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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独异才是王牌？新中产生活图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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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网络的根本要求就是“新”。一方面，不断地有新的文字、图像等被发布出来，极大地排斥了原有的。这些文字和图像都至少要有些新意，有些独特性和趣味。另一方面，许多数字化客体内部也是不断改变的，比如某人的博客或脸书页面；[38]在这一层面上，对“新”的绝对要求以“更新”的形式来实现。同步、新鲜以及更新带来的结果，就是受众（同时也是生产者）与文化的关系也成了瞬时的：文化只有瞬时性，并只在瞬间被体验。与过去和未来的关联被弱化了，只有此时此刻的新东西和实时的东西才算数。
第五，网络上的是一种重组文化。由于文字、图像等是可以数字化调取的，人们可以轻易利用它们，在上面做文章。[39]这样的结果，就是新内容经常是由已有内容重新混合而成的。所谓新，就不再仅指以前完全没有过的全新之物，类似先锋派那种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新”，而是指重组技术和混聚技术（mashup）制造出的相对的“新”。于是，“新”的标准降低了，原创与复制品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脆弱。链接功能为这种文化的混聚形式做出了贡献。相应地，文化在文化机器中变成了一套“文化资源”系统。[40]
文化机器的上述五个特征有一个共同的效果：在它们的作用下，典型现代社会那种文化的普适性在消失。这曾是市民时代高雅文化及教育文化的根本特征。典型现代社会认可的文化——至少在市民阶层内部受到所有人的认可。文化生产者与受众之间明确的区分，对“经典”文化客体的追求和这些文化客体的级别高下，文化活动的指定环境（剧院、音乐厅、阅览室等），以及新旧之间清楚的界限，这些都是市民文化的显著特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建立一套普遍适用、适时更新的规范。与之相比，组织化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即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占据主流位置的电影、广播、电视文化，对新、时尚和热门的要求已经激进得多了。然而那个时代的文化也允许并强迫——只是不再针对高雅文化，而是通俗文化——文化的普适性。依旧是少数生产者与多数观众两两相对，依旧有指定的文化环境（电影院、客厅），文化客体依旧是稳定的（例如一部部电影），而且旧与新之间的区别依旧是重要的。而如今的晚现代数字文化却完全不同，由于上面所述的五个特征，它催生了一个文化空间，一个“过于充盈”、五花八门并不断变化的空间，它撑破了普适性文化模式，而为各种独异化形式留出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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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性及机械性独异化进程
令人惊异的是，乍看似各种不同的数字技术现象，仔细观察后发现它们都是系统性地制造、推崇独异品的过程。如我上文提到过的，数字网络的基础技术要件——算法、可计算性、互联网的全球通用组成了一套基础设施，推动着主体、客体和集体的独异化。[41]在此要区分文化性和机械性两种独异化进程。
我们首先来看文化性（和感性）独异化进程。它产生于主体与机器的互动，以及使用机器的主体之间的互动。例如社交媒体上争相表现独异性的个人主页，通过3D打印等技术产生的独异于人的图像、文字和物品，以及同道中人在网络平台上组成的共同体。主体、客体和集体的独异性，在实际的社会活动中是靠关注度市场、赋值、共性心理以及关系网络决定的。
然后我们来看机械性的独异化进程。起初它纯粹发生在机-机互动层面，与主体的认知或理解完全无关。我曾在上文指出，电脑技术是一种普适化进程，但这还不是全部真相，因为机-机互动的确也能产生独异性，是的，观察并机械化处理独异品越来越成为数字技术的宗旨。已经长期存在的数据追踪（datatracking）是这一机械性独异化的典型范例，用户的消费偏好和兴趣倾向都能借此得以确定并实时更新。大量的数据，即大数据（bigdata）可以借助通用算法得知单个用户独有的特征，甚而有可能得知每个人独有的特征。普适性与独异性的社会-技术逻辑是相互关联的，就二者的关系来说，数字技术的特点体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在使用电脑的社会活动中，主体、客体和集体的文化性独异化进程；第二，主体和客体在技术内部经历的机械性独异化过程；第三，通过算法、可计算性和数据传输实现的技术层面上的普适化进程，这是前两种进程发生的背景架构。
