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码物的存在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数码物中，形式的概念继续成为计算的技术趋势，尽管现在标准已经变得普遍。形式是抽象的模式，标准是具体的物。我们还必须铭记标准化的其他方面—政治和经济。首先，它是一个追求全球范围内计算兼容性的强制性技术过程，其次它也是建立合作和联盟网络的营销战略。我们只关注第一个方面。由于可扩展标记语言是可自由扩展的，某些程序员可能使用模式A来描述一个对象，而另一个可能更喜欢模式B，结果则会是缺乏客观性。在这种背景下的客观性应该被理解为是指来自一个客体本身并且对观察者来说是普遍的元素的性质。譬如在科学中，客观的方法和客观的观察模式就排除了所有形式的主观和心理的解释。这种对客观性的理解包含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在内容与形式分离的语境下，我们已经讨论了普遍性的第一个意义。作为普遍性的形式成为每台机器的共享框架，其修改可能导致不兼容。所以，要揭露一个没有变化的形式，它必须被认为是客观的。这突出了与可自由扩展的可扩展标记语言相关的一个问题。由于可扩展标记语言保证了形式的格式与有效性，因此不能保证模式的客观性(在这种情况下是使用的标签集合)。这种客观一普遍的关联可以与另一种普遍性形成对照，一种允许差异的普遍性。伯纳斯-李当然并非不知道这种矛盾，因为他把这种对普遍主义的第二种理解与一神论普遍主义的宗教进行了比较。[44]一神论的普遍主义把各种宗教的教义结合在一起，为分化创造了一个空间。对伯纳斯-李而言，这是他设计网络的关键原则之一，如他对轻量的超文本标记语言和低级的可扩展标记语言的建议。形式的最小化允许进一步的扩展与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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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可扩展标记语言在概念上被修改为本体时，这种歧义就变得明显了。2001年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蒂姆·伯纳斯-李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语义网的概念，他们设想所有的对象在此都是由标准本体表示的。这些基于可扩展标记语言语法的本体以一种使机器能够理解并操纵数据的方式来规范对象的语义。每个对象一谓述都由唯一的统一资源定位符标识，该统一资源定位符充当数码环境中的身份标识。因此，不仅对象具有身份，而且它们的组成或谓述也具有身份，因此受控制和操纵。伯纳斯-李和他的同事们以一个想象的场景开始：皮特与露西的母亲需要定期看专科医生。他们的语义网络代理(一个能够分析本体的计算机程序)可以告诉他们医院的位置，到达目的地的最佳方式，如何与诊所的代理预约，以及如何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以适应母亲的预约。伯纳斯-李继续描述语义网如下：

语义网将网页中有意义的内容结构化，从而创建环境，使一个从一个页面到另一个页面漫游的软件代理可以轻松地为用户执行复杂任务。进入诊所网页的代理不仅知道该网页上有治疗、药物、物理、疗法，等关键词(可能在今日被编码)，而且也知道哈特曼博士周一、周三以及周五在这家诊所工作，脚本以年-月一日格式输入日期范围，以及反馈预约时间。[45]

