利用到弗雷格、普特南(Putnam)克里普克(Kripke)以及戴维森(Davidson)的理论；它通过进一步讨论胡塞尔的逻辑批判(计算机科学家与计算理论家如今鲜少提到它，他们主要应用胡塞尔的形式本体)与西蒙东的转导逻辑，提出理解这一问题的另一方法。该争论可被看作内涵逻辑与外延逻辑的对立，以及转导逻辑与经典逻辑的对立。前者用于意向行为与意义域，后者用于符号与规则。本章意图提出我们通过将胡塞尔的批判应用于万维网，可以进一步发展这一批判并创造既是认知的又是集体的新融合。我们也可以发问，这会带来怎样的融合?这当然会类似于皮尔·莱维(PierreLévy)所提出的集体智慧，或更确切地说，里克里德(Licklider)预想的共生或瓦雷拉(Varela)与梅图拉纳(Maturana)提出的自生系统。然而，我们能否把它看作同时朝向技术与人文的发展?读者同样可以将其理解为通过破坏纯粹自我重启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尝试，以及借德勒兹调解胡塞尔与西蒙东的努力。

第六章通过回溯海德格尔与新康德主义者关于逻辑的争论从而将“集体智慧”问题化，因为这一争论涉及形而上学的基础。海德格尔认为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删除先验想象力部分时，他退缩了，在重要问题上退缩了。海德格尔的任务是证明被理解为时间而非逻辑的先验想象力应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本章通过提出第三预存概念—通过对胡塞尔、斯蒂格勒与德勒兹的理解而得出的一种新的时间综合—来调解这一争论。对第三预存的讨论带来对算法以及数码物环境的研究。究竟什么是算法?一个常规的例子认为它的功能就像食谱。而我提出应以递归概念来理解它。我回溯包括戴德金(Dedekind)斯科伦(Skolem)、哥德尔以及图灵在内的数学史，以思考机器阐释学。思考过程中的算法的强化导致西蒙东所描述的缔合环境瓦解的问题，因而技术物的内部动态无法维持。本章结尾提议重新反思技术系统之外的缔合环境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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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