数字性的主体：表演出来的“真”与可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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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这个词所指的内涵，正在被数字技术改变着。[42]技术将晚现代的“自我”置于特定的独异化形式之中，主体自己也在主动推动这一过程。主体将自己作为独异品来对待，外人看他也觉得他有独异于人的潜质。主体的数字性独异化进程有两种形式：个人对外形象的文化性独异化，它是要由观众来认可的；以及主体的机械式独异化，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背着主体”进行的。两种进程中，主体都被制造为独异品，而且是一种模块化或曰编曲式的独异品，将各种单独的元素即模块组合编插在一起，就产生了这个独异品。单个的模块被编插生成主体的对外形象。下文我们会仔细分析，在数字技术中，晚现代主体在根本上如何成了一种形象主体。[43]
首先应该来看一看主体在网络上如何对外进行独异化，即主体如何打造个人可见的独异性。互联网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每个人在网上都显得是他自己，就是说不是作为众人或一般人，而是有名有姓的个人，有外表和个性。脱离了阶级和出身，每个晚现代主体都拥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新的特权（不过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强迫），即将自己展现在文化机器上，并不断地打磨个人形象。社交媒体可能是进行自我展示的最重要的场所；可以用“脸书范式”来概括这一现象，其特点就是，个人形象在这里是被有目的地放置并加以维护的。[44]
数字性主体的（自我）塑造，总体上发生在文化产业框架下，整个晚现代都打上了这种框架的烙印：它以关注度和赋值竞争为形式，即独异品的关注度市场。文化产业化不仅限于上文所说的，只针对独异性经济的客体，而且在对主体的关系中，文化产业化也在占据统治地位。这一进程又从数字媒体技术那里获得了决定性的推动力。网络上形象主体的独异化过程，是晚现代主体参与整个社会独异化进程的另一支柱性机制，其重要性仅次于知识文化劳动力市场。在网络上，主体（从小就）学会了一点：要想成为有价值的人，就得在关注度竞争和赋值竞争中，不断让人看到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因此，晚现代的自我是一种戏剧学上的自我，他的主体化主要取决于他成功地在人前展现自己。晚现代主体本身与他在观众面前所表现的那个“他”越来越成为一体了，互联网就是他的舞台。
这种表演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可以通过比较来看。针对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组织化现代社会，大卫·里斯曼（DavidRiesman）总结了一种主体类型，这种主体也在不断地打造自己的对外形象；这种“他人引导”（other-directed character）的个性所追求就是，作为岗位上的员工，作为同龄人中的一员，或作为郊区的一介平民，要在别人眼里有成功的表现。[45]到此为止，似乎都很相像。如果观察一下这种表现成立的方式，那么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来了：里斯曼描述的“他人引导”者努力要在社会上不引人关注，不要太个性，更不要成为怪人，要符合“适应社会”者的标准；而“形象主体”想要的正好相反，他要通过表演，在关注度和吸引力竞争中脱颖而出，仅仅作为群体中默默无闻的一员，这对他是不够的，他主观上也不能满足于此。晚现代主体想要，而且别人也期待他拥有并展现一种不可替代的人生。他所要的，如我们上文多次说过的一样，是以一种“真”的方式“做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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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在晚现代文化中的重要价值，以及“真”与独异性的关系，我们在文化性货品市场那一节中已经分析过了。