本体与可扩展标记语言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技术上的解释表达如下：(1)“本体不同于可扩展标记语言模式(它描述可扩展标记语言文档的结构),因为它是知识表示，而不是消息格式”与(2)“网络本体语言(OWL)本体的一个优点是可以推理它们工具的可用性。”[46]这两点对比需要进一步讨论。这里的知识表示并不意味着仅仅是表示，而必然是客观的，所以它所呈现的可以被视为一个对象，而不是一组文本信息。为了使客观性与两种不同形式的普遍性相一致，要做出两个预设：(1)有客观表征的事物；(2)它们的转化性可以发生在事物的两种表征之间，允许语境A的对象转化为语境B的对象。这个转化过程就是词汇表与前缀的转译。如果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会意识到如果没有第二个预设，转化是不可能的。这里支配的是作为普遍性的客观性概念。事实只有在可以归入借此可以进行规范和计算的形式时才有意义。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图表12中本体驱动的信息系统中图像的例子。该图显示了2007年从Flickr提取的数据样本[这只是该选定图像中包含的元数据的一个小样本；[47]这些数据是使用Flickr的公共API函数(Flickr.photos.getInfo)提取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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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的数据样本似乎相对较大(考虑到它已经是在几年前获得的，如今可能会更大)；“图像是什么”显然远远超过HTML4.0指定图像的定义和描述的总和。我们很容易看到，这里给出的信息比我们从实际观看图片得到的信息要广泛得多，包括地理数据、相机信息、上传时间、不同的参考身份识别、朋友的信息等等。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图像对象同时嵌入了各种相机对象、作者对象、位置对象等等。因此，一个客体不只是由一种单一的形式，而是由多种形式(或回应西蒙东的说法，以其为基础)决定。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回到本体论和关系论的概念。我们现在的重点只是把握个化的过程这不仅仅是物的具体化，而且也是技术缔合环境的创造，否则它就无法发挥作用。在从通用标记语言到网络本体的具体化过程中，数码物可以以更加详细的方式被描述，同时在更广泛的平台和接口上建立更广泛环境中的材料连接。然后本体通过(由万维网联盟提出的)资源定义框架(RDF)持续地被格式化。资源定义框架也基于可扩展标记语言的语法，因此具有逻辑形式。一个资源定义框架语句遵循一阶逻辑的规则，如下面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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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hrm { < \pm / { \vert \pm \vert } > + < \sqrt { \frac { 1 1 } { 1 2 } \lambda \vert \Delta } > + < \mathcal { \bar { H } } \vert \mathcal { \bar { H } } > ( < \mathrm { s u b j e c t } > + < \mathrm { p r e d i c a t e } > + < \mathrm { o b j e c t } > ) }
$$

这种简洁性允许机器级别上的推理语言与连续的逻辑操作。从可扩展标记语言向更为逻辑性定义的资源定义框架的过渡是朝着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万维网迈出的重要一步。2002年又引人了另一个标准网络本体语言来提高逻辑运算的性能。网络本体语言正是万维网联盟开发的用于本体构建的语言。网络本体语言有三个版本，每个版本根据不同的用途和复杂性进行区分。最高和最复杂级别的网络本体语言是一个逻辑语言，它可以表示诸如类、属性、关系和基数等变量。网络本体语言的使用将从“可以推理它们的工具的可用性”中受益，或者用伯纳斯-李的话来说，机器可以“假装在思考”。[49]网络本体语言、资源定义框架、一阶逻辑与描述逻辑(DL)的关系将在第五章中进一步讨论。

总结前面关于数码物个化的讨论，我们认识到这个过程包含三个关键概念：普遍性、互操作性与可扩展性。巧合的是，这些都是“客观性”的同义词。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客观性事实上是在不断的演进或个化的过程中的。这种客观性不仅限于人的理解，还需要机器的解释。关于“数码环境”客观化和个化的讨论，最近才进入了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从横向上看，我们可以看到，形式已经从通用标记语言(允许一台机器内程序之间的兼容)发展到本体(跨越互联网，在机器与机器之间)，这一过程逐渐涉及更多数量的对象、机器与用户，以维持其功能与稳定性。我们也可以通过缔合环境来衡量互操作性和兼容性。纵向而言，我们可以看到，数码物总是处于一个逐渐变得更加具体和个化的过程之中。超文本标记语言只是一个格式化的文本文件，而资源定义框架是一个复杂的文件，以高级编程与逻辑开发能力编码。因此，资源定义框架或网络本体语言格式下的本体与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的对象类似。面向对象编程有三个重要的特性：抽象，封装与继承。如此，一个类可以被覆盖从而生成新的类，它随后继承父类的某些属性和函数。我们可以在当前的网络本体概念中确定所有这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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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物的起源促成了对这些物的动力的调查，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新型的工业物的意义。由西蒙东而始，我们可以将起源的概念应用于数码物，同时还发现了我们以前会忽略和忽视的新动力。数码物的起源是具体化与物化的过程，首先是形式，其次是物之间明确的关系与联系。我们也可以把这看作是一个与主体间性相反的客体间性进化过程，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进一步阐述这一过程。本章末尾，在讨论了作为一般技术趋势的形式之后，我们来到了本体创造问题。现在我们应当提出这一问题：这些本体从何而来？ 我们也应试图理解从其形而上学的背景中脱离出来并变成纯粹实践的本体这一词语与概念所涉及的内容。在下一章中，通过对布赖恩·坎特韦尔·史密斯、埃德蒙德·胡塞尔与马丁·海德格尔关于物体与本体理论的研究，这些问题将得到更深入的解答。