[46]对“真”的追求也一直伴随着数字性主体的自我塑造过程，它有两种“真”的表演形式，二者又是相互矛盾的。说它矛盾，是因为一个主体的“真”从字面上来说只关涉他自己：他是“真”的，只要他觉得自己不是人造的，而是“真正”的——这就是说，只要他追随的是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必要时会与别人相悖。这就是晚现代主体想要的。而同时，这个主体所生活的文化，又把“真”作为社会的一种根本期待：主体应当是“真”的——“做你自己，请做你自己！”我们上面已经看过，社会是否对人认可在何种程度取决于他是否“真”得独一无二，所以主体就要把自己表演成“真”的。数字性主体的自我制造，其实就是制造这种表演性的“真”。
“真”的表演在互联网上、在更加苛刻的关注度经济环境下进行，这是一场与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博客等争夺可见度和认可度的斗争，这些我们在经济领域那一节里已经细细分析过了。只有当主体以一种“真”而且有趣的方式，作为独一无二的人出现在别人的认知中，也就是说这样被人看见，他才有机会在这场斗争中胜出，才能不断积累独异性资本，保证自己在社会游戏中的地位和认可度。[47]可见度和认可度取决于观众的注意力，然而因为（上文分析过的）大量用户对文化形式的过度生产和更新，注意力又成了文化机器中的短缺品。简明扼要地说：只有被人看见，才能保证社会认可，而不被人看见就意味着主体在数字世界中的死亡。这是独异性社会的一个根本原则，是独异性社会媒体技术造成的一个根本后果。
个人形象的表现形式及编曲式独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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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我已经提到，个人形象这种形式是主体数字性独异化的根基。[48]数字性主体的个人形象是文字和图像元素的编插组合，他试图用这个形象表明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是不可替代的。个人形象在某些情况中有其格式，用户须填写规定的标准板块栏目。[49]在另一些情况中，个人形象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设置。前面我们说过，在知识文化产业中，个人形象是劳动主体的主要格式。[50]其实它也是数字媒体的一种主要格式，这种格式力图在数字媒体上展现“整个人”，因而升格成了制造个人存在感的场所和手段。此外，借助个人形象将自己独异化，成了主体永恒的任务：他在个人事务中不断地进行着独异化。
文化机器中成功建立个人形象的标准与独异性经济中的标准是一样的，两种机制互相增强：某人被认可为独异于人，其优异就在于他的独异性和与众不同；这个人以非同寻常而且复杂的方式做“他自己”，意思就是，他有内在厚度，这使他“有意思”。同时，他与其他人看起来完全不同，甚至有些让人惊异的地方。在数字化个人形象上，主体打造着自己的独异性，其途径就是将相反的两种标准——多面性和统一性结合起来。一方面，主体努力展示自己的兴趣广泛、生活的多姿多彩；另一方面，这些异质的元素要能成为一个辨识度高而又能引起人兴趣的整体。
在数字化个人形象中，主体想要多样性，社会期望他的多样性，二者都可以通过搭建模块化的整体造型来办到。整体造型是指：人们利用二维空间，来展示自己这个人——一幅媒体元素（文字、图像）构成的拼贴画。模块化是指：单个元素已经具备了，它们作为单个元素能被人看见，而且是符合指定格式并可以调用的。在数字化时代以前，人们都是未知而且起初显得有些神秘的“个体”，要经过较长时间的交往或友谊才能了解他的特点（这还不一定能做到）。晚现代主体则借助模块化的整体造型来展示自己，他展现的整体造型是由各种元素构成的一种独异品，初看上去，它像一首“编曲”，而且可以直接读取——就像一本打开的书。比如说，他对某种特定的音乐风格感兴趣——这一点不仅会被说出来，而且有链接显示他点评过哪些音乐人，听过哪些音乐会，有完整的音频文件。再例如某人对某一政治话题感兴趣，对某些特定的国家、城市或风景感兴趣，喜爱自己的居所或怀念以前的居住地，参加了本地某家体育协会，或者对美食有研究——所有这些不同的个人特性都可以用来搭建个人整体造型，因而原则上有同等的可见度。这些特点及兴趣单个来看可能根本不独特，而且多多少少有普遍性，但经过编插组合，将这些元素“编成曲”，一个人以及他的“天空”就成了独特的。简而言之，在个人形象中，不可替代性的构建方式是“编曲式的独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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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形象却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上演的“新鲜表演”。“更新”是网络日志或博客的固有要求；脸书又通过“个人时间轴”（Chronik）功能进一步增强了这个要求。形象主体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的独特和多面性，不断地进行新的表演。说自己喜欢哥伦比亚，喜欢巴洛克歌剧，爱自己的孩子，这种表白只做一次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新近发生的活动将这些热情和兴趣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公众面前付诸实践。比如某人现在就在哥伦比亚旅行，不断地发布旅行感想和照片，或至少要链接上有关哥伦比亚的最新报道。某人现在就在参加巴洛克音乐节，或至少要提到并链接到现在的一个音乐节。或者某人现在就在跟孩子一起做着有趣的事情，并把全部过程放到网上。互联网的本质就是关注当下，“不断上演的新鲜表演”将这一点转嫁到了“制造”主体的层面上。这里的独异化就是指，在多面的活动中总有些新鲜的东西，而个人形象组成的世界总在保持最新现场状态。
形象主体不断制造自己的独异性，这个过程中他最偏爱的形式就是可视的体验。[51]“个人时间轴”以照片和视频为主，这些可见的现实在暗示着所发生的事是直接真实的。文化活动和旅行特别适合用照片和视频来展示，小的生活细节也同样适合，只要这些细节里有新鲜的、不寻常的东西。自我总是“在现场”（live）（比如通过“自拍”来体现）。然而，主体不仅是为了记录一些重大的活动，他关心的是如何让观众看见自己的主观体验。关键是，晚现代主体装扮自己，不仅是要显示自己正在做有趣的事情；他对特别之处的感知和体会才是让他显得与众不同的一点。这里还需要“真”这个法宝。只有主体不仅在展示，而且能在一个情景中感到“实现了”自我，他才显得“真”。可是，如何才能让别人看见这种无影无形、一闪而过的心理体验呢？借助数码照片，人们似乎觉得这种自我体验可以被感受到。实拍照片和短视频经常是不完美的，却因此显得更真实，因为它们是“直击现场”的——比如巴洛克音乐节的现场。它们能让实时刷屏的观众同时或事后体验到主体此时此刻的经历（或者他自称经历的事）。[52]
链接和点赞也有助于自我的独异化。与文化活动和个人体验相比，这二者不需要太费事就能体现某个人的独特性。链接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主体从文化机器里数不清的，但主要是新鲜发布的文字和图片中撷取一些，说它们是值得注意的。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Simmel）认为，个人性是在与社会圈子的交叉中产生的，[53]按照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说，数字性主体的独异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链接汇聚而产生的：看我的链接，就知道我是个什么人了。这些多面且独特的链接（可能还带有点评）指向别人的文字和图片，从而凸显了发送链接的主体是具有多面性和自复杂性的。脸书发明的“赞”尽管更程式化一些，但有类似功能：不仅我链故我在，而且我赞故我在，就是说我也是由那些我“喜欢”的东西构筑的。主体的链接，体现的是他（数字化）见多识广的一面，而他的赞，则体现了他的独特情感。链接和赞有一种特殊形式，即“好友”，这是一些与主体相互关联的其他个人形象。与其他主体的相互链接，以及与他们有趣的个人形象的链接，在数字世界中构成了齐美尔所说的“社会圈子”：主体让所有人知道，他认识的人有哪些，并通过展示这些人的多面性和独特性，表现了自己的多面性和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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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个人形象机制性地形成了数字主体的正面情感文化，因为往来于这里的情感体验，几乎清一色都带有积极意义。视觉化体验过程一般就是为了留住一闪而过的正面情感——各种场合的正面情感，比如家庭聚会、开幕式、旅行或外出用餐。不断进行自我展示的个人形象，在一同表现着一个世界，它由各种活动中产生的激情和兴趣构成。这些活动大多没有争议，比如旅行、音乐或家庭。有人研究了脸书范式的个人形象后指出，它们连细节都是经过“抛光”的——就是说被抬升过，抬升为被人所喜爱的，甚至让人嫉妒或光芒四射的。[54]这些形象总是为了个人魅力，但并不追求在传统的意义上达到完美（这有可能显得不独特或不够真），而是要着眼于有趣的日常，从而显得与众不同。说个人形象在这种意义上有积极意义，并不是说它们没有为个人缺陷留下空间。而正是通过展示自己的不完美，主体才显得“更亲切”，从而更真实。[55]不过，这些“小缺点”必须小心安置，让它们能融入个人魅力的整体图景中。