第一章 数码物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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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物与本体

数码物的源头

在上一章中，我们介绍了本书的主题—数码物，并从标记语言的角度分析了它的技术沿袭。但研究不能止步于此，因为我们所讨论的只是西蒙东对技术演进理解的部分解释。本书的目的是研究数码物的存在，思考其生产、执行与利用。我们可以用一个三角过程来图解式地把握数码物的“生命周期”（图表6)。第一个过程中，本体创造者与计算机科学家为数码物创建元数据方案或本体；第二个过程则是在数据库与软件中执行这些方案，为数码物创造一个环境。因此，数码物可以被看作是通过将自身置于数码环境中来展示其存在方式。通过第三个过程，这些物体与机器构成一个技术系统，该系统进一步将人类用户融入其中。这个三角是由不同的技术组合构成的。

我们或许想要解决此类物体起源的第一个问题：它们来自哪里？我用复数“起源”(origins)而非单数，因为它们总是多元的。一个脉络需要多重起源，每一个起源都提供给我们关于物体存在的哲学思想。对于起源的探求是发掘我们已经在最初就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已经被历史发展所掩盖的知识的一种方法(譬如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有些起源仍对当今产生影响，但是它们的来源却被遗忘了。关于西蒙东所说的技术物的“绝对开端”的讨论将作为我们讨论的第一步。在从二极管到三极管，再到四极管与五极管(西蒙东用于说明的典型技术物)的演进中，他提出绝对开端不是二极管，而在于“电极的不可逆性条件以及电荷在真空中传输的现象”。[1]这一绝对开端是充当技术物基础的不可简化的技术原理。我们能否就数码物提出同样的问题? 我们如何定义它们的绝对开端？如果我们追溯足迹，我们总能找到几个不同的历史，例如，在军事技术、人工智能，或人文数据的文本编码规范(TEI)中找到数码物的起源，但这些可被视为相对的起源。这些起源当然值得在历史领域内大书特书，但在此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立场。关于这一绝对起源，我提出了两个方向，一个是纯技术的，另一个是哲学的。前者涉及机器的语法操作，即机器可以理解的语法结构；后者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对本体论的一贯哲学追求。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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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将研究本体论的概念。在上一章的末尾，我们已经将网络本体理解为数码物具体化的现状。还有必要在这里指出，本体论在网络本体出现之前早已存在。本体论最初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qua being)，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它本身具有的特征的学科”。[2]本体论的发展可以总结为——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导论中所见——本体(ontologies)与本体论(Ontology)。前者指形式化与表征的理论；后者是指海德格尔所谓的基本本体论。前者关心的是存在物(Seiendes);后者涉及存在(Sein)。从表面上看，这就构成了本体论与本体之间的对立或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就是存在物层面的(ontic)]。我们可以说，本体论是对本体的批判，然而，我们也会看到本体如何成为本体论的物质支持。