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还是观众，也就是其他用户。他们会通过分配关注度和赞赏去认可某个形象的独异性，或者不认可。如上所述，数字化主体活动在媒体的吸引力市场上，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货品，争夺着可见度和赋值。文化资本主义中的货品及其观众（即消费者）通常是分离的，而文化机器的数字化吸引力市场上，生产者和受众则是可以互换位置的：许多个人形象在这里互相品赏。当然，形象主体面向的受众圈子是很多变的，包括可能最大范围的、无限的观众群，比如博客或YouTube创作者面对的观众就是这样；也包括如今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半开放的好友群体。但关注度问题和赋值问题一直存在，因为一切总是为了惊鸿一瞥，从而获得关注，总是为了在不断寻找乐趣的“评委”面前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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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互联网为形象主体们提供了特有的量化技术，好让他们估算自己和自己的形象获得了多少关注和赋值。借助页面的访问量和转发量（即关注度）以及点赞或“好友”的数量（即赋值）就可以确定自己的独异程度。[56]这里也受独异品关注度经济法则的统治[57]：谁受到了关注，谁就有机会获得更多关注。此外，算法——比如脸书的“信息流”（newsfeed）——还能优先推送那些点击量高或点赞多的帖子。数字化基础设施就这样在关注度短缺的情况下加剧了马太效应，促使数字市场上发生“赢者通吃”现象。同文化货品世界一样，数字化世界中也存在少数明星，他们有超高的可见度，由于“好友”和无名崇拜者的认可，他们可以享受自己与众不同的感觉；同时还存在许多不太受关注的个人形象。
大数据与“察得的”个人形象
网络上的主体互相观看，面向公众进行着独异化；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独异化进程在主体“背后”推进：这是一个纯粹机械操作的过程，是数字化电脑网络观察主体之后得到的结果。这一过程就是基于算法的观察系统，它的目的是了解主体的特征。观察并不是指什么监视，而是普通意义上的：系统观察它周围的环境，区分并标识里面的各种现象。[58]这里使用的数字化操作方法很多，从脸书或谷歌的数据分析到自追踪设备（随身携带的设备），它们不是内心的观察或交流中的观察，而是用于观察的机器系统。它们处理的不是信息或意义关联，而是数据，大量的数据：大数据（BigData）。这种基于算法的观察技术对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可以用于各种现象、各种场所或趋势。这里面尤其重要的是对主体各种活动的观察。[59]关键在于，这套机器-算法的操作没有把主体分成类型来看待，而是当作独异品。[60]
数据化电脑网络带来了一种技术，它使主体不再被标准化，而是一边被观察一边被独异化。这代表着现代科技史上一个重要节点。典型的现代社会将主体区分为一般和特殊，以公众-体制和私人-生活的两分维护与主体的关系。在个人及私生活的世界里，人们完全可以对个人性产生兴趣，而在经济、国家或科学机关这些与工业科技紧密相关的领域，主体被认为是承载普适性特征的。如果在这里显示出特殊，一般会被看成问题，比如不适应社会、犯罪、疯狂、变态。Profil[61]（英文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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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这种格式在晚现代成了独异化的主要格式，而在19世纪末，体制要对付负面的独异性时才会用到它，这个词也是在这种用途中才变得广为人知：它是指刑事领域的罪犯画像。这个来历真是有启发性，而且不无嘲讽。要抓住一个罪犯，必须了解他的心理特征，了解他不同于常人的个性。[62]
在晚现代，个人-私有与体制-普遍的两分坍塌了，而且与数字技术不无关系；主体的独异性脱离了个人和私生活领域，借助那套数字化基础设施走入了公众视野——也许是全球的公众。与此同时，经济、政治、科学等各领域都对观察主体产生了兴趣，而技术也有了这个能力。从体制上来说，某人的独异性不再是问题，而是值得了解的事实。于是，通过网络算法，企业想获知每个消费者的特色，党派想知道每个选民的情况，医学想了解每个有机体的特征。这种观察技术的标志，就是主体从不会被作为整体对待，而是被看作模块式独异体，也就是说由离散元件拼插组合而成的。搭建主体独异性时所用的各种模块，可以是电脑用户留在网络中的路径（tracks），或者他的各种亲身参与的活动，也可能是他的认知。
最著名也是现在使用最广泛的路径追踪技术，是所谓“网络协议”和“人分析”（peopleanalytics），脸书等平台和谷歌等搜索引擎都在推动这些技术。[63]借助这些技术，可以从用户无数的活动即他的网络足迹（traces）中，一步步得出他的特征，也就是他访问过的网页，他买的东西，他的链接，他的“好友”，他参加的网络圈子。有了这些足迹和标记，通过算法就可以得出他的偏好影像。与面向公众的个人形象不同，这种机器操作的主体形象不必具备统一性以提高个人辨识度；只要得知每个人的偏好就行了，全部的、杂乱的偏好，比如他喜欢的音乐，他的政治态度和衣着。在算法的观察之下，主体看上去是一种综合的主体，机器对他们进行观察比较，将他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分成模型，其他用户也同样表现为这些模型（例如他们都有某种共同的音乐喜好）。这样得出的个人形象也是单个模块的组合。很明显，这种机器操作的独异化，是以发掘个人内在结构为目的的，为的是预知他以后的行动。这种独异性与以前的“个人因素”不同，个人因素为每种社会规则都增加了一点不可预知的色彩。这里则正好相反：数字化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成了透明的，他作为独异品的行为，看似是可以预知的。
经机器独异化得出的个人形象，并不是用来展示的（像社交媒体那样），而是一种观察所得的形象，着眼于主体的活动，目的是在某些特定方面确定主体的内在特征。在这层意义上，机器通过观察得出个人形象，对每一个主体的了解可能比主体自己更多。[64]虽然有人批判这种技术，但还是得说，这里并不单纯进行着普适化或类型化。使用人分析的算法，是为了观察单个形象主体的特点，比如他的喜好。以前那种“均等的社会人”未免太粗略了，也不是关切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字化观察系统与工业化现代的观察技术有根本区别。工业化现代社会也对消费者和选民进行研究，但采用的手段是抽样调查，即小数据，这样是不能将主体作为各不相同的独异体加以了解的。而且这一点似乎在当时也完全没必要。统计数据体现人们某种活动的频率，体现他们的相互关系，很适合用来确定大型消费者群体或选民群体的一般、类似、典型偏好。只有借助数字化观察工具接触到大数据之后，人们才能对各不相同的主体进行追踪，并将主体作为独异体来对待。[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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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路径追踪之外，主体的机械式独异化还有另一个形式：人体跟踪。[66]这是一些测量工具，持续测量并评估身体的功能，有的安装在随身携带的相机或话筒上，将主体在室内的活动或他们感知到的东西记录下来。这样，就得出了一个主体在身体方面独一无二的形象，比如可以为他量身制定治疗方案。独异性的模块化被用到每一个器官的功能上。单个的身体不再是普通智人一个简单的个案，或某种常见疾病的案例，人们可以从生命医学的角度把握其不可分解的独异性，最后在医学方法上进行一种独异化。[67]主体自己也可以通过了解自己身体的活动，自省式地观察身体的独异性。[68]
类似的还有所谓“生命记录”（lifelogging），这是一种数字化记录生活的方法，比如借助便携式相机。[69]记录下来的，主要是独异的个体看到的世界，即一个人清醒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生命记录作为个人感知类数据，能够用于解读和反思。日常生活的瞬间——事后有可能被看作非常重要、发人深省、成问题或标志性的——被记录下来，这样，这些可视化的片段流就能被重塑成一种生活历程，提供给其他有兴趣观看的人，或用于某人自己的人生回顾。对主体的观察转向自省，将机器操作的他者观察与主体的自我独异化连接在一起：数据追踪出来的结果，主体是得不到的，而个人感知的移动式记录技术却能够让主体对生活方式和人生历程以叙事的方式进行反省。
个性化的网络以及软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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