其次，我们将讨论计算的“语法本质”。计算机通常被描述为“语法的”而非语义的机器；语法是从形式而非内容中派生的。计算机实际上并不理解句子的含义，而仅仅明白其语法。约翰·塞尔(JohnSearle)的“中文房间”思维实验批判性地说明了“语义不是语法固有的”。[3]实验是这样的：想象一个不会中文的人坐在房间里，另一个无法看到房间内部的人用中文写命令给他；房间里的那个人—一个黑箱—必须按照一套已经提供的规则(用正确的中文字符)选择正确的答案。这台“计算机”通过了图灵测试,[4]并能使观察员相信他懂中文。看起来电脑好似真的懂中文，实际上却完全不懂输入的中文含义，而只是根据预先为其生成的规则执行命令或语法。塞尔进一步指出，此类机器不是真的遵循规则，而是看起来好似在遵循规则。这些语法计算状态—不是物理学固有的，而是分配给物理系统的；换而言之，他们不具有任意权力。[5]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其与上一章中讨论过的形式质料说相提并论。机器不是按照命令的意义，而是根据遵循逻辑规则与符号顺序的指定语法来处理命令。譬如，当给出一个如<book><title>论数码物的存在</title></book>这样的简单的可扩展标记语言标记，计算机不一定理解“标题”(title)的意思，但是当它看到请求“标题”，它就会检索字段“标题”内的内容，这是机器“思考”的原理。计算机是否具有语义的问题将在后面进一步阐述。现在我们只需要认识到，计算与标记语言的语法本质使“语义网”中的“语义”经不得推敲。

第二章 数码物与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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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章通过对各种本体的逐步研究将解决这两个问题：本体的概念与语法与语义之间的关系，同时特别关注认知与计算机科学家布赖恩·坎特韦尔·史密斯的《基础本体论》、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形式本体论》与马丁·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本体与语义之间的关系在此并非昭然若揭，但是对于语义与语法的讨论将会引领我们进入对计算本体的研究。此处我意图主张，如果我们要理解数码物的存在，那么本体的这两个概念就不能相互分离，且我们不应该如塞尔所指出的那样将语法与语义置于对立关系；相反，我希望通过分析这些差异来表明，这两种对立需要通过第三个术语——即个体发生与关系—来解决。

本体认识论与第一哲学

美国哲学家奎因(V.W.O.Quine)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本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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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数码物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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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体问题的奇特之处在于其简单性。它可以被概括在三个盎格鲁-撒克逊单音节词中：‘有什么(Whatisthere)?’”[6]首先要牢记一点，这并非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它是什么(τoτíèστt)”的问题，而是“有什么”。此概念有两个广义的维度：即使我们不了解它们，也有一些事物存在；我们知道有些事物存在或已经存在。本体论问题涉及前者，而后者则被认为是认识论的主题。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这种关系似乎完全模糊不清：我们如何了解我们不知道存在的东西的存在？上帝的存在的问题就遭受这一难事的困扰，并占据了中世纪形而上学的核心主题。即使就本应已知存在的事物而言，也有必要考虑是哪一个人如此声称，而这又取决于他的文化背景与类似的因素。本体论者非常熟悉这种困境。正如奎因所言，“在任何本体论争论中，反方的支持者都有不能承认自己的对手与其不一致的劣势”。[7]不同意某人的本体论是承认我不赞同某些东西，这反过来成为自身本体论的反向承认。“有什么?”不仅是哲学家的问题，也是科学家，甚至机器人的问题。因此每个人都同样遇到了奎因提到的本体缺陷。

承认这些缺陷并不令人欣喜，因为它们抨击了(不仅仅是语法的[8])准确到足以描述世界的普遍范畴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家们想要寻找一种能牢牢把握本体问题的方法。康德在评论亚里士多德发展十个范畴的尝试时写道：“定位这些基本概念是一个值得像亚里士多德这样尖锐的人来做的项目。但由于没有原则，他在碰到它们时就把它们夺取了。”[9]在整个历史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定义这样一个普遍语言的尝试。也许每个已知的哲学家，至少每个时代，都发明了自己的本体论。在《词与物》一书的导论中[10]，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借鉴了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Wilkins)(切斯特主教)的本体模式，以及20世纪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LuisBorges)的戏仿，来证明寻找本质的问题性。威尔金斯主教在他的《论真实符号与哲学语言》一文中将生物分成了九类，共有40种，如图表13所示。威尔金斯的分类学被设计为理想语言的基础，可以通过一系列基本概念的系统组合表达任何可能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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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码物